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魁夷于1999 年病逝，与川端康成的私人信件被认为是日本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往复信件全是手写的，而且两人的字体端丽洒脱，甚至包括信封都十分讲究，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20 世纪60 年代，川端康成曾劝东山魁夷画一下京都清秀的风景，因为当时的城市开发使老建筑消失了很多，后来东山魁夷连续创作了《京洛四季》的组画，成为东山画的代表作品。当时一直住院的川端写信给东山，“我在病房每次看你的画，就觉得春光照到了身边，画中杉树的绿色也会发亮！”
川端所说的东山画是《冬之华》，东山魁夷创作于一九六二年，是他描画京都风景当中的一幅，草木笔直，却犹如冬日的风影一样。
后来，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东山魁夷为了表示祝贺，以自己的作品《北山初雪》相送。
其实，严格说起来，跟京都关联密切的川端小说应该是《古都》，但东山魁夷就像洞察了川端人生一样，选择了雪景画作为赠答。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里，名著《古都》写的是人的“生”，而另一篇名著《雪国》写的是人的“死”，面对截然相反的选择，东山魁夷选了人的“死”的题材，仅仅从这一点看，足以看出文豪与画家的深交之深！
东山魁夷留下过一句名言表述了他与川端康成的区别，他说：“艺术充满了黑暗与悲伤，我把它们埋藏到了心底，而他却把它们展示给了别人。”
彼岸花
小说家莫言来过日本两次，时隔4 年，2003 年秋天的访日对他来说似乎极为普通。他跟我说：“我来日本住得越长，越觉得日本跟我上次来的时候的印象一样，时间好像把我硬拉回到上次访日的记忆中，上次和这次的访日犹如昨天和今天一样近。我觉得日本没变化，高速路上穿梭的车辆还跟河水一样，无论白天和黑夜，总是静静地流。”
1999 年莫言访日是为了纪念《**肥臀》日文版的出版，2003 年的这次访日是为了《檀香刑》日文版的发行，总之，作为当代中国的著名作家，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跟写作和出版有关。当然，写作是他个人最自由的时光，他既是掌握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生杀大权的国王，同时又是现实中总想摆脱小说对他的困扰的逃亡者。
我是莫言小说的双语读者，而且也是他访问日本的策划人。两次访日，我都跟他同路，当现场翻译。从北京把他接来，一直到送他乘上返程的飞机，有时我们坐新干线横穿日本，有时他坐我开的车，迷迷糊糊的，时常处于一个半睡半醒的样子。而且一旦醒来，他马上会惊叫：“哎呀，我怎么又把小说放跑了。”
莫言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他在小说里面，还是在小说外面，有时他少言寡语，有时他滔滔不绝，有时他是老人，可有时他又是孩子，而且十分天真。
这次访日，还跟过去一样，我们住宾馆的双人房间。凑巧的是莫言和我都是早起型的人，哪怕夜晚喝酒聊天聊得再迟，一到早上大家准醒。这时，我一般都会说，早上好！可莫言从来不说，他总会认真地问我：“你说我睡着了么？”
对此，我是无从回答的。对于莫言来说，能回答他的贤达恰恰不在现实里面，更多的应该是在他的小说中。至少跟他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我老觉得他头脑里构思的小说就像一个人一样，经常跟他纠缠，耍些调皮。
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十分意外地看见了一朵鲜艳的彼岸花。当时是在广岛县的福富町，《檀香刑》的翻译者，汉学家吉田富夫教授的老家。
说来也是奇缘，莫言是农民作家，而他的翻译者原来也是个农村娃子。
日本的山多，绿树多，河水也多，唯独缺少的是那种黄土地连绵不绝的景致，乃至成为不少日本旅客的向往。面对日本的农村，莫言似乎没有特殊的感受，他只是说：“农村我太熟悉了，跟我想象得差不多。”
说完，他笑笑，信步走在田间的路上。吉田教授的话也不多，手里拿一把小小的镰刀，他说这是刚才他在稻田边儿上捡起来的，农村早就实现了机械化，用镰刀也是过去的事儿了。走过一段路，那朵彼岸花开始出现了，而且最早好像是出现在我的眼前。
春天落籽，夏天长叶，秋天开花，违反常态的生存方式叫许多人不解。日本有句老话：“谁家的小孩儿摘了彼岸花，谁家就着火！”
花瓣是弯曲的，一条条儿往四周延伸，色彩如火，叶发轻香，尤其是在空灵幽林之中，那绮丽的端姿夺人眼目。这是我最初看到彼岸花时的印象。于是，我跟莫言说：“你看，这花儿红得多妖气，就这么一点儿红，跟你红高粱的一片红不一样，听说这花儿还有毒啊！”
莫言停住脚步，往我手指的方向看，若有所思地说：“越毒越红嘛。”
在我们这一问一答中，路旁的吉田教授始终是微笑的，他的手里一直拿着那把小镰刀，小镰刀之于清晨的淡雾中发出的光色是金属的，但并不十分闪亮。
当天晚上，我们借宿于吉田教授的老家，跟他的农民弟弟一家人痛饮好酒。宾主欢快，一直喝到半轮残月升空……和莫言一起走近川端康成
不知是否有这样的说法—“出游”加上“出门”就等于“出国”！
如果这一说法还能勉强成立的话，那我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异域的奔波令我目不暇接，现在想起来，那些赏心悦目的景致至于今天到底还有多少能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呢？
旅行是一个大概念，对于我这样常年在外的人来说，旅行就具有了两层意义。一层是我自身的行走和旅居邻邦的状态，另一层则是一起上路旅行的伙伴儿。
至今为止，我最愉快的旅行都是与旅行伙伴儿一起完成的，有了伙伴儿就有了故事，有了故事就有了愉快！
这些年，作家莫言是我旅行时的最大伙伴儿，前后四次我们一起出游日本，无论是冬天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北海道，还是人头攒聚的东京，以及盛夏炎热的京都古城，有了他就像有了一部小说一样，十分魔幻、十分真实。
2006 年春天，莫言寻访了川端康成的故居，地点是大阪府。当时，我从神户开车到国际关西空港接他。莫言一见到我就说：“在飞机上没有话说，憋坏了。”然后他先笑起来，马上问，“你说当年的川端康成是不是也这样，到哪儿都有犯憋的毛病，话不多吧？”
显然，作家莫言的赴日寻访从他一下飞机就开始启动了，不同于一般游客，他始终是一半儿文学一半儿现实的感觉。早在九年前，我们一起寻访过川端小说《伊豆的舞女》的所在地，住在川端当年写这部小说的旅馆里。旅馆是一座木制的小楼，楼上人一走路，恨不得全楼都跟着“咯吱咯吱”地作响，有时分不清是楼外的风声，还是楼内的脚步声。第二天清晨，莫言醒来，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说我睡着了吗？”
人是否睡着，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能有谁知道呢？或许他仍然沉睡于小说当中。
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顶峰人物，中国作家当中除了莫言受川端小说的启发以外，余华也说川端小说几乎就是他的老师。作家之间的沟通很多都是来自现场的，即便是一个生者寻访一个死者，这一沟通的模式也不会发生改变。
川端自幼失去父母，寄养在祖父家，从小郁郁寡欢，很孤僻，跟外界也很少联系，而他这段辛酸的童年是在大阪度过的。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载，目前有他写的《我的故乡》和《十六岁》，还有一次应林语堂的邀请在台湾做过的讲演说得都很清楚，这大概是20 世纪60 年代的事情。
我跟莫言一行寻访到川端故居是在一天的下午，晴天、无风。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川端家一位远房的侄女，满头白发，腰弯弯的，说起话来却蛮有力气。她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带着我们往很远的地方眺望，她告诉我们川端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越过一道围墙往远处眺望的，他不喜欢看近处的东西，宁愿一个人什么也不做，站在原地一个劲儿地往外看，一直把眼睛看得直勾勾为止。
我记得川端在他的一篇杂文里讲过这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大致如下：祖父的家破产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一下子都被毁掉了，一直为他家做保姆的女人也不得不离开了，但是，有一天，当他觉得心里凄凉，突然发现当保姆的那个女人站在墙外跟他打招呼，而且还送给他吃的，自从那以后，川端喜欢往远处眺望，也许是为了等待某种温暖的到来。
事情就是这么平铺直叙，听起来没有更多的曲折，不过，当中国的一位作家悄然走入了川端的经历的时候，其中的沟通也就开始生成了。莫言说：“了解一位作家最先应该了解他的经历。”这句话显然道出了我们这次旅行的缘由。莫言一边听川端老侄女热心的解释，一边向川端康成文学纪念馆的馆长提出了不少问题。至于这些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我没能记住。一路上，莫言问我：“你说，当年跟川端一起玩的小朋友现在都去哪儿了呢？”
看来，莫言不太相信川端小时候非常孤僻的说法，至少他觉得他应该有伙伴儿，哪怕不多，那他也应该有！
从川端故居出来的时候，老侄女拿出了川端生前的手稿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封川端写给读者的信，字迹清丽，似乎有一股强烈的友情非要传达出来不可的样子。我仔细地看着这封信，想起刚才莫言询问川端小伙伴儿的事情，忽然觉得，与其说川端孤僻，还不如说他恰恰是最容易被友情感动的人。
作家莫言，一个生者从中国而来；川端康成，一个吸了煤气而自杀身亡的日本作家。当这两个人处于某一个时间段，一方从另一方的经历当中有所察觉的时候，文学的沟通也就完成了。更何况，这样的沟通是在莫言跟我在旅行当中实现的，对我而言，走向内心的旅行最愉快！
大江健三郎跟我说：今天看见了永远的地平线在日本很少看见一望无际的地平线， 这不仅是我客居日本的经验，也是日本文学、电影、戏剧，甚至在传统的歌舞伎里都经常出现的现象。
原来我以为， 看不见地平线， 无非说明海岸线长， 或是山岳连绵，叫人的视野无法放远。除此以外， 几乎没有往深处想过。
2002 年春节期间， 我陪同诺贝尔奖文学大师、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私访中国作家莫言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县。从东京飞北京， 再从北京飞青岛， 然后驱车开往莫言老家的那个村子—大栏乡。
作为主人， 莫言从北京启程与我们同行，在拓宽的公路上，汽车一路飞奔， 道路两旁有树木、田野，偶尔一扫而过的牛车、马匹，扬起的尘土犹如蒙蒙花絮， 在车后卷起一圈一圈的线团儿。大江先生一边往窗外眺望，一边跟莫言说：“地平线有时能解放一个郁闷的人。”
莫言答道：“地平线应该是天的边儿。小时候我放牛，肚子饿，老是吃不饱， 走累了就横躺在地上冲着天上的白云发呆， 因为我觉得那白云像是马上会掉进我嘴里的白馒头。看到地平线， 我想起饥饿的少年时代。”
大江先生说：“我是从山村里出来的，我的老家在峡谷里，四周都是森林，天一下雨，好像整个天都会塌下来， 等到天一放晴， 树上的叶子似乎也会欢歌起舞， 不过， 我始终没有见过地平线。”
汽车继续行驶， 从车窗向外望去，人的视线与远处的地平线一样齐。进入高密县大栏乡的时候，莫言指着路旁的河堤说：“这是胶水河，是我们小伙伴乱玩乱闹的地方，那是石板桥， 那是我们光屁股往河里扎猛子的跳台。”
大江先生问：“从这个跳台上也能看见地平线吗？”
莫言说：“是啊，这河堤大概就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
大年三十， 大栏乡的家家户户都贴起了大红色的对联， 灯盏的红色尤为喜人。大江先生说：“在我的山村里，过年过节都是由恐怖与欢笑支持的，平日非常安静的山村一到这个时候却人潮澎湃，大家在河边烧火吃饭，觉得祖先的灵魂会在河水中游**。”
莫言略有所思， 但当面并没有说什么。我们从车上下来，沿着河堤往前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土地。冬日的树木没有绿叶，连树干似乎也被浓浓的黄土地染色，犹如土地伸出的臂膀一样。大江先生走在我的右侧，问我说：“为小说家做翻译，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也许不准确，我觉得自己像一台语言过滤器。比如，莫言的大栏乡跟先生的家乡大濑村只有一字之差，可‘濑’字是水界交叉的地方，跟‘栏’字那种在土地上筑起的栅栏是不同的感受，也许一个是湿，另一个是干。当然，这是我想到的，如果不是先生问，我大概只是想想而已，不会从嘴巴里说出来。”
大江先生听后说：“看来， 语言对你更像一个起爆器。”
莫言带领我们从河堤上走进了一条乡间小路， 路旁的碎石浅浅地埋在土壤中， 有时叫你分辨不出哪个是土块， 哪个是石头。如果大江先生， 包括莫言本人仅仅是旅游者的话， 这样的景致或许再一般不过了， 因为它是中国北方农村中很平常的空间， 是普通而安静的时间流程。不过， 对小说家来说， 他们似乎正在观望一幅文学景象， 这一景象既能唤起少年时代不灭的记忆， 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多重把握。
莫言一边走一边说：“很久以前， 这里是一片荒地，地势低洼，老百姓喜欢到这里放牧牛羊。那时候我只有六岁，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水，我家后墙有一扇木窗， 一把它推开，就能看见河水滚滚东去。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比我们家的屋顶还要高，但凡有劳动力的男人女人都在河堤上抱着被子、砖头，甚至抱着葫芦，随时准备往出现缺口的地方填补。我站在窗口看着滔滔的洪水感到又害怕又壮观。再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蛙的叫声。到了夜晚， 周围的河水泛滥， 淹没田野， 成千上万的青蛙一起叫，震耳欲聋，尤其在深夜里，听起来就像发怒的魔鬼吼叫一样。洪水和青蛙的叫声是围绕我童年时期的两大记忆。”
大江先生接着莫言的话说：“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一个少年透过木窗用惊恐而兴奋的目光追逐洪水的情景，不过， 水与平原都可以看得很远。我的家乡是日本四国的山村， 一到傍晚， 山涧的上空就会出现灿烂的晚霞，红得就像人体流出的鲜血，有时我觉得那个情景似乎在意味着一个宇宙， 就像一个小小的卵一样的宇宙。而当时， 就在这样一个小宇宙的外部， 战争仍然在持续， 无论是大海、平原，还是山地，战火不断。我觉得夕阳的云朵就像是战场流出来的人血， 所以，我会把类似于幻觉的现实牢牢记住。构成我想象力的基本格式之一就是那片夕阳泛红的、犹如垂死的鱼一样的云朵，逐渐幻化为战场上死去的士兵，这是从来不会止息的， 一直在我眼前蠕动的景象。”
其实，大江先生在许多演讲中都一再提起对战争的痛苦记忆，有一篇题为《面向未来的记忆》一直到最近我还在读。大江先生的表述也许是一次触景生情。这是因为看见了地平线呢，还是因为勾起他少年记忆中的那道山涧的景观呢？对此， 我无从猜测。
我们从乡间小路回来， 莫言在他家里盛情款待了大江先生。他们坐在土炕上谈论文学，然后又坐到炉灶边喝起了酒。 喝到夜半， 窗外的爆竹声越来越大， 农村一年一度的最大喜庆似乎从惊雷一般的轰鸣中开始了……
大江先生结束了对莫言老家的私访，并跟莫言在高密县话别后，从青岛飞回了北京。一路上， 我一直陪同他， 并发现他总是在不停地写着什么。最后， 我在北京国际机场送他搭乘日航班机返回东京的时候，他对我说：“能看见地平线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 我这次看到了， 而且是永远的地平线，文学纪行让我圆了少年梦。”
说完， 大江先生紧握我的手继续说：“请向莫言先生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我在东京会等待他早日来访。”
村上春树绝对是铜豌豆么
1 浮出海面
一直追踪采访村上春树的日本女记者显然有些兴奋，她发来的邮件题目是，《他终于浮出了海面》。这里的他指的不是别人，而是村上春树！我还记得她过去老想采访村上，但一直不能如愿。想想她当时的辛劳，这个邮件的标题十分准确地表达了她的心情。
2006 年10 月30 日凌晨，村上春树在捷克的布拉格旧市政厅接受了卡夫卡文学奖，并携阳子夫人一起出席了颁奖仪式。刚才日本不少晚报也刊登了村上手拿奖杯的照片，卡夫卡文学奖的奖金为一万美金。
在参加颁奖仪式之前，村上春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说：“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原以为捷克很少有人知道我，结果来了这么多人，真叫我吃惊！我今天能够被邀请到这里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村上春树一直不在媒体上露面，这已经是他的固定风格，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我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的。”
卡夫卡文学奖有一个条件，即被筛选出来的作家必须有一篇被翻译成捷克语的小说。2006 年10 月20 日，村上的《海边的卡夫卡》刚刚被译成捷克语出版发行，这让他感到幸运。当然，他的代表作《挪威的森林》以前就有了捷克语的版本。
村上春树承认卡夫卡是影响他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同时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一个起源因素。他说，他最喜欢卡夫卡的一句话是“书必须是打碎我们内在的冰海的斧头”！而且，他坦言，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将是他奋斗的目标。
村上春树这次对媒体态度的转变很快在日本文坛的小圈子里传开，大家已经开始期待他更多地出镜，同时也有人希望他能访问更多的国家，并积极参加一些公众活动。
活人比死人
2006 年1 月的《文艺春秋》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谈话，大致的意思是赞美村上春树，但他的观点看上去似乎主要以《纽约客》杂志作标准。他说，如此主流的刊物能连续刊登村上春树的小说完全是破例的，《纽约客》曾经刊登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但仅仅一次而已，由此可见村上春树在美国文学圈里的地位。而且，这位教授十分欣赏村上小说的英文翻译者Philip Gabriel，据说这主儿根本不看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兴趣，甚至连人名都搞不清。
他翻译村上的小说完全是出于个人对文字的喜好。
据哈佛大学的教授鉴定，Philip Gabriel 的英文是佳作美文，美不胜收。最后，《文艺春秋》得出的结论是，“村上春树超越了三岛由纪夫”！
此类谈话也许是随意的，但《文艺春秋》冠之以一个醒目的标题说事儿，这就未免有些搞笑了。三岛由纪夫是故人，是用一把尖刀把自己插入日本文学史里的一个才气横溢的狂人，他是剖腹自杀的。相比之下，村上春树是一位贤达人士，感情十分柔软也十分细腻，而且至少现在他还活得很好。日本文学难道非靠一个活人跟一个死人的PK 才能弄清楚吗？这个想法挺滑稽也挺荒诞。如果日本文学非要PK，我看至少得让村上春树也剖腹，才能跟三岛由纪夫有一拼—因为让三岛死而复生是不可能的。
最近的日本文坛有些怪，类似这样的想法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后有机会，很想直接问问熟悉内情的日本人。
3 国际研讨会之怪
我说它“怪”并不是贬义，只是觉得，如此讨论村上文学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或者干脆说，开这个国际研讨会的目的也无所谓什么收获，只要说明村上春树之于世界的影响就可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说的“怪”也就“不足为怪”了。
会议的大概经过如下：2006 年初春，东京召开了一次题为“世界如何阅读村上春树” 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英文标题：How the World is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Murakami。被邀请来的翻译家分别来自于匈牙利、丹麦、印度尼西亚、捷克、挪威、俄国、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共十位，其中俄国的翻译家有两位。
研讨会的程序是由会议的主持人—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向与会者提供一篇村上的短篇小说，请每位翻译家译成各自的语言，然后拿到一起来讨论。大家使用的语言被限定为日语，但讨论的议题却是各国语言的表达现象。比如一位匈牙利的翻译家必须用日文向大家解释他的母语对村上文学的表达，但遗憾的是，在场的翻译家们除他本人以外谁也不懂他的母语，就像他手里拿了一把美丽的琴，却很不情愿地对着几头牛在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的翻译家赖明珠身上，她很用力—甚至有些用力过猛，对与会者解释北京话的细节。当时除了她和马来西亚的叶蕙以外，究竟还有谁能明白她说的意思呢？
以下是这两位中文翻译家的发言片段。赖说：“在‘要不要一起去兜风’这句话当中，村上的原作里没有‘一起’这层意思，是我加上去的，因为可以加强‘一起’的语感。”对此，叶说：“我翻译成‘要不要去兜兜风’，多用了一个‘兜’字，加强娱乐的感觉，这个村上原作里是没有的。”
如此一来，会上的讨论使这两位中文翻译者完全成了释放“噪音”
的人，因为她们的发音“要不要一起去兜风”和“要不要去兜兜风”
对于其他与会者来说，完全是鸟语。就像她们尽管听不懂匈牙利人的母语但又不得不强作笑脸装成十分入迷地听的样子，其实是一件不舒服的事儿！
整个研讨会始终都充满了这类“不协调”，弄得台上的发言者挺尴尬，有时也找不到北。不过，话还是说回来，主办方无非是希望全球更多地关注村上春树，以此作为日本当代走红的文化代表。况且，主办方是日本政府的一个机构，这个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不用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注重自己的文化输出工作，这个无可厚非。但在举办这类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是否缺欠考虑呢？找一群相互之间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主儿，然后用村上的母语交流，这不仅没把村上文学多国语言的优势显示出来，反倒把最能发挥才能的各国翻译家都圈入了日语的“牢笼”，这是一次败笔！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把村上春树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林少华先生—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会被排斥在局外呢？难道是主办方不看好村上春树之于中国大陆的影响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林先生能参加的话，至少跟上述两位“要不要一起去兜风”和“要不要去兜兜风”这类说法能有个一拼。听上去，对于我的母语中文来说，这倒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
4 不爱漫画爱长跑
村上春树是日本一流的畅销书作家，查看一下他个人的爱好，对喜欢村上文学的人来说，多少算是一个相当奢侈的考察。
最近，村上出版了一本挺怪的书，专门写他自己长跑的心得。据他自己计算，二十五年一共跑了七万五千公里，足足绕地球两圈儿。
至于为何如此，村上春树的说法如下：“写完《寻羊历险记》以后就下定了决心，要一辈子靠写小说活下去。为此得有一个好体力，于是就选择了长跑！”
村上春树个头不高，脑袋显得比较大，尤其是迎风跑起来的时候，有些像倒立的白萝卜一样。
写小说一定需要非常好的体力，这是村上春树的法则。无论是去雅典，还是罗马，只要是在酒店住下的第二天，他都出去跑步。有时被马路上的野狗追赶，他也心虚，见到小狗，他回过头对人家吼两声就算了，但要遇见彪悍的大狗，村上也只能拼命逃跑。用他的话形容，逃跑逃得屁滚尿流！
在新出版的这本书里，村上春树一方面歌颂长跑的好处，赞美跑步对写小说的妙用，另一方面鄙视漫画，而且他公开说自己“从来不看漫画”！
遭受日本文坛恶骂
无疑，村上春树是很多批评他的日本评论家所望尘莫及的，尽管他们曾措辞严厉地批评村上，但村上春树非常直接，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读任何评论，而且更绝的是，他说：“文学评论是一堆马粪！”
这句骂人的话足以说明村上春树与日本的文学评论家之间谁也不服谁的关系！
那么，文学评论家究竟说了些什么，让一向斯文的村上如此震怒呢？笔者手头的资料不少，现选择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吧。2006 年《每日新闻》曾经发表过一年文学的总评，以下片段是评论家松浦寿辉与川村凑的谈话记录。
“村上的短篇小说是一个容器，而且容器的精练程度相当高。说穿了，这跟一把总的文学的钥匙一样，有了它，你就可以打开其他文学的锁，吸引全世界的读者。但是，他的文学没有日本近代文学的记忆，即便有，也没有记忆的厚度，感觉是随意就可以弄来的一篇小说一样。
语言应该根植于乡土，盘根错节，但村上春树的文章既没土地的味道也没鲜血的味道，有的只是媚俗与撒娇的混合体，甚至连这个有时也会被切断。所以，读他的小说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写得好，文学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松浦说的“上当受骗”这句话译回到日文里面应该跟“诈欺”这个词相呼应，他在《每日新闻》上也同样使用了“诈欺”一词，而恰恰是这两个一模一样的词，也曾经被原东京大学校长莲实重彦教授使用到了批评村上春树的文章里。
“诈欺”是一个十分过分的措辞，它不仅否定了村上春树的文学，还嘲笑了很多喜欢村上文学的读者。这些读者被“诈欺”，上当受骗不说，反而因“诈欺”获得一种阅读的喜悦，这不是傻瓜么？
日本还有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叫加藤典洋，他出版过不少“村上春树论”。最绝的是，他指责村上文学看不见人与人的对立，死者支配着生者！
村上春树是一个文学符号，作为世界最畅销的日本作家，大概没有谁能跟他攀比了。尤其是2006 年10 月30 日，村上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被授予2006 年弗朗茨·卡夫卡文学奖。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有先拿到这个奖的先例，所以备受日本各大媒体的关注。
一直对媒体保持不合作态度的村上春树这时表现得十分出人意料，他欣然接受了各家报纸以及电视台的采访，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一种远离日本以后的奔放，讲起话来发飙，似乎一下子从日本文评家的咒语中获得了巨大的解脱一样！目前，村上春树还是回到了他一直保持的状态，每天跑步，不看漫画不见媒体，坚持写作，尤其珍爱身边的两只猫。
6 是否被误读了
村上春树的小说影响了一批中国年轻女作家，虽然安妮宝贝和卫慧从未公开表示过她们的创作跟村上小说有直接关系，但另一位北京女作家叫春树，不知这个笔名是不是模仿了村上春树的名字？
其实，把村上春树的影响写到极致的人是上海女作家潘向黎，她的短篇小说《白水青菜》描写了一个成功的男士另觅新欢的故事。其中一个叫嘟嘟的女子是一个疯狂的村上迷，不仅收集各种版本的村上小说，就连晚上做菜也按照村上爱吃的菜谱做。潘向黎以前曾经到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能够直接阅读日文，所以她压根儿就不读中文版的村上春树。
无疑，阅读别人的小说还是原汁原味的好！
在一般读者看来，村上是一个非常“小资”的教祖式存在。不仅是中国读者，甚至包括日本读者在内，对他的这一印象始终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他从小住过的神户居住了很多洋人，听爵士、读美国小说、到海边兜风、开游艇……因为我住在神户已经十多年了，村上小说中的大量细节也是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场景。
这些感受先不说，单说村上春树精通英文，一直热衷于英文小说的翻译，文体也受西文严重影响，仅仅这一点就导致了许多读者觉得他跟西方近，而跟中国远。尤其是日本读者，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把村上往欧美那边儿想，就像他是一个实现了“脱亚入欧”的人。其实，许多事实证明，中国对村上春树的影响远远大于欧美，而且这些影响都触及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个侵华的日本兵，为此，他的内心相当晦暗。
根据1996 年荷兰记者Buruma Ian 对他的采访记录，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战前，村上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京都大学的学生，念书的时候被征了兵，编入了陆军。村上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跟他讲过一次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似乎记不清了，可能是他父亲亲眼见到的事，也可能是他父亲亲手干的事，反正是一件极其悲惨的事情。村上说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对你说点儿秘密的样子，而是相当自然地流露出来的，说话的声音没有什么顿挫。他说，很可能是因为听了这件事情的原因，至今也吃不了中国菜！”
“村上春树不吃中国菜”不像是一个单纯的传闻，凡事必有其因，村上承认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有关这位荷兰记者的采访记录，还有不少猛料可挖，此处暂且割爱。
另外一点，村上春树十分敬仰鲁迅，就连他的成名作《且听风吟》的头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没有彻头彻尾的绝望”，其实就是套用了鲁迅一再引用的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整段语式。村上春树还在一篇小说中专门设定了一个叫“Q 氏”的人物，其隐喻恰恰来源于鲁迅的《阿Q 正传》。
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曾经写道：“当时，我家每月都有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一本一本地从书店寄来，我十几岁的时候是一边读这些书一边长大的，读的全是外国文学。”
他说的《世界文学全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由著名汉学家竹内好编译的，其中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 正传》和《野草》等多部作品。换句话说，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村上春树就已经开始阅读鲁迅了。
7 村上春树的铁人相
采访过村上春树的日本女记者告诉我一个采访窍门儿，并且说：“这个窍门儿只能用于面对他的时候，对其他作家是无效的！”
据说，了解村上春树的记者一开头都会直接问他：“您今天早上跑步了吗？”
对于这么友好的提问，即使村上的情绪不是最佳状态，他也会马上扭转过来，而且记者得到的回答基本上离不开下述内容，“是的。
跑完了以后，刚才还到游泳池游了一千六百米，跑完了再游泳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其实，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曾经有过类似的记载，当时他说：“早上跑十七公里，中午游一千七百米，傍晚再跑十三公里。”
如此看来，村上春树最近的长跑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往往喜欢对记者开头的提问做非常详细的解答，类似于城市的空气不新鲜啦，要跑只能集中到早上啦，湿气少，天空也显得高，等等说法！
村上春树一向不与媒体合作，这个做法跟他的畅销小说一样出名。
为数极少的接受采访一般都放在新书出版以后，而且不是哪家采访都接受，他觉得合适的才答应，否则免谈！
有的日本评论家指出，他的上述性格跟长年坚持长跑的忍性有关系。据他自己说，跟下决心一辈子写小说完全是同一个时间段，一辈子跑步的想法也开始付诸实践了。
村上春树毕业于神户的高中，但对母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就连母校校庆请他写贺词，他也压根儿没理睬人家。甚至包括他读了七年才读完的早稻田大学，几乎也是无话可说。村上对神户的高中有一个苦涩的记忆，用他接受《文艺春秋》杂志采访时的话说：“当时高中要求男学生沿着六甲山根跑十多公里。男孩子一个劲儿跑，女孩子沿路为男孩子喊加油。别的男孩子跑过去的时候，沿路的女孩子喊加油啊加油啊，可偏偏到我这儿，女孩子却冲我大声喊‘村上君，不必勉强啊’！”
2006 年的四月号《文艺春秋》月刊杂志曾经发表了村上春树题为《某个编辑的生与死》的长文，引起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因为这篇长文是为了声讨一个叫安原显的文学编辑而写的。村上愤怒地指责他擅自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窃为己有，导致手稿变成了黑市交易的商品。在这篇长长的檄文中，村上一方面承认了安原先生在他成名前曾经热心地帮助过他，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成名对安原先生来说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但尽管他们的个人恩怨如此之深，村上春树始终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并没有当面与安原先生撕破脸皮，而是在他病逝后公开发表了大篇檄文。
这一忍性不单单是忍耐，或者忍气吞声，而是村上春树个人的性格所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罗马和雅典跑步的时候，经常遇到野狗，它们一边吼叫一边追我，我怕它们。但后来，它们追过我一段后，我也开始冲它们吼叫，这些野狗大体上都逃跑了。当然，遇到巨大的野狗时，我只能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靠边站！”
村上春树，一个三十年来每天坚持长跑的小说家，参加过马拉松、铁人三项和一百公里长跑的比赛，其中马拉松比赛的最高成绩是三小时二十六分。他认为，男人的赘肉一多，脑子转得就慢。所以，写小说跟长跑其实是一回事儿。
8 炮轰中国翻译家的日本教授及其他起先读村上春树的时候，没有想到过中文翻译版本的问题—大概是我直接读原文的缘故。其实说起来，读村上最过瘾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谈话集，比如跟已故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教授的对话就非常精彩。谈话中，村上有时就像一个患病的人一样，细声细语，跟他破口大骂“文学批评家是一堆马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后来到了2003 年7 月，时逢《人民中国》创刊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了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当时刚刚翻译出版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其弟子》（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以会上我主要讲了自己对日本净土真宗的看法。坐在台上的还有一位日本作家立松和平，他写过两卷本厚厚的历史小说《道元》。他坐在我的左边，悄悄跟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谈村上春树的是东京大学的名牌教授，看来还是村上厉害呀！”
他说的名牌就是当时也在台上就座的藤井省三教授，他当天的讲演内容涉及了村上文学的中文翻译问题。这当然是我头一次听说，村上春树居然也跟中文翻译打了遭遇战？转眼六年过去了，当年的藤井教授正是今天炮轰村上春树的翻译者林少华先生的人！
大约是《人民中国》研讨会的第二年，有一次回我的原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午在院后面的餐厅吃饭，正好跟文学所的赵京华兄等人坐到一起，大家饮酒畅谈，其间谈到藤井教授—因为当时他正跟台湾作家陈映真打一场口水恶战，而且被指责为替“皇民文学”招魂的“右翼学者”。
日本学者，又是一位东京大学的名牌教授，藤井省三的名字自然在圈子内为人知晓。幸好我本人不属于这个圈子，有些事儿听听也跟刮过一阵风一样，所以，对藤井教授批评林少华先生的翻译问题至今我也从未琢磨过，更不要说谁家之言正确了。这些题目还是让给有心人去研究，弄得玄妙一些，说不定一不留神还能写出个博士论文什么的。
因为翻译问题的确是一个大课题！
我跟藤井教授的来往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官方场合以外并无私交的由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非常欣赏藤井省三教授，他曾经跟我说：“要说让我阅读中国作家的翻译小说，我只读藤井版本，别的不读！剩下的我可以读英文版或法文版。”
不过，大江说的话，我从未直接转述给藤井教授。回放当时的录音，大江健三郎是2002 年2 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里跟我说的。
藤井教授出版《村上春树中的中国》一书是2007 年7 月，出版社是朝日新闻社，责任编辑以前也出版过我的书，所以是非常熟的人。
她直接把书寄给了我，我当时一读，就觉得书中描写的少年村上春树很好玩儿，于是就写了刚才的《是否被误读了》。截止到那个时候，我并没对翻译问题发烧，当然更没有想到后来不少国内媒体对日本学者炮轰中国翻译家一事开始关注。
根据《村上春树中的中国》一书的后记记述，藤井教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充满冒险性的书。并且，他于前年开始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为期四年的资金，目前正与新加坡、韩国和美国的学者联手，打算把这个题目再往深处挖。
看来，藤井省三教授的研究是要继续下去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林少华先生继续把村上春树的新作翻译出来，在这条阳关大道上稳扎稳打，跟藤井教授死磕到底！
9 村上春树的过人之处并非他的文学村上春树十分崇拜已故的美国作家雷蒙德（Raymond Carver），特意征得了他夫人的同意，套用了雷蒙德一部短篇小说集的书名《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说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为去年秋天出版的第一本传记取了相当长的书名，翻译出来应该是《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
读过村上的这部传记，你会发觉他是一个精干无比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从1982 年的秋天开始，当他立志以写小说为生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从这个决心下定以来，他连续二十五年每天跑步。他多次参加了马拉松比赛，还参加过铁人三项和一百公里的长跑比赛。无论到哪儿旅行，他的旅行包里永远少不了一双运动鞋！
世上最难的职业莫过于小说家，尤其对于坚持写下去的人，除了才能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所谓的“才能”。村上春树戏言自己不是绅士，所以不敢把这本传记当做保健书宣传。但毕竟是他憋不住，生把每天长跑中的心得像流水一样倾泻出来，用他在序言里的话说：“这叫我实在难为情！”
同一本书，他在后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感受：“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儿，我在东京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总跟一个妙龄女郎迎面而过，多少年了，都是这么迎面而过的，后来逐渐就熟悉起来了。我们相遇的时候开始打了个招呼，但最终，我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为我内向，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每天清晨能与她见面其实是我私下里的一个小小的喜悦，如果没有了这个喜悦，我恐怕很难这么跑下来。”
无疑，村上春树一直保持着日本畅销书作家的地位，同时也保持着每天长跑的习惯。在文学的世界里，他是否也遇见过每天清晨迎面而过的妙龄女郎呢？这个也许只能从他的小说中找到解答，或者压根儿就没处找！日本评论界认为，比起村上春树的小说，他能如此坚持长跑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更值得钦佩。
不管日本评论界夸他，还是骂他，村上春树都很真诚，因为他为这本传记的定位是：“我想把这本书奉献给我在世界公路上迎面遇见的人们，被我超过和超过我的所有长跑者，因为若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跑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