苏轼刚到杭州，就接到文同写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的大画家，以善画竹闻名于世。苏轼画竹受益于文同不少。文同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想让苏轼做哑巴，不仅做哑巴，还得像个文盲。文同认为自己是最了解苏轼的，其实不然。面对西湖这样的美景却不吟诗，苏轼就不是他自己了。

文人见不得美景，一见就诗情涌动。一般人见了美景，赞叹几句就罢了，文人却能摄其精髓。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功劳，便是以美感激活了中国山水，使之从一种散漫的状态中剥离开来，提升为固定的审美对象。这所谓固定，并非要扼杀感觉。恰好相反，好的诗句或绘画向来能够激活感觉，它们并不武断。

诗句或画面，通常指向审美的多元和散漫。它们在提升的同时也在做着还原的工作。一切优秀的作品均在此列。萨特阐释凡?高作品的一番话，就说得很好：“如果画家给我们看一角田野或一瓶花，他的画幅是通向整个世界的窗户；这条隐没在麦田中的红色小道，我们沿着它走得比凡?高画出来的部分要远得多。我们一直走到另一些麦田之间，另一朵云彩底下，直到投入大海的一条河流；我们把深沉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穷远……结果是，创造活动通过它产生或重现的几个对象，实际上却以完整地重新把握世界作为它努力的目标。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

萨特的这段话十分重要，苏轼的许多词句就说明了好的诗句不仅是对某一风景的把握，更是以此为出发点，通向更为广阔的审美前景。

苏轼到了杭州之后，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人间天堂”的湖光山色之中。城南的钱塘江，江水滚滚东流，自成一景，尤其是每年七八月份的钱塘江大潮，气势宏伟，声势浩大，总是引发苏轼对神奇大自然的赞叹。当然，最让苏轼流连忘返的是位于城西的西湖，这里无论雨雪阴晴，无论早霞晚辉，都能变幻成景；而湖畔绿柳成荫，远望则山峦连绵，别有一番风味。

杭州府衙就在西湖南岸的凤凰山麓，深爱西湖风光的苏轼，正好来去便捷。因此，他公务之余，便到西湖边上赏景散心。西湖边有座望湖楼，有时苏轼一个人待在那儿，享受一下摆脱人群的孤独。有时，苏轼会和朋友结伴而来，饮酒畅谈，生活十分惬意！

时值六月的一天，苏轼乘船游览西湖，忽然黑云翻滚，大雨倾盆，暴虐的雨点落入船中。天色骤然生变，苏轼只好放弃游湖，于大雨中登上望湖楼。他凭栏徘徊，情随景动，随口涌出七绝诗篇：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首诗是《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组诗中的一首，展示了雨中西湖的奇妙景象。风雨交加的时节，西湖未尝不是别有味道。云集而雨降，风来而天晴，来时迅猛，去时极快。雨后水天一色，分外清新。

暴雨后的西湖令人迷醉，当然，晴天游湖又是不同，云白，天蓝，山青，湖绿。暴雨生跳珠，细雨起涟漪，涟漪接着铺向空蒙的山色。苏轼另一首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把西湖之美推到了极致：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之前，西湖本无定称。郦道元注《水经》，称明圣湖；唐人传说湖中有金牛，称金牛湖；白居易治湖，筑石函泄水，百姓因敬爱他而称石函湖；宋初称放生湖。苏轼此诗一出，西湖、西子湖的称法广为流传，湖的名称便定下了。

这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准确提炼了西湖的风光：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漾，光彩熠熠，十分动人。天气渐而转阴，细雨飘洒，远处的群山若有若无，非常奇妙。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而对于西湖，则无论晴天也好，雨天也好，都是景色撩人，意味盎然。

苏轼眼中所见，虽是西湖之美，但美好的事物总是有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相似之处，因而，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同样具有韵味的西施。无论是西子之美，还是西湖之美，都不在皮相，而在神韵。

旖旎风光，缱绻诗意，尽在笔下。苏轼的这首小诗，描写的不是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和概括品评，而语言俏皮，比喻新颖，更显其信手拈来的灵气。清代学者王文诰称此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千百年来，这首诗广为流传，成为咏叹西湖的绝唱。

除了在西湖之畔流连，苏轼也喜欢去凤凰山顶的有美堂，这里右瞰西湖，左临钱塘江，视野极佳。苏轼常和朋友们来此宴饮、题咏，远眺秀美湖水和浩渺江波。不过，说到钱塘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观潮盛况。

钱塘江，最早见名于《山海经》，因流经古钱塘县（今杭州）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大潮，则不仅是杭州的奇观，更是世界一大奇观。每年金秋时节，钱塘江在天体引力的作用下，加上特殊地形，常常形成特大涌潮。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

钱塘江大潮如此宏伟，杭州人民自是不会错过。在钱塘江观潮的最佳时间，即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日，人们总是呼朋引伴，倾城而出，聚集在江边，等待盛况来临。在这特殊的时节，杭州官府也大开城门，夜不宵禁，以让人们尽兴观潮。为了增加观潮的娱乐性，数百名训练有素的弄潮儿还会在江边伺机待发。他们年轻力壮，手持大旗，皆欲溯迎而上。对于技巧高超的弄潮儿，他们往往在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却不沾湿。

苏轼向来对雄奇景观情有独钟，对钱塘江的盛况，更是一心向往。观潮之日到来，他便与知州等人一起早早地前往钱塘江。只见潮水席卷之时，浪花直冲云霄，惊涛拍岸，涛声震天，大自然的伟力令人目瞪口呆。苏轼的心中涌起万千豪气，他为此写下了许多关于钱塘江大潮的诗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催试官考较戏作》），“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瑞鹧鸪?观潮》）。

钱塘江观潮，尽享自然之浩**；西湖泛舟，饱含清幽雅致的意味。苏轼在杭州的生活，总能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为了在并不顺利也不满意的官场之外，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他也经常漫游在名山古刹之中，寻僧访道，谈禅论法。苏轼徜徉其间，悟出了无数的人生哲思。

山里的高僧，不仅具有大德之慧，也善品茶，但互相不服气。苏轼发明了“三沸水”，老和尚们折服了。泉水、文火煮新茶，一沸水太嫩，三沸水又太老，而妙处在于靠听力和嗅觉把握二沸水。苏轼煮茶，明显技胜一筹，群山诸寺的和尚们甘拜下风。

苏轼酒量小，平生引为憾事，于是专心于茶道。他不仅煎茶、磨茶，甚至还栽种茶树。他的《种茶》一诗就描写了如何让被遗弃的百年老茶树重新焕发生机，正是“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一个人爱茶道，自然也爱喝茶。苏轼茶瘾大，一次能饮七盏，相当于今天的品茶客一次喝七碗茶。后来，他在密州的超然台上，犹自怀念杭州品茶的往事，《望江南?超然台作》中有云：“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生活千回百折，苏轼却过成了一首诗。在杭州西面的於潜县，有一座寂照寺，寺内有绿筠轩，其以竹点缀环境，十分幽雅。苏轼曾经到此处寻访，却迷上了这里的竹子。绿竹郁郁葱葱，风一吹过，沙沙作响，令人心旷神怡。

其实，在苏轼的眉山老家，竹子随处可见，但苏轼自从离开家乡后，便再难像儿时一样沉浸在绿竹的环绕之中。此时，他在陌生的地方再见似有儿时光景的竹林，难掩喜爱之情，又引发诸多感想，于是提笔写下了《於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於潜僧，指的是於潜的僧人慧觉，他陪同苏轼在寂照寺内探访，也一起到了寺内的绿筠轩。而苏轼在绿筠轩前写的这首诗，看似直白，甚至带有调侃的口吻，但却是苏轼借竹子的意向歌颂风雅之高节，批判物欲之俗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子因具有枝干挺拔、不惧寒暑、四季常青等特征，被文人赋予刚直、虚心、有节、高雅等精神文化象征。其与梅、兰、菊并称“四君子”，与梅、松并称“岁寒三友”，深受古今文人墨客的喜爱。

苏轼也正是借助了竹子的高节意向，表明他对雅士与俗士的看法：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一个情操高尚、品行正直的雅士，就如同傲雪凌霜的竹子一样，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俗态媚骨。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但其实俗不可耐，为人所不齿。然而，俗士是不会在意这些的，他们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或许一生都会纠缠于世俗之中。

一首小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苏轼对小人的鄙视和不屑。他早已忘了文同的善意奉劝，依然随心而行，率性题诗。

这便是苏轼，一个率性的文人，一位高节的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