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太刀鱼
这是我过去在东京开鱼店的时候碰见的日本人，说起来，也应该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了。虽然说当时开鱼店，其实也是替老板掌柜台，用国内的话说，应该算一个店小二。不过，鱼店是专门卖鱼的，有活鱼，也有冻鱼。店内不摆桌子和椅子，所以没有客人来吃饭，来的人全是鱼贩子，他们从鱼店大量购入，然后推销给那些大街小巷的各家料理店。
日本的鱼市很早，人头攒聚的时候大都披星戴月，不过，这道光景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白天道路堵塞，夜晚行车通畅，所以那些满载海鲜的拖车都在深更半夜飞驰； 二是出海打鱼的小渔船很多都是凌晨返航，好像鱼的新鲜跟清晨永远是挂钩儿的，至少在日本，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是晚间出来买鲜鱼的。
我掌管的那个鱼店在东京最出名的鱼市，叫筑地，离繁华的银座并不远，乘公交车最多10 分钟就能到。可这么短的距离却能划分出不同的市井人间。跟我做搭档的鱼老大或许就是跨越这一距离的日本人。
事到如今，我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唯独他那清晨与夜晚的不同装扮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人挺高，比一般的日本人高，脸庞清秀，两腮往里抽，尤其是发尖的下巴就像炒菜用的铁锅的把儿，从样子上看，实在没有鱼老大的风度。每天晚上大约到夜里2 点以前，他总是一身银光锃亮的西服，腰间系的是黄色的皮带，细腿碎步，像一丝轻烟就飘进了银座的酒吧俱乐部。有一次从远处看着他消失的身影，真以为是两根牙签在走路，非常滑稽。
“你在鱼市穿的是制服，到了银座干吗那么怪？这打扮多显眼呀！”我跟他熟，干脆就直问。
鱼老大斜眼看我：“咱们是卖鱼的，想要卖得好想要卖得多，咱先得跟鱼的模样靠近。”
“这么说，你这是鱼的打扮？”
“亏你聪明，这还看不出来？ 这么亮的外套，上面可是用鱼鳞加工的。我一穿上它，心里就踏实。你不知道吧，我的外号是鱼先生。”
说完，他放声大笑。
他这么一笑，我反倒认真起来了。这一认真当然不是跟他较真儿，而是我觉得有一类这样的日本人，但凡做那么一件小事，也会把它弄得近乎荒诞。至少，这位鱼老大就是如此。他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凌晨3 点左右一定要到鱼市，换好制服，为鱼贩子们叫行卖鱼。大约到了早上8 点收摊儿，打扫店铺，然后一瓶啤酒下肚，生鱼，小菜，接下来又是日本的清酒，必须是加热好的。然后回家，从中午开始睡觉，到了下午6 点钟左右起床。在这以后，他就开始要为跨越晚间的距离做准备了。看看闪亮的衣服是不是还那么放光，想想昨晚的那位酒吧女今夜是否还会等他。当然，在那样的风月场上，他最大的满足莫过于人家说他是卖鱼的，因为他生怕人家不知道。而且，他老跟人家说：“我是太刀鱼，真的，你们看呀，看呀，我的身条儿难道不像吗？”
卖几条鱼都能卖到这个份儿上，这要是卖别的高级的玩意儿，那日本人可得什么样子呢？ 这是我当年的疑问，一直到今天，我的疑问还在继续。至少，就这位鱼老大而言，他是狂热呢，还是乖僻呢？我找不到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太刀鱼就是我们在北京也常见的带鱼！
抱住面口袋的人
来日本之前，我跟许多人都说过，那是一个工匠的国家。过去我这么说，眼下住在日本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说，而且说出来的语气越来越强。工匠指的是精通一门专业知识的人，不过，日本工匠叫“职人”，它的大部分含义指的是那些手工艺者，一般来说，动脑筋想法子的人不在这个行列。比如，为别人盖房子的木匠，爬在房梁上一根钉子一个铆使劲往里敲的人，那都是工匠。可站在房子前拿一张图纸指天画地的人，那就不是工匠。日本人叫他们“书生”。
我认识的日本工匠比书生多得多，这恐怕跟我很早离开学界不无关系。起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工匠的表情也好，还是他们的举动也好，在许多场合都叫我惊奇。当然，我应该承认，之所以能惊奇，或许也证明了我对日本还没有完全习惯。
我在名古屋就结识了一位专做甜点的日本工匠，此人名叫多和田，身宽体胖，走在公园的小路上一遇见对面的行人，他都侧过身子为别人让道，有时碰上团队的旅游客，他就像拨浪鼓一样，原地直打转儿。
多和田的脸上留了一把浓黑的大胡子，可这显眼的胡子跟他走路的姿势根本不配套，大胡子表现出一种逼人的刚强，可他走路的姿势却是一副水蛇腰的模样，跟歌舞伎里的娘娘差不多。对此，他的回答十分坦然：“这都是揉面揉的！”
有一回，多和田寄来一张明信片，告诉我他的小店铺准备销售新的甜点，味道、色泽以及甜品的搭配都是他长年钻研的结果，并邀请我参加他的甜点发表会。盛情难却，于是，我专程从神户赶到了名古屋。
那天来的宾客很多，每个人都先在临时搭起来的报到台登记，然后可以拿到发表会的介绍册，人手一份，淡紫色的小册子握在人们的手中，似乎显示出了日本式的喜庆。
身穿店铺工作服的多和田开始向大家致辞了，他的嗓音不高，走到众人面前的姿势还是那个样子，或许是紧张的缘故，他迈出的脚步犹如流逝到河边上的水纹。他说：“我的小店是简陋的，无非就是那么一个蒸炉，还有一个豆馅儿搅拌机，其余的就是木头做的揉面板，这些都太简陋了，不值得提。”
多和田停顿稍许，嘴巴在大胡子里继续一张一合：“不过，做好甜点跟设备无关，就拿揉面来说吧，用机器再搅再拌，你也感觉不到面的温度……”
这个我们都知道，甜点用的面关键在于它的温度，“那你怎么能知道面的温度呢？”当场有人大声问他。多和田几乎不加任何思索，应答道：“我把自己揉的面放进一个跟枕头一样大小的面口袋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抱住它，跟它一起睡，然后，我就知道了它的温度，再然后，我也知道了用这个温度的面做出来的甜点就是可口，就是好吃。”
他的话刚完，全场顿时一片掌声，而且每个人似乎都被他这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给打动了。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说：“他是个好工匠呀，能把灵魂注入甜点里可不容易啊。”
我似懂非懂，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天的发表会很成功，许多客人品尝了样品甜点后，赞不绝口，都纷纷向他的店铺订购。可是，还没等我品尝的时候，多和田已经走到我的身边问甜点的味道怎么样，我当然不愿扫人家的兴，于是就大声说：“你太棒了，这可是绝活儿啊。”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大胡子里面的嘴角始终是往上翘着的。
村田先生的太太
村田先生是某家会社的次长，在许多场合都避讳说自己的太太，不仅对我，哪怕对他从小长大的朋友都闭口不说。跟他接触的时间变长了，总觉得有些别扭。据他的一位公司同事介绍说，课室的人一旦遇见什么好事，比如签订一份大合同，或者年末的奖金分到手，但凡碰到这个时候， 大家总会外出召开小型的宴会， 席间大部分人都喜欢唠叨一些琐碎的事情。这类琐事不外乎家庭的开销啦，孩子的教育啦，再有就是日本人最热门的话题—买了一栋房子还要申请多少年的贷款。日本的职员要唠叨上述事情只能在下班以后的酒席上。说是酒席，并非那种豪华的大餐宴席， 而是像一群灰溜溜的耗子钻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吃喝的场所虽然简陋， 但他们的眼神却放出一天之中最亮的光。
“我说，村田次长， 你每天带的那饭盒也不让我们瞧瞧， 老是自己一个人独吃，那里边有金子还是有银子？干吗老偷偷摸摸的，像一个贼。”
说这话的人是喝多了的年轻职员， 村田先生的部下。大概凭着这股酒气才敢对自己的上司开腔，对此，村田先生的表现却异常温顺，几乎看不出他在工作中是一个蛮横的人。他腼腆地解释说：“我的盒饭是我太太做的，她每天都为我做。”
在酒席上，如果这些日本职员是一群耗子的话，村田先生肯定是最不起眼的那一只。据我观察， 他这副近似于卑微的样子只有喝酒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不过，有的人相反，平时温顺，可一喝酒居然能暴变，搞不好还能大骂出口。许多人不讨厌村田先生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的酒性好。
我跟村田先生不是同事，可不知为什么，有好几次，他总是拉我一起参加这样的聚会，而且，一开场，他的头一句话保险是这样的：“诸位，今天我们请来了客人，大家随便吃随便喝随便聊，可就是不准谈工作！”于是，参加者一齐欢呼，还有的日本女职员没等酒端上来就连声尖叫：“村田先生真可爱啊。”
我跟大家一起吃喝，有酒有鱼有肉有菜，每根筷子似乎都踩着节奏纷纷上桌，其速度之快犹如从弓弦上射出的箭一样。我吃饱了肚子，忽然觉得每次他让我来的目的莫非是为了封住部下的嘴，难道我是村田先生的挡箭牌吗？我这么想，当然不好当面问他，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有酒喝有饭吃就行了，顾那么多事，干啥？！
日子长了，我有好几次听他的部下夸奖他，说他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对工作严格要求，同时又爱自己的妻子，照顾部下，有时像大人，有时又像小孩儿。不过，也有一个传言似乎非常神秘，他的部下说村田先生根本就没有太太，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人去过他家，也没有人见过他的生活里有女人的影子，当然，他说的那个饭盒是不在传言之中的。
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纳闷。多少年来，他常到我家串门，可我没有一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因此，我也没有见过他的太太。我越想越觉得这事神秘，甚至很奇巧。如果下次他要再叫我当他的客人的话，我应该想个什么借口干脆拒绝他算了。
因为，村田先生跟我家是邻居。
“团块”的世家
日本有一个叫“团块”的人群，年龄段恰好跟新中国诞生是同步的，算起来，这批人现在大约50 岁出头，应该属于社会上比较稳定的阶层。
一来他们出生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二来，日本经济启动的时候，他们正好搭上了头班车。闻名于世的“终身雇佣制”就是为这批人而设定的。后来，等到这批人20 岁左右考入大学的时候，英国的“披头士”
音乐像旋风一样刮进日本。与此同时，美国的棒球运动也在这个岛国扎下了根，成为国民第一大体育项目。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同样是这批人，他们曾经抵抗过美国，反对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占领了大学的讲堂，攀登到楼顶上高声呐喊：“不要日美同盟，誓死粉碎安保条约！”学生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不少人遭到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到了后来，时间跟中国爆发“**”差不多，这群日本人里面出现了激进分子，他们劫持飞机，枪杀无辜，行凶范围从中东扩展到了欧洲。一时间，来自日本的恐怖分子在西方也令人谈虎色变，当然，这群人仍然属于“团块”这个年龄段。
写到这里，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谁叙述日本战后的历史，而是为了讲讲我在日本遇见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叫栗田，原先是一所乡村中学的校长，认识我是十年前，当时他四十几岁，正值不惑之年，身份还是一个讲师。他说：“刚从乡下调到大学来，什么事还得从头做起。”
那些年，日本的经济还没有露出泡沫现象，尤其是各地的私立大学人气旺盛，学生人才也值钱，有的企业为了争夺人才，为新职员举办海外旅游，号称为了开阔视野。这在当时的栗田眼里则完全是荒唐无稽的事。他跟我说：“日本人都发疯了，这么小的国土，经济再好，也有限度，怎么能把公司当成福利单位呢？国土小就该服小，没那么大的威风偏耍威风，没那么大的气派偏摆气派，这简直是自欺欺人，日本人疯了！”
我记得当时在我的周围，这么直接骂日本的人只有他一个，别的大学教员每天轻飘飘的，有事没事跟学生一起出去合宿，出口必说“同学诸君，你们可赶上了好时代呀”。
“合宿”指的是教员带一批学生到外边找一家旅馆住宿，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就喝酒撒疯。有一次，刚刚晋升为教授的栗田带我们去合宿。他讲课的时候，学生打瞌睡。可到了晚上，他经不住学生们用大瓶的啤酒干杯，尤其是女学生，不等多时，栗田教授的眼神就恍惚了。
男女学生大喊大叫，在一旁群魔乱舞，可他却不声不响地躺倒在榻榻米上酣然大睡，而且一直睡到天亮。
其实，我认识的栗田教授仅此而已，对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可不知为什么，随着这些年日本经济的萧条，他当时那些痛骂日本的话有时又叫我回想起来。
栗田教授属于“团块年代”。当我结束留学生活的时候，曾经问过他“团块”的意思，我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所谓团块，就是把坚硬无比的矿石聚合到一起的状态。”
昨天是大风天
北京的风干燥，尤其是冲你皮肤直吹的时候，那股针扎似的痛令人清醒。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感受，那是有一次冬天从日本回家的时候所体验的。在这以前，如果不是我住在邻邦的海滨城市，如果不是大海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那我或许并不在意北京冬天的风。说来也奇怪，原来不干燥的风现在变得干燥了，原来不懂什么叫湿润，现在居然明白了。对我来说，获得如此感受或许是这些年经常穿梭于两个空间的缘故吧。
空间是一种生活的现实。我在北京的家靠近城东，不远的地方就有好几条铁路线，基本上都是北京东站的始发车。每天为了听列车的鸣笛，周围的小孩们总会聚集到一起，大家有的拿出家里的锅使劲敲，有的举起小旗子。当时去铁路线玩就像过节一样欢乐，每次一看到火车长鸣，孩子们从老远就开始欢呼跳跃了。我也是这堆孩子里的一员。
按照不太确定的记忆，我当时被人家起的外号叫“小土豆”，不过，正是因为当时胆小怕事，所以除了人以外的情景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
直到如今，每当列车从眼前驰过的时候，我的记忆竟然会飞回少年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见到列车，还是在日本见到列车，某种幻觉油然而生。没人叫它没人管它，但幻觉本身始终是温暖而亲切的。
日前，我回到北京小住一段时间，以下的事情让我更加深了这种体会。
当时，我正在城里的五福茶艺馆喝茶。明亮的馆内偶尔装点一些花彩的灯盏，衬托着红与黄两色的对比，寂静中时常会露出喜庆的样子。
这大概与日本的茶庄不同，我隐约地一边想，一边更加仔细地观察馆内的布置。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身后传来一连串的日语，有人嘀咕：这筒龙井茶大约要多少钱？它怎么跟咱们在神户见到的不一样啊？”
话音未落，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人的嘟囔：“可不是么，你看这个筒多大，日本的都那么小！”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原来是两个穿和服的日本老太太在柜台前面正用手比划。她们的话持续了一会儿，具体说的是什么，我再也听不清楚了，只觉得两人的发音有点像寺院里的和尚敲打木鱼的声儿。
我继续在原来的位子上品茶，尽量体会那种久违的寂静，想起曾经在日本商社早起晚归的辛苦，心头似乎淌过了一溪清流。或许是这份心情的缘故，一直到两个日本老太太越来越提高嗓门，我几乎都忘记了日文声浪的存在。再仔细听时，她们已经激昂起来。
“在北京喝茶，你不觉得浓吗？浓茶对老年人的身体不好啊！”
“没人信你说的，茶浓，饭也油呀。不喝浓茶，吃了那么多的油腻，让我怎么办？”
另一个老太太若有所思，半天不说话，好像把刚才的两句话定位于一个**，不再动弹。茶馆原有的气氛被这两句声浪冲击了以后，似乎也不语了，花彩的灯盏依然维持着喜庆的样子。
对我来说，品茶时与日本人的声音邂逅应该是一个意外，尤其是在北京，本来那种凝聚了“茶中英”的神韵，而不乏“清淡挥尘”的时刻，日语的闯入似乎是别开洞天，但当我听了沉默稍许的日本老太太又一轮对话时，不禁哑然失笑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喝了北京的浓茶，你的皮肤就不怕风吹啦！”
“你看你，你为啥昨天不告诉我呀？”
“昨天怎么啦？”
“你看你，昨天可是大风天！我们的茶应该昨天喝呀！”
“……”
物哀和真心
在我没有来日本以前，而且是在一个现在也记不起来的机会里，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本居宣长的日文书籍。至于是日本留学生给我读的，还是我在图书馆里自己读到的，至今我无处查询。不过，以下的事情似乎还能记住。
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进所的第一天，胖胖的所领导跟我说：“这段时间要多读书，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是国家最高的研究机构，你将来的路还很长啊！”
无疑，领导的嘱咐是好意的。我像一个新来的小学插班生一样，竖起两个耳朵，只管听，连呼吸的声音都怕发大了。领导的嘱咐完了，可正当我要走出他的研究室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你对什么样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呀？什么都行，除了马列主义以外。”
冷不丁的问话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有很多回答似乎一股脑就冲到了嘴边，结果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本居宣长，他的物哀和真心值得我们研究。”
领导听了我的话，表情木然，活像一只迷路的羊羔，他一边苦笑，一边问：“哀怎么能无呢？”
显然，他把“无”与“物”听成了一回事，因为中文里的这两个字的发音几乎相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四声。领导好像是安徽人，对声调的区分不那么擅长，况且对本居宣长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说的。
“所谓物哀，是说凡事皆有哀，而真心是指用真情待物的心态。”
我补充完了自己的回答，总觉得不应该在所长先生面前说那么多，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当时对我说：“很好，多学些新东西是有好处的。”
尽管我知道本居宣长的思想并不新，但从心里还是感谢领导的鼓励。
我对本居宣长的了解就是这样，既没有什么神秘性，也没有充分的故事性，它似乎只是日常中的一件小事。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触电”，意思是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的思想激活了，或者是一个人受到了别人的启发。用日文说的话，大概是“感电”，我希望日文里也能注入上述这层中文的意义，因为以下的事情或许正是我跟本居宣长“感电”的瞬间。
我是16 年前来到日本的，最初到的是三重大学。至于为什么到日本留学，说老实话，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目的。不过，刚到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本居宣长的墓在三重县的松阪市，而且据说，松阪的牛肉比本居宣长还有名，上等的牛肉还有牛金和牛银之分，所有这些对一个穷留学生来说恐怕太具魅力了。对于这种魅力，我是无法抵挡的。于是，有一天，我拿出了打工挣的钱，坐近铁列车去了松阪市，傍晚的时候找了许多店，终于因为牛金太贵，还是委屈地选择了牛银的一家老铺子，痛吃了一顿。店主人是一位老太太，讲一口伊势方言，而且她的话有许多NI、YI 的发音，看上去，嘴巴的张合像一条线。她问我到松阪做什么，我告诉她是为了看看本居宣长的墓地。她听后似乎有些吃惊，但没有再问什么，只是到我付账的时候，她给了我学生的特价，大概便宜了30%。走出了牛银老铺，我没有坐车，按照老太太指的路往前走，她说走一会儿就到，可我走了半天也不见墓地的影子，看来老太太对时间的判断比我更充裕。后来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本居宣长的墓地，可周围那些隆起的山包似乎演示着一种逼人的气氛，有时像一种哀怜，有时又像看见了我寻找墓地时的焦急的心。皎洁的月光从山包后面放射出来，夜空微黄而空灵，令人遐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过松阪市。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见过本居宣长的墓，不过，说起来也怪，当我从四年前开始描写日本人的时候，那天晚上的月光犹如流水一样，总是让我思绪浮动，当然我也知道，本居宣长的思想也是从思考日本人开始的。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本居宣长是一个陌生的思想家，但是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穿越时空隧道的人，似乎在“感电”之中诱导了我的视线。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风从哪里来》，从中你或许也能察觉到文章开头说到的“真心”。
素子是我十年前在柏林居住的时候遇见的日本姑娘。说她是日本人，却经常被德国人误以为是中国人，这跟我走在蔺达大街上，有时脖子上挂一个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鼻梁上架着一副常年摘不下来的眼镜一样，走到哪儿，德国人先以为我是日本人。当时，柏林的报纸上登载过一张大漫画，除了照相机和眼镜以外，脑袋上还绑了一条湿毛巾，下面的注解是“想当日本人的瞬间”，这个形象几乎成为日本的代言人。本来嘛，生动的图像甚至比历史文化上的造型更引人注目。
要不然，但凡有中国杂货店的地方，那门口为什么总会立着头顶瓜皮帽，身穿绸缎衫的木头人呢？ 而且一身都是黑洞洞的。简单的形象竟然能把一个遥远的存在拉扯得这么近，以致柏林的人轻而易举地就步入了东方神秘的境界。
日本和中国对这座城市或许都是陌生的，至少从素子的身上，我多少有些感受。首先， 素子是东京一家寿司老铺的大女儿，从小被她父亲严格管教，为的是成人后能够继承家业，这一起点就与一般的日本闺秀不同。她到柏林来的目的很简单，据说仅仅是为了换一换跟东京不同的空气。此外，素子本人似乎也热衷于做寿司这个行当，她的那只纤细的左手由于经常捏米团，没事的时候居然也在微动，手指的关节如同煮熟的咖喱土豆，圆鼓鼓地，从握紧的拳头里一伸一缩。我有点纳闷，小声地问她：“走在大街上，又没有寿司，你那只左手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她冲我笑着说：“我在捏风呀。”
这话实在奇妙！不过，也算我对日本想当工匠的学徒多少有点了解，否则准保不知所云。
我跟素子同住一家小旅店，她比我先到半个月，对周围的街道也熟悉。旅店里就住我们两个东方人，其余的住店旅客都是彪形大汉的德国人，而且成群结队，好像是几个大家族从别的城市来柏林旅游的。
于是，每次吃早饭的时候，我和素子就像一座可怜的孤岛一样，飘浮在那些人的肩肘之间。我们就这样彼此认识了，跟她来柏林为了寻找与东京的不同差不多，我到此地仅仅是充当一名客居者。
从旅馆的餐厅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座高大的教堂，周围种植的树木最高也不够锥形窗栏的高度。在庄严威武的教堂前，树木反倒像几把稻草一样，并不十分经意地装点在街景之中。初秋，晴空万里，阳光不受任何阻挡，直接洒落在地面，大约是地面的反光直刺我的下巴，一时间，柏林热得叫人流汗，至少在我走路的时候，脖子的周围总觉得汗津津的。
素子或许是同感，但她不像我，从来不用手擦脸上的汗，哪怕汗滴都变成了一道水痕，映刻到耳朵的下端，她仍然无动于衷。我问她：“素子，你不热吗？我这儿有毛巾，你要不要擦擦汗？”
“让你费心了，我不用。”她说起话来，简直像一个女高中生应答班主任的提问一样，细声细语，根本不像一个单身外游的姑娘。说来也难怪，在她答话的那个瞬间，素子握成拳头的左手又开始蠕动起来，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受风的方向。于是，我几乎脱口而出：“你又在捏风啦？！”
“风是有方向的。”她一边回答我，一边仰起头。我注意看去，只见她脸上的汗迹似乎不是笔直的，有些弯度，汗迹沿着脸颊形成弧线状，一直淌到她的嘴角。无疑，这是风的造化，可她要是不留意的话，风就会闪过，无声无息，悄然而逝……那天，我们继续走了一段路，道路两旁的古建筑犹如对远道而来的路人讲述风的岁月一样，静静地从我们的视野中退去。这时，素子的脚步似乎格外轻柔，简直就像被风托起来一样。
后来，我在柏林忙活了一些自己的事情，素子也有她自己的去处。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金发的日耳曼男人把她接走了，路灯下的那辆汽车好像是银灰色的。再后来，我们大约只见过一次，而且非常凑巧，刚好是我从柏林飞回日本的那一天。当时，我正在电铁站上买去机场的车票，猛然看见了素子。几乎是同时，她也意识到了我。
“你直接回日本吗？”她的问话跟我的久远的同乡一样，尤为亲切。
我告诉她飞机会在莫斯科停一下，然后直达东京的成田机场，时间大约是早上，所以我当天还要换乘飞往大阪的班机。素子听着我的说明，似乎觉得十分甜蜜，她小声对我说：“已经好久了，没有人跟我说日本的事，你的话一下子叫我飞回了家。”
说到此，她的眼睛红了……的确，对一个温情而柔弱的日本姑娘来说，“飞回了家”这几个字的分量一定比我的感受沉重。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寿司家业的女继承人呢？最后，我们还说了一些别的话，至于当时具体说的是什么，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过，唯有以下的这些话却让我至今不忘。
这些难忘的话是她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说的，当时，我问她：“素子，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捏风呢？”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父亲说，捏寿司捏到出神的时候就跟捏了一把风一样，你会感到每一粒米的风，有时像流水，有时像刀子……”
“那风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继续问素子。
她笑了，笑得像一朵春天开的花。她说：“风永远是从人的心里刮起来的！”
呕吐的野猫
长谷川明显变老了，他的行动不仅越来越缓慢，而且腿脚有时无力，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坐在自家的房檐下面，身穿一件黑色的布衣，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乌鸦。
其实，不到两年前， 长谷川还是一位相当有活力的人，见人就打招呼，笑容可掬。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天，他的右手提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垃圾袋，西装革履，穿过门前的小道，在一条公路的边上把蓝色的袋子放入垃圾站，摆好以后，昂首挺胸，大步走向车站。他是一家公司的老职员，每天的上班时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日本的大公司职员一旦上了岁数，免不了要担心离职后的去向，尤其是这些年的景气不好，公司也纷纷裁员，提出让职员早退休的各种方案。对于长谷川这样的老职员来说，这些方案摆到他的眼前实际上就是对他长年没有得以晋升的报应。怨谁呢？按理说，壮年应该是成熟而富有智慧的年龄，可公司对他的意见是，多拿一点年金，早一天离开公司就算了。
长谷川是一个照顾面子的人，他扔一个垃圾，都会把垃圾袋摆得十分整齐，在所有的圆咕隆咚的垃圾袋中，唯有他的那一份总是方方正正的。他的这种处世姿态之于供职生涯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我自然无从得知。
不过，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邻居，而且相互之间只隔了一道院墙，虽然每天不能见面，但扔垃圾的时候，还有傍晚到超市买菜的时候，我还是能见到他的。
“毛君，今天的天气不错嘛。”这是他见我必说的寒暄语，哪怕是买菜回家，天已经黑下来的时候，他的寒暄语还是不变。
有一天的深夜，我正在看电视，门铃忽然响起来了。我对着话筒正要应答，对方熟悉的声音从尖音的喇叭里窜出来。
“我是长谷川，可以打扰一下吗？”
我急忙跑去开门，只见他似乎有些醉意，但两条腿像一把张开的剪刀，牢牢地插在地上。上半身一边摇晃，一边从嘴里飘出这样的话。
“你喜欢动物吗？我说的是猫，你了解它们的习性吗？哎呀，你要是兽医就好啦。”
我一时摸不到头脑，想必是他养了猫，或者是猫生了病，弄得他心里难受。于是，我反问他：“你家的猫出事了吗？”
长谷川的两只手搭在我家的院门上，目光低垂，回答道：“我家没有养猫，可院子里老招来野猫。”这时，他抬起头，犹豫片刻，继续说，晚上打扰你，真不好意思。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能到我家来一下吗？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是关于野猫的事吗？”我急忙问。
“野猫是野猫，但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完，见我答应了他，于是就拔起了像剪刀片一样的腿，迈开脚步，落地时的身体重心似乎不稳，直打趔趄。我随手关上了家门，跟在他的身后，还是不明白他到底碰见了什么，或许是喝了闷酒，心情不好的缘故吧。
长谷川确实变老了，尤其是这段时间，这一变化十分明显。而且，我发现他平日的时候一个人在阳台上晒被子，好像一只再也飞不起来的鸭子，伸着长脖子总向天空看，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他的目光都是一样的，从不打弯，一个劲地照前看，一直到他的太太大喊：“别盯着看啦，看也看不出名堂来。”这时，他才算罢休。
我碰见过几次这样的场面，但唯有一次听见了长谷川的应答，而且他的嗓门比他太太还高。他说：“我没有盯着看，我是在想事啊！”
根据这样的状态，我已经猜出他可能是被公司提前辞退了。这种事不好开口问人家，况且长谷川又是一个讲究体面的人，就算我们是邻居，但对于这种事，他不告诉我，我就装作不知道。平时偶尔在路上遇见了，我也只把寒暄的话题说在天气是好还是坏这个范围里，尽量不让它出圈，至于我辞去了工作，每天在家里靠写作生活，长谷川也是知道的。不过，我不问他的工作，他也不多问我的事情，最多就是发出几声感叹：“当职员，拿工薪，可不是一件舒心的事。”
他喜欢用“事”这个字眼来描述某时某刻的心情。据我所知，这个“事”字在日语里一大半都是为了解释什么才用的。看来，长谷川这么晚找我也是为了要解释什么。
但是，再怎么解释，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弄出一只野猫吧？
长谷川家的院门是敞开的，路灯在星空闪烁的夜间显得十分灰暗，院墙不高，海边城市的冷风让人觉得脖子冰凉。这时，我才发现他家的院子铺的是一层草坪，也许是残秋将尽，草已经发黄，而且，墙院的角落已经出现浮土。他一边拉开木门，一边冲里面喊：“毛君来了！”
日本式的房子用的木材很多，除了木制的拉门，一进屋先出现一块空地，专门供人脱鞋用。整个房子的地板都比这块空地高出一阶。
像我这样身材不高的人，凡是到日本人家做客，大都是一进屋，先仰视一下这家的主人，然后鞠躬，从对方看来，这或许是我表达的敬意。
不过，我心里明白，仰视仅仅是我本人个子不高的后果而已。不过，作为日本的女主人，她们迎接客人的方式与男人是不一样的。长谷川的太太像一阵轻风，迈着碎步跃入我眼前的时候，她先是在空地前沿的地板上跪下，两手绷紧，手背朝外，交叉成倒立的三角形，用力顶在双膝的前方，然后深深地把头埋下，并且在没有改变姿势的情况下说：“毛先生，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你，请多包涵。”
她的声音是诚恳的，连说了好几声，弄得我有些受宠若惊。
“毛君又不是外人，快为我们倒茶来。”长谷川一边脱鞋，一边像爬台阶一样进了屋子。等我在他家的客厅坐稳的时候，他转身问我：“怎么样？想喝一点酒吗？”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是戒酒戒烟的，不过，自从年初一直专心写作以后，偶尔也开了戒。于是，我说：“能喝一点，可你是不是已经喝得很多了？”
“不要紧，我是有节制的，控制力强。”他说完，又让他的太太别倒茶，改成了倒酒。
酒是日本酒，跟水一样透明，而且是烫过的，酒杯里升出的热气像无风状态下的云雾，并不扩散，而是直线向上飞。他的太太很麻利，不一会儿就把下酒的小菜也准备了出来，精制的小碟小碗摆成一圈，有些像泥人张手捏的器皿。
长谷川为我倒好了酒，随口一句“干杯”，抬头就喝了下去，而且，喝下的速度比我快。到人家里晚上喝酒，我还是有些拘谨，不能猛劲往下喝。长谷川似乎想辩明什么，对我说：“我并不是每天都喝酒，今晚有些特别。”
接下来的话，果然是他对今晚喝酒作出的解释。他说：“我被公司劝退了，早退休还能多拿一点年金，这是公司劝我的时候挂在嘴边上的美言。我不愿意也没法子。刚退下来的那几天很难受，每天扔完垃圾，还一直向车站走，脑子里想的全是上班。”
听到这儿，长谷川太太插话了：“所以，我不是跟你说过你就别去扔垃圾了，让我扔怎么不行呢？”
“我跟你说不行是有理由的，你看你们这些主妇扔的垃圾，都是鼓鼓囊囊的，从来就没人把自家的垃圾袋收拾整齐过，一点都不利索，多难看呀！”长谷川的这句话好像是对他太太的怪罪，稍后，他继续对我说，“后来，我把装好的垃圾袋放在了院子里，每周三次出门扔垃圾，我就改成了一次扔，积多了一起扔。要不然，这个扔垃圾的事老是跟我上班联想在一起，心里别扭，能不睬它就不睬它。”
说到这儿，长谷川的两眼开始发亮，似乎还有一丝喜悦从表情中显露出来，他略带神秘地说：“垃圾堆在院子的角落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被一只野猫发现了。后来，它每天晚上都溜达过来，用鼻子嗅了这个嗅那个，见了能吃的，就把垃圾袋咬破，吃里面的剩菜，最好吃的大概是鱼，每次一听见那只野猫叫，就知道是我们这天吃的鱼又有一部分装进了它的胃袋里。”
“野猫肯定把你家的院子当成它的餐馆了。”我虽然这么说，但对猫并非那么热衷，不过，可以想象到一只饿着肚子的野猫，一旦发现了可食之物，那兴奋的劲头一定十分可爱。长谷川太太又给我们倒满了热酒，她对野猫似乎有些怨气：“我看都是这只野猫搞的，弄得我家主人一天到晚总是想事，有时还发呆。等到了野猫钻入院子的时候，他就躲在窗帘的后面，目不转睛地往外看，野猫爬上了墙头，他的眼睛就往上翻，野猫溜到了地上，他的眼睛就往下瞧……我知道他突然离开了公司，心情不稳，可这野猫更叫他不稳了。”
长谷川听着他太太的抱怨，非但没有嫌烦，反倒坦然起来。他喝了一口酒，让她的太太继续往下说，而且要她把跟毛君商量的事情也一起说说。他自己一边撩开窗帘，一边向外望，似乎另有所思。于是，他的太太告诉了我一件关于野猫的事件。
“这事情或许没有人信，可我家主人非说是真的。昨天傍晚的时候，他一个人到外面散步，经过坡下面的商店街，走到了一家肉店的前面，突然发现了那只野猫正过马路，黑毛，肚皮周围混杂着灰毛，步子悠闲，一点也不慌张。他说这就是钻到院子里的那只野猫。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场合看见了这只眼熟的野猫，我家的主人觉得新鲜，也亏得他能认得出来。后来，他跟着这只黑猫走了一段，突然发现它悄悄地溜进了一家珠宝店。起先，我家的主人都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只猫在肉店和菜店前面都不留步，可偏偏绕进了珠宝店。当时，店员刚好正忙于接待顾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只野猫，可我家主人从马路的对面一直盯着它的行动，就在那么一个瞬间，这只猫突然窜上了柜台，把头伸进了柜台里面，一口吃了一颗宝石，‘嗖’的一声又降回到了地上，迈着它慢悠悠的步子离开了珠宝店，我家主人说它十分从容。”
听到这儿，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长谷川太太：“天下真有这种稀奇的事？”
“你别说有没有这种稀奇的事，我家主人说这只猫吃的是一颗昂贵的宝石，当时他心惊肉跳，看着猫走远了以后，他也进到了珠宝店里，想看清被猫吃掉的那颗宝石值多少钱。一看，他的腿都打战了。回到家，我家主人就跟丢了魂一样，坐立不安，一直到了今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说想杀了这只野猫。”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惊，不过问出来的话却是：“野猫来了吗？”
“从昨晚一直就没再出现。”长谷川太太跟我解释了现状，同时还说，他的主人总是心情不定，老找人商量，其实也是想叫人听他的诉说。后来，他们夫妻俩想到了我，这才有了长谷川晚上按我家的门铃。
他们读过我的书，而且又是近邻，看来也不是平白无故地找人。
长谷川看着窗外，一眼不眨。片刻，他叹了口气，用一种失意的嗓音说：“野猫多自在啊，它走起路来都那么优哉游哉，谁像我们这号人呢，天天奔波，早上挤车，拼命为公司工作，到头来，还不是被公司一挥手就劝回了家。我真羡慕它们啊。” 他这么说着，有些哀伤的面孔从窗前转向屋内，同时，目光中隐约地露出一丝杀机。这也许是酒劲造成的，他的眼圈泛红，但并不湿润。
“一只野猫每天多么悠闲啊，它不也活得挺好吗？而我呢，退了休，拿到的年金，还不够每月偿还买房的贷款，我干脆就不如一只野猫。
你看它，它现在的那个肚子比我这么多年的辛苦要值钱得多啊，就是那么一个瞬间，它跟每晚吃饭一样，那么轻松，那么敏捷地就把宝石吞了……这对人太不公平啦。人呀，我们太悲哀了……”长谷川的声音低沉下去了，而且语调也出现了断裂。有的人会因为内心的委屈而提高嗓门，但他似乎是相反的，或者可以判断，这只野猫带给他的困惑已经挫伤了他的元气，要不然就是长谷川的确变老了。他的太太担心地看着他，虽然知道他是一个努力克制自己的人，但还是问道：“你没有事吧？”
“我吗？当然没事，就是觉得人还不如一只野猫，这么想太哀伤了，可这就是现实啊……毛君，你说呢？”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也无从知道长谷川的真正的哀伤是什么，于是，我打了个岔，反问道：“你说，这只野猫怎么不来了呢？
是它害怕吗？说不定，野猫已经预感到你要杀它？”
屋内是安静的，气氛近乎沉寂。片刻，我们谁也没说话。不过，至于说到“杀”字，在刚才的话语中并不显得唐突，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想杀猫的心理无怪乎是为了要它肚子里的宝石，再有就是出自一种单纯的愤怒，觉得猫怎么还能比人潇洒呢？长谷川太太说：“是啊，说不定那只野猫能通人性。”
这时，长谷川走出客厅，不知从哪个房间里拿回来一个大网子，比捉鱼虫的网子大得多。他一边撑开这个网，一边说：“如果今天夜里发现猫来的话，我就用它扣死它。”他的目光开始蔓延起某种怨恨，好像不是他对待野猫怎么样，反而是野猫把他惹怒以后，该由他来收拾它了。
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哀伤逻辑，从长谷川的行动来看，他的内心呓语正在演变出一个具体的行动。尽管他的哀伤在看到野猫的时刻已经达到了顶点，但正是这个顶点恰恰变成了他的一个转念的契机。
是从哀转变成了悲呢，还是从悲转变成了恨呢？我的猜测十分有限，不过，长谷川的准备是周到的，除了大网子以外，他还备齐了一个圆盆，想必是想用网子罩住野猫以后，再用圆盆扣它吧。他的话减少了，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杀猫的工具，逐一摆到落地窗的附近，而且还把窗门打开了一半，准备随时出击。道边昏暗的路灯照入院内，树影在草坪上落下，这里的一切都在等待着野猫的入场。
等待是苦恼的。本来，我到长谷川家只是为了听他讲想要跟我商量的事情，就算野猫事件是他想让别人细听的一段经历，那我也是洗耳恭听的，但始终没有想到，在他对人生的枯涩进行了一番回味以后，我也把野猫挂在了心上。它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猫呢？
长谷川家的客厅跟屋门口一样也是日本式样的，落地窗有一层和纸做成的拉门。拉门的木料是杉木的，手碰上去，就像指头触及海边晒干的沙石一样。木制拉门的外侧是一块玻璃窗，用来挡风防雨，而拉门更像一种室内的装饰，使整个屋子的色调平实。越是这样，长谷川的表情似乎就越为险恶，尤其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窗边，面部的神色又没有耀眼的参照物，更令人感到他的念头正在膨胀。
他的念头是想把野猫杀死，如果仅仅从今晚的抱怨来看，他说的那些话也许还不能让我直接联系到杀生的念头上，但眼前的长谷川并不是以语言表达的，他那绷紧的面孔，僵直的目光，几乎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面，向我显示了一个被公司打发走了的日本职员的心境。
他明显老了，但在等待野猫的这段时间内，似乎还有一种狂气，正从他的脚下升腾。
他的太太坐在一旁，半天都不说话，看着长谷川近乎失常的状态，她的眼圈红了。我无言以对，只是屏住呼吸，盼望野猫能够尽快进入它的角色。这只野猫的命运是要被人活活打死的，但比起长谷川内心的苦楚来说，野猫最后挣扎时的惨状或许比人轻松，因为它毕竟像他说的那样，“一只野猫每天多么悠闲啊”。等待野猫的时间好像凝固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唯有长谷川太太说了一段话，但当时由于我的两眼紧盯窗外，所以并没有仔细听全。她的大致意思是长谷川还想出了一些杀猫的办法，除了用大网子扣住的方法外，他还想过用绳子勒住猫脖子的方法，再有就是在院子里挖一个深坑，用纸做一个盖子，撒上薄土，铺平，变成一个陷阱，一旦野猫掉进去，他就往里灌水，淹死它。
长谷川暗地里似乎把杀猫法研究透了。当然，把野猫杀死以后，他一定会取出它肚子里的那颗宝石，关于这一点，他的太太似乎说明了，可我没注意收听，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句话是他太太说的，而且至今还留在我的耳畔。她说：“就让他杀吧，这样他会好受，这能救他呀！”
夜深了，月光暗淡如灰，路灯的孤影投射在院墙上，像黑色的碎片浮在水面，随风摆动。这时，一双像玻璃球一样的大眼从墙头露出两道好似银剑般的闪光，直指屋内。
“就是它！”长谷川不由得小声叫起来。顿时，屋子里的三个人从窗门不同的角度一起朝野猫望去。它的眼光虽然尖刻而机警，但步伐依然从容，先是在院墙上游**，然后漫不经心地一步窜下来，卧倒在院子里的草坪上。野猫的身体犹如一张卷起来的黑毯子，前后伸展，左右不变形。它不慌不乱的姿态似乎是天生具有的，锐利的目光扫在屋子的窗门上，也不是为了防备，而只是向居民行了一个注目礼而已。
相比之下，长谷川显得有点紧张，那张喝酒变红的脸从野猫出现的时候就开始掉色了，从红变粉，又从粉变黄，最后从黄变白的时候，正好是野猫迎头走过来的那一瞬间。长谷川下意识地躲在半打开的窗门旁，手里紧紧攥住的那张大网子已经在发抖。他的眼睛盯住野猫，而野猫看他好像是故意嘲笑他一样，而且从容不迫。这时，长谷川的太太冲她的丈夫发号施令了，她说：“出击吧！”
不过，这句话的发音很怪，大概是她生怕惊动了野猫而特意压低了嗓门的缘故，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就像一只青蛙被塞进了一个瘦长的罐子里一样，发闷的声音夹杂了几分震颤，令人不安。
野猫也戛然止步了。它的步子一停，正好是长谷川无法一步到位的距离，如果他勇敢地从窗门里跃出第一步的话，那只野猫肯定不会等他迈出第二步就会像一股轻烟那样，从院子里消失而去。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那只野猫突然全身猛颤，像一个挨了鞭子抽打的陀螺一样，在原地打起了旋儿，越转越剧烈，草坪上飞溅出一团团的枯草，在深夜里变成了一块块的黑斑纷纷从空中降落。
长谷川的行动停止了，而且他发现，野猫始终看着他，那两只玻璃球般的眼睛就像一把燃烧的火直逼他不放。长谷川看了我一眼，又看看他的太太，我们大家谁也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
终于，野猫的旋转速度下降了，它的两只前爪向前伸开，后腿用力蹬住枯草堆成的垛，头往前高昂，好像一只海豹爬上冰岸时的头一个姿势。片刻，野猫开始呕吐了，它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而最后吐出的一口里，似乎还有一个模糊的硬块也跟着一起喷出来……野猫走了，跟它出现的时候迈的是一样的步子，从容而悠闲。我们从屋里走出来，走到野猫呕吐的现场，长谷川的太太用手电筒照在了那个硬块上。
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它根本就不是宝石，而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滑稽可笑，如果不是在长谷川夫妇的面前，恐怕我早就控制不住自己，非大笑不可。
然而，当我再看他们的时候，夫妇俩却合掌称念，朝着野猫消失的方向正说：“南无阿弥陀佛。”
舞伎纯子
京都有一条小河，名叫“高濑川”。河虽小，但桥多。说是桥，大多是木制的小桥，尤其在灯烛将尽的时辰，舞伎拖着木屐踏地时的回响，透过浸入河水后的漂浮，传达到路人的耳边。那种花柳般的艳丽或许是一个哀伤的序曲，真实的疲惫往往是从她们就要卸妆的瞬间开始的。对此，小河的流水比路人更能有所察觉，因为两岸除了标志木屋町道路的一东一西以外，作为境界线的意义很少引起白天路人的注目，而只有舞伎的倒影被月光投入小河之中的时候，水流的忧愁才逐渐显露而出。起先，当我走近夜晚的“高濑川”时，当然是无从得知的。
不过，这种滞钝的感觉在我遇见纯子姑娘以后，似乎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纯子是一位美丽的舞伎，而且与我的邂逅正是在灯烛渐息，水映底月的时刻。
“小兄弟，谢谢你刚才到我们的店里来。”
娇柔的京都口音是她从我的身后发出的。当时我与一位日本长者告辞，从旧式的旅店里出来，沿着河边走向一座最近的木桥。听到她的问话，我并没有感到惊奇，反而从京都姑娘特有的细语中感到几丝适意。我低声问她：“你是说我么？”
她微笑地回答：“是呀。刚才我跳舞的时候，总看见你衣服上发光的亮点，我叫纯子。”
她一边这样说，一边看着我穿的中式马褂。其实，这是日本长者约我去店里的时候特意嘱咐的。据这位长者说，在日本欣赏舞伎的表演应该像欧洲人出门听歌剧一样讲究服饰。在这种场合，但凡是日本男人，大都穿胸前有两个白块的黑色和服，盘腿坐下的时候就像靠在马路沿上的一群乌鸦。我对这番打扮多少有抵触，于是就把从北京带来的深棕色的马褂穿上了。
“你说的亮点大概是因为这件衣服的质地吧。”我继续解释，“这是丝绸的，双面提花绣，看上去好像有反光，像银线绕成的圈子。”
如果不是她提醒，我穿完了也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她的注目也许与店内灯光的照射有关。
舞伎出台表演的店一般都跟桥一样也是木制的，从门厅的竹栅栏，一直到店内佛台四周的隔板都是木头的。木头的年轮不同，又不上有色的油漆，店内的色调显出微妙的差异。不过，在榻榻米铺出的空间里，随着三昧线琴的每一根弦音，悬挂在屋顶下的直筒灯笼发出暖光，顿时把色调的差异缓解下来，坐客们带有酒劲的喊叫显得异常尖厉。这时，舞伎背对坐客，碎步撤出，她的脖子被白粉涂抹的一面与黄色皮肤的分界线犹如水波**漾开去，肉体的每一次扭动几乎就是连贯的翻浆动作。这种表现于女人脖子上的起伏之于坐客们来说，近似诱发他们喝彩的暗示，而实际上，满堂的欢声从第一眼看见女人雪白的脖子开始就已经进入了**。
无疑，这样一种情景对于我是陌生的，尤其当我目不转睛，又从内心不太习惯于欣赏日本女人的脖子的时候，我的面前正是纯子的出台。她的脸跟她的脖子一样都是白色的，嘴唇上的口红仿佛是奈良朱雀门上的红。我极力想从眼前的她去回想刚才献舞的纯子，但印象上的距离似乎不容易拉近。这期间，我没有说话，她的短步已经与我并行。
“我喜欢衣服上有发光的亮点，也不知为什么。不过，京都的坐客中很少有穿这种衣服的，所以他们叫喊的声再大，也显得孤单，因为没有发亮的颜色配。”纯子的话很轻盈，不像埋怨，也不像跟谁诉说，反倒像自言自语。
于是，我问她：“我可从头到尾也没有喊叫呀。我不懂坐客的喊叫干吗从你一出来就开始呢？连人的脸都没看见，脖子一露出来，他们就兴奋，好像对人的美丽判断不是看面孔，非要看脖子才行？”
纯子听后，像银铃一样笑起来：“可我是看不见自己的脖子哟。”
她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赶巧与木桥上传来的脚步声重叠到了一起，我们已经走近了木桥。碎石的边道是一条蜿蜒的小路，路旁樱花树的树干好像为了月光下的影子而直立一样，为我们的视觉投入了某种空寂。我无法对应纯子的话，也许如此简短的对话只能作为一个“随意”的对照。从这层意义上，我是轻松的，至少纯子跟我说话的时候似乎没有把你看成异邦人。
“你喜欢衣服上发光，又没有道理，我猜是不是有那么一个触景生情的过程呢？”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木桥前止步的时候，我把疑问退回到她开头跟我打招呼的由头上。
舞伎的装饰并不是为了出台表演而特设的，她们从一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是白色粉面，头发上扎起的霞草与华丽的和服也与街景交相辉映。当然，纯子也是如此，而且从刚才话语之间她的美丽竟然表达出一种水汪汪的情调，尤其在月光的照映下，这种情调让我越加敏感。
她若有所思，时而往木桥下看，好像观赏一个流水的景致，时而又用纤细的手平放在木桥的扶栏上，好像存心想获得一个触摸的感受。片刻，她对我说：“水里有发光的点，木桥也有钉子帽的亮点，并不是衣服上发光才让我喜欢。夜里走过这个木桥的时候，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许多的光点。看多了，你会觉得眼前很亮很亮，有时就像白昼一样。”
纯子从刚才的随意中变得十分认真，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是被这条“高濑川”分开的，出门到店里当舞伎是在这条河的东岸，而属于自己的日常居住则是在河的西岸。店里一有舞伎出台表演，她就从没有装饰的日常中变身而出，生怕不能让坐客满意，从松弛的西岸赶到充满紧张的东岸，有时甚至是在怕别的舞伎嘲笑的紧张之中。她还说深夜见到马路上无忧无虑的姑娘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东岸就是一座巨大的舞台。
“难道你不愿意做舞伎么？”我不禁问她。
“我愿意，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因为那是一个艺能，也是一个技能，但官家人的要求绷得紧，也很严格。我现在还是一个小字号。”
据说，日本的舞伎需要经过严酷的训练，而且还分等级。想要从一个女孩做到顶尖的话，至少年华的磨耗恐怕就是一个大的难关。对此，我没有过多地问她。纯子继续说：“每次过这个木桥的时候，我老觉得是在跨越一个界线，从一个舞伎的我回到一个日常的我。还有，舞伎的舞是从缓慢悠长的动作中，用心去体验的一个技法，哪怕对一个指头的弯度，转腰的幅度，还有眼神对哪一个方向看，头发丝到底往哪边顺，都是从内心读出来的，而不是环境气氛致使的。”
无疑，这番话是一个舞伎特有的某种入境的所感，或者说是这位来往于高濑川两岸的京都舞伎的所知。我不难想象，这种讲究细腻，乃至专攻细中之细的心灵读术正是纯子之所以会对亮点发生兴趣的意识起源。面对夜河木桥，樱花树的孤影，匆匆忙忙的城市过客……一些疏散的亮点居然把它们全部否定，从而为纯子制造出一次次白昼的幻觉。这是不是一种空寂的再现呢？
我的思绪时断时续，眼前的纯子依然是舞伎那般端丽，她站在木桥上，木屐与桥面露出的一方空隙是漆黑的，和服的袖底遮住了月光的投射，更显出她隆起的臀部呈现为一条模糊的曲线。也许是出于纯子把她的想法讲给我听的功效，我不由得让自己的视线对准了流水中发光的亮点，还有木桥上闪烁的钉子帽。
的确，亮点是扑闪的，发光的，不过，尽管如此，它跟纯子所说的白昼还是相距甚远的。走过木桥，她向南，我要往北，于是，我谢了她跟我聊的一路，当我向她表示告辞的时候，她说：“感谢你今天看我的舞，真希望你还能来。”
……
后来，从我遇见纯子的秋天一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光就像“高濑川”一样不停地流淌。这期间，我偶尔想起与她在碎石道上同路的情景，回味她对舞伎的细腻感触以及对我们眼前的流水与月光的感怀，也不知怎么，我好像把那样的情景已经当作了一件事，想起的时候，总在心里惦念能否再去看一次纯子的舞，因为我隐约觉得，如果舞伎再次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的感受一定是不同的。于是，终于有一天，我又去了京都。而且，在纯子的店里再次观赏她的舞的时候，我被她的一个新的装饰震惊了。
原来， 她在雪白的脖子上点缀了数颗用银粉文出的亮点，这些亮点环绕在她涂白的面孔下，发出一道道奇异的光芒，有时像天空中闪烁的星朵，有时又像月夜流水中的折光倒影。
然而，一直到今天，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纯子真实的脸。
我是南国人
日本也有一个南国，这对一般人来说并不十分熟悉，包括日本人自己。他们都知道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北国之春》，已经唱过好多年，几乎唱遍了列岛，可一说起南国，却很少有人当即反应过来。比起北国，南国之于日本人的印象似乎是生疏的。遇到这类问题，他们的回答往往模棱两可，不是跟你说“让我想想”之类的话，就是一股脑儿给你亮出好几个答案：“南国是鹿儿岛，是宫崎，是熊本，是福冈……”
你听他说话的这段时间，日本人恨不能把地图上那片地名全都数一个够，像是敷衍你，又像是如数家珍，有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听着他们的回答，你又不能表现得不耐烦，这份滋味儿不好受。
其实，日本的南国并不神秘，它泛指九州一带，尤其是靠太平洋的地区，四季气候温和，海岸边的灌木树十分茂盛，一到夏天，各地的观光客便纷至沓来，每天犹如过节一样。我最初到南国不是为了赶这样的节日，而是为了度过一个酷暑的夏天。当时我去的是宫崎，整个日本的高温是历年罕见的，电视的头条新闻连续好几天都说室内空调卖疯了，已经创出了历史纪录。这些年，日本一直不景气，偶尔听听这类消息，倒也能让人觉得前景明亮。不过，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我，而是一直为我引路的老门房。他的腰是弯曲的，好像一个正常人总是走在台风中一样。脸庞虽小，可皮肤显得相当厚实，说不定这跟南国的烈日有关。“是呀是呀。”老门房一边紧捣碎步，一边跟我说，“谁都夸这地方好，说这儿避暑，我看才不是呢！”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把右手提的包换到左手上，继续说：“这儿靠海，有海风，空气老是流动的，吹你的脸觉得凉快，其实气温一点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