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历史上虽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但这一年，却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时局的事件。

五月，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范仲淹因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官饶州。范吕之争，牵连甚广。余靖、尹洙等大臣上书为范仲淹辩解，也遭贬黜。欧阳修愤怒之下，写信指责谏官无所作为，任由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因其言辞激烈，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景祐三年，可说是宋朝政治走向极为重要的一年，尽管多年后范仲淹重返朝廷中心、全面施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也成为一呼百应的股肱之臣，但大宋却已然埋下了党争的伏笔。纵观宋朝三百年，大小党争，数不胜数。文官之间，但有政见不合，便口诛笔伐，欲置对方于死地。

就是在这样的时局纷争下，在远离京师的眉山县城，苏轼降生了。这一天是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一个平常而又普通的日子。

苏轼虽为地道的眉山人，但其祖籍却在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苏轼家族可追溯到唐代。唐武则天朝有个叫苏味道的人，曾官至丞相，据苏洵考证，此人是他的祖宗，再往上，就不得而知了。苏味道主张遇事要含糊，“模棱执两端”，切不可旗帜鲜明。时人赠他一个绰号：苏模棱。在古代，这种为官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行得通的，但苏味道遇上武则天，不大走运。他被贬为眉州刺史，后迁益州（成都）长史，但未赴任就死了。苏味道的一个儿子在眉山定居，其名已不可考，却繁衍了眉山苏氏。

苏轼与苏味道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模棱两可变成了棱角分明。在苏氏家族里，苏轼的性格很像他的祖父苏序。苏轼出生时，苏序六十三岁，体魄强壮，能写诗，更能喝酒。据说他写过一千多首诗，可惜没有一首流传下来。他的酒量远胜于苏轼。苏轼爱酒，但酒量有限，“饮少辄醉”。苏序就不同了，这个奇怪的老头儿总是骑着毛驴到处转悠，边转边饮，逢人就开玩笑，爽朗的笑声总是飘**在县城的石板路上和远近的乡野。

苏序除了具有幽默感，还具有同情心。有一年，眉山闹饥荒，他见很多人饿肚子，二话不说，就把自家积存下来的四千石谷子，散个精光。虽然苏序开仓散谷有个先后顺序：先济族人，再助外戚，之后才救济贫民和佃户，但他扶弱济贫的行为足以说明他高尚的品格。

苏序的作风，造就了苏家与众不同的处事风格和家庭风气。苏序的儿子、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人。《三字经》上讲：“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就是指苏洵。初读这段话，以为苏老泉二十七岁才走上正路，此前一直贪玩好耍。其实他并非不学，只是不屑于“学句读，属对、声律”罢了。

苏洵不喜读枯燥之书，却喜欢到处走动，时人称“游**不学”。苏家有祖田，有城南纱縠行经营绢帛的小产业，这也为他提供了“游**”的盘缠。于是，苏洵索性就当个飘在路上的远行者。

尽管青年苏洵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不求功名，但苏洵的远游，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古代信息闭塞，有志之士八方游走，几乎是一种“文化本能”。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策士、侠客、思想家幽灵般地穿梭着，早已埋下中国人游学的基因。

苏洵游到成都，结识了益州知州张方平；游到京师，进入翰林学士欧阳修的超级沙龙。这个沙龙里有梅尧臣、曾巩、张先、司马光、王安石等，都是北宋政坛文坛响当当的人物。苏洵以一介布衣，能有如此交游，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他本人有才华，有闯劲；二是北宋大人物大都平易近人，不拿臭架子。然而，苏洵倒有点儿拿架子，在人格上藐视王安石……

远游是快乐的，但毕竟花费大，很快苏洵手头拮据了，幸好婚姻又给他带来新的财力支撑。苏洵十八岁时，迎娶了眉山首富程文应的女儿程氏为妻。程氏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温良贤惠。如此美好的女子，能与苏洵共结连理，作为男人应当知足。然而，苏洵在婚后依然没有安家立业的思想，而是继续在外游**。年轻的程氏虽“耿耿不乐”，但她努力放下富家小姐的身段，孝敬公婆，教育子女，苦心经营在外人看来并不是很“得体”的小家庭。这样的生活又过去九年。

到苏洵二十七岁时，情况突然改变，他居然发愤读书了。没有人知道苏洵性情大变的原因，或许是对妻子经年累月的奉献感到心中有愧，或许是兄长苏涣高中进士的鞭策……无论是何缘由，他开始埋头苦读，六年不写一个字——他写的文章曾被人看不起，于是发誓，不读透经史决不再提笔为文。

由于苏洵的发愤，苏家忽然有了许多书。不过，即使这样，苏家的藏书在眉山也不是特别显著。宋代的眉山是全国三大刻板印刷中心之一，十户人家，九户有藏书，眉山属县青神有名的孙氏书楼，藏书竟达数万卷。

蜀人爱藏书，也爱读书，然而蜀人不好出仕。

走出去当官叫出仕。一个北宋读书人，如果想出仕，他必须从家乡前往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举人、进士，再由朝廷分派到全国各地。即使小到九品官，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科举制自隋朝开始，在唐朝逐渐盛行，普通庶族子弟可以经过寒窗奋斗而金榜题名，从此改变家族的阶层。唐末陷入战乱，武人称雄，斯文扫地。不好出仕的，远不止蜀人。而天府之国远离战火，百姓过着相对富足的日子，更是懒得翻过崇山峻岭去求仕。苏轼祖上五代人，长期生活在眉山，没有一个当官的。

北宋一统天下，版图不及盛唐，人口数却过之。宋太祖赵匡胤调整国家战略，抑武人，重文士。这一调就是百余年，因而北宋文气大盛，文坛巨人、学术泰斗纷纷进入权力的核心层，创下历史之最。两宋三百年，单是眉山这样的小地方，就有进士九百余名。

然而，不管宋朝的科举之风如何兴盛，苏洵却没有像他的兄长苏涣一样高中进士——他写的议论文不合时宜。

苏洵未能开启仕途之路，但他的苦学依然卓有成效。短短几年时间，他不仅熟读经史，更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风纵横恣肆、奔放雄健，文字行云流水，落笔惊风。当时的文坛大家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也大加赞赏：“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

可以说，苏洵的人生确属另类。而在苏轼的成长过程中，与时人大不同的父亲苏洵，则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苏洵的远游，为苏轼提供了同龄人所不具有的财富：广阔的见识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一般小孩儿憧憬未来，持续三年或五年，这憧憬通常能影响他的意志走向，预设他的未来。

其次在教育方面，苏洵吸取自己读书晚的教训，对两个儿子的施教非常严格。只要苏洵在家里，他每天给儿子布置的功课都有具体的安排，而且往往亲自检查。五十年后，苏轼远在海南，还曾梦见童年时读书的情形：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是出自苏轼《夜梦》中的诗句。意思是说，他夜里做梦，梦到童年，正在嬉戏玩耍，而父亲要检查功课，惊得急忙奔向书本。按照父亲的计划，他应该把一本《春秋》读完了，可他只大略读到桓公、庄公部分，因此惊恐不安，坐立不稳，就像被鱼钩钩住的鱼儿。

这个梦境不是现实，却也是现实的折射，它反映出苏轼学习之刻苦。在苏洵的谆谆教导下，在苏洵充满感情的文风和言之有物的文章引导下，苏轼童年时代起步学文，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

苏洵对儿子的教导是严厉的，但不是日复一日都如此这般。毕竟，苏洵在学成之后，又多次离家外出游历，难以一直盯着苏轼。因而在苏轼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多的反而是母亲程氏。

与古代众多嫁为人妇的女子不同，程氏不是一位只擅女红和烦琐家务的女子，她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在教育孩子时，她不仅督促孩子学习，还很注重培养孩子的高尚品格。比如，她会教尚且年幼的苏轼读《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正直，有气节，但被卷入到党锢之祸中，最终性命不保。离家前夕，他向母亲诀别，请其母不要悲伤。范滂之母慨然回答：“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到这里，苏轼与母亲都被震撼，久久不能言语。片刻之后，苏轼仰着稚气的脸庞问道：“母亲，倘若我也像范滂这样，你会同意吗？”

程氏则回答：“你如果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之母？”程氏之气度，在此可窥知一二。不仅如此，程氏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她对世间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都心存爱惜。在苏家的庭院里，种植了大量竹柏和花草，环境清幽，有山林之趣，因而吸引众多鸟儿前来筑巢。

苏轼和弟弟苏辙，幼时顽皮，他们经常仰头追寻飞鸟的踪迹，爬树捉蝉掏鸟巢。程氏信佛，善良有爱，她特意召集家人聚于院内，指着在树间或鸣或飞的小鸟，重申家规：严禁家人捕鸟和毁坏鸟巢，违者责罚。看着母亲脸上从未露出过的认真而严肃的表情，苏轼兄弟二人连连点头。久而久之，到苏家庭院筑巢的鸟儿越来越多，甚至毫不防范地将巢安置在低矮的枝丫上。如此，苏轼和苏辙也可直接俯视而看，投食嬉戏。

可见，大到做人读书，小至兴趣爱好和生活琐事，苏洵和程氏都对儿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苏轼后来才成了一位博学多才、兴趣广泛而坚持初心的人。然而，在苏轼出生的时代，宋朝的为官风气已江河日下，这也注定他的仕途之路不会平坦。但即使他一生所遇之艰难处境，只要随波逐流，便能逢凶化吉，但他偏要秉承自己的一肚子不合时宜。

这，就是苏轼。

不仅在当时，在近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性格鲜明，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