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虽年少聪颖，但他并非属特别聪明一类。特别聪明的孩子往往难成大器，所以我宁愿说：少年时代的苏轼心智健全。

他家境尚可，家里有城西的五亩园子，有侍女，有乳母。早年的苏轼衣食无忧，这一点可以肯定，也很重要。穷苦人家的孩子一般都立志早，能发愤，但心中也会有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穷孩子的发愤多半就是同这种阴影做斗争，等他战胜了阴影，幸福地掉头回顾，却发现错过了童年。苏轼不同，他无忧无虑地成长，像一棵树，既有沃土，又有充足的阳光雨露。现存的资料中，也没有发现苏轼小时候有过任何足以留下心理症结的童年经历。

苏轼七岁入乡塾，老师是个道士，名唤张易简。张先生穿着道袍上课，不总讲诗文，有时也讲鸡犬升天的故事。百余学生中，有个叫陈太初的，听得最是入迷。道家故事，一般学生听听也就罢了，这位陈太初却能听出弦外之音。老师讲升天，他就会意地微笑着，一副了然于心的神情，仿佛老师讲的故事里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这陈太初后来也通过了科举考试，大约也做过官。到暮年，他忽然决定不再食人间烟火，在自家门前按道家规矩打坐，不吃不喝。朋友或路人劝他吃点儿东西，他都不予理会。虽然饿得东歪西倒，他的脸上却浮着微笑，和童年的表情一般无二。朋友不知个中玄妙，不敢再来相劝，只远远地瞧着他幸福地摇晃。过了几天，他终于摇不动了。朋友们以为他死了，叫下人来抬“尸体”，时值新年，下人们一面动手，一面抱怨：“大吉的日子抬尸体，真晦气。”话音未落，“尸体”忽然开口说话：“没关系，我自己走。”说罢便从地上站起身，朝乡野走去，最后在一个僻静之所倒下来。

其时，张易简早已作古，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弟子。而苏轼是知道的，他记下了这件事。“尸体”开口说话就是他讲的。

苏轼在乡塾读了三年书，换句话说，他稚嫩的眼睛望着张道士，整整望了三年。他心智正常，受道士的影响也就有限。他后来回忆，从乡塾到县塾，前后两任老师器重的学生，只有他和陈太初。陈太初听升天的故事听得怡然自得，而苏轼则是因为一句话让另一位老师刘微之失了面子。

刘微之乃眉山县塾首座，苏轼何以让其失面子？因为苏轼替首座改诗。

当时，诗是一种高雅文化，也很有实用性——科举考试，诗赋是考试内容之一。刘微之是喜欢写而不轻易公布诗作的那种人。如果他公布了，那就证明他自己很满意；如果他在课堂上对着学生吟诵，那就不仅满意，而且得意。

一天，他非常得意地吟着一首叫《鹭鸶诗》的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他吟到这一句，不自觉地停下摇晃的脑袋，捋须而笑。所有的学生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觉得他不让陶潜，直追李杜。就在这时，有个学生要求发言。这名学生身材修长，脸也比较长，他就是少年苏轼。对于苏轼，刘微之是知道的：历来肯用功，脑子也灵活。看到苏轼要发言，他当时或许有些得意：苏轼要称颂他的诗作了。

刘微之仍然捋须而笑，为了显示他的谦虚，他甚至换上一种亲切的笑容。然而，苏轼的一句话，将这笑容凝固起来。

苏轼说：“那个诗句固然好，但不如改成‘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鹭鸶被渔人惊起，转眼又被风卷着，像雪片一样落于蒹葭之上。这一起一落岂不美？再者，可爱的鹭鸶也有个归宿，不复可怜兮兮地“逐风斜”。

苏轼坐下了，课堂哗然。有人对苏轼侧目而视，似乎在说：“苏子瞻，你竟敢改老师的得意诗作。‘逐风斜’哪里不好？你偏要说什么‘落蒹葭’。你以为你是谁？你用意何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老师尴尬！”

很难设想刘微之当时的表情。他大约笑不起来，有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之中。他细细一想，认为苏轼改得有道理，于是当众宣布将“逐风斜”改为“落蒹葭”，并加上一句感叹：“吾非若师矣！”

此言一出，对苏轼侧目而视者立刻转变态度，对他青眼有加。其时苏轼才十二三岁。这样的年纪，许多人尚在玩乐，或者循规蹈矩地读书，而苏轼却能修改老师的诗作，单不说这诗改得如何，其见识和勇气，已非常人能及。

苏轼长到十七八岁，渐渐出落得一表人才。他是那种体形瘦削的男人，眼睛细长，鼻子直挺。他走路的姿势很像祖父苏序，像一阵风似的“刮来刮去”。他喜欢笑并且笑声富有感染力，不笑时则常常沉思。说话当然是眉山口音，只是书读多了，词汇丰富，土语就用得少了。

苏轼读书，不是应付，不是泛泛而读，而是到了嗜书如命的地步。母亲程氏引导他读班固的《汉书》，结果他把《汉书》抄写了三遍。父亲则抓住时机，刺激他求知的欲望：当他发现苏轼爱读《战国策》，便故意把这本书藏起来。苏轼翻箱倒柜，才捧得《战国策》在手，因而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苏轼不仅文采佳，史学素养也极好。陈寅恪说：“有宋一代，苏东坡最具史识。”史识是指洞察历史的能力，不是历史知识的堆砌。

少年苏轼除了读书之外，自然也会去干别的事情。眉山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山不高，但足以构成风景。岷江从城边流过，像一首跳动的音符。百里之外，还有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苏轼可能没登过峨眉山，乐山大佛却不止看过一回，那儿有他的读书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自然呈现的美感非寻常可比。对语言的敏感，说到底是对世界的敏感。当然，前提是非功利；一旦功利，美感就消失了。换成海德格尔的话是“一旦功利，世界就遮蔽了”。

苏轼的自家居所，环境也十分清幽，“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令人无比羡慕。无论风吹还是雨打，竹子发出的声音都类似最美妙的音乐，沙沙响成一片，又如佳人般弯下纤腰，姿态优美。竹子，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绵长的诗意。苏轼生长于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不羡山慕水？

每年三月时节，苏轼总是骑在马背上踏青，看眉山七里坝、青神瑞草桥，远眺峨眉之巅。夕照与微风中，他也会手捧一册《诗经》或《楚辞》，或者其他前人的集子诵读，字里行间都泛着青草的气息。苏轼骑牛读书，骑马喝酒，有时干脆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有一回，苏轼出城七十里，在一块山崖上大书“连鳌山”三字，字大如屋宇，据说是用扫帚写成。这些字迹今天犹存，虽为少年墨迹，行家依然不吝辞色地称赞：雄劲飞动。苏轼“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中国书法几千年，能与他比肩者，数人而已。

苏轼长期生活在眉山，对眉山充满感情，但由于童年时代一直耳濡目染父亲远游的故事，因而心中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距离眉山一百多里的成都，更是他一心想要探寻之地。然而，古代车马不便，直到十九岁他才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走进了梦幻般的成都。武侯祠凭吊诸葛亮，浣花溪追寻杜甫的遗迹，摩诃池故址勾画蜀主风流，望江楼感怀名妓薛涛……苏轼在成都盘桓多久，历史没有记载，想来时间不会短。

其实，苏洵早年外出游**，曾不止一次到过成都。但这一次，是大人物张方平邀请苏洵前往的。

张方平，乃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人，曾任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当时张方平以京官外放益州（今四川成都），任知州。

这位身居要职的文官，亦是个天才人物，他看书，过目不忘；喝酒，百杯不醉。张方平遇事，也坦然应对，临危不乱。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西蜀盛传骚扰两广数年的豪强侬智高即将率部攻入四川。益州知州慌了神，又是筑城墙，又是调兵遣将，仓促训练步骑兵与弓箭手，半夜三更杀声震天。成都如临大敌，而朝廷急抽陕西军迤逦入蜀，更是增添了战争的气氛。成都百姓乱作一团，抢购粮食，埋藏金银……城外的人蜂拥而入，四面八方皆是人群。当时的成都号称有十万户、二十多万人，而大量难民涌进来，米价翻了几十倍。关于侬智高的传言一波又一波，全城“谈侬色变”，小儿不敢夜啼。这时候张方平上任了，他从陕西入蜀，沿途把朝廷派往成都的军队都打发回去。进了成都，他下令停止筑城，遣散弓箭手，取消宵禁令，城门大开。张方平这么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料定两千里外的侬智高攻蜀的可能性非常小，再说，宋廷名将狄青还在围剿流寇呢。

不久便是元宵佳节，张方平带头观灯赏月，条条街道布置花灯，城门通宵不闭。成都人惊魂方定，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承平景象。满城自乱几十天，很快就被张方平稳定下来，而侬智高果然没有攻来。

张方平忙完了这件稳定大事，立刻着手寻找人才。蜀地向来藏龙卧虎，但“蜀人不好出仕”，必须把人才发掘出来。张方平早年就曾听说眉山有个处士叫苏洵，苏洵还有两个天才儿子。处士就是民间有才华的读书人，朝廷希望“野无遗贤”，寻求处士便成了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当然，求贤也因人而异，有些官员热衷于此，却是另有动机，比如趁机索贿，即使弄不到金银珠宝，也要搜刮几堆土特产。可是张方平是好官，好官不刮地皮，一味发掘人才。

三苏父子抵达成都，是在骚乱平息之后的当年，即至和二年（1055）。张方平请他们住高级客栈，陪他们吃喝游玩，“待以国士”。看三苏的文章，听三苏的谈吐，张方平拍案叫绝。尤其苏轼，简直是一代奇才！苏辙也不错，虽然年仅十六岁，但张方平同样以国士之礼待他。三个眉山处士，一变而为国士，在成都风头大盛。成都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也芳心暗许，一心想要嫁给苏轼与苏辙兄弟。

事隔多年，苏辙还写诗感慨：“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游士和处士不同，游士主动投谒，“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处士则比较矜持，因为处士的肚子里往往有真学问。成都当时游士多，和张方平求贤若渴的名声是有关系的。然而，许多游士游了很久还是游士，反而是三个从眉山来的“乡巴佬”，倒成了万众争羡的国士……

既然是国士，搁在成都总不如到京城去发展吧？但若要把三苏推荐到汴梁，荐给谁好呢？张方平为此颇为踌躇。最佳的人选是欧阳修，欧阳先生既是科举主试官，又是文坛领袖。可是张方平与欧阳修因政见不同而有宿怨，不相往来十几年了。万一欧阳修不买账呢？张方平觉得自己失面子事小，三苏失前程事大，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提笔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推荐信。直觉告诉他，欧阳修是一位胸怀宽广之人，绝不会因为个人恩怨而埋没栋梁之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切都如张方平所料，欧阳修对三苏的器重甚至超越于他，朝野长期传为佳话。而由于共荐三苏，张方平和欧阳修的宿怨也一笔勾销。

大凡真文士之间，向来如此奇妙，他们可以因政见不同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攻讦，但若从文学和品行来说，却又惺惺相惜。在张方平和欧阳修之间如此，在多年之后的苏轼和王安石之间，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