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轼和弟弟苏辙告别亲友，跟随父亲前往京城汴梁参加进士考试。从眉州到汴梁，千里之遥，道路险阻，但苏氏父子未曾退缩。他们走陆路，先到达嘉陵江畔的阆中，又从阆中登终南山，走曲折陡峭的古栈道，进而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后东行到达河南之地。

父子三人一路前行，偶有登高览胜之举，但始终未有间歇。即使如此，此段路程依然耗时两月有余，三月出发，直到五月才抵达汴梁。

苏轼与苏辙风华正茂，初到京城，对新鲜事物自是兴趣盎然。但在父亲的督促下，两人皆未来得及领略京城的繁华，便进入紧张的科举备考之中。

宋代科举主要有贡举、制举两种。其中，贡举历来为朝廷所重视，士子亦趋之若鹜，人才亦多出于此。在贡举的考试流程上，须经解试、省试、殿试三级。三者的主持级别不同：解试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主持，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省试统一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因礼部隶属中书省，故称省试；至于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由皇帝亲自主持。

苏轼与弟弟苏辙，首先参加的是开封府主持的解试。嘉祐元年八月，两兄弟不负苏洵之期盼，首战告捷，双双高中。但面对即将到来的礼部考试，已成功晋级为“举子”的两人依旧不敢懈怠，继续闭门读书。

嘉祐二年（1057）正月，弱冠之年的苏轼和苏辙在汴梁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为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当时的文坛，因袭五代的浮华文风，文章讲究辞藻华丽，但所述空洞无物，乏味至极，为有志之士深恶痛绝。因此，从北宋初期的王禹偁、石介，再到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等，都极力反对浮靡文风，而主张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这种诗文革新运动，发展到欧阳修，则有意把诗文的革新与政治上的改革要求相呼应，提倡文章要有用于当世。

欧阳修的思想，在礼部主持的省试中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他告诫阅卷同僚，对于空洞浮华、言之无物的应试文章，一律不准录用。

其实，当时省试的考察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欧阳修要求文章经世致用的主张。省试不仅包括诗、赋、论各一篇，还有时务策五道。所谓时务策，即是论时务的对策，颇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意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时年二十一岁的苏轼踏入了省试考场。他自幼饱读诗书，且深受父亲的新式文风的长期熏陶，诗文辞赋于他自是不难。唯独时务策，尚有新意。时务策的考试题目，有一则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三易其稿，最后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以仁治国的思想：为政者应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同时赏罚分明，立法严而责人宽。这是苏轼人生中第一次阐述他的仁政理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奋斗。换而言之，他的政治理念在二十多岁就趋于成熟了。

省试放榜时，苏轼名列榜眼。然而，他实为状元，当时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亲嫌，才把苏轼的考卷列为第二。

苏轼的确很擅长考试，这一点很像唐代的白居易。他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也包括他非凡的科考本领。士大夫的生活道路，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只有进入仕途才有可能实现，而考不上则一切免谈。年轻的苏轼头脑清醒，自是知晓这个道理，难能可贵的是，他认准了目标就心无旁骛，这大约是优秀人物的共同特征吧。

在这次省试中，苏辙的成绩虽然不如哥哥，但也榜上有名。此后，两人搬到兴国寺居住，一心为殿试做准备。忙碌的日子总是那样充实，在琅琅不绝的读书声中，时光飞快而逝，转眼就到了殿试的日子。这一年的三月初八，仁宗皇帝亲自在崇政殿主持策问，试题有民监赋、重申巽命论等。苏轼与苏辙皆应答自如，同科进士及第。

按照惯例，新中进士与主考官之间有师生的名分。苏轼金榜题名，循例呈上《谢欧阳内翰书》，感谢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这封书简，不足五百字，除了向欧阳修表达谢意之外，还精练地阐述了宋朝文学发展艰难之境遇。欧阳修读后，大为称赞，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

欧阳修对苏轼这位后生极为喜爱，这不仅关乎才学，还关乎苏轼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济世之心。此后，欧阳修不止一次表达了对苏轼的欣赏，时常对人称赞苏轼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此时，欧阳修有一把年纪了，据说面相丑陋。但这位其貌不扬的人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一位性情中人，他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情与态，跃然纸上。他也是《新五代史》的作者，史学素养极为深厚。他还是金石研究家，是考古学的权威，是文人书法的倡导者。人生到了他的这种境界，其实已经无所谓美丑，他的面孔更多是才华和幽默的符号。

欧阳修的官运也比较好，做过礼部尚书，官至参知政事（副相）。庆历年间他做谏官，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摇旗呐喊，“力忤权贵”，得罪过不少人。可见年轻时，他的火气也比较旺。他为官，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在扬州城南之蜀冈筑有平山堂，堂前种了一株柳，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欧公柳。他曾赋诗：“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后来有个姓薛的庸官继任扬州知州，也种了一株柳，号召州县官吏称呼为薛公柳，却被扬州百姓当作笑料。此人离开扬州，“薛公柳”即被人砍掉，单留下枝繁叶茂的欧公柳。由此可见，欧阳修的声名有多大，威信有多高。

以欧阳修当时在政坛与文坛的声望，能得其夸赞，自会闻名于世，更何况欧阳修多次不吝辞色地在众人面前赞扬苏轼。因此，偌大的京城之中，一时之间，无人不知苏轼。不仅如此，欧阳修还从苏洵的文章中选出二十篇，又作《荐布衣苏洵状》上奏朝廷，力荐苏洵：“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因欧阳修的大力举荐，苏洵大名也不胫而走，加之苏轼兄弟金榜高中，苏家三父子立时名满京师，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话题人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苏父子在汴京春风得意，眉山却传来噩耗：程夫人因病去世。

说到这位程夫人，其一生可用悲情来形容。

程氏嫁给苏洵之后，生下三男三女，长子和两个女儿早殁。另有一女八娘，十五岁嫁给表兄程正辅，结果备受公婆责骂，不到两年就病死了。苏洵大怒，写文章怒骂程家，苏家与程家从此不相往来。程氏秉承夫志，再也不回娘家，自此郁郁寡欢。程氏忽然病故，大约与此有关。但真相究竟如何，史料无载，只留下无尽的叹息。

或许，程夫人至死都不知道两个儿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这个养育出两位进士、造就苏门三位文豪的完美女人，就在远离丈夫与儿子的孤单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活着的时候，全力为家。她走的时候，寂静无声。

听闻噩耗，苏轼和苏辙匆匆办理了在籍进士的手续，便随父亲回眉山丁母忧。古代的丁忧制度极有深意，不管官居何职，必须丁忧。丁忧既是尽孝，又是对官场身份的中断和超越，使人返回他的赤子本源，甚至从源头上重新打量一个人的生存。说到底，人间万事，除了铭记、追思父母的恩典，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暂停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丁忧淡化了官本位。

苏家父子返乡，陆路、水路昼夜兼程，一路悲恸，与之前进京赶考时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经过两个月的舟车劳顿，父子三人终于回到阔别一年多的眉山老家。然而，满目皆是苍凉。家中大半屋舍已然倒塌，断壁残垣间杂草丛生，处处透着凄凉的味道。

两个年轻的媳妇，见到归来的父子三人，似乎是终于找到了支撑，泪水情不自禁地掉落下来。她们诉说婆婆生前的最后时光，也诉说家中境况。但一切已回天无力。

回想当年，苏家庭院深深，苏洵教导两位儿子读书，程氏就在近旁陪同。待到两个儿子娶妻，程氏便与两个儿媳妇一起准备茶水糕点，屋内屋外，到处充斥着温馨与欢声笑语。如今，却只剩回忆可供追寻。

苏洵忍着悲痛，将妻子安葬在武阳安镇山的山间坡地。此地风水极佳，旁边有一口井，名曰老翁井，山间清冽甘甜的泉水尽流此井，长年不竭。苏洵又在井旁筑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真切表达对妻子程氏的思念和感激：思之情深，念之贤惠，感其付出。在文章结尾处，苏洵也表达了死后回归故里，与妻子长久相伴的愿望：“我归故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至于苏轼与苏辙兄弟，青年亡母，其悲伤自是难以言喻。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兄弟两人依礼守制，在家乡丁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