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现世的日本人似乎已经不闻不问。我承认这只是初步的观察，或许是一种直观，但由此而引发的思考似乎又叫我不能以直观为满足，因为我发觉日本人确乎怀有隐形的心灵。
少年自虐的残暴，换来的是他的道义，但同时也许是他的快感，尤其是他的年龄可以证明他的意识—快感大于道义。尽管这个传说很难令人信服他的凶狠举动，但验尸官的记述是清楚的。还有，那个疯老太太，在她的情感中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逻辑：快叫我砍下你的头吧，那样你会感谢我，你会爱我。
我打扰了法善寺，请卖香火的看门人帮我打开墓地的小铁门。在排列有序的墓碑里，我一眼就认出了“义童勘太郎”的墓。墓碑的碑文有不少已经脱落，残破的样子好像从未被维修过。我仔细地辨别碑文上的字迹，当读到下面这句话时，我愕然了。原来，这是勘太郎的父亲在得知儿子剖腹自杀以后说的话。
他说：“多年恩泽，岂可不然乎？”
《菊与刀》写的是死了的日本文化《菊与刀》是一部描写日本人的名著，仅我本人就见过三个中文译本。据行业界的人士介绍说，该书在去年的书市上十分流行，大有成为“知日大全”的势头。书的作者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一位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她生前虽然没有到过日本，但对关岛的日军俘虏进行过个案调查，好歹也算见过日本人的面孔。
《菊与刀》基本上是根据她的俘虏调查写成的，而这个调查本身其实是一次美国国家的政府行为，为的是了解日本人，以便今后好治理这个战败国。我很早就读过这本书，大约在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当时还不懂日文，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译者之一王智新教授在日本还跟我成了哥们儿，反正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挺深的。
这是一部很有看头的书，有偏见也有卓识—这是一回事儿，不过更有趣的是作者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最近有两部关于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书，书名为《Margaret Mead and Ruth Benedict》。我偶尔翻翻，发现其中的戏剧色彩极强，尤其是许多篇幅涉及了她与另外一个女人的恋情，娓娓道来，禁不住让我想起李安的电影《断背山》，越发觉得人的情感原来是如此地丰富，服了！
鲁思·本尼迪克特，英文名Ruth Benedict，她的恋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女学者，文化人类学家，著书立身，名叫Margaret Mead，译成玛格瑞特·米德，性格与她截然不同。
她们于1922 年在倍纳德大学导师鲍兹教授的研究室里相遇。本尼迪克特比米德大十五岁，作为年长的前辈，她内向，而且长得美丽优雅，有话不外露，喜欢闷着不说。与她相反，米德是一个奔放的女孩儿，无拘无束，非常喜欢社交活动，追求变化的生活。 后来为了学问，她去过非洲、南太平洋，并写了一本《我在萨摩亚的思春期》的名著，足以证明了她的性格。对于这样两位女学者，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们相爱的呢？
原来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基本上是男人独霸的天下，女学生不仅要抵抗性骚扰（现代语），还要忍受男人对女人的偏见，甚至包括一些肉体上的污辱。而这门学科在当时属于冷门儿，比较封闭，世风对女人选择这门学科也是恶语中伤，两人是孤独的。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志向，同样的怜悯让她们相爱并让她们坚定地走到了一起。一直到1948 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去世为止，她对米德的爱情从未中断过。
米德后来成为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狂热分子，并勇敢地把自己的同性恋情公开了。
对于文化人类学来说，两位女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还有一个事实似乎也需要承认：人类同性之间的爱情同样也为这门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谓恋爱，尤其是同性恋，她们是浓密得不能再浓密的人与人的关系，至于这样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学问的，这一内容恰恰是这本书《玛格瑞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非常精彩的地方。
其实，《菊与刀》这个书名本身代表了“死亡”的意思，**是为了吊唁死人而用的花，刀是为了杀人或者杀自己而用的最终凶器。
书中的“刀”并不是攻击谁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人为了表现武士道的精髓而配置的，这是《菊与刀》的潜台词。比如：日本的庭园也好，甚至包括所谓的自然景观也好，很大一部分都留下了人工的痕迹—杉树要剪枝，修得像一根电线杆的顶尖倒立了一把雨伞一样；松树要剪圆，剪得像马桶盖子！
美丽与死亡是同一个意义！
用一个反话来讲，所谓《菊与刀》其实就是对活的日本文化的全盘否定。难怪作者本人从未去过日本，就像一个面对死者的人，你无法进入生者的存活空间！
日本人喜欢杀死一个自然，为的是建立另一个自然，而这个自然必须要按照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得以操作得以摆弄。
于是，当这样一个自然被关入日本人的思维意识当中的时候，日本的文化也就死了！无疑，《菊与刀》是一部名著，但同时也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
对这样一本书，如果我们反过来读，从“死”往“活”里读，从假设往真实里读的话，或许能为研究者打开另外一条思路。这就好比女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本人的传奇一生，同样也为后人的阅读带来更宽泛的解释一样。
日语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小语种
2007 年12 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被地方法院判定“发言欠妥”。
作为一个作家的石原在侮辱法文这件事情上的严重失态，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深刻的问题。
把石原知事告到法庭上的人一共有九十一位，绝大多数都是法国男性，他们认为石原在公开场合下发表的所谓“法文连数字都数不清，不配当国际语言”的言论已经构成了名誉损害罪，因此要求他道歉和赔款。
对此，东京地方法院虽然没有判定石原被告的名誉损害罪，但对他的指责十分明确，认为他的言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说老实话，按照我粗浅的观察，如果石原不是个作家，类似这种小儿科般的错儿，无论换哪个日本人，谁都不会像他那样犯！谁让他偏偏还是个作家呢？那种对语言超常脆弱的丑恶性格完全败露了出来！
日本这些年一直流行“美丽的日语”一说，书店里有时还专门设置柜台，摆满了这类书籍，什么《日语是天才》《日语令我心醉》之类，十分夸张。
其实，语言不能以价值判断来衡量，你说日语是天才，就跟说中文走遍全球无敌手一样，论调是荒唐的！语言不同，只能说明使用的人群不同，仅此而已。
从世界范围看，日语是一个小语种，无论从国际会议的官方语言，还是从外语教学的普及率来衡量，它的通行量都很低！日语与日本的经济实力无法成正比，这是导致很多日本文人焦躁的一个重要理由。
比如：Sony、Canon、Panasonic、Toyota 等许多日本大厂商，它们的企业形象很少借日语的什么光，反倒是直接植入罗马字的品牌。
当然，日本厂商知道整个日本的市场是不能与世界打拼的，要想发展，必须行销全球才行！目前，中国大约有四十万人正在学日语，而日语教师大约为六千人，这个数字与其说是文化上的沟通，还不如说是一个长期的经济行为。
日本产业对外的发达永远使他们的自国语言对外不发达相形见绌。
这一点，中文的地位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中文的绝对使用量或许就是中文之所以成为大语种的标志。
去年在东京的学会上做过一个讲演—《语言记忆的装置交换》，会后跟日本学者聊天，其中有人就跟我说：“中国到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目的是为了普及中文，真叫人羡慕。我们日本可做不到这个呀，一个岛国嘛，日语能在自家里面孤芳自赏，这就很不错了。”
现在想起来，这位学者说得有道理，至少不会像石原那样跟外文叫板，虎视眈眈，生把人家法文说成“不会数数”的语言。其实，跟日语相比，法文可是一个大语种！
日语让日本人愉悦，尤其让日本的文学家获得过最充实的表达方式，读一读川端康成赞美日语的话就不难知晓，但同时，日语也让他们痛苦过，读一读三岛由纪夫如何怒骂英文翻译家把他小说《金阁寺》一个叫“八桥”的甜点牌子误译成了京都真有的“八座桥”，仅从这个细节就能知道日语的特性。
村上春树曾经在东京的文艺春秋西馆一个公开的场合下这么说过：“我的小说被翻译成了许多外文，其中包括重译。这不是把我的日语直接翻译了两次的意思，而是说从我的英文译本转译成了第三种语言。
北欧一些国家懂日语的人很少，所以我的书就会出现重译的现象。当然，我很感谢翻译家。我知道我的日语不敢奢望让世界上那么多的人都懂，日语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也许是同样一个心理状态，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经说：“要是能让评委们直接阅读日语该多好啊！”
的确，相对于日本的经济实力，甚至包括日本的文学实力，日语本身的比重明显下降，作为一个小语种跟它所承载的内容相比，也许是最可怜的一种表达存在。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日语是小语种，所以它反而值得捉摸，尤其能用日语写作以后，我有时觉得语言越小越有味道，这跟吃一道可口好菜差不多，“少而精”往往是受人欢迎的上品佳肴！
国际婚变中的语言孤岛
我周围有不少朋友结了国际婚，有中国男士与美国女郎，也有日本女士与德国牧师，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语言，双方走到一起的方式也各式各样，听起来每对儿都够说上一段精彩的故事！
其实，这跟客居海外时间长了是有关系的，人家的一方水土，你去了就得适应，适应不了的主儿怨你自个儿倒霉！个人的生活和事业既然如此，更别说男女之间的事儿，除了当事人以外，谁也弄不清楚。
刚到日本的时候住在一座很小的城市，深夜突然有人敲门，说门外有个中国学生被汽车撞倒了，连自行车的前杠都撞成了麻花儿。事故不小，于是，我跟大家一起出去帮忙，一边叫住肇事者，好像是个日本医生，一边赶紧叫急救车把受伤的同学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后来还好，没有生命危险，骨折需要疗养一个月左右，好在肇事者本人是医生，挺绅士的样子，连同保险公司的人一起安排好了这个中国学生的住院手续。
就这样，他住进了医院，而且很快跟照顾他的日本护士相爱了。
当时，她不会中文，也没去过中国，据说他们是用笔谈的方式交流的。
再后来，他们结婚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日本女作家茅野裕城子写过一本小说叫《韩素音的月亮》（王中忱译，作家出版社1998 年12 月第一版），记得代序是王朔给她写的，标题很好玩，叫《日本病人》！小说有段情节好像是说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恋爱，而且还**，结果语言不通，做到一半爬起来拼命查字典，然后相互热情地表达，爱似乎是这样做下去的，最后结成了国际婚。
这段情节听上去挺滑稽，但实际上它表达了一个国际婚姻中的语言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双方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很多都避不开语言障碍，而恰恰是语言障碍才使双方零距离接近，彼此跟对方的语言缠绕到一起，说什么事儿都像幼儿园的顽童一样咿呀学语，天真烂漫，表露出同种语言内部无法表达的感情，当然，这个源起于对方语言所包含的感情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爱情的重要基石！
我认识的一个北京男士跟他的日本太太正闹离婚，问他什么原因，他是这样回答的：“当时她学中文，我教她，同时自己也学点儿日文，后来就产生了感情，就好上了。不过，后来，谁都会说对方的话，说得贼溜儿，结果说得越多越发现我们性格其实不合，我爱上的不是她，好像一开始爱上的是她的语言。外文嘛，开头听不懂，慢慢地听懂了，光说都高兴！”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十分无奈，而且强调说他的日本太太也这么说，她爱上的不是北京的他，而是他的中国话！
在国际婚变当中，语言也许是一个广场，但同时也是一座孤独的岛屿！
有一种文体可以拒绝主语
最近读了一些人的小说，多少有点儿感受，其中发现一类拒绝“主语”的文体挺扎眼，这个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人是安妮宝贝。
今年冬天在北京直接问过她本人，当时的回答好像是：“我故意的！”
过去对小说的人称并没有过分注意，无非用“我”、“俺”，还有时下流行的“偶”什么的，似乎故事的架构绝对不能缺少主语。
安妮宝贝的小说不喜欢炫耀“我”的指令，许多句子看上去分明说的就是“我”如何如何，但你找不到“我”字的痕迹，或者少得可怜！
没有“我”的文体对情景描写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渲染情景的笔力非达到叫人触景生情的地步不可！这一点实在庆幸自己的母语是中文。相比之下，日语很遭罪！缺乏“我”字的文体虽然司空见惯，但日语里面繁杂的同音字老让人找不着北。
比如：“科学”与“化学”，“工业”与“矿业”，“创造”与“想象”，“公爵”与“侯爵”之类，所有这些发音居然一模一样。
用日语讲演先要向主办人要一块黑板，省了你发音正确，但听众误解，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往黑板上狂写！
日语适于写，不适于说！写起来哪怕不用主语的“我”，但大意还是清楚的。不过，日语说起来，哪怕用上了主语的“我”，本来可以说清楚的事儿反而越说越不清楚了。这事儿听听日本政治家说的话，大致就能明晰！
语言是否有呼吸
用日文写连载很容易涉及语言问题，一方面是因为非母语的写作经常遇到母语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母语的活跃往往会打乱母语的思维定势。
这么说完全是我个人的体验，估计没什么普遍性可言！
语言靠发音，还有发出的声音会被别人理解出其中的意义，当然这个理解者必须包括你自己。不过，这么多年讲日文写日文，逐渐觉得不同语言的嘴巴张合之于人的下巴的受力是不一样的。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当时似乎没觉得什么，也许是年轻，下巴的用力远远大于外语带来的重力。说话从来没觉得累过！
人长大了，当说外文的时候必须经过头脑逻辑思维的筛洗和精选，而这一道对母语而言是多余的工序却为你的下巴增加了承受外力的时间。喜欢拿下巴说事儿也是为了理解说外文时的难堪，谁都可以设想，说外文时的嘴型与你母语的相距有多大？难怪英文说多了，人的肩膀会往上耸。日文说多了，人的头会往下垂，老是做出一副鞠躬状。我瞎猜：其原由都是人的下巴转移出去的受力！
语言有呼吸，说外文的时候一旦觉得下巴累了，那就证明你的语言呼吸处于十分正常的维持当中。
“华流”一词在日本很尴尬
眼下的日本媒体给中国抹了不少黑，虽说很多报导还是比较善意的，但不少娱乐新闻总喜欢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有时叫人觉得滑稽。
有个电视节目的出演者是一位日本的中年妇女，对中国人用手机都好奇，在她看来，中国连有绳电话都未能普及，怎么会一下子发展了这么多手机呢？于是滔滔不绝，开始讲起她在20 世纪70 年代到中国找不到公用电话的那些烂事儿，说得就跟今天发生的一样。
从北海道的札幌飞回神户大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样子，翻了一下空中杂志，偶然读到猛捧“华流”的文章，大致意思也许是想效仿“韩流”，从中国也弄出明星夺人眼球，但字里行间还是觉得滑稽！
比如：日文的发音“华流”跟“下流”一模一样，都念“karyu”，听上去十分别扭！比如：什么“华流”女子十二乐坊，“华流”什么什么歌手之类的，因为一开口就念“ka”，活像一个老乌鸦叫！
再者，“华流”没有什么般配词儿，最多弄到气象学上有个“华氏”
而已。谁都说“国货”，但绝对没有人说“华货”。
弘扬一个文化，命名是重要的。“韩流”的劲风吹到了中国吹到了日本，随处卷走了一批一批的粉丝，但毕竟是“流”！如果“流”走了，势头也就变弱了！
建议那些到日本发展的中国演艺人，最好别用“华流”这个词冠名，好像不这么说，别人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一样。说老实话，事实未必如此！
有个日本出版商曾经问过我像安妮宝贝、春树、棉棉她们的小说能不能算“女华流”，当时一听这话，我就觉得别扭。
日本人动不动就乱加汉字的习惯实在要不得！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华流”网站用了拼音“hualiu”当域名，而没用那个“下流”的日本式念法“karyu”！
研究日本人是不是一个大学问
偶然看日本漫画《龙狼传》—据说它在国内也十分盛行，结果发现了不少误译之处。其实，比起村上春树的小说，漫画的文字量有限，而且短语海量，应该是浅显易懂的读物。略懂日文的人不难看出以下翻译上的破绽。
日文的原意是“要开战”，中文却翻译成“我们已经到绝境了吗”，意思整个一个满拧！
世界上有“日本人论”一说，按照字面上的理解，无外乎是对日本人的研究。也许是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奇特，在世界范围内早成为了一个能够吸引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昨天读到一本叫《整形日本》的图文书，专门研究日本的流行文化，描述生动，作者是香港的汤祯兆先生。当然，从大范围上说，汤先生的书也是“日本人论”的一种。
所谓的“日本人论”究竟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日本人论”其实就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想必是因为某一个时间段曾经出现过对这个“论”的高度关注。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人论”出现于江户时代的中后期。这个分水岭是建立在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外国人对他们的描述，如果有的话，这个发展应该是在江户中期到幕府末期。
尽管当时的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但有关西方的消息多多少少也流入了进来，而且有些了解西方知识的日本人也开始描写他们所了解的西方。比如：新井白石（1657-1725）写的《西洋纪闻》就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换句话说，所谓的“日本人论”，是在日本人看西方人和西方人看日本人这样一个知识互动的环境下诞生的。
带有这一强烈意识的人是司马江汉（1738-1818），他是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的弟子，也是日本第一个引进油画画法的人物，所以对西方的了解比较前卫一些。他写过一本《春波楼笔记》，其中就说：“我们日本人的智力浅薄，思虑尤其不深，所以无法赶上欧洲。”
后来，还出现了一批人物，比如：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正面展开他们的“日本人论”，只是做出了一个呼吁，认为日本人是落后的，应该学习西方的知识。
上述这些人物的拟似“日本人论”跟本居宣长（1730-1801），还有其他汉学学者的论点非常不同。本居宣长主张对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对比，从中考虑日本人的问题。于是他提出“mononoaware”，所谓“物寂”的概念完全是追回到了日本古典文学以后的结果。
不可否认，这个思想的根源所在其实就是日本优越论，无论你跟西方比也好，还是跟中国比也好，日本人总归是优越无比的。发展到了这里，所谓“日本人论”的雏形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两个极端的选择，一个说“落后”，另一个说“先进”！
另外还有一点，幕府时代的日本是锁国的，夸日本人没事儿，但像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那样公开指责日本落后的人一律被视为超级危险分子，所以这两位都惨遭迫害，自杀身亡。当然，所谓“日本人论”
不单单是什么“优越论”或者“劣等论”之争，因为主张学习欧洲的人只是说西方在工业科技方面比日本先进，并没有涉及人的精神层面的议论。
一直到幕府末期为止，所谓的“日本人论”基本上是片面的。但到了明治时期，尤其是从跟西方人相比较这个层面上看，福泽喻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一部经典作品，因为这部书作为“日本人论”的一种，至今仍然获得着很高的评价。
福泽在明治以前去过美国与欧洲，对人家如何评价日本人非常熟悉。他写的《西洋事情》就是拿到今天读，还是觉得有新鲜感的。
关于福泽的思想，简单地说，他看问题的角度分为两个。一个是有形的文明，比如衣食住行；另一个是无形的文明，他指的是人的精神—这是他考虑日本人的时候尤其重点阐述的部分。而且福泽的理论包含的实践意义很强，他极力主张排除日本人意识中残留的封建性就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日本人论”产生于最先跟外界接触的日本精英阶层，而且绝大部分成果都是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公布于世的—包括后来的许多名著，比如《风土》和西周的《国民气风论》和中根千枝、土居健郎的一系列著作等等。
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精英阶层最早对“日本人论”的参与和不断阐述，才使世界对日本人的观察与研究有了一个越来越详尽的知识参照。其中最典型的“日本人论”莫过于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当然，在这前后曾有不少外国人写过关于日本人的书籍，比如：明治天皇的德国医生写过；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个记者叫Vsevolod Ovchinnikov，写了一本叫《樱枝》的书，据说卖掉了七百万册，比当今美国的《艺伎的回忆》还热销；中国比较出名的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由此可见，“日本人论”的确是一门有传统的学问。但至于它有多大，恐怕学问本身难以用“大小”判断！
日本汉学家面临的绝对困境
坚持了十八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终于被迫停刊了，不用说，日本没什么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汉学家所处的困境。日前在东京遇见了一批热衷于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本学者，其中有位女教授眼眶都红了，她跟我说：“现在即使我们自己掏钱想继续办下去都没有出版社出面说愿意呀！”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套翻译了中国当代作家一百五十人近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季刊一直没有走向图书市场。说白了，季刊只是圈子里的内部刊物，大致上流传于汉学家之间，无论对原作者也好，还是对翻译者也好，所有的报酬等于零，这么长时间从未有过一次商业上的操作。
日本的汉学家属于清高的阶层，这跟他们在大学有稳定的收入有关，对分外的事情并不显得积极，而且与出版社打交道也不在行。尤其是近二十年以前，当时中国向外传递信息的能力远远不如当下。在一个没有网络，甚至连打电话都挺费劲的时代，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任何的一件事情其新闻性都比今天大得多。现在看来，消息来源的贫乏或许是制造汉学家最好的土壤！
《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既然是诞生于上述那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本应该从圈子里跳出来，更多地面向日本社会，通过组织秀也好，讨论会也好，甚至包括跟媒体联手打造中国文学。其实当时能做的策划是很多的，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听说过有类似的举动。每次听到的只是几个大学的老中青学者聚集到某一个温泉旅馆，照常举行日本人最喜欢的“合宿”，号称是为了学习。
很早以前，当时我还在做鱼虾买卖，虽然跟文学界不沾边儿，但我爱好中国文学。经一日本教授的介绍，我交了自己那份钱参加了一次日本汉学家的“合宿”。说是汉学家，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男女学者，偶尔也能碰上几位研究生。
白天，大家挤在一个很大的榻榻米房间里席地而坐，从中国小说的翻译文本开始说事儿，有争论也有赞扬。可一到了晚上，这些人就放开了，喝酒喝得很高。我原以为大家都在继续讨论中国文学，结果不经意间听到周围说的，全是谁谁不该当教授，谁谁那儿有教职的名额，可否让谁进入之类的，纯属拉关系的话题，全场乌烟瘴气。原来这些人是冲着晚上喝酒而来的。
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对一个苦于找不到教职的日本年轻学者来说，所谓“合宿”是巴结汉学家的最好机会。所以，看上去挺热闹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实还有它另外的一面。记得那次“合宿”是在长野县，万里无云，但后来我再也没去过。类似这样的汉学家“合宿”越少越好！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文学所处大环境的变化也许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一次次商品浪潮的打入，使人的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小说家面临的环境变得异常丰富。而同时，传达这一“丰富”的手段几乎与世界同步，网络啦、博客啦、视频啦，从刚刚听说这些新名词一直到我们能自如使用这些家伙，其时间之短是惊人的。
时代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选择日本的汉学家了。中国与日本的沟通渠道越来越多，而且文学的景象犹如井喷一样，让外界人士眼花缭乱！所以，目前日本汉学家面临的困境是，他们如此热衷于翻译中国当代小说，但却失去了身边最可爱的自留地！日本出版商就更不用说了，即使请汉学家翻译中国的小说，也属于黄花鱼扫边儿那类的，一般书店很难拿它当主打商品，社会上更没人愿意为此投入。
日本的一般读者不了解中国，而且以“不了解”作为一种自赏，并非偏要了解不可！无疑，这跟长久以来汉学家围在圈子里做事的封闭性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引入远远比日本对中国的快，而且数量高，题材广泛。
一个获芥川奖的作家作品不到一年就可以在中国见到翻译本。而日本引入的中国文学呢？少得可怜！
话虽这么说，但日本汉学家的努力是可贵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走完了十八年的风雨，也应该总结一下了。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日本汉学家思考的人物是竹内好（1910-1977）。这位以研究鲁迅而著名的日本汉学家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社会鄙视中国，思想意识上继承“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的套路的时期。但这位汉学家硬是从亚洲主义的素材之中汲取了思想亮点。更深的道理我说不好，只是知道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他的著作《近代的超克》。简单地说，竹内好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像现在一样，中国文学的话题是边缘的，但他独树一帜，跟主流社会死磕。时隔多年，这种精神终于被世界认识了。目前除了中国和韩国出版翻译了他的著作，最近在德国还召开了关于竹内好的学术研讨会。
这话说来也是缘，《中国现代小说》季刊的主创人员中有竹内好的学生，目前都已经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了。我在想，如果他们身上还有一点儿恩师的遗风，一本辛辛苦苦办了十八年的日本唯一的中国文学的译介杂志也不会办不下去吧！
这实在太可惜了！
日本汉学家与20 世纪90 年代后的文学本文完全来自于一个综合的印象，不仅包括了日本汉学家在杂志上发表的言论，也包括了我跟他们交谈时的某些感想—感想很零碎，也不打算整理什么。这些人分别是千野拓政、桑岛道夫、藤井省三、青野繁治、竹内实、吉田富夫、是永骏等各位大学教授。好在这些年我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市场一直关注，所以谈起20 世纪90 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并不觉得陌生。
所谓日本的汉学家，几乎全是教职人员，每周他们都有一定量的“课时”，必须完成教学任务。从时间的宽裕程度来说，比我原来供职的中国社科院差远了。处于这样一个基本状态，让他们关注中国20世纪90 年代后的文学，基本上属于行业内部的事情。所以，翻译数量的提高并不等于日本读者喜欢上了中国小说，而真实情况往往是，日本人的阅读比较盲目。
从数量上看，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图书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数量增长飞快，快得已经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步。包括棉棉、韩寒，还有最近的夏伊，都是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于图书市场上的。其实，这一现象很多来自于汉学家不约而同的努力方向，即“先翻译，回头再说”！
导致这类想法的出现无怪乎中国发展之快，尤其是当代文学行云流水，弄得汉学家很难静心研究，每天被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夺去了眼球。最近尾崎文昭编辑出版了一本当代中国文学的指南书，书名叫《从规范到脱离》。他惊呼：“这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简直没办法网罗，也无法总结！”
相较于如此浮躁的日本汉学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些纯文学的杂志纷纷组织了中国文学的特辑，去年八月一家杂志集中翻译了春树、戴来、潘向黎等人的小说，并灌之以“从春树到反日”的醒目标题。杂志的出版时期跟当时日本媒体大幅度报道中国反日游行大致是同一个时间段，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本杂志特想搭媒体快车一样。
但实际上，翻开特辑一看就知道，比如对潘向黎小说《白水青菜》的评价，藤井省三教授说：“绝对村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听上去，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似乎是相当私人化的，同时也受村上小说的影响。所以，藤井教授津津乐道，指出中国有一批“村上的孩子”，叫“Murakami Children”。他甚至说，村上春树小说受海外欢迎的程度跟国民生产总值有关，这个说法听起来蛮奇妙的。
总之，为了跟上“中国”这一大话题，九十年代后日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都是跟着媒体跑，即使小说内容并非如此，只要从大面上能搭上腔儿，出版商就会高兴。更绝的是青野繁治教授，他为中国小说得以畅销日本开了一个秘方。抄录如下：1. 遭禁的小说
2. 有些色情
3. 书名加“上海”两字
4. 字数别太多
5. 价格便宜
他认为，九十年代后的中国小说，要算《上海宝贝》之于日本的销售最成功，因为它完全达到了上述标准。
中国文学要从汉学家突围
2008 年年初，日本国际笔会在东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主题活动，醒目的标题是“灾害与文学”。此次活动包括了舞台表演和作家各自的朗读，参加者包括大江健三郎、浅田次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代表中国参加的作家是莫言和刘震云。
莫言面对近千名日本观众朗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秋水》。他的嗓音厚重，尤其透过麦克风的高感度传送以后，厚重的声音覆盖全场，显得铿锵有力。
其实，在莫言朗诵之前，主办方特意准备了一位职业的日本讲谈师，用中文说，就是“说书人”。讲谈师并不是单纯地开口讲故事，而是先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播放了一段根据《秋水》改编的动画片。片子做得很精美，登场的都是泥塑人，使全场观众逐渐进入了故事的情景之中。
稍后，等到讲谈师一开讲，随着他口若悬河，手舞折扇，顿时满台生辉，观众已经深入其境了。仅就这一舞台秀而言，文学得以阐释的方式似乎给了我们某些启示。除此以外，我注意到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并不是以往的汉学家，甚至可以说主办方的创意跟汉学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但为何如此成功呢？
仔细想来，其中似乎还有一个奥秘可言。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莫过于通过汉学家当桥梁这一模式。一般都是由大学里教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以及专任教授做选题，然后找到出版社，一阵铁嘴钢牙，跟出版人忽悠这部作品如何如何牛。一旦说动了出版社，汉学家马上会投入翻译工作之中—这个阶段的工作是汉学家最辉煌的时刻。
不过，问题的所在恰恰也是这里。因为汉学家大都拥有固定的教职，有的教授教务繁重，所以到了翻译完毕，把书出了以后，一般都不再往里投入什么，更别提宣传之类的事了。汉学家一旦翻译完了，基本上就会一转身消失掉了。
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言，被翻译出来的作品如何让广大的外国读者接受才是最需要用功用力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极重要的宣传阶段当中，汉学家的悄悄退席实属遗憾！
因此，这次日本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作家登场实在是值得高兴的好事。
虽然与会者跟中国作家的交流是凭借汉学家的翻译，但这些文学作品一旦被译成对方的语言，自然就变成了对方国家的一道阅读风景。
汉学家的翻译语言演化成了直达文学的快车道，运载了大批的读者往前行。
2007 年日本芥川文学奖得主，今年38 岁的诹访哲史跟我说：“读了莫言的小说，让我觉得文学的发生可能会来自于某种缺陷，因为我本人说话有些结巴，所以对写作就变得非常执著！”
听了他的话，我翻译给莫言听。莫言笑起来，回答说：“是的呀。
我的缺陷就是小时候太能说，能说得老让大人提心吊胆，这其实也是一种缺陷！”
不难看出，对于类似的细节交流，日本读者并不是借助了汉学家翻译中的有关中国的知识，而是读者本人对文学产生的理解与共鸣。
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经由汉学家的翻译以后，已经开始了自我腾飞。
如果还需要助它一臂之力的话，这个力无需从汉学家那里来，而应从广泛意义上的，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人与事情而来。中国文学应该冲破汉学家的重围！
收拢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全国文代会是我最近关心的话题，通过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我既能了解会议的进展，又能看到各路大腕作家的高见，有时觉得比读小说还有意思。与会者当中有不少是我的好友，自然也叫我更关注这次会议了。
我从新浪网上了解到，全国作协准备搞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的活动，力推当代文学出国门。乍一听是件鼓舞人心的事情，但仔细想想，关于如何译介如何传播，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出游到西方国家，我一有空就爱往大书店里钻，也不为别的，只想看看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本到底摆放在什么位置，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在该国的书店里头露脸的。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大书店都是竖列插放，往往放在亚洲文学的部分，比起日本文学平摆陈列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几乎都不显眼。这些城市包括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纽约，其中最绝的就是莫斯科，你干脆就找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俄文翻译，就跟俄国人不愿意跟中国人玩文学一样，觉得十分夸张—因为别的城市多少还是有点儿样子的。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也参与了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的推介工作，其中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公认的精品。至于怎么才能力推当代文学出国门，以下三点是我大致的考虑。
1. 收拢各国的汉学家，定期发送直邮通讯，及时介绍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为新作品新作家拉单子，要常吆喝着；2 . 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文翻译设立奖项，以奖励国外汉学家的工作业绩，并以此在对象国媒体造势，加深一般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
3. 请国内有实力的出版社跟对象国实力均等的出版社做版权对等交换，请双边对象国的语言文学专家评审，出些花招儿。
除上述以外，我们应该避免一件事，这就是，别把中国人翻译的外文小说拿到外国送人。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读的！反过来想想，有谁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由英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又有谁看过村上春树的小说是由日本人翻译成中文的呢？
中国当代文学能否大踏步地走出国门，其关键不在别处，而是在各国的汉学家那里！
中日友好的桥梁不应该是单行线
最近，有关旅日华人学者的活跃情况，似乎成为日本报纸、电视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中国学者不仅执笔著述，而且在电视荧光屏上也一展风采，用流利的日语跟日本教授交锋。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既树立了新中国人的形象，同时也为捍卫中国的利益表达了坚定的立场（比如钓鱼岛问题）。同时，在日本企业内的中国雇员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电脑软件的开发方面。日本人甚至惊呼“中国一个人半年能干完的活，日本要两三个人两三年才能做完”，而且还透露，日本的有关企业正在大量求贤，希望招收中国人才。
上述的邻邦报导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留学生已经走出了他们艰苦创业的时期，在日本安营扎寨，并执教于日本的大学院校，进入受日本社会尊敬的学者阶层，生活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中国推行的天才教育，类似大学的少年班制度，培养出一批理工尖子，在日本平均主义的教育环境下使得他们东渡后脱颖而出，在其专业上表现非凡。这既是因为个人的奋斗，又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收获。从“科技无国界”的观念而言，优秀人才的辈出是中国之于世界的崛起的表现，是一件好事。
然而，除我们自身的原因以外，邻邦舆论对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是作为日本对当代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了解，而不是片面的、零打碎敲式的把握。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经结束了从平安时代起向中国虚心学习的传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可学的”，包括儒学在内，那只是作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一种学说，而并非推动日本变革的动力。
近代日本对华的了解是从“脱亚入欧”的警讯中萌动的，而且国策的指针是“富国强兵”。作为某种参照系数，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充满了实用性，好像日本的工匠总喜欢暗藏“绝技”，取胜于人，而这种了解则是日本的一个“绝技”。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学生，但又欺负了老师的邻国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主儿，尤其是在近代，这种师徒关系绝非等于教育意义上的简单概念。
在日本，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者或者公司雇员，经常被人称作“架桥”，这无疑是十分友好的称呼。说你像一座桥梁，无非是希望你衔接互不来往的两岸，打开交通的渠道。不过，这座桥梁一旦作为实用性极强的手段，专门用于了解对方而忽视与其交流，那它的原初意图就会发生扭曲。
按照上述比喻，日本各种名目的财团对研究项目的审核就是一例，其中对中国人的申请批准绝大多数都投放于对中国的研究方面。日本某财团的一位理事就跟我说过，“中国人想要赞助，最好选中国的题目。”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三个字—“有价值”。当然，如果是希望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因为受益于这类中国研究的报告，那的确能够验证他说的价值所在。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就显得容易出成绩，尤其作为中国人，好像国籍就表示你已经是半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另加出版社、学会、杂志，乃至影视界都希望有这种发言和形象，所以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邻邦市场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识好几位原来打算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留学生，等到学业完成后，都摇身变成了中国问题的研究家，而且整天忙忙碌碌的。他们的体会是“我也莫名其妙”。
我的一位学兄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曾经到日本做过访问学者，有些感受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说：“中国人一旦进入日本的人文圈，好像就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看做一种终极的关怀。不像旅居欧美的大陆学者，总是在一个开放的视野中从事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吸收西方现代理论方面，能够积极寻找与中国国内学者的对话机会。
这近乎一种共同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侧重于历史以及相关的思辨理论。相比之下，旅日学者喜欢谈论中国的现实政治，做预测，做现场分析，而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本观察中国的需要，而不是缘起于学者自身的人文意识。他们完全像一个技师、一个打工的，被日本的需要塑造成了一种职业，最多当日本人的耳朵和跑腿的而已。说穿了，这是一种变相的投机主义。”
尽管这位学兄的见解未免过于偏激，但他的指责令人回味。中国人的治学有擅长综合的特点，不仅仅是维系在演示资料的翻新与积累方面，而是在这基础之上，依靠独善的思辨，见微知著。但这一优秀的传统在某些旅日学者身上却完全消失了，即使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他们的可取价值也仅仅停留于对某些情报的提供与掌握上。这当然是对日本，如果是对中国的话，这些有价值的部分也许和书摊上各类文摘报是同一级别的，最多再参考些中国土产“小道消息”。对这类“二花脸”的研究，早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署名的著者恐怕充其量是会说日本话的译者”（《读书》，1995.10，P5，李长声／文）。
对知识界而言，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不会为了一两件投资项目就了结。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与国会议员以及政治家的往来是频繁的，尤其在中国经济成长快的这些年，由这类往来而发展成的“学习会”也增加了许多。我认识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著名学者，他说：“在这些会上，大家热衷谈论的话题几乎全是旅日大陆学者说的。
他们从内部看，这个我们日本人比不了。”
某年的五月份，我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介绍说，前两年他在北京任教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留学生希望到北京某报工作，她想了解中国的舆论界是通过怎样的规则和操作来编排新闻的，虽然申请多次，但都未获批准。对这类事情，作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有的日本学者却带有嘲讽似的口吻说：“这学生太傻，去找日本大学里的中国老师谈谈，不难解决嘛！”
而且，这番话还引起了其他日本学者的哄笑。这时，我很不自在，甚至觉得日本好像从精神上捕获了一批中国学者，从嘲笑中打听他们想打听的事、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这种露骨的实用性令人生厌！
类似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华研究的方向有一定的传承性，而且被冠之以“东洋”的学问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色彩，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较之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中国对日本是不了解的，至少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桥梁”似乎不是双向行车，而是单行线，当然也很难建立所谓的“友好”。从研究对象国的规模与成绩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迄今为止，中国到底有几部日本专论能像美国人写的《日本人》《菊与刀》，或者像荷兰人写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那样，成为影响其政府对日战略的资深文件呢？目前得到学界公认的恐怕还是二十年代戴季陶的《日本论》。因此，也是由于这座单行道“桥梁”，使日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国，加之旅日中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实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更促进了这一了解对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渗透。
作为旅日精英的中国学者，虽然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风貌，在日本社会树立了前沿形象，改变了老华侨依靠“剪刀、菜刀、剃头刀”安身立命的原样，但中国学者的另一特点似乎从日本对华研究的范围内也能抽取出来，遗憾的是，这一熟知中国的特点仅对日本有益，甚至是有利的。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从中国人自身来讲，以下的感受也是令人折服的。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东京某大学任教，她跟我说：“教中国关系的课，我喜欢选用中国人写的日语教材，因为他们反映的中国非常真实，不像有的日本学者总想歪曲中国，生怕学生对中国产生好感。
日本的大学生头脑简单，对中国的事情就像一张白纸，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我觉得我正在和日本学者争夺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中国人来对这些学生讲真正的中国，那往后是危险的。这也许是我的使命，应该跟日本人争论的时候就不能示弱。”她接着说，“当然中国也有问题，最近北京有一份民意测验，发现年轻人普遍憎恨日本人，但并不了解日本。”
听了她的话，我很受鼓舞。
至于她说中国不了解日本也是实感，好像桥上分明有你行走的路，但你并不愿意过桥。其实，这也牵涉到了解与不了解需要用什么尺度衡量的问题，至少相对于日本深入研究中国而言，中国是不了解日本的。
这不光是一个不了解，而似乎是不愿了解，不稀罕了解的问题。如此观念也许是出于某种误解，因为中国有自身辉煌的文明历史，而日本仅仅是汉字文化圈的从属国，并无主流参考的价值，于是中国对这个小语种的国家从文化历史上的了解总欠热情。同样，在这种观念以外，中国人还保留着厌恶日本人的情绪，这无疑是中国遭受日本人的侵略，在心理上养生了前辈埋下的仇恨的种子。
有人在分析本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情况时指出，“留洋出理论家，留日出革命家”。这说明日本文化并不能刺激留日华人，而是日本人的傲慢、蛮横、凶狂燃起了中国人的对抗意识。正因如此，留日华人对本国的忧患意识也会增强。鲁迅毅然离开日本，弃医从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先辈知日派曾经有过的对抗与忧患意识一直维系至今，始终没有消失过。
我认识一个中国雇员，他取得日本的工学博士学位后没有回国，而是应聘到一家日本制造厂供职。据他说，这个日本工厂的产品其实没有多大奥秘，只是靠长年的经验积累，有技术，没有技艺，做东西并不聪明，但就靠这类产品每年向中国大量出口，利润很高。他看在眼里，心里觉得中国真傻。于是，在他当技师的这些年，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研究有关技术资料。有一回，我到他家串门，他一边向我解释电脑上画出的各种图形，一边说：“这是跟国内通的，我用国际互联网与国内的同行一起琢磨这玩意儿，现在越弄越明白。日本人的技术很细，但在整体方面，尤其在连带产品的一体化构想与创造上，跟我们的思路相距甚远。在这点上，中国人保险是领先的。不过，一旦把这些图纸送进车间，经车床那么一车，刨床那么一刨，那我们与日本人的差别一下子就露出来了。中国人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的时候，日本人肯定认为是不合格的。所以我觉得，咱们的脑袋能赢日本人，但身子骨未必能赢。”
其实，这位从天津来的中国雇员还有一个抱负，“等到身子骨结实的时候，我就回国建厂，自己干！”
无疑，这番话不仅是他本人，也是当代中国人面对日本所表达出来的对抗与忧患意识。至少包括客居日本十年的笔者在内，我是深有感触的。
古人虽然喜欢“忧深思远”，但作为旅日学者和中国雇员，我们不必多么思虑，也不必多么谋划，只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明察我们之于邻邦的周围环境，真正做一个双向通行的“桥梁”，使两国的了解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发挥推动作用，这才是面向下一个世纪的大方向。中日友好的桥梁不应该是单行线。
苍茫，还是灰暗？
2000 年冬季，我应邀参与了国内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制作，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日本民俗。几乎是在同时，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也派出了摄制组，他们去了京都，走访了一些名胜古刹，而我们奔赴了长野县，同样也寻访了著名的寺院。说来也巧，无论是京都，还是长野县，由于它们都不靠海，一个是盆地，一个是山区，所以那些烧香拜佛的习俗十分浓厚。稻米农田、织布纺线、囤积食料，所有这些缘起偏僻地区的运营智慧至今仍然保留了下来。当然，说是保留，它们的保留形态早就发生了变化。比如，日本寺院的采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要你一置身于那样的现场之中，保险就会觉得灰暗。下面的这段文字是我面对电视镜头的叙述，现抄录下来，以重新体验那种现场的感受。
我们一大早就到了长野县的善光寺，之所以选择清晨到这里是因为当地的人说这座寺院最辉煌的情景是日出的那个时辰。日本人这么说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说来也巧，昨夜下过一场大雪，清晨6 点的时候，天空已经发白。积雪似乎与喷薄欲出的太阳争先恐后，抢着为寺院的辉煌扮演相应的角色。从字面上看，善光寺应该是“行善”的善与“光芒”
的光的组合，可令人好奇的是寺院的大堂却是灰暗的，尤其当我们的摄像机进入大堂深处的时候，通过监视器看到的图像几乎是黑洞洞的。
日本寺院把大堂叫做“御影堂”。
如果这么想，说大堂灰暗也不无道理。所谓影子，通俗地说，就是阴影，几乎等于被寺院大堂供奉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寺院的僧侣列队走在石板路上的时候，朝阳映红了他们的面孔，雪地的折射为他们脚下的通途也铺出了鱼鳞般的光彩。我原来想，这些僧侣与门徒一定会进入一处至少是让人心明眼亮的地方。哪怕不像中国的大雄宝殿那样庄严宏大，哪怕也不像欧洲的教堂那样高耸挺拔、寒光如剑，但起码会是一处能够接受暖阳的栖身之地吧。
日本人似乎不这么想，他们对影子概念的理解与布置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大文豪谷崎润一郎就十分推崇阴影中的感觉，他欣赏阴影中的思考，还包括阴影中的艺术。在日本人看来，灵魂始终是隐形于阴影之中的，是不被闹市骚扰的，是不被繁华惊动的。
仅仅是一次在善光寺的清晨，通过我们的镜头，你不难看出那些晨起念佛的门徒好像是从通亮的空间流入另一处灰暗的场所。他们一边跪在平铺齐整的草席上诵经称念，一边沉入于与灵魂相照的时刻。我想在日本人的精神深处，这种与灰暗阴影之间的渊源很可能不光是寺院一处，从其他的人文景观中也能找到。当然，这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观察。
旅途是对色彩的感受，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想法，而且也是在大大小小的旅途中不断体验的一个纯粹的概念。如果按照色彩分冷色和暖色来说，日本的色彩似乎更多一些冷。至于说日本的暖色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或者干脆说，暖色之于我个人究竟会出现在世界的何处？
这恐怕还有待于更多的旅途。
艺术难道就是压抑么？
日本是一个很少发生内战的国家，这不仅在历史上有如此记载，即便是现代的艺术也很难看到反映这类主题的内容。说来也怪，日本在20 世纪的侵略战争中异常凶暴， 许多人以为这个民族的本性就是这个模样，可一旦了解到上述历史，你或许也会大惑不解。其实，那位剖腹自尽，一刀把自己的血肉扎入文学史册的疯狂作家三岛由纪夫早就说过：“日本人的祖先是受压抑的。”所谓压抑，后来经过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番解释，似乎令人有所开窍，他们描述那是一种处于无风无浪的状态，每日没有刺激的岁月，一年一年都是无聊的重复，看不见痛苦， 同时也感觉不到快乐。
我不是学者，当然不能从理论上跟日本人较真儿。不过，倒是有许多现代艺术的作品，包括摄影、美术，还有一些独立的影片，甚至包括非常主流的北野武的电影，所有这些却让我从直觉上更容易接近三岛的说法。不用说，他的说法同样也是来自于某种无言的压抑。
20 世纪90 年代末期，东京出了一个30 多岁的摄影家，他叫金村修，开始被行业界注意，美国《纽约时报》称他是最受世界注目的摄影家之一。他白天替人家送报，住在一个破烂的木房里，下雨都漏水，可他不顾，照样背着他那台老式的莱卡相机，到东京的大街小巷游**。
有时他像个刚进城的学生，有时又像一个幽灵，走累的时候干脆往地上一躺，旁若无人……
然而，当你看到他的摄影作品时，那些东京街头堆放的自行车，路两旁斜挂的灯笼，还有那些跟天空纠缠在一起的一团团的电线，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讲一个鲜明的主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是压抑，是内在的，是人的。”
金村修的摄影作品一律是黑白片，并且，他公开表示反对彩色片。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十分清楚，彩色无压抑，而且他继续说，没有压抑就没有艺术！
说来也巧，2001 年冬天，我跟一个日本平面设计家访华团去上海，在苏州河畔的工作室里拜访了画家张恩利，当他那些用黑色做基调，而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几乎都是僵直的大幅油画，一起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强烈反差袭身而至。因为他的工作室有足够的空间，又有足够的阳光将室内打照得通亮无比，可为什么画中人偏偏那么忧郁那么麻木，乃至那么压抑呢？
张恩利的画让我几乎在第一个瞬间就联想起金村修的摄影。同样，因为东京有足够的空间，又有足够的欢乐和足够的颓废与刺激，可他的镜头为什么偏偏对准那些昏暗的街道，那些好像被乱麻一样的电线绑架起来的楼厦呢？尽管这类问题不需要十分明确的答案，但无论是张恩利，还是金村修，他们面对的现实其实并不灰暗，更准确地说，他们目视的场景至少比他们的作品更辉煌。
那天在上海，当我跟张恩利告辞的时候，我想起曾经在东京问过金村修的一句话，同样，我把这句话也用来问张恩利：“艺术就是压抑吗？”张恩利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微笑。不过，他的微笑也是一份答案，因为东京金村修的回答居然跟他完全一样，只是他的微笑更接近于无奈。仅从这一点，我当然也明白，中国与日本对压抑的理解应该是不同的。
文豪与画家
2008 年2 月，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题为《声声相应的美的世界》特别展览，介绍了文豪川端康成与画家东山魁夷的生前交往，展品包括两位大师之间的往复信件，东山为川端小说做的装帧图书以及川端生前的个人美术收藏品。
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日本文豪川端康成的自杀当做一个美谈，认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毕生追求极端美的小说家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静谧的归宿。1972 年4 月16 日晚，川端在他静冈县逗子市内的公寓里吸煤气自毙，享年72 岁。窗外透过一个很小的阳台可以看到大海和繁忙的渔港，不过，川端选择的是夜晚，不难猜想，他看世界的最后一眼只是一片漆黑的大海，没有喧嚣没有气味，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实际上，川端临死的眼睛已将死后的漆黑收录完毕了。
第二天，惊闻此信，当即从千里以外的熊本县天草赶往川端家的是画家东山魁夷，日本国宝级人物。根据他后来写的悼词，当时的情景如下：“我被深夜的电话铃吵醒了，弄不清究竟是几点钟，只听见接电话的妻子大叫一声，惊恐地告诉我川端死了，是自杀身亡的。我从**跳起来，脑子全木了，马上打开电视，屏幕上已经出现了讣告的字幕。”
悼词介绍了上述细节以后，东山魁夷是这样写的：“遗体已经被放入了棺材，面孔是外露的，嘴唇好像用沾湿的棉花擦过一样，如此安详如此温柔的面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川端先生不是常人，是一位远居孤峰最高处的人。”
文豪川端康成与画家东山魁夷的交情始于1955 年，起先是由东山为川端的小说设计版式和绘图，后来东山发现川端收藏美术品的品位极高，两人如遇知己，最近这些年被发现两位大师之间留下了两百多封往复信件，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美术创作与小说写作等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