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得进来。”这句话真是美极了。旅行就是我们生命的裂缝。“细雨骑驴”是天下诗人的一种特殊标志，所以，驴友也是诗人。苏曼殊一次次踏上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远方，不断把过去抛在身后，毅然决然，一意孤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并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去天地的尽头看一看自己。或许只有在那里，人世才在他身后。

驴友苏曼殊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纷纷逃亡日本避难，这其中不乏苏曼殊的故交好友，如居正、邵元冲、邓家彦等。由于中国食物多油腻，不利肠胃，医生嘱咐他早日到日本去静养。至此之后，苏曼殊一直在日本各处游历，直到1916年初才返回祖国。

1914年新年，苏曼殊来到日本，不料随即旧病复发。在京都东北琵琶湖畔游览时，可能是兴致太高放松了警惕，他身体受寒，进医院检查时医生认为病情很重，可他自己倒觉得无事。到了东京，他准备去以温泉著称的热海治疗。

到了东京新宿区，苏曼殊又患上了痢疾，服了些许西药之后，胆子竟更壮起来，叫嚣道：“吾犹负意气如昔，病魔其如予何？”

新年里，人们餐桌上的食物都很丰盛，这可馋坏了苏曼殊。而因为病痛，朋友们都禁止他多吃，他只能每天面对面包和牛奶，鸡蛋则不许吃，医生也不让抽雪茄烟。苏曼殊不听劝说，背着医生在朋友家大吃年糕，结果弄得“病复大作”，须每日服药三次。他自己在信中说：“今日复静卧，医者甚严厉，不许吸雪茄、吃糖果，饮牛乳、可可，糖亦不准多放，余甚思一飞来沪大吃耳。”

养病无聊，苏曼殊每日想着各处的朋友和上海滩头那群娇好的女子。当然，这两拨人中哪拨是重点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每天给各处的朋友写信，内容无非这么几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那个蕙、华、桐、谢过得怎么样啊？来日本玩吧。他曾在给陈陶怡的信里不无诙谐地写道：

三月开大正博览会，有食人蛮族，长尾生番。望道兄偕蕙姬来游，老僧自当扫榻以待。老僧看破红尘，决无揩油之理。

蕙姬即陈陶怡的妓女情人。苏曼殊和朋友的各位老婆关系都不错，大家因为他的真性情和和尚身份也都不介意他的打趣。苏曼殊在病室里静养，他的日本女友们也是莺莺燕燕的不少，只可惜苏曼殊老眼昏花，竟然连进来的是谁都没搞清楚（前日有丽人就病室问余病状，入时余以为老某来也。）。可见，女友太多也有不好的时候。

肠疾稍愈，苏曼殊的脚就不听使唤了，顾不得朋友的劝阻，径自在日本各处游历。在陈封可的陪伴下，他往西北方向游历了中部山岳飞高山。我们不得不感叹苏曼殊真是天生“驴客”，颇会享受。行走于高山古朴的街道之上时，苏曼殊不禁想起中国的乌镇，同样是那么古朴与宁静。这里的乡土风味充分结合了京都和江户的风味，苏曼殊毫不顾忌久病初愈的身体，放开大嚼，牛肉、野菜、淡水鱼、朴叶黄酱、荞麦面、拉面、“御手洗团子”和酒，悉数收入胃中。然后登江中孤岛，因雪未登上大莲花峰，让苏曼殊很不高兴。继而苏曼殊又从横滨前往羽田，妙见岛，达千叶海边，栖息于房总半岛的梅屋旅馆。

但游玩之余苏曼殊还是感叹，没有解语之花在一侧，他感到“远不如海上（上海）斗鸡走马之为快”！只得如李贺那样，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也算是一位“文艺驴友”。

回到东京，苏曼殊专攻佛教大乘“三论宗”，该宗据印度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三部论典创宗而得名，又因其阐扬“一切皆空”、“诸法性空”而名空宗或法性宗。此宗广破一切有所得、实有实无的偏见，说大乘经同明一道，同以无所得正观为宗，对如来所说经教，不作高下优劣之分，但因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说的法门就有种种不同，随机施教，因病授药。苏曼殊在佛教的宗派方面区别甚少，常常是诸派都学，强调为我所用。

八月，苏曼殊为老友章士钊的小说《双坪记》作序。章此记是为亡友何梅士所作。1903年，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等皆在上海的《国民日日报》共事，三人曾租赁房屋同住，相交甚欢，虽然最终有苏曼殊偷钱这样的闹剧，不过友人们都没有责怪他，反倒是拿这件事时时打趣他。如今，老友已亡故，“燕子龛中，泪眼更谁愁似我”？苏自感人生无常，更加毫无节制地饮食。他跑到名为“源顺”的小饭馆，点下“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至夜果然腹泻。

与孙中山谈笑风生

初秋，苏曼殊移住至居正寓所。当时居正因为讨袁失败来到日本避难，孙中山也在失败中振作精神，从整束党纲党纪入手，筹建中华革命党，居正任党务部长兼《民国》杂志社总理。苏曼殊常和孙中山交往，促膝谈心，谈笑风生，并在此加入中华革命党，充任临时秘书，为孙中山草拟文件。回国后，苏曼殊曾多次在酒席中谈及孙中山，其中总会有如此话语：孙中山晓不晓得，我和他谈笑风生！一时成为笑谈。

苏曼殊除了帮助孙中山起草文件，还参与了中华革命党所办的《民国》杂志编务工作。该刊的宗旨是要研究民国政治革新的问题，鼓吹“三次革命”，增强党员反袁的信心。这一时期，苏曼殊和中华革命党的同志结为挚友，肝胆相照，而如陈其美、居正、田桐、邵元冲等，后来都成了民国政府要人。

关于孙中山和苏曼殊的关系，我们之前稍有涉及。例如孙中山安排给苏发津贴，苏当年在何香凝寓所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会议，并加入了抗日义勇队等。据柳亚子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力邀苏曼殊进入总统府，苏曼殊婉言谢绝。1914年至1915年在日本期间，苏曼殊和孙中山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孙中山对苏曼殊十分关照。据说，一次苏曼殊住在一家旅店，因没有钱付房租，房东便不再供应饭食，并要轰苏曼殊走。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孙中山，说苏曼殊蒙头睡在**，店主人则在外面频频踱步，准备伺机而动。孙即刻派人给苏曼殊送去五百元。苏曼殊用百元交了店费，剩余款项全部用来请客。当晚，苏曼殊请了几十位客人，还有警察到场殷勤服务，维持秩序。欢宴完毕，苏曼殊又请大家到日本最豪华的帝国大剧场看戏，看完后再雇汽车送客人回家。就这样，五百元一夜之间就用个精光，只是不知道孙中山是否知道此事或者也在被请之列。

苏曼殊逝世后，有人问孙中山对苏曼殊的评价。孙中山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太虚是苏曼殊的学生，后来加入了革命党。孙中山认为，无论是内典工夫，还是出世入世之法，苏曼殊都堪称表率，他的总评价为“革命的和尚”。可见，对苏曼殊一直以来在革命方面的支持，孙中山是记在心里的。的确，这个时期正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低谷时期，无论是黄兴的远走美国，还是陈其美改造中华革命党的失败，这时的革命主流显然并不是孙中山。

苏曼殊首先是小说家

这一时期，也是苏曼殊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小说《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编译中英诗歌合集《汉英三昧集》，并在游历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为了便于说明，也为了我们对苏曼殊晚期的文学活动进行总结，我们将其分为小说和诗歌两个方面来分别叙述。

小说，是苏曼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他主要的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天涯红泪记》（1914）、《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有四篇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在此，我们一并说明。

长期以来，我们对苏曼殊小说的重视和研究其实是很不充分的，甚至是片面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各种主义的论争导致众人对1 1916年11月，苏曼殊在给刘半农的信中还提到：“近日病少除，书《人鬼记已得千余字。”但在苏曼殊去世之前此作没有完成，而且至今也没有发现手稿《人鬼记》是苏曼殊晚期最令人期待的作品，对了解苏曼殊晚期的精神轨迹十重要。

注释

苏曼殊小说的曲解。例如周作人说：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微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

将他归为侧重表达个性情感的“喻情”的“鸳鸯蝴蝶派”的人，这实在是轻看了苏曼殊，不过周作人也很厚道，在后面又加了一句：即便是，他也是该派中的“大师”，与一般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有明显的区别。

而从来只写半部书的胡适贬起苏曼殊来则是毫不留情：《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拉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近人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着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1我辈亦不敢妄说胡适没有看过苏曼殊的小说，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况，胡适看了几页，文言文！章回体！才子佳人！就觉得无需再看了。至于他在后来写《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时，对苏曼殊的小说竟只字未提，则实在是难称严谨的研究者。

同为颓废派作家的郁达夫对苏曼殊小说的评价则让人有想抽他的冲动。他认为《碎簪记》“抄袭《茶花女》抄得太不高明”1，1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书）》，新青年（第4卷1号），1918年。注

释

而《断鸿零雁记》则其中“有许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写实，做作得太过”。设想当时郁达夫写作此语的环境，我或许会原谅他。

要说自然、写实，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自然是从身体到肉欲都是实打实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与其他方面我并不认为它们比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高多少。所谓《碎簪记》抄袭《茶花女》，则又是两部作品都没看懂的悲剧。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曼殊的小说没有问题，而是应该说，苏曼殊小说的问题，其实就是小说思想闪光的地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读过苏曼殊的小说后，这个印象就显得尤为清晰。苏曼殊到底是怪诞、放纵、任性、贪色的才子或花和尚，还是颓废低沉的情色小说的始作俑者，我们用他的作品来说话。

《断鸿零雁记》：个人内心世界的现代性转化《断鸿零雁记》比苏曼殊的其他小说早出世三四年，也是他小说中最具现代特征的一篇。小说中的自我表现、个体主义的解放等特点，都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该小说1912年发表于《太平洋报》，在1919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刊印单行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完整本，不得已，当时的编辑胡寄尘只好在结尾处加了若干文字。今天我们所见的二十七章，只是苏曼殊写作计划的一部分。

1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全集》（卷五），中国书店，1985版，第118页。

注释

《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自传性极强的作品，以至于一些研究者以此来研究苏曼殊的生平，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苏曼殊在其中的艺术加工的成分毕竟占到了多数。该书以第一人称写个人的飘零身世和爱情悲剧。主人公三郎前往日本樱山村寻母时和表妹静子产生了爱情，这让他悲苦不已，因为他心中还有未诉的恋情。幼年时，三郎返回故土，义父病殁，家道中落，孤苦伶仃，备受欺凌。未婚妻雪梅的父母嫌三郎贫穷而悔婚，三郎遁入空门。可是雪梅却苦恋着三郎，毅然决定赠银助其东渡日本寻母，父母逼迫雪梅改嫁，雪梅不从，最后绝食殉情。三郎逃离了静子的爱情回到中原，却打听到雪梅已死，他到雪梅故宅寻其墓地，荒草哀泣，丛塚乱立，却找不见爱人之所。

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或许就在于笼罩其中的阴沉、哀怨的气氛，有一股浓浓的苦涩。这种氛围的营造是以清新亮丽的语言、哀婉悱恻的韵味、诗画场景的设置及人物命运的悲苦来完成的。苏曼殊工诗善画，他自然会将其中的美学原则和艺术技巧用到小说中来，而用这种清新来写苦情，则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味道。我们通常说，直到“五四”时，我们才完成了中国小说从讲故事到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现代性转化，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变化，其实应该是从苏曼殊的这篇小说开始的。

苏曼殊所特有的浪漫气质对“五四”一代的写作影响深远。创造社1的成员曾说，苏曼殊是跳了一个很大的间隔，接上了浪漫主义。苏曼殊的这个跳跃，可能是源于其留学背景和对拜伦、雪莱的1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注释

热衷。文学史家李欧梵曾称赞苏曼殊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苏曼殊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并非飘然世外，他内心的黑暗和颓废与他的浪漫气质并驾齐驱，正是这种“病态”的思想构建，才产生了《断鸿零雁记》，而他的这种表现又极为真诚，这与之前的传统小说大为迥异。1924年，梁社乾将小说译成英文出版，随后厦门大学将其改编为话剧上演，获得极大成功，无数少女为之落泪。

《绛纱记》、《焚剑记》：这个黑暗的社会现实被胡适斥为“全是兽性的肉欲”的《绛纱记》讲述的却是爱情历程的艰辛和不确定性。小说中的三对青年——昙鸾和五姑、梦珠和秋云、霏玉和卢氏女，最终都遭受了不同的爱情悲剧。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就是章士钊在序言中所说的“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生者存”，有情者是不堪这种世道的，只能死去。

苏曼殊将自己的身世和气质更多地投在了梦珠身上，梦珠对秋云似乎并无好感，宁愿皈依佛门也不和秋云结婚。结局却是出人意料，秋云苦苦找到心上人后，发现梦珠已经坐化，而他的衣襟间忽然露出半角绛纱，正是秋云所赠的定情信物。在故事的设置上，与传统的小说结构不同，苏曼殊将三条线索三段爱情同时贯穿其中，并借鉴了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的写法和情节，采用多头绪，用浅近的白话文甚至西文，状物写情细腻传神。而在叙述模式上，倒叙、插叙、补叙结合，讲起故事来跌宕起伏，一改“上回说到……”这种老掉牙的平铺直叙，以新型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作者对黑暗现实的针砭。

这个社会中，维新党、东学党、保皇党、短发党，各个党派相互争夺，大江南北，战乱不断，小说场景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广州、苏州等地不断变换，人物则涉及华侨、资本家、官吏、劣绅、革命党、百姓，活脱脱一副民初社会世相图景。而其中五姑的舅父麦氏，是一个居心叵测、手段毒辣的黑心商人，也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卫道士，生生拆散昙鸾和五姑的爱情。

从这些人物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曼殊所要揭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人生的艰险，而要解除痛苦，避免艰险，唯有超脱世俗，归入佛门。当然，苏曼殊对人物结局的这种设置体现了他的局限性。毕竟，苏曼殊没有意识到，佛，也不是万能的。

另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焚剑记》则是一部略显鬼魅阴森的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民初志士独孤粲和阿兰的爱情悲剧。苏曼殊将悲剧的原因直指因袁世凯称帝而混乱的社会现实，算是他最贴近现实的作品。

宣统末年，广东书生孤独桀为了躲避权贵的迫害，逃到“南境”，遇到阿兰、阿蕙及其爷爷祖孙三人。两姐妹兰心蕙质，同孤独桀相处融洽，并且阿兰与他相爱了。爷爷去世后，三人为躲避战乱，来到阿兰的姨母家，姨母认为孤独桀贫穷，劝阿兰改嫁。孤独桀得知后不辞而别，阿兰也离家出走，在颠沛流离间病死。阿蕙听从姨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木主”（丈夫在结婚前死去，只留下牌位），甘愿寂寞一生。孤独桀仗剑天涯，四海为家，到处仗义行侠，历尽种种磨难，亲眼目睹了人生的无常，最终他似乎有所领悟，将剑焚毁，去向不明。

在这篇小说中，人世的恐怖似乎比爱情的悲剧更让我们恐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曼殊在谋篇上的失误，即故事情节有脱节。但是，小说中描写的兵荒马乱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却让人历历在目：村子因战火而成了鬼村，“此时万籁俱寂，微月照地，阿蕙忽牵生手，一手指丛尸中，悄语生曰：‘此尸蓬首挺身欲起，或未死也。’”而这样的场景比起后面的食人来说还不算什么，他们向路人求食时，路人竟然拿出一条人腿来，而一个老人则在袋中装着五香人心，旅店主人也是磨刀霍霍，想要将他们宰杀。这样一幅血淋淋而又惨不忍睹的画面，令我们不寒而栗。苏曼殊曾在《燕子龛随笔》中说：“兵所以卫民，于此土反为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在这样的现实下，爱情的悲剧反而显得不是那么悲苦，反倒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更加“喧宾夺主”。

《碎簪记》、《非梦记》：封建礼教的压榨《碎簪记》则是将矛头对准了封建礼教，在发表于《新青年》的序文中，陈独秀指其是“最痛切”地反映了人类黑暗野蛮时代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压迫。

《碎簪记》描写庄湜与两名丽鬟绝人的女子的爱情故事。灵芳是庄湜的友人灵运的妹妹，灵运欣赏庄湜的才华，决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庄湜和灵芳只见过一面，灵芳赠给庄湜玉簪作为信物，双方“寸心已定，虽万劫不能移”。庄湜的叔叔却想让他娶莲佩为妻，莲佩十分喜欢庄湜，当她知道庄湜与灵芳的感情后，承受不了失去爱人的巨大痛苦，自杀身亡。灵芳也知道了莲佩对庄湜的深情，悄然离去，最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叔叔为了让庄湜彻底断绝和灵芳的关系，打碎了玉簪，庄湜病倒身亡——三个有情人为“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碎簪记》的特色在于，它的故事线索很简单，三角恋，却把对人情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结合得十分紧密。这表明苏曼殊已经意识到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性，这是其笔法的高明之处。比如主人公的叔叔，他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一方面，他满口仁义道德，其实独断专横；另一方面，他又和蔼可亲，将庄湜含辛茹苦地养大。这样的矛盾和处理，将悲剧直指伦理的腐朽和残酷，表现出苏曼殊的进步性和现代性。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爱情与封建冲突中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看到，之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中主人公都是在这种沉重的心理和社会包袱中艰难地走出那个“家”的。

比较之前的《碎簪记》，《非梦记》则在格调和趣味上有了一定的下滑。这或许和苏曼殊晚期的心态和病痛有关。

《非梦记》写燕生海琴与薇香、凤娴的爱情纠葛。薇香是海琴的老师玄度的女儿，玄度为海琴与薇香定下婚约。海琴的父母死后，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想将自己的外甥女凤娴许配给他。为此，婶母百般破坏他和薇香的感情，还将薇香投入了大牢。薇香为了海琴，宁愿自己受苦，最后抑郁而死。凤娴最后也通情达理，她得知海琴与薇香真心相爱，决心用爱来抚慰海琴受伤的心灵。但是，海琴却看破红尘，弃绝情欲，遁入空门。文中不时出现的邪**肉欲的描写，和传统艳情小说极为相似，这也是后人对这部小说诟病较多的原因。

在这里，爱情先是沉重的，后来又变得轻飘虚无，成为人间幻景的一部分，被悬置起来。苏曼殊对这种凄惨情节和悲剧结局的处理，恰恰是对黑暗势力最有力的批判。死亡，是一种血的控诉，是鲁迅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正是《非梦记》社会意义的关键所在。

苏曼殊的小说：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其实，通过苏曼殊的这些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都是三角恋爱，两个绝色有修养的女子主动追求一个具有近代西方文化修养又深谙传统文化的柔弱多情的男子。这个男子在两种女人面前无所适从，最终酿成悲剧。

苏曼殊的写作主动规避了前期如在《惨世界》中的政治小说的色彩，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痛苦来观照处于新旧之初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这些略显病态而又拥有新思想的主人公，不得不说就是民初的知识分子群像灵魂的写照。正是在这一点上，苏曼殊的写作成为不同于当时所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的写作，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这两类女子和两类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都为主人公所心仪，从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出知识分子当时对于两种文化的复杂态度。

一类女子是如雪梅、薇香等具有古德幽光、深明封建伦理大义的女子。她们深居闺阁，性情和善温柔，尊崇妇道，文化修养很高，而且她们还学习了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但是占据主导的还是强大的传统习俗。她们虽然内心极其渴望自由的爱情，但是从不敢主动去追求。

另一类女子则是如静子、凤娴这样留学欧美、敢爱敢恨的开化女子。她们热情似火，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让主人公不由自主地掉进了她们的爱情陷阱，而她们身上又带着专一、痴情等传统女性的印记。苏曼殊对这两种女性都是青睐的，而他所揭露的社会现实却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苏曼殊展示了知识分子们为了爱情的灵肉搏斗和痛苦，也带着对诸如殉情、守节这样的人伦道德的眷恋，这些道德所带来的震撼和当时一些西化妇女的丑态让苏曼殊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封建道德时出现了困惑。

这种困惑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世纪末情绪和主人公自杀的作品屡见不鲜。它明确地传达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拥有新思想，却无力改变封建道德的蹒跚挣扎和痛苦蜕变的历程，这是每一个时代过渡、历史交替、文化变迁时刻都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苏曼殊小说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苏曼殊然后是天才诗人

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除了小说，还体现在七言绝句方面。他自称有绝句三百首，但经过柳亚子等数代研究者的搜集整理，至今尚存的不过百首。而自苏曼殊从南洋回国到1916年从日本再次回到祖国，这四年左右的时间他即创作了五十余首。可见，这段时间是苏曼殊诗歌创作最高峰的时期，也是其天才诗风汪洋恣肆尽情发挥的时期。

这一时期苏曼殊的诗主要有两个明显的主题。一类是写故国陷落之悲。民国初建，百废待兴，而这个时候袁世凯专权，民不聊生，苏曼殊渴望革命党能东山再起，但国内形势动**，逆党势力猖獗，革命形势一片黯淡。苏曼殊这时曾作《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何处》、《南楼寺怀法忍、叶叶》、《为玉鸾女弟绘扇》等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

如《吴门依易生韵》（其四）：

姑苏台畔夕阳斜，宝马金鞍翡翠车。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

诗第一句所说的姑苏台相传是吴王夫差所建，故址在今苏州西南的姑苏山上。据《述异记》载：夫差筑此台，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三年始成，横亘五里，上别立春宵宫，夜以继日地与西施寻欢作乐。越国攻吴，吴太子战败，遂焚此宫。此处借指山河破碎，家国不在，宝马金鞍又能如何。相传吴国战败后，西施沉水而死，也有人传说是和范蠡游于五湖。而大好河山终于变成不可逾越的天涯，家国沦亡，无法恢复。

苏曼殊的这类怀古诗借凭吊古人往事来直抒胸臆，有晚唐之风，但相较他的风花雪月之作，个人特色还稍显不足。

苏曼殊的另一类诗歌则是和他的多愁善感结合紧密，多是描写儿女情长的欢场之作。如《无题》（八首）、《东居杂诗》（十九首）都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如《无题》（其一）：

空言少据定难猜，欲把明珠寄上才。闻道别来餐事减，晚妆犹待小鬓催。

说空话没根据必定难以猜度，那我便将定情信物寄给你。听说要道别了无心饮食，卸晚妆还要等到丫鬟来催。苏曼殊并无一处写女子之貌，然一个多情痴心的女子已跃然纸上。以天才的情思写诗，似乎并不需要技巧。

前人对这组诗的评价也比较高。熊润桐在《苏曼殊及其》中说：它和其他一些绝句“真可谓哀感顽艳之极了，然却和一般轻薄的文士所作的艳诗有别。寻常文士作抒情诗的流弊，并非他们的词句不绮丽，却是他们的情意不真挚。至于这几首诗便不同了，不即不离，全以真诚的态度，写燕婉的情怀，不染轻薄的习气，不落香奁的窠臼，最是抒情诗中上乘的作品。虽然词句仿佛迷离，难以定其所指，而隐约之间，却令人生无限伤心，无穷艳思，非绝代愁人，身世有难言之恫者，怎能到这个妙境呢?我们想了解这首诗，只要直觉的置身其中，和他的诗融合为一，自然能够领略到他的妙处，不必刻舟求剑，斤斤于寻他的本事了。”此番言论，极为中肯。

无论是写情、写景、写生活情趣，还是写心理之细腻，苏曼殊的绝句都是常人所远不及的。这其中的妙处，就是熊润桐所推崇的“真挚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很多诗人，诗是诗，人是人，而苏曼殊是诗人。柳亚子说其诗好在“自然的流露”，“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傅雄湘说，“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而笔下尤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定庵即龚自珍的号，不过苏曼殊倒是少了龚自珍的那种气势，所以胡寄尘说他“高逸有余，雄厚不足”，郁达夫说他“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各位前辈名家的评点鲜明地指出了苏曼殊晚唐诗风的特色，近于杜牧、李商隐一类。如《过蒲田》一诗：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以柳荫、银沙、冰旗、红叶等景物，运用阳光的明暗和色彩冷暖对比，加之马蹄声响、潮水涨落，有声色之美，有诗画之境，寥寥几笔，疏落有致，有民歌爽朗的情调，有抒情诗委婉的节奏，语言干净，格调清新隽永，实为佳作。

苏曼殊确实也对宋诗中那种“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法大不以为然。而宋诗派中的陈三立、郑孝胥、辜鸿铭等，多次被苏曼殊点名批评，说他们“志不在文学，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这其中除了艺术趣味外，和政治见解的不同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南社中人大多是宗唐的，反对宋诗的守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逆流。

苏曼殊的诗风不仅仅是晚唐的清新，他还从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中汲取了不羁的反抗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格。这是当时的知识青年最为推崇的战斗诗风，因此苏曼殊得到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推崇。拜伦对封建专制的憎恨，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尊严，以及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叛逆性格都对苏曼殊气质的培养产生了强烈影响。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拜伦热和苏曼殊对拜伦的推崇及译介有极大关系。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广大的知识青年才知道异域存在这样一位追求个性自由的天才诗人。

而除了晚唐的清新俊逸，情深韵长，苏曼殊还常常陷入人情人欲和佛门戒律的冲突之中，这让他的诗充满了虚无主义又真切酸苦，在中国僧人写诗的历史里，可谓前无仅有。因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和尚写诗多是以空灵的境界见长，而写男女情欲则是从根本上违反佛门戒律的，像寒山、拾得、皎然等这些名僧都是这样。

而苏曼殊却惊世骇俗地反其道而行之，大写特写作为和尚羁绊于儿女情思的苦闷和徘徊。这在新旧交替的那个时代，竟然没遭到指责，甚至还尊苏曼殊为佛门大师，除了苏自己洁身自好外，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情思更是引发了佛门内外的共鸣。

苏曼殊的现代性体验

我们无法将苏曼殊归为哪一类。他思想极为庞杂，集佛教、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浪漫主义、个性自由和封建荼毒于一身，可谓既浪漫又狂放，既激进又颓废，既阳刚又阴柔，既超然又苦闷，这样的一个人，呕心沥血之作，会是能分类的吗？

正是他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孤独无助、感怀忧伤，不期然地切合了“五四”落潮后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孤独彷徨、无所依归的心灵状态。由于苏曼殊敏感的天性，他较早地触及了这样一种现代感伤，并通过他的诗和小说，传达给后来的青年们。

我们说，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苏曼殊的诗歌和小说通过叙述、修辞、诗风、艺术趣味，培养了一种精神气质，后来者，不管是批评他的，还是赞扬他的，诸如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等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曼殊这种精神气质的影响。所以，说到苏曼殊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郁达夫说：“我所说的他在文学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绩，是指他的浪漫气质，继承拜伦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气质而言，并非是指他的哪一首诗，或哪一篇小说。”1这种精神气质融汇古今，既有如唐传奇、魏1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全集（卷五），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15页。注

释

晋风度所浸润的古典气息，又有拜伦**高昂的浪漫主义，又有佛教的凄苦隐忍而又内敛敏感的性格，这就是苏曼殊所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人格魅力，深深地触动了“五四”后青年人的内心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曼殊完全是一位很现代、很时尚的文艺青年，只不过很多时候Hold（控制）不住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