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不足二十年的工夫，一个无人问津的破庙居然起死回生，如今香火不断，光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到的情景来说，许多老人相互搀扶，步履蹒跚，但眼神中那种逃避了大都市以后的安稳感却十分真实。

很多人都说，城市是老人的死角！想想没有子女的老人，等到他们告别现世的那个时候，心里是否会因为无亲人照料后事而恐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妙光寺的僧侣恰恰就出现于这样一个场面：他可以让老人的恐慌变成安稳，让内心无法倾诉的情感灌入对现世的寄托。

日本老人很天真，在妙光寺，他们自己为自己举办葬礼，而且还很隆重。有位看上去十分绅士的老人，一边慢慢地抬起头，一边念他手上准备好的稿子。他说：“今天为了我的葬礼而聚集了这么多人，应该感谢谁呢？我觉得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并没有死，但正因为大家来到了我的身边，所以我可以随时死去，可以变成风，变成水，变成灰，变成大家的记忆。” 说完后，他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情平静。

其实，他说的大家也包括我这样的局外人，偶尔路过他的面前，偶尔看到他绅士的样子。不难看出，这类仪式全是僧侣精心设计的，他为世间与彼岸打开了一条通灵的路途，既入世也出世！

僧侣只有贴近生活，佛法才能深入人心。这也许是句老话，毕竟，日本僧侣的生意经正好说明了他所知道的世间愁苦，并能准确把握，将现代人的顾虑消融掉。

等到明年开春吧，找个机会见见这位妙光寺的僧侣！

日本人的宗教感觉

我经历阪神大地震是在1995 年，也是日本突然发生奥姆真理教用沙林毒液杀人事件的一年。从很多意义上说，邪教杀人对整个日本社会的震**远远超过了地震本身，因为这一震**直接拷问了日本人的心灵。

面对邪教制造的战后最大血案，几乎所有的日本宗教都变得哑口无言。许多进步人士开始质问，“日本的佛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你们都跑到哪儿去了？”

其实，千年以来，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学来了自然观和人生观。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大撒把，不跟中国学了，改成了一味追随西方，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生活文化，号称“脱亚入欧”！

这么一来，日本人原先从中国学到手的东西就开始发生了奇妙的演变，演变后的中国文化就像原先日本固有的东西一样。在西方人面前，日本人喜欢拿中国的经典当自家的宝贝说事儿，而且一说大了，也就不顾原型出处了，外来文化也被窃为己有！

比如，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虽然从教派上有大乘、小乘，还有显教和密教，但一到了日本人这里，他们所接受的不再是这些琐碎的教派和说教，他们只关心“无常观”和“净土观”，最多再搭上“空”

与“无”的概念，于是就十分坚实地构造出了佛教四大命题：无常、净土、空与无。

相比之下，中国的儒学被日本人利用得十分感性。他们认为这个学说只有“修养”才是真谛，有了修养，才有“仁义礼智信”，其余都是戏说！

日本人讲实惠，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十分投入，所以一座深山里刮起来的风可以信奉，夏天水田里叫个不停的青蛙也可以信奉，但凡让人能放心者，皆为吾神！我认识一位日本老人，他别的什么都不信，专信下水道的井盖。

记得一九八八年刚到日本一年多的时候，我有幸在京都听了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教授的讲演。对他当时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神话与历史的中间隔了一条很长很长的深渊。但日本不一样，在日本人的心里，神话与历史总会变成身边某个具体的物体，而且还能活灵活现地蹦出来，活起来，真叫我不可思议！”

有精灵的花市与花寺

花市是鲜花的市场，花寺是鲜花的寺院，两者的存在或许无法相提并论，但就我看来，在很多场合，它们属于同样一件事情。这样的感受绝非我一到日本就马上获得的，现在回想起来，至少在我习惯于东瀛的生活，而且能够从日常的经验中审视这一风土的时候，某些看上去完全两样的情景，居然汇合到了一起。

花市是北京的一条旧街，从前就挤满了卖花的人，车水马龙，所以得了这个名字。花市离我原来的中学很近。过去我们这帮孩子的父母大都被下放劳改，我们在家里没人管，在学校整天闹纠纷，为了一点屁事就打架，谁也不服谁。后来谁一说“花市”，那就意味着到那条旧街聚众、打群架。北京东头的“花市”跟西头钓鱼台附近的八一湖差不多，都号称是当时北京顽主叫板的地方。我只是听伙伴们这么说，其实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血肉之战。唯有一次，我跟在一大拨人的后面，狐假虎威的，还没等我看见对方的影子，先头人马就欢呼起来了—原来对方看见这边人多势众，纷纷逃窜，压根就没跟我们过招。不过，那是我少年时代最过瘾的一天。

花寺是日本熊本县菊鹿町的一个寺院的俗名，真名叫“相良寺”。

寺院的内外长满了常春油麻藤，结出一朵朵紫红色的花，像一串倒挂的梵钟，而且排列有序，相映生辉。据说，花寺的最初建造者是平安时代的最澄和尚，他在唐代的天台山修行，但因语言不通，很快就回国了。历史上不称他是“留学生”，而叫“还学生”。传说，最澄本应读更多的经书，撰文记录，但无奈语言不通。不过，他却留下了对唐代花卉的描写，这些描写只需人的观察就行了，并没有语言障碍。

后来，有人从中国的扬子江附近带来了常春油麻藤的花籽，种在了寺院的周围。每年五月，绕满寺院的油麻藤开出鲜花，妖艳无比，当地人都叫它“妖花”。

前不久，我在去往九州的旅途中绕道来到这里。当时天上有乌云，花瓣低垂，似乎不愿看见没有太阳的天空。但油麻藤的曲折与缠绕却充满了张力，开遍寺院的花朵像一个巨大的花盘，当云端露出阳光的时候，花瓣蠕动，向上伸展、扩大、游弋……折数枝花，落英缤纷。

在温暖的阳光下，我自然感到心情舒畅。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似乎正是日本游客为相良寺的花开而倾倒的时刻，我的思绪却飞回了少年时代那条叫做“花市”的旧街。对！我想起来了，在那个时代，我从来就没有在花市上见过一朵花，眼前呈现的只是一群少年的游**，而且这个游**从未留下过痛苦的烙印。时隔二十多年，我从北京移居到了日本。在这一空间的转换中，语言或许是脆弱的，因为它无法把我的所思所想表达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两个表示地名的汉字却又是相当准确的，花市与花寺，同样一个“花”字，竟然如此牢固地抓住了我的思绪，它诱导我跨越了时空，指引我穿过了欢跃与悲情，似乎把异域与家乡紧紧地抱在了怀中。哪怕这只是一个瞬间的闪念，但这个闪念却让我从内心感动……因为，在花开的异域，我仿佛看见了没有花开的旧街，而少年的我也一定不会想到今天的我能从花语中得到这份珍贵的回忆。

我猜想，花市与花寺一定是有精灵的。

京都无比幸福的两只鸟儿

夏天到了，日本古都的节日也来了。往年写过的京都“祗园节”

今年又要开始了，一个节日每年都要重复，绵延不绝，千年岁月。

每年都去京都看，但去看之前也会犹豫，反正节日是同样的，服饰、人员、乐声，乃至灯笼亮起来的街景都大致相同。回过头想想，也许唯有我的年龄不同了，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从节日的气氛中逝去。

下周的祗园节去看什么呢？

正当我继续犹豫，还没想好去看什么的时候，一位京都的长者打来电话跟我说了件事。他一开口就说：“毛君，今年也来看么？要是来的话，我劝你好好看两只鸟儿。”

听他这么说，我先是摸不着头脑，然后听长者继续说下去，这才恍然大悟。事情的原委如下：京都有个神社，旁边是一家豆腐店，店的后边有个小院子，院子里面有一棵树。不知为何，树上出现了一个鸟窝，而且，鸟窝是用神社里的纸签儿搭的。日本人到神社喜欢抽纸签儿，抽完以后，见到“大吉”一般都带回家，见到不吉的就地系到树枝上。

但凡是神社，大都有一棵枝叶往下趴的树，专门为众生回收不吉的纸签儿。

话说回到刚才的鸟窝。鸟窝里有只刚刚出生的小鸟儿，冲着天空使劲张开嘴巴，但不会飞。它的母亲每天从神社衔回纸签儿，维护修缮它们的窝。最叫人惊奇的是，从树下往上看，透过阳光可以看到纸签儿上的字，写的竟然是“大吉”。

据说，这只鸟儿非“大吉”不衔。它用伶俐的嘴尖儿叼起“大吉”，好一阵盘旋，从天而降，一直降到鸟窝的中央。这虽然是几天内才发生的事，可据说已经变成了传奇。眼下豆腐店的生意变得十分兴隆，很多人说是买豆腐，实则是为了到后院看那两只可爱的鸟儿，祝愿它们母子俩健康。

我打算去看看，不仅要看一下，而且要解决一个问题—这只鸟儿为什么只衔“大吉”呢？拿到“大吉”的香客都将纸签儿带回家去了，那它在哪儿衔的呢？ 难道这只鸟通晓人间的事，早就知道谁即使抽到了“大吉”也要系到树枝上？因为抽到“大吉”的她或者他，由于种种难言的理由暂时无法将其带回家。

我越这么想就越觉得京都的鸟儿神了！这鸟儿，得空非看一下不可！

人的肚子就是鱼的天堂

能否吃惯日本生鱼或许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非叫你吃日本生鱼不可的时候。这个问题恐怕会有难易的程度，而且难易的本身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拿我个人来说，习惯吃日本生鱼着实有一段经历。这经历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生鱼的好坏并不等于胃肠能否消化，而是当你嚼了一团如橡皮筋一样的东西，忽然有某种异样感觉的时候，生鱼的味觉价值似乎就体现出来了。

生鱼是日本料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初到东瀛的人会觉得日本菜全是样子货，菜量不够，饿得肚子咕咕叫，后来胃一缩紧，也就咬牙克服了。这时人们才留心日本菜的摆设，原来它的色彩居然如此妖艳，油少，无光泽，就像家乡为仙逝的长者奉上的供品一样，漂亮但有些干瘪。对于饿得发慌的人来说，日本菜并不属于刺激胃口那类富态的菜系，而是十分娇嫩的，首先需要用餐者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和观赏的能力。于是，问题的所在就集中到了这份能力上。

我也是同样，起先不得要领，后来逐渐开始习惯了—不仅习惯了吃日本菜，而且学会了观赏。如果有人端上来一盘鲜鱼，但凡没有喝酒、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我对识别活杀还是死杀颇具自信。活杀是指在鱼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时候，当场用刀切开鱼鳃，为它放血，然后扔到碎冰块当中，以确保鲜度。死杀，按字面理解，是指把整条鱼放入碎冰中—但不至于冻成硬块，待到渔船回到岸边后，再由水产加工厂的人把死鱼的血放掉。据说，做这套工序需要经验的积累，一旦掌握不好时间的话，会导致鱼鳃发青，乃至变臭变烂。不过，日本的加工厂大都是用机器为鱼放血的—在一面长锯轰轰作响的金属台子上，从碎冰里被拖出来的鱼就像一个个沾着泥巴的白萝卜一样，圆咕隆咚的，打着旋儿从长锯下滑过。等这个工序完成后，你可以看见几个手法熟练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操起刀，把每条鱼补开两下子，动作麻利，而且谁跟谁也不说话，只有快刀切下时与金属台碰击的尖声。

日本人把这个切法叫做“卸三片”。

鱼汛分季节，我在北海道看到上述情景的时候是初秋，捕上来的似乎全是金枪鱼，但大的不多，有时还夹杂着牙片鱼、鲽鱼和小鲅鱼什么的。当渔网从海里被拖上来的时候，强烈的鱼腥味直袭鼻孔，令人嘴里泛酸。据说，鱼汛到来的时候，每天的变化飞快，但有时也会出现反常。渔船只要看准了海面上的定型波动，就会全力出击，穷追不舍。不仅仅是一条渔船，而是数十条拖网船，气势十分壮观。我很幸运，能跟日本渔民挤在一条船上，还能享受他们的战利品。当然，在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中，我是没有理由拒绝吃生鱼的。如果回到城市，哪怕是坐在漂亮的日本料理店里，看见生鱼的那个瞬间我都会先皱起眉头。但在渔船上，光是这些鱼腥味就使我发生了错觉，好像人和鱼都是一回事。

我的闪念像在大风中点着的烟头，一亮就灭掉了。可是，热情的日本鱼老大咧着大嘴问我：“这生鱼多好吃啊，你不觉得吗？”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但无法回答，因为我正专心致志地嚼着嘴里的生鱼。这时，他笑起来，大声对我说：“这些鱼一辈子想的就是飞，它们想飞到天堂，你知道吗？”

我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这下子乐了，乐得眼泪直流。稍后，他才告诉我说，人的肚子就是鱼的天堂……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我变得喜欢吃日本生鱼了。

夜影黄猫

我是一个喜欢猫的人，而且是一个从不喜欢猫变成了一个喜欢猫的人。尤其是外出旅行的时候，一旦遇见了猫，哪怕离我的距离再远，只要发现了猫的踪迹，我总会从眼前的美景中转移视线，不经意，也不故意。猫就像一张飘浮在路上的视力测验表一样，它忽而让我看得十分清楚，忽而让我辨别不清。猫跑起来的时候很像一股青烟，可趴在路上的时候却像一个圆圆的葫芦。这大概由于我至今遇见的猫全是肥猫的缘故吧。

事到如今，你别看我能说猫，跟没事儿一样，似乎跟猫贴得挺近，其实，我小的时候最怕猫。怕是无形的，是那种不见猫则罢一见猫就害怕的感觉。小孩儿的恐惧并不天真，当然也不会事出无因，当时我好像是被深夜里的一只大黄猫给吓坏了。

少年的记忆或许也有不准确的时候，所以，这些年，我从来不在意究竟是什么叫我害怕猫的，久而久之，怕猫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则遥远的童话。

后来，我大了，再后来，我移居到了日本，而可喜的事情是我每回旅游总会遇见猫，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和东南亚，甚至就连最近去古巴，慕名寻找那位活了104 四岁才仙逝的古雷革里奥老人—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原型人物的时候也遇见了猫。我在他老人家的木屋周围徘徊，不经意间，竟然发现了一只纯黄色的肥猫。它身上的黄毛儿跟海边的沙滩一样，细腻光滑，纤尘不染，而且总是仰头挺胸，一副高傲的神态。上高中的时代，我读过《老人与海》，有段描写好像是把老人眼睛的颜色比喻成大海的颜色，可我当时没有见过大海，仅仅知道大海是深邃的、发蓝的，但有时也会反射出太阳的金黄，斑斓惊鸥，踏浪天空。现在想起来，大海之于我的实际印象比黄猫要晚好几年。尽管小的时候我怕猫，但那毕竟是猫出现在眼前以后的事情，对一个幼小的心灵来说，哪怕最初的印象是可怕的，但往后的日子却能使这种可怕转变为长远的可爱。

其实，让我改变对猫的印象的还有另外一段经历，而这段经历同样是由于在旅途上碰见一只大黄猫的缘故。那是1989 年柏林墙拆除的那年，当时我是一个游客，正在欧洲旅行。每到一处，先是被西方那种空间的创意所吸引，无论是教堂，还是广场，就连喝啤酒的小巷子也似乎是精心炮制出来的，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金属感的错觉。当年的柏林比欧洲任何城市都辉煌，一方面是东西柏林的合拢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另一方面，这座英雄的城市终于履行了走向完整的历程。那时我加入德国人的游行队伍中，沿着柏林墙墙边的土路，跟着大家一起呼喊一起歌唱，好像我也变成了这里的居民一样，心情十分激动。走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在柏林墙墙头出现了一只猫，黄黄的，很大很有风度，悠悠漫步，一副对人间的事情不以为意的样子。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仰望着这只墙头上的黄猫。傍晚无风，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柏林墙的一侧，这时，街区的路灯亮起，把黄猫的影子打到了柏林墙的沿上。黄猫是一只沉着的猫，它像棉花枕头一样一下子铺到了墙上，下巴顶住两只前爪，目光保持不变。

我看着它，它好像也看着我，不知为何，自从那以后，我总会在旅途中遇见猫，而且它们都是黄颜色的。

樱花树下的猫事

松田先生是兽医，在东京开了一家十分漂亮的诊所。诊所远看像积木搭起来的房子，多少带些童话的色彩。红黄色的板墙之间有一条粉色的通道，没有阳光的时候也发亮，有时甚至会晃你的眼睛。沿着这条通道上台阶，脚下的木板会咯吱作响。

今年樱花刚开，我到东京拜访松田先生。当时正在下雨，走在水泥路上，只有细雨溅地时才能听到空气中的雨水声。说来也怪，登上松田诊所的台阶时，脚下的声音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雨水的浸透好像改不了木板台阶原有的那道发脆的声音，或许是雨打花瓣，被风吹落满地，加厚了木板台阶？反正到了这个季节，松田诊所的木板台阶变得就跟雨水不打照面一样。

每次我一觉得纳闷，松田先生就会说：“这是我家的猫弄的。只要它在这些地方待上几个小时，雨再大也不会淋透它的地盘，该发脆声的木头也不响了，好像它的热气把木板烘干了一样。你看它有多神！”

猫叫主人惊叹应该是一件好事，尤其从猫的角度想，主人对你惊叹，由之变为愉悦，到最后说不定还会崇拜你一把，这是再好不过的赞赏了。

至于松田先生，他的确爱猫如命。他偶尔也会对我这么说，因为他知道我对猫好奇，对出神的猫特别偏爱。但有的时候，他并非那么热情，甚至变得沉默寡言。这或许是由于松田先生担心我未必能够理解他的全部意思，因为在很久以前，他从我这里听说中国有的地区喜欢吃猫肉。

说起吃猫肉，我以为跟日本人喜欢吃鲸鱼一样，无怪乎是饮食文化的差异。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深奥的道理可以解释。松田先生从来不在这些问题上跟人辩论，他的眼光只是专注地看猫。

作为一名专业的兽医，看猫是他的职业，当然，喜欢看猫更算他的兴趣。他说，他之所以成为兽医，是因为有天夜里看见的一个光景。

当时他还是一个少年，离家门不远处有一家兽医门诊。那天晚上，他放学回家，忽然看见一只筋疲力尽的黑猫拼命地往兽医门诊移动，在它的后面还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但看不清是什么。黑猫大声惨叫，继续拖着身子往前爬。不多时，兽医门诊里面出来个女医师，准确地讲，她更像一名普通的护士。她一边嘟囔“黑猫啊，你怎么啦”， 一边努力往黑猫的身后张望。

原来，这只黑猫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后那个黑糊糊的家伙。

那也是一只猫，而且是一只受了重伤的猫。黑猫一直惨叫着爬到兽医门诊的台阶旁。这时，女护士一把抱起黑猫，激动地放在自己的怀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那只被黑猫拖来的受伤的猫不知被谁用剪刀把两条后腿剪断了。

松田先生至今说起这件事，还很激动。说多了，他的眼眶也隐约地泛红。每次当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他的嘴里总是在说这样一句话，“那可是落樱飞舞的一天啊！”

黑猫救麻雀

我养的猫是黑色的，除了胸前有两块漂亮的白毛以外，其余毛色都是漆黑漆黑的。它在我家已经七年了，家人管它叫“阿熊”。

有回晚上做梦，我梦见了它。一开始它是猫，眼睛大大的，样子十分机灵。但到了后来，它居然真变成了一只熊！很大，很黑，眼睛很小，但很有光。再后来，我醒了，把它单独留在了梦里。

它是一只含蓄的黑猫。以前我住过一座两层小楼，家里有个小院子，夏天院子里长出很多杂草。每回除草的时候，阿熊都来帮忙，不过它的帮忙方式挺独特。

阿熊不管除草的事儿，一直在草地里趴着，纹丝不动。起先我觉得它正在犯懒，赶上阳光明媚，说不定只是为了晒晒太阳而已。可冷不丁，它突然亢奋起来，眼睛贼亮，全身做出一副疯狂咆哮的体态。

我仔细一看，原来杂草里藏着一条蛇！

蛇不大，也就半条皮带那么长。阿熊紧盯着它，虎视眈眈，但并不出手，那居高临下的体态就跟它拥有“核武器”一样。看上去，阿熊似乎是为了保护我安心除草才那么做的，当然，这么说是我猜的。

前两年，我搬了家，住到了海边一所高层公寓。公寓的阳台很大，放眼看出去就是蓝色的大海，视野开阔。遇到烦心事儿，看看大海就不烦了。

原来我担心阿熊会不适应这个环境，因为没有杂草也就没有了蛇，它的威风就无法得以表现。令我意外的是它适应得相当快。一开始它战战兢兢，从阳台的缝隙往下窥视。可没一会儿工夫，它居然原地趴了下来，半眯着双眼，就跟一家之主一样。它一趴就是一个下午，阳光还是那么明媚，它暖融融的，看上去像个卧佛！

昨晚天阴，从远处传来雷声，偶尔还下点儿小雨。

忽然，有一只麻雀飞进了我家的阳台，也许是飞进来的时候太猛，一下子扎到花盆的牙子上，跌到了地上。麻雀站不起来了，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使劲往上扑腾。

这时，正在屋里酣睡的阿熊醒了，仿佛麻雀跟它发生了一种什么感应一样，它的醒跟麻雀的扑腾几乎是同步的。阿熊“喵喵”地大叫起来，意思是叫我为它打开阳台门。按照猫的习性来说，夜晚捕食一般都是悄悄地接近猎物，然后追踪，一直把猎物弄得筋疲力尽才将对方捕获。

不过，我的黑猫“阿熊”绝对不是这样！

它先是走近了受伤的麻雀，上下打量一番，然后静静地趴了下来。

麻雀不再扑腾了，小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一样，有些惊恐的样子。阿熊趴着，不动，也不叫。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了解到眼前的情况后，阿熊更加走近了麻雀，伸出桃红色的小舌头，像是要舔它的脖子和身子，但仔细看去又不像。

这一情景发生在我的眼前，想起阿熊威吓那条蛇的神情，眼前的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大慈大悲”的形象！

阿熊用它的眼光轻抚着受伤的麻雀。更绝的是，阿熊看过麻雀以后，扭过头对我“喵喵”大叫，它肯定是在说：“主人，别愣着了，快想个法子救救这只可怜的麻雀吧！”

于是，我得了它的指令，下决心帮麻雀早日康复！

日本人的盒饭也是对死者表达的敬意中秋节要吃月饼，月饼是凉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谁吃月饼要吃热的。

日本不过什么中秋节，各大商店也没有卖月饼的专柜，就和日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存在一样。

说起凉食品，总让我想起日本人的盒饭，因为他们的盒饭大都是凉的。随便到便民店去买一个盒饭，付钱的时候，保管你会听到店员的一句问话：“需要用微波炉帮您热一下吗？”听上去，吃凉的是应该的，吃热的反倒是不太应该的样子。

来日本这么多年，饮食上我最不习惯的就是吃凉盒饭。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上的那幢气派的社科院大楼里供职。当时大家都把自带的铝饭盒放到水房，快到中午的时候再摆进一个很大的蒸锅里蒸。一直到今天，我对蒸锅里发出的吱吱声都记忆犹新。

日本人喜欢凉盒饭，不知其中有什么深刻的含意。据我的观察，他们精美的凉食品有时跟为死者供奉的食品挺像，尤其是那些夸张的颜色。比如：比红更红的类似于鱼泥丸子，比黄更黄的腌萝卜什么的。

看上去，老觉得平日里并不常见的颜色一股脑地出现在了凉饭盒当中。

不久前，一位日本朋友为他母亲吊孝，大概是出门时太匆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后来他钻进了一家便民店，买了个凉盒饭，当然不要微波炉加热，属于那种“应该”的吃法。然后他把凉盒饭打开，恭敬地摆放到母亲的祭坛上，还烧了一烛细细的香，潸然泪下。

日本人的生与死似乎比较近，活人好像总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有时也会窜来窜去的，就像我刚才的这位朋友一样。生者死后会变成“神”。

日本人纵火的深层心理

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潮骚》有段著名的描写：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一对情侣点燃了一堆篝火，然后隔着篝火相互**裸地站着，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快点儿越过那堆篝火吧！”

同样也是火，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的最后场景也是一场大火。

白雪寒空，火光冲天，女主人公的生灵开始缓缓地升空。为什么日本文学对“火”会如此偏爱呢？这或许是一个研究课题。

“火”往往会变成流行于日本社会的一种仪式，往往由一位满身裹着白色衣服的僧人发出怪声从大火中跑过，他们觉得这个做法是接近神灵的一条通途。无论是高野山的奥院，还是阿含宗每个阴历年的第一天，火星如萤，忽聚忽散，一个接一个的神秘场面都会伴随不同的季节鲜亮登场，聚众的能力超强！有人跟我说：“火是日本人息灾增益的神器。”现在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我家邻居是一位很慈祥的日本老太太，她昨天跟我说了一件事。

她的老家是新潟县，父母过世以后，她们姊妹两人就各奔各的去处，离开了老家，但老家的房子却一直留了下来。上百年的老木头房子挺结实，也没维修过，就那么一直保存了下来。去年年底，她的妹妹因病去世，老太太很悲伤，先为妹妹办完葬礼，然后带着她的骨灰一起回了一趟老家。老太太说，她和妹妹时隔四十年都没回过老家了。

“回老家做什么呢？” 我好奇地问老太太。她的眼神有些恍惚，一边看着远处，一边回答我，“回老家找了过去的乡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老房子烧掉，然后把妹妹的骨灰埋在那儿。那把火是我点的，点火的时候我好像又见到了妹妹，又见到了父母，她们都对我微笑。

将来我死了，也要把我的骨灰埋在那儿，心里踏实啊！”

日本人的上海病

2007 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日本各大影院即将放映《夜上海》，故事讲述了由赵薇扮演的女主角与一个日本男人之间的巧遇，据说很幽默，属于典型的都市浪漫题材。

电影还没看，说不到哪儿去。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六月份就在国内公映了，如果有空的话，还是值得看一看的。电影的原创故事出自日本人之手。

说起来也怪，无论影视也好，还是出版也好，但凡大标题跟上海一挂钩，大都能火上一把。过去认识的一位国内学者写过一本学术书，说的大致是老上海的杂事儿。用日文出版的时候，他取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书名—《魔都上海》，结果书店一下子就堆放了很多。

另有，棉棉的小说《糖》，日文翻译为《上海糖》；韩寒的《三重门》被译成《上海小子》。看上去，日本出版商的由头非跟上海攀亲不可，拿“上海”当招牌能在市场上卖乖！

以日本人为主要投资方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号称全球最高楼，弄得不少日本游客看了上海电视塔反应一般，仰头看了金融中心大厦后却议论不休。有时，一幢标志性的大楼也能拉近日本与中国的关系！

根据史料记载，1890 年在上海注册的日本侨民有644 人，而到1942 年，已有9 万多日本侨民取得了上海居留证。我认识一位叫大野的日本老人，他说他的父母就有当时的上海居留证。他把眼下日本喜欢上海的现象称为“上海病”。他的原话如下：“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只要有钱，谁生活在那里都可以很舒服，日本人也一样。你看那些公司职员都喜欢到上海常驻，东京的小科员到了上海摇身一变就成了业务代表，当头头，而且还有权限和预算。所以，日本写上海的电影啦、小说啦、舞台戏啦，大都是这类人的经历。去中国要享受，不要吃苦，所以大家都憧憬上海！绝大多数日本职员都不愿意离开上海，就像得了重病一样。”

日本人正进入“夕阳红”消费时代有一年我从青岛直接飞回大阪，本来只有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飞行，觉得不远，也很清静。可在流亭机场的时候遇见一大批日本老年人，一身运动员打扮，个个精神抖擞，我一下子觉得这段路程也许会热闹起来。

果然，等我一上飞机，坐在旁边的正好是一位老头儿。他对我微笑，樱花色的帽子十分耀眼。他先问我如何使用座位上的视听遥控板，然后就开始向我介绍他们一行的快乐，如数家珍，也不管我是否有兴趣听。

不过，老人毕竟有可爱的地方。他的笑容很淳朴，看上去的确是想对外人表达什么、非说不行的迫切样子。好在我懂日文，跟他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于是他的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你知道么？我们是老年网球团哦！从大阪从东京从福冈，大家一起聚集到了北京，跟北京的老年人一起比赛网球，真是快活！打完球，我们到了青岛，看了一圈儿夏天避暑的设施，大家打算夏天在这儿搞休闲集训。我可是真快活呀！”

日本老头儿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用两手托着面颊，侧过身看我。

我嘛，自然夸他身体硬朗，人有个好晚年比什么都强。他听着我说，一直笑眯眯的。这也许跟我用大阪方言说话有关，老人喜欢那股比较柔弱的语气。

2007 年，日本迎来了大批的退休人员，另名“团块年代”。李长声大兄曾经这样描写过：“团块，什么东西成团成块，那就是多了。日本1945 年投降，当兵的从战场复员回了家，休养生息，1947 年到1949年孩子就生得多。这些孩子跟战后的日本一起成长，从此他们便有了团块世代的统称。这三年是战后出生率最高的年代，现存七百万人。”

也就是说，2007 年以后日本将增添七百万人的退休人员—想必我旁边的老头便是如此。还没等我开口，他又笑眯眯地说：“我是团块年代的，算早一些，今年退休了。”

无疑，这批拿退休金的老人拥有时间，当然也有储蓄，于是他们最先往旅游上面花钱。想想，一辈子拼命干活儿，一旦松弛下来，谁不愿意先出去玩玩呢？

对中国的旅游业来说，这批“团块”的效应似乎是不可忽视的。

我看，往后来自日本的老人—尤其是新老人会越来越多。

临下飞机前，我跟旁边的日本老人说：“中国有个叫法是夕阳红，意思也是说老人的，这个叫法比团块要好听多了。”

他听后，马上用笔记到了一个小本子上，冲我笑笑，还是一副淳朴的样子。

寿司的样子很像一把日本刀

一个个冰冷的样子，看上去没有表情，用醋浸泡过的大米不再纯白如雪，多少有些铁锈似的黄斑浮于其上—这或许就是我对寿司长达二十多年的印象！ 来日本以前，从来没有口福吃过寿司。第一次瞪大眼睛看到寿司的时候，很像“飞轮海”的四个男生刚到东京却被安排吃冷盒饭的感觉一样。他们在日本电视上惊呼：“这里的盒饭为什么都是凉的呀？”

其实，岂止盒饭如此？寿司从来就没有热的！因为食品唯有凉的时候才容易定型，所以日本的盒饭摆起来相当讲究，圆的、方的，甚至包括斜的，米团、烤肉、蔬菜、水果什么的，但凡能放入盒饭里的食料都是冷飕飕的，十分挺拔十分牢固，先叫你养眼！

寿司非常像日本刀，无论是它的形状—一种瘦长的曲线状物体，还是握它的日本厨子—他们的手如风，迅捷的指头从米团周围划过，湿漉漉的样子，犹如拔刀出鞘的那个无言的瞬间。据说，过去的日本武士习惯于携带冷食品，有的放入竹筒，有的用树叶包好，其目的是为了持久保存，也可算做一个储存干粮的技术！

无论当着你的面捏饭团儿的时候，还是把生鱼片摆到饭团儿上，日本厨子大都一只手往上扬，一只手往下接。遇到年迈的厨师，他的嘴巴往往是嘟囔着的样子，至于说的什么，很难有人知道。

饮食是一门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寿司像日本刀也不算过分。

尤其当食客爆满，店铺里的厨师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动作是生风的，眼睛是出神的，饭团儿的每颗米粒都光滑油亮，向食客发出一道道的光波！

吃寿司最好靠厨子近点儿，这样能感受他的气势，犹如一位剑客在你眼前舞剑一般，一轮轮的空气旋涡也会直袭而来。

对于一个人能吃多少寿司，日本人常问“吃几贯”，一贯指的是一个，两贯是两个。据说，“贯”意味着寿司的重量，但为何用“贯”

字代表寿司的数量，尚不清楚。

日本刀的材料钢叫“和钢”，日文称wakou，或者叫“玉钢”，tamahagane，均为日本土产。与此相对，寿司所用的大米也是日本的国货，他们号称唯有这样的大米才有足够的黏性和弹力！日本刀的制作是人力密集型的产业，无法批量生产，很多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家宝。

寿司也有同样的情形。尽管这些年便宜的旋转盘寿司已经成为快餐的一种，但东京大户人家所追求的寿司必定是小店铺，就像日本刀跟一般市场上出售的刀具不同，它仍然遗留于民间之中。说白了，也就是仅有的几户家业还维护着传统的制作工法。

电影《靖国神社》一开头就拍摄了一个打造日本刀的日本老人，这个视点其实很妙，也说明导演李缨旅日多年，估计从日常体验当中已经有所感悟，从他们的刀，从他们制作刀的细节上着眼来了解日本。

不过，让我说，或许从他们的寿司上也能找到一些由头！大约二十年前刚到东京的时候，我曾经见过李缨，他当时应该从央视出来不久。

往后有机会的话，打算劝他拍拍寿司，或许也是观察日本的一个另类角度！

在日本料理中，寿司一般是拒绝女人握的，就像历史上的日本刀不让女人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