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眼里，后生苏轼是一介文人，在政治上尚不足以指手画脚。

然而，苏轼有自己的基层体验。在凤翔任职签判的三年里，他曾跑遍凤翔的每一个县衙，每一处村落。在老家眉山丁忧时，他对维系生活世界的风俗与道德，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进而得出结论：风俗之厚，道德之淳，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风俗、道德和民心，乃是国家的柔性实力。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弱肉强食，势利风行，老百姓的生活失去安全感和方向感，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又怎么能够长期富强？

苏轼以民为本，王安石以国为本，二者矛盾了。

苏轼官小，王安石官大，但小官处处反对大官，弄得大官非常头疼。俗话说人微言轻，苏轼却是典型的官小声音大。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与欧阳修、范镇、富弼等朝廷重臣往来密切；二是他语言功夫超一流，极富煽动性；三是他能直接给皇帝写信，前后两封长信《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言辞异常激烈，充满了火药味儿。

苏轼敢于做斗牛士，狠斗牛形人王安石。他讲究斗争的策略，瞄准进言的时机，是个身形优美而潇洒的斗牛士。

有一天，神宗皇帝突然在便殿召见他，问以国策。他一点儿不客气，当面批评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神宗听了很不舒服，却好歹忍住了，温和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阁馆，皆当为朕深思治乱。”

皇帝的单独召见，令苏轼兴奋不已，逢人便讲。王安石听到了，顿时心下不悦，吃饭摔筷子，喝茶吹胡子……

神宗是个奇怪的年轻人，一面大权独揽，一面又想倾听大臣们的意见。毕竟变法事关重大，他和唐宪宗一样，想做中兴之主，重启国运。他有重用苏轼的念头，于是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态：不可。神宗只好作罢。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正是重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对“拗相公”言听计从。

王安石对苏氏兄弟都抱着极大的戒心。他所执掌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曾用苏辙为检详文字，负责起草一系列新法，但苏辙却屡与他意见相左。终于，双方合作不下去了，苏辙主动辞职。

苏轼、苏辙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或许兄弟始终共命运，价值观的相同可能是首要因素。早年在眉山，他们共读圣贤书，讨论国家大事，有时父亲苏洵也加入进来。“南轩”的书房，常常响起三苏父子激烈争论的声音。

三苏父子，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苏洵讨厌王安石，视王安石为装模作样、胸中藏有大奸之人。他曾经写过《辨奸论》，在京师流传甚广。现在王安石排斥苏氏兄弟，这里边是否含有报复的情绪？依两人的交往来看，可能性不大。有证据表明，王安石对苏轼的理解与欣赏，超出同时代的其他人。

王安石要干大事，扭转历史的走向，必须清除绊脚石。然而，绊脚石真是太多了，即使他手脚并用，又踢又搬，也力不从心。如果不是绊脚石自己走掉，“拗相公”力气再大，估计也只能干瞪眼。当时，司马光、范纯仁、欧阳修、张方平、富弼、韩琦、范镇等重臣都相继离开了朝廷，这与现代政治格局中的内阁集体辞职非常相似。神宗皇帝哭着挽留，但大臣们去意已决，纷纷请求外放，做地方官去了。司马光在洛阳一待便是十五年，埋头写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和王安石一样有耐心，都在等待时机，蓄积能量重新跃入活生生的历史进程。

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是个古灵精怪的绊脚石，体积不大，却分量极重，搬它费力，踢它脚疼。关键这石头还擅长在京师的地面上四处滚动，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对他的变法措施进行指责。

在苏轼眼里，国家是得变，但欲速则不达。苏轼认为，要像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而不能从严冬骤然进入酷暑。气温大起大落，肌体承受不了。几百年形成的风俗、道德，几年就要摧毁它，生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青苗法、市易法等，固然在短时间内充实了国库，却令城乡百姓遭殃，他们弃祖业，卖田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苏轼痛心疾首，在《再上皇帝书》中大义凛然地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书生意气，他似乎在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反对神宗的治国大略。这一年，苏轼三十五岁。论治国，他和王安石高下难以定论。论政治谋略，他远不及从政经验丰富的王安石。但苏轼在洞察社会生活方面，比王安石看得更细更远。

苏轼铁了心跟王安石对着干，于是这块绊脚石，摆到了王安石的眼皮底下。年近半百的王荆公，自然不会暗中放箭。他若是这么干，就枉称荆公了。

然而，王安石不屑做的卑劣之事，小人却乐意至极。此时跳出来的小人，名叫谢景温，几年来在官场苦苦钻营，却进身无计。后来，他思得一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成功地做上了王安石的姻亲，当上朝臣，然后发挥狗的本事咬上苏轼。他上奏章弹劾，说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的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神宗看了奏章，下令调查。这桩弹劾案闹得朝野震动，韩琦、范镇、欧阳修都站出来为苏轼讲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赠银数目那么大，苏轼一概不受，他犯得着沿途用官船卖私货吗？

案子终于了结，苏轼无罪。审案的过程长达数月，王安石一直不表态。他并不希望一棍子将苏轼打趴下，但这个新法的绊脚石必须挪开。神宗领会了他的意思，下旨说：“与知州差遣。”苏轼自从到凤翔任签判以来，已有十年，有资格做知州了。然而，圣旨下达中书省，中书省却改命苏轼为颍州通判。此时的中书省直接听命于王安石，变法的紧要关头，王安石当然不会让苏轼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神宗的旨意遭驳回，“拗相公”拗到皇帝跟前了。神宗挥朱笔再批：“通判杭州。”

杭州为东南第一大州，富庶冠于全国，是王安石“生财”的重地。从神宗的任命来看，他对苏轼还是很有好感的。通判这个位置很有意味，既不是副职，又不是部属，它是宋廷特意为节制、监察知州而设置的官位。看似闲职，不管事，但州府大小公事，须由知州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通判若是弄权，不合作，打小报告，往往会把知州弄得很难堪。知州忌惮通判，是宋朝官场的普遍现象。

杭州通判，在许多官员心中是个美差，但于当时的苏轼来说，却不是最好的归宿。以他当时之声望和资历，原本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原本可以有更广阔的发挥平台。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离京赴任，他也将家小携带而去，包括继室王闰之、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以及乳娘任采莲。

此时，苏辙在陈州担任学官，苏轼便到陈州盘桓七十余天，且时常出入张方平的知州府。十月初，苏轼、苏辙同往颍州拜谒欧阳修，又住了二十几天。张方平和欧阳修这两个老人是三苏父子的大恩人，他们曾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多年，却能联手把苏轼推上政坛和文坛。北宋士大夫，胸襟开阔者比比皆是。这个历史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苏轼逗留陈州之时，苏辙很不放心。他话不多，但诸事心中有数，沉稳内敛，不会像哥哥那样由着性子做事。不过，有一件事，他却说不上节制：十余年间，九个儿女相继坠地。他既高兴，又担忧。以他的收入，要养活一大群子女，委实艰难。他住在矮小的房子里，身量又高，“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苏轼便拿他的身高开玩笑。

入夜了，苏辙手执烛台在屋里走来走去，烛光把他的身影投到墙上。他的衣衫有些破旧了，动作也慢腾腾的，单看背影像个老者。他的生活方式也像个老者的风范，讲学回家，通常足不出户，不是诵读经史，就是照料儿女。

苏轼到陈州后，马上改变了苏辙的生活状态，常拉着他到处跑。

他们经常找恩师张方平喝酒。这个奇怪的老头儿，百杯不醉，像个酒仙。张方平也是反对王安石的，不仅反对新政，还讨厌王安石的为人，讨厌他的生活习性。在他看来，王安石是伪君子，欺世盗名，篡取高位。他骂一句王安石，喝一杯酒，仿佛后者是他的下酒菜。苏轼附和着，却不是附和全部，他恨王安石的新政搞得天下鸡犬不宁，却不恨王安石这个人。张方平喝一杯，苏轼虽只吮一口，酒意却悠悠**开来了。白发老头儿与黑发青年越说越有劲……这时候，苏辙会在嘴上竖一根手指，示意兄长话说多了。苏轼不予理会。酒不能喝痛快，话也不能说痛快吗？

回家的路上，苏辙再难沉默，他劝诫兄长：张方平曾任高官，又即将致仕，说话自然没有后顾之忧，但他们兄弟还在仕途中挣扎，说话应当谨小慎微，切勿口不择言，否则被有心之人利用，容易招致祸患。

此时的苏轼，刚在京城被小人陷害，虽然事情最终真相大白，但他也被变法派借机“逐出”京城，外放地方。仕途风谲云诡，错综复杂，小人又总是伏于暗处，伺机而动，企图抓住蛛丝马迹攻击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辙的担忧不无道理。

然而，心性单纯、待人旷达的苏轼此时并未意识到小人的可怕，面对弟弟的担忧，他只是宽慰弟弟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何况，不让他畅所欲言，他岂不是要得了心病？

苏辙了解兄长的性格，知道多说无益，但想到时局艰难，前路未卜，脸色有些黯然。苏轼拍了拍他的肩膀，不复言语。

他们的头顶，是夏秋之交的晴朗夜空，天高，云淡。

多年之后，苏轼多次受到小人责难，在仕途中饱受打击，颠沛流离。那时，他又想起这个夜晚，心中只剩下无限感慨：“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