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飞逝，转眼已是嘉祐四年（1059）的金秋十月，苏轼与苏辙兄弟丁忧期满。

没有程氏的眉山，已成为苏家父子的伤心之地。父子三人商量之后，决定举家迁往京城。家当细软收拾完毕，到了启程之日，苏家几十口人在东门外的王家渡上船。他们直下嘉州、泸州、渝州等地，出三峡向江陵。

经过近三年的沉淀，苏轼将母亲亡故的悲伤情绪藏于心底，此时展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即将步入仕途的壮志雄心。路过嘉陵江，苏轼豪气冲天，出口成章，咏出《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

奔腾过佛脚，旷**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这首诗虽是苏轼年少写成，然其洒脱的风格与空灵的意境，仍难掩大家风范：清晨船只出发，鼓声喧嚣，西风掠过画旗。随着行船飘**，故乡渐行渐远。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但苏轼去意浩然无边。岷江支流的锦江遥不可见，青衣江水却清澈可爱。三江合流从弥勒大佛脚下奔腾而过，浩浩****，造就一马平川之地。乡村集市有一参禅之僧，于傍晚烟霭笼罩的钓鱼台上寻觅。他定是应约而先行到达，并已久久伫立在流水潺潺的钓鱼台上了……

过往无所追寻，前路却隐约可知。苏轼寄情于山川景物之中，借悠悠诗句，抒发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和心之所感。此时的苏轼已无暇顾及离乡的感伤，对仕途的无限憧憬和对未来的热烈向往占据了他整个心灵。前路漫漫，伟大的功业也在等着他去建立。

行船两月，苏家三人历经十一个州郡、二十六个县，于当年十二月抵达江陵。因天气渐冷，又近年关，全家决定暂且安顿下来，等来年的春天再从陆路北上京师。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抵达京师。他们在西岗租了一座宅院，暂且安顿下来。待京城的生活步入正轨，父子三人便着手整理这次行程中创作的诗文。其实，中途在江陵停留时，他们就已经梳理了从眉山到江陵的行船诗文，称《南行前集》。而从江陵到京师途中的诗文，则到京城后才开始整理，被称为《南行后集》。

这些诗文，皆为沿途所作，记录景物，也记录心情。有些诗文广为传颂，有些诗文只有学者光顾。但这些并不重要，苏家父子无论描写风景，抑或凭吊古迹，全凭一时心情，“得于谈笑之间”。

三月，万物复苏。苏氏兄弟到吏部办理了注官手续，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主簿是辅佐知县、办理文书等事物的九品官。两人文章震动朝野，却只落得主簿一职，未免有些失望，均辞不受。在宋代，官吏拒绝任命是常事，小到县吏，大到宰辅，均可如此。故而，苏轼与苏辙的行为并未引起非议。

后来，听闻仁宗皇帝将于第二年亲自主持制科选拔，苏轼与苏辙便分别找到大学士欧阳修和当朝重臣杨畋，经他们举荐，得以参加考试。制科不同于常规举行的贡举，是由皇帝临时设置，通常不重文采，而重在政治眼光。应试制科，必须经大臣举荐，并由六名考官先行考察后，才准予参加御试。

苏轼为这次的制科考试准备了五十篇文章，可见他在眉山丁忧期间并未闲着。当然，文章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文章写得好，可以入仕途，却难保仕途一帆风顺。许多时候，情形或许刚好相反。好文章总是关乎性情，仕途通畅则注定要压抑性情。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深知仕途险恶的人，但对年轻的苏轼，他无法讲得太多，他也无意干预这个大才子的成长过程。

从个人追求来说，才子苏轼想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致君尧舜”是前提，然后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古代的文人，属于这种类型的不少，不像近现代，文人渐渐变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

苏轼若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制科考试对他尤其重要：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倍于进士及第。为了全身心备考，苏轼与弟弟苏辙从家中搬了出来，到怀远驿中居住。怀远驿是官署，专门为进贡使节准备，环境清幽静谧。觅得如此场所，兄弟二人便一心苦读，对一切身外之事皆不关注，即使一日三餐也不甚上心，每顿只是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也食之甚美，不觉艰苦。

兄弟俩每日读书备考，探讨诗文，研究时局形态，他们仿佛回到童年时相伴读书的场景之中，回到多年之前在京城备考进士的氛围之中，一切都是那样简单、美好而又充满希望。因而，两兄弟倍加珍惜此段光景。事实上，在怀远驿的时光，的确是两兄弟此后难得拥有的亲密相处的机会。在此之后，他们各自为官，相距遥远，即使后来同在京城短暂任职，也因各有家室，再加公务缠身，而不能如现在这般同榻共眠、朝夕相处了。

苏轼与苏辙在怀远驿相伴苦读，差不多有一年之久。眼看大考将至，自小就体弱的苏辙偏又生大病。突发事变，令苏洵和苏轼都极为忧虑，甚至苏辙本人也哀叹时运不济，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定是无法参加考试了，先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徒然。幸好，宰相韩琦听闻消息，马上向皇帝禀明情况，称苏家兄弟才华过人，即使有一人不能参加制科考试，都将是朝廷的损失。仁宗皇帝爱才心切，遂下令延期二十天。

风波既过，苏家兄弟在众士子的羡慕中，按时参加考试。制科考试极为严格，难度也非常大，因而应试者很少，通过的人更少。但对苏轼来说，一切都是手到擒来。他在皇帝的御座前，写下五千字的文章，又直接面试，对答如流。仁宗皇帝显然被英气逼人的苏轼给吸引住了，无论看文章，还是观书法，始终兴致盎然。最终，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这对应试者来说，是极大的荣誉，因为这实际上是第一名。自宋开国以来，制科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接下来是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而在苏轼之前，宋朝仅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苏轼位列三等，在有宋一朝，实乃前无古人。

得此消息，欧阳修也非常激动，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连呼此为当朝之“盛事”。不过，值得一提的不仅是苏轼又一次排名第一，而是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个年轻人显然目光敏锐，且壮怀激烈，语出惊人。在他看来，仁宗朝“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是对皇帝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苏轼还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

虽然苏轼批评朝政的尖锐言词实在不大好听，但仁宗皇帝并未介意。据曹皇后回忆，仁宗当天回后宫，对曹皇后感慨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两位“太平宰相”，一位指二十五岁的苏轼，另一位指二十二岁的苏辙。

经此制科，两兄弟的名声进一步传播，比之前初到京师所引起的轰动更为强烈。此外，苏洵也在京城获得官职，更为此事锦上添花。一时间，人人传颂苏家的盛事。苏家在西岗租的宅院也热闹起来，人们纷至沓来，有的前来一睹奇人风采，有的来请教文章写法，有的来拜苏洵为师，有的来传抄新作。他们的文章风格也成了考生的典范，京城民谣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仕途是肉眼可见的美好，苏轼也开始为苏家的生活打点起来。他新购了一处宅院，称为“南园”。苏家新迁至此，在京城总算真正安顿下来。此处宅院不大，但内有花园，堂前种花，堂后植树，胜在清幽雅致。苏洵又在庭院前凿一花池，更为宅院添了曲水流觞之美。

不久，朝廷公文下来，苏轼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出任凤翔（今陕西凤翔）签判，任期三年，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

从二十岁进京赶考，至今五年已过，苏轼功名之路的开启一波三折，至此算是尘埃落定。然而，年纪轻轻的苏轼名震京师，却也不是人人都为他叫好。其中，王安石就不喜欢苏轼带有策士气息的文风。他甚至公开对人说：“如果我是考官，我就不取他。”

王安石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因为对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能力颇有怀疑，甚至连朝廷对苏辙的任命书也不肯写。于是，此事便耽搁下来。北宋这个现象也是颇为奇特。

[1].中国古代使用农历历法，本书中涉及的人物生卒年、事件发生日期均以农历日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