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家乡丁父忧期满之时，他依照父亲在世时的约定，为自己办理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迎娶亡妻的堂妹王闰之。

此时，王闰之二十岁，但她十年前就与苏轼结识。当年，苏轼回乡为母亲守制，常和王弗到青神县看望王家亲人，闲聊生活趣事。或许此间，谈吐风趣、出口成章的苏轼在尚是幼女的王闰之心中，便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十年之后，已然成年的王闰之如愿嫁给了心仪已久的如意郎君。

既已完婚，苏轼决定回到京师。这次和前两次不一样，他和弟弟苏辙变卖了眉山的所有家产，开始漫长的“宦游”生活。临行之前，家乡父老前来话别，祝愿两兄弟前程似锦，待他日飞黄腾达，定要还乡看望。然而，没有人想到，这竟然是苏轼人生中最后一次亲近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

熙宁二年（1069），苏轼、苏辙带领家人十余口，从陆路过秦岭、经关中，回到阔别已久的汴京。

汴京城，繁华如旧。行人南来北往，商贩于街道高声叫卖，富家公子优哉游哉……似乎一切都是离开时的模样。但是，敏锐的苏轼还是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氛围，像弦在紧绷，又如野马嘶鸣。

苏轼的感觉没有错。京城，依然车水马龙，但一场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已悄然拉开帷幕，一场北宋历史上罕见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着。

北宋王朝到苏轼生活的年代，已逾百年，承平景象仿佛随处可见。词人柳永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写的是杭州，许多别的城市也可作如是观。诗言志，词为诗余，大抵表达闲情。仁宗朝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优哉游哉的形象，比如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像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子，满腹牢骚，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般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不能说全是溢美之词。

然而，承平也是表面现象。大宋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朝廷：“燕乐逾节，赐予无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中央财政拮据，又要维持繁荣景象，地方官就大肆搜刮，百姓不堪重负。农民揭竿而起的，前有王小波、李顺，后有宋江、方腊。除了这两次大起义，还有各地的小动乱，苏轼后来在各地为官，就曾多次奉命缉拿“谋反妖贼”。

民乱缘自官乱，一个历时百年的朝代，可谓乱象丛生。首先官制就是大问题，往往一官而有三人：居官的一人，去官的一人，待官的一人。官多职少，所以官员在位时往往抓紧搜刮，作为“闲居仰给之资”。去官的老家伙不时回头观望，待官的年轻人拼命往前挤，如此景况，宋朝的吏治就难免凌乱不堪。当时还贿赂成风，“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朝廷内部问题成堆，边患又雪上加霜。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惹得西夏国主要挥师南下。宋朝自真宗皇帝以来，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动辄进献财物，以求边境安宁。几十年渐成惯例，这加重了宋王朝的财政危机。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内顾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对于时局，苏轼洞若观火。他于服丧期间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思考很深入。他在《策略第一》中以比喻的手法，指出朝廷像个病人：“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以望而惊也！”

国家像个病人，那么谁是医国手呢？

临川人王安石扛起了这个大任，因而也成为古代文人直接影响历史走向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封荆国公，朝野尊称他为荆公。这是北宋的一个奇人，他年长苏轼十五岁，当苏轼于凤翔任签判时，他已经做到翰林学士兼地方长官。他政绩显著，基层经验丰富，一心想把基层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

王安石善于等机会，更善于制造机会。凡为政治家，这是必备的素质。宋仁宗屡次召他进京，他拒绝，有一次躲圣旨竟然躲进了厕所。他的目光很犀利，对仁宗皇帝了如指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著名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收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仁宗老了，不想对国家动大手术。仁宗之后的英宗，身体状况不佳，也缺乏意志力，由曹太后权同听政。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他辞官，但越辞，声望越大。治平四年（1067），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接着，神宗继位，改元熙宁。这个好学的年轻皇帝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赵匡胤。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未来几十年。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的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反之，则麻烦大了。

同王安石一样，苏轼也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着国家财政，吞噬着庶民血汗；又养着近百万只能维护皇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令大宋几代皇帝忧心忡忡。朝廷每年输金求和，虽有益于大局，却使军队的斗志大打折扣。

冗官，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销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首先拿官吏开刀，又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忧什么呢？或许，更多是忧国运不能长久。可是大批官员忧的是官帽和待遇，谁动了他们的帽子和钱袋子，他们是要拼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经久不息。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力量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且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方田法，保甲法，保马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然而，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权力之争，更没有涉及私利，而是在如何变革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执。苏轼在老家眉山丁忧后回汴京，复任原职于史馆。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历练。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过，在原则问题上，他毫不退让。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大的弊端。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新法又马上施行。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不够狠厉而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

变法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然而，由于变法中操之过急、政策执行不力和用人不当等原因，许多新法并未达到目的，甚至大大损伤了民力和民财，反而成了扰民的举措。

比如市易法。官府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收纳滞销货品，销售短缺物资。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商人失去竞争的优势。这固然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豪强富贾的势力，但是做着小本经营的商贩受到的伤害却是最大，他们大量破产，失去生活来源，结果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之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逐渐凸显：地方官吏为了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尽管朝廷明令禁止此种行为，地方却屡禁不止。百姓不分贫富，不管是否愿意，一律要接受政府的放债。为防止贷款流失，地方官又想出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此外，不少地方政府还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趁机向下搜刮。

这些都是新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而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凭借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未经较大范围的验证，便把新法骤然推向三百州。或许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一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