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作为副手，他并无显赫政绩。但他依然脚踏实地，恪尽职守，关心百姓疾苦，用自己最真诚的心与民同在。
凤翔天灾严重，要么洪水滔滔，要么久旱不雨。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便遇大旱。两个月不见一滴雨，地里的庄稼几近枯死。面对旱情，人们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苏轼率众祈雨，每日望着艳阳晴天，虔心烧香叩拜——这是科技不发达时代的非常方法。也许是虔诚感动上天，待到三月，终于有了点儿雨水，但不足以缓解干渴。暮春的雨，断断续续地滴落，大家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期盼着。终于，有一天夜里，雨忽然变大了，并且接连下了三天。凤翔人这才欢呼雀跃，额手相庆。田中麦禾有望生长了，而颗粒无收、食不果腹的担忧也将随之缓解。
苏轼高兴万分，将新建成的一座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以示庆贺。“亭以雨名，志喜也。”同时，苏轼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其以简练的笔法描写了凤翔各个阶层的人们久旱逢雨的欣喜：“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从一开始，即仕途第一站，苏轼的眼睛就始终关注民间。凤翔穷人多，衣不蔽体的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为何如此穷困？苏轼不断思索，希望找出答案。
凤翔城外有个李姓地主，其庄园富丽堂皇之程度，在整个关中都极为少见。地主庄园的豪华，归根结底，是土地兼并的结果。
北宋自立国以来，沿袭唐末五代的两税法，将土地和人口进行分割，人口并未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朝廷允许土地买卖，这致使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到仁宗时期，甚至越演越烈。特别是在灾年，百姓颗粒无收，无法维持生活 , 只好将仅有的土地卖给地主，以换取微薄的物资。而灾年频仍，实力雄厚的地主就大肆吞并土地。
日积月累，大量平民百姓家徒四壁、流离失所，而地主却富甲一方、堆金积玉，动辄就重金打造豪华庄园，建造亭台楼阁，以供享乐。
美轮美奂的庄园，巧夺天工的亭榭，到苏轼眼里却变了味，它是以千家的破败作为代价的。在凤翔，苏轼看见李姓地主的华屋美宅，不禁大发感慨，在《李氏园》中写道：
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
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
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唐代杜甫见到百姓之苦，曾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在关心民生疾苦方面，苏轼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
苏轼的这种“民间精神”非常宝贵，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后人敬佩苏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而才华反而是其次的。如果苏轼一到凤翔就同李姓地主打得火热，写帮闲文章，赞美地主的庄园华美，颂扬地主的生活闲适而优雅，以此讨来金银珠宝，那么，无论他的文章写得如何惊天地泣鬼神，他在人们心中也不过是宵小之流。
苏轼到凤翔，盯上了李家花园，横竖看它不顺眼，便挥毫写诗，揭露讽刺。虽然一首诗奈何不了大地主，却显示了一种立场，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可缺的立场。作家当有大视野、大感觉，而不能局限于追名逐利之中。即使在今天，此诗的意义也不言自明。
苏轼在凤翔的公务其实不算繁忙，闲暇之余，他便到各地走动，观山看水。古人对天地山水，对历史人文，有极大的虔诚和浓厚的兴趣，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浮光掠影的旅游，而多为寻幽访胜、抒**怀之举。苏轼行于天地山水之间，更是如此。
凤翔境内有终南山脉，山中多庙宇，寻僧访道是苏轼的一大乐趣。有一座开元寺，寺中多佛教题材的古画，苏轼往往匹马而入，一看就是一整天，待日落时分方策马返回。他一个人在山林中穿行，身影在草木之间时隐时现。他沉浸于古画，无论是王维的画，还是吴道子的画，都能引发他浮想万端，由古画及于人事，由人事及于自然。落日的霞光照着他的脸庞，也照着他如云去风来般的身姿。这副形象，单论外在已令人感动，更遑论其意境。
除了观山看水，苏轼在凤翔也新交了两个朋友：一是陈慥，另一个是章惇。
陈慥与苏轼性情极为不同，他是美姬环绕的酒徒，是拔剑四顾的侠客。但陈慥经常挨打，有时在大街上也被打得抱头鼠窜。谁敢打剑客呢？当然是陈慥的父亲陈希亮，苏轼的上级。
老知州乃军人出身，心里一直认为终日沉溺美色的小儿子陈慥没有出息，因而手中的鞭子动不动就挥向身背宝剑的陈慥。可怜这位陈大侠行走江湖时呼风唤雨，挨打却上了瘾，年轻时被父亲教训，后来成家，复被老婆柳氏追打。此事流传极广，甚至苏轼也作诗打趣：“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苏轼向来和陈慥的父亲陈希亮不合，但却和陈希亮眼中的不争气儿子，处得极好。苏轼一见到陈慥就乐得直笑，他觉得陈慥给人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不过，陈慥的内心特别重义气，是剑术拙劣的真正侠客。或许，正是因为陈慥身上体现出来的义，苏轼才与他成为朋友。
苏轼在凤翔遇到的另一位朋友是章惇。此人说是苏轼的朋友，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却是一个对朋友拔刀相向之人。
苏轼一生中遇到的坏朋友并不多。有些人从结果来看是坏的，但初衷不坏，譬如王安石。有些人则总是抱着损人利己的目的做事，无论结果如何，这些人都是坏的，比如章惇。
章惇，字子厚，和苏轼为同科进士。此时的章惇，文武双修，博学善文，尚未暴露出坏人的本质。章惇任职于商州，与苏轼任职的凤翔相邻。“二人相得甚欢，同游南山诸寺。”这是苏轼与章惇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好人遇上坏人，有时也能一见如故，因为坏人种类繁多，有些坏人甚至能让人一见倾心。
章惇身上有某种吸引苏轼的东西。此人身材高大，声如洪钟，一看就不像泛泛之辈。有一次，苏轼和章惇策马游山，碰上一只猛虎，坐骑惊嘶，苏轼吓得冷汗涔涔，欲掉转马头。但章惇示意苏轼不要担忧，接着迎向猛虎。虎在几十步之外，奇怪地望着，对章惇的举动疑惑不解。待章惇跳下马来，虎还是不动。紧接着，章惇突然举起手中铜锣向石上猛掼，顿时锣声大作，老虎受到惊吓，转身便逃……
章惇智退猛虎，苏轼情不自禁要高看他，逢人便说商州令不是凡人，很有冒险精神。章惇身上的力量感，是苏轼不曾拥有的，所以他很欣赏。二人一度过从甚密，时常相约游山。苏轼欣赏山中景致，吟咏或是沉思，章惇则借山势进一步显示自己的胆量。
有个叫仙游潭的地方，下临绝壁万仞，只有一根横木架桥，凡人皆不敢踏足。章惇欲推苏轼过潭，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连称不敢。于是，章惇自己迈步走过独木桥，用绳索系于树上，然后像猴子似的跳来跳去。不多时，他便在石壁上留下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写完后，他返身再过独木桥，仍是神色不变。
苏轼抵其背曰：“尔日后能杀人。”
章惇曰：“何也？”
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大笑。
章惇不惧猛虎，堪称勇士。但他视生命如同儿戏，却是不妥。苏轼对于人性洞察幽微，在当日已看出章惇将来可能会迫害他人，但他并未多作揣测，只是拍拍章惇的背。
苏轼万万没想到，章惇日后举刀相向，要加害的人正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