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就在苏曼殊还在爪哇岛四处游历之时，武昌却已经打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枪。国内政局从此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之前沉闷的茫茫黑夜不同的是，这一声枪响，彻底加速了风雨飘摇的清廷的败亡，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至此宣告终结。其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首鼠两端的清廷重臣袁世凯也开始逼迫清帝退位，革命者的春天似乎已经到来。

然而，1912年的这个春天似乎来得有些迟了。或者说，武昌起义的炮声尚未停息，革命就像一个早产的孩子，已经卷入了各派的疯抢和纷争之中。

站队伍？没那习惯

支持谁不支持谁，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临时政府建立时出现的几十个政党，对刚刚回国的苏曼殊来说，实在难以选择。苏曼殊作为文艺界、佛教界、革命阵营中的名人，虽然他和革命若即若离，但若能争取到这样一个人，各党还是觉得会为本党增色不少。

这其中，有竞争力的有三家：孙中山的同盟会、刚刚失去陶成章的光复会、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联合会。陶成章死后，章太炎变成了反对孙中山最激烈的一个。他不仅公开和孙中山分庭抗礼，还自己组建政党，成了革命队伍中的离心力量。

1912年4月2日，苏曼殊满怀喜悦地踏上祖国土地。不过，迎接他的不是陶成章、章太炎这些昔日好友，而只是柳亚子、马君武、叶楚伧等南社好友。上海附近炮声零星响起，苏曼殊感到，大清朝倒是没了，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袁世凯成功逼迫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之位，并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多少苏曼殊的友人跻身于新政府的各个部门，高官厚禄，峨冠博带，以革命功臣自居，殊不知，所谓的革命果实早已不在自己的手里了。首先感受到这种异变的恐怕就是站在外围观望的南社诸友们，事实上，从袁世凯坚持定都北京、着手组织新内阁那时起，很多人就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寻常。然而，面对袁世凯翻云覆雨的手腕，再加上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辛亥革命只不过是彻底地剪掉了一条大辫子，便急不可耐地和旧官僚握手言和、称兄道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骨气有余，然终归能力有限。

面对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苏曼殊心灰意冷，狂热的建国**落入冰窟之中。这种失望之情其实是不难推测的。想想，某衙门督抚把屋檐的瓦片挑落两块，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挂羊头卖狗肉地高喊几声民主、平等之后，一切还是在原封不动地运作，不过是大家重新排定座次而已，跟老百姓一点相干没有。

当时纷乱的时局下，如果苏曼殊想要谋得一官半职或者是弄点钱财是很容易的。之前也说了，苏曼殊也是各党争夺的焦点，而他本人却“冥鸿物外，足未尝一履其门”，谁都不求，谁求也不去。

苏曼殊曾在文章中故意将“众议院议员”写成“众蚁院蚁员”，并在一幅《螃蟹》的漫画上，题写“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身”这样的诗句。

戴启钧《在曼殊说集跋》中说：

窃观鼎革之际，一时英俊，各据高位骄人，下焉且奔走权贵，以求升斗之禄。智者如曼殊，独视名利若浮云，优游物外，或以情痴目之，曼殊未尝失其节也。

革命成功，大家奔走相告，求的竟不过是养尊处优、捞点好处。苏曼殊看到许多革命党人为了争位子、争钱财而不择手段，他的心再次遭受打击，也对革命的目的充满了怀疑。苏曼殊在自己的书信中专门提到说：“昨天在海上碰到本家的弟弟，听老家的人谈我已经还俗了并且做了什么官、什么党、什么会，这都是瞎说，我的性格这么懒惰怎么可能去厕身于四间房呢？”

他在《燕子龛随笔》里记录过这两句话：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为”、“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

革命成功，苏曼殊自然欣喜，而庆祝的方式是想约朋友“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仅此而已。

他对那些拉他入仕的朋友说：干吗要我这个山野和尚坐绿呢大轿子呢，干吗要我和那些红胡子蓝眼睛的人为伍呢？！明末有童谣，“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没想到现在在上海看见了，情况还是这样。苏曼殊不仅自己这样破口大骂，对老友章太炎跟袁世凯打得火热也大感不满。

老友章太炎“叛变”革命？

章太炎这个人确实很奇怪，之前多“革命”的一个人，现在却看不出袁世凯的野心，你要说他“疯”，而他知道袁世凯称帝后的表现又堪称高洁之士。或者，章太炎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知识分子，固执，随性而为。

章太炎之所以另立政党，这和他跟孙中山之间多年的隔阂有很大关系。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两人有过短暂的“蜜月”期，然而，毕竟双方隔阂已深，伤痕尤在，这深刻地影响了彼此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新的权力结构安排的看法。章太炎始终认为，孙中山长于议论，这不过是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并坚持“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见，这些都为孙、黄所排斥。

因为不满同盟会的现状，章太炎与程德全、张謇、陈三立等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陶成章被暗杀后，1912年2月上旬，孙中山任章太炎为枢密顾问，邀请他去南京，他的回答是：“上海江宁咫尺地耳，若有献替，邮书半日即至，不需要常住南京。”所以还是回了上海，继续办他的党、报，而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上有利于袁世凯的夺权。书生气十足的章太炎恐怕想不到，袁世凯等正是要利用他与孙中山一派的不和，坐收渔翁之利。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经费甚至都是袁世凯暗中支助的。

同盟会对章太炎偏向袁世凯的行为也没有停止过攻击，有人骂章是“同盟会的蟊贼，统一党的败类”，并发匿名电报嘲讽章“袁要给他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之职，请他速进京陛见”云云。其后，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以激进著名的戴天仇（季陶）不断地在《民权报》对章太炎破口大骂。

苏曼殊当时也在上海，我们现在奇怪的是，二人为何没有见面？

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述：及余归至上海，居士（章太炎）方持节临边，意殊自得矣。

这是指章太炎接受袁世凯任命，留任总统府顾问，并担任东北筹边使一职。苏曼殊对他的这种逢迎行为十分义愤和不齿。他在1912年3月的《答萧公书》中说：

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惠进言之缘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当时的上海议论纷纷，章太炎主张定都北京，袁世凯要嘉奖他，着他“速进京陛见”。其实当时章太炎仍然在上海，只是苏曼殊一怒之下，拒不造访章太炎。章在为苏曼殊辩护时说苏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厉高节，抗浮云”，看来他的确知道苏曼殊的个性，既是曼殊不见，他自己再腆着脸来见面也没什么意思了。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数年前，两人在合作反清时的慷慨激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我们要说章真的成了袁的走狗似乎也不合适。

“宋案”发生，南北即将破裂，刀兵再起，章太炎毅然辞去筹边使一职南下。1913年8月，他冒险入京，在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结果被幽禁达三年之久。鲁迅的描述是：“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关于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如此报道：“章手执团扇一柄，团扇之下系以勋章，足穿破官靴一，在院内疯言疯语，大闹不休。”或者章太炎只不过是一个有缺点的传统读书人，他喜欢那些虚名，而在权力上没有过多诉求。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问家，所以他在旁人纷纷逃避南下之时反其道而行，“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让“读书人一声长叹”！

《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个和尚

苏曼殊抛开政界要人的纠缠，和南社诸友参与《太平洋报》的编务工作。苏曼殊暂居于苏州河以北七浦路柳亚子租的寓所，同住的还有朱少屏。福州路一侧的望平街有“报馆街”之称，4月1日创刊的《太平洋报》即坐落于此。当时的上海新闻界报馆林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百余家报纸刊物，其中与《太平洋报》媲美的还有《民呼报》、《民立报》、《大共和报》等，而这些报纸的主持人如于右任、宋教仁、章士钊、黄侃、包天笑等都是苏曼殊的好友。

《太平洋报》中大半是南社人物，社长姚雨平，经理朱少屏，文艺编辑柳亚子。

在这短暂的时期，苏曼殊进入了其创作的高峰期。苏曼殊将自己在南洋时创作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在该报上再次发表，这使他声誉大振，迅速跻身著名作家行列，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据说，后来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就曾为该小说润过色，两人被当时同事称为“南社二僧”。不过奇怪的是，人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他俩直接往来的确切史料。

李叔同与苏曼殊都是《太平洋报》的主笔，又都擅长美术，他俩的交往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在文学性的传记里，他们的交往是有的，但不可作为正史来对待。不过，我们仍可在一些旁证材料中捕捉他俩交游过往的影子。

当时南北议和已经达成，“杏花春雨，滴沥增悲”，柳亚子曾说：“合议既成，莽操尸位，党人无所发抒，则麇集海上，日夕歌呼北里。”《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据柳亚子回忆：

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

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于右任回忆道：

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梨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于名花小鸟，心赏目娱，皆成悟悦。与言政事，则辄曰：“不成问题。”继是即作风花语矣。

当然，于右任似乎忘记了，苏曼殊最常叫的还有花雪南，这个阔别多年的女友如今和他已成挚友。花雪南虽在风尘，但是南社众人与苏曼殊也并未轻看她。好友包天笑的《海上蜃楼》、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都有涉及诸友的吃花酒活动。

这倒是一点也不奇怪。怪的是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

李叔同绝不参与和苏曼殊的次次参与都是真性情的流露。不过我们怎么看两人的这种差异，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而据两人的相互评价来看，他们的关系似乎颇有意味。

苏曼殊对李叔同目前只有一则材料，就是他对李叔同等当年在春柳社演出活动的言论，其中似乎颇有微词。他在《燕影剧谈》中说：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羼入耳。

从大量史料来看，春柳社作为中国近代戏剧的开创剧团，当年在中国和日本戏剧界都广获好评，原因之一就在于新和西方化。

而苏曼殊如此评说，似乎只是从观剧者本身的感受出发，亦算他的“一家之言”，只是不知道作为演员的李叔同听到后是不是会火冒三丈。

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里还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情节，这就是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里提到的《汾堤吊梦图》的由来：《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即李叔同，作者注），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

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只不过没有讲到这事是发生在李叔同的房间里。叶楚伧的诗及小序中说，他在《太平洋报》社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让苏曼殊替他画《汾堤吊梦图》。叶诗为：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

这幅《汾堤吊梦图》很快就被李叔同铸版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

而关于《断鸿零雁记》连载时李叔同是否帮助润色加工过，柳亚子却否定了这种说法。虽然没说明具体的理由，不过作为《太平洋报》同人，又是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他的话应当值得重视。他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现在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也就是柳亚子的这段话。而就在苏曼殊去世三个月后，李叔同也披上袈裟，皈依佛门。或许二者不同之处在于，苏欲以遁世求解脱，而李叔同则先渡己后渡人。

写文章骂人的不单单是鲁迅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他说自己“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实际上，说鲁迅爱骂人或者除了骂人就什么也不会，这实在是误解了鲁迅。和他所尊崇的老师苏曼殊一样，杂文、议论文不过是一种被排斥在公共谈话空间之外的孤独者的“自言自语”，这只是孤独者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而已。

这时的苏曼殊在《太平洋报》上主要发表了三篇杂文：《南洋话》、《冯春航谈》和《华洋义赈会观》。从中我们看到了苏曼殊汪洋恣肆的战斗文风，这和他之前的诗画风格大为迥异，革命者苏曼殊好像又回来了。

《南洋话》是针对爪哇泗水华侨群众欢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集会惨遭镇压而作的。1912年2月，荷兰当局的镇压活动造成数十位华侨死伤，被捕者数千人。苏曼殊之前曾游历爪哇岛，对荷兰殖民者镇压、奴役华侨的行为十分了解。在文章中，苏曼殊追忆了唐宋以来先人们以一往无前的气概，航海而南，餐风露雨，开辟蛮荒的精神。他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华人便在南洋通商，现在爪哇有三十余万华侨，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爪哇成了大国。但是，荷兰殖民者以怨报德，以**威戮我华胄，辱我国旗。他提出，一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派出军舰在南洋游弋，保护商民，并分派教师，对华侨开展教育等。然而，由于国内政局动**，国民政府并没有精力去关注爪哇岛的血腥活动，而苏曼殊的建议，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实现！

《冯春航谈》是苏曼殊观看清末民初的戏剧演员、南社诗人冯春航出演的《血泪碑》写的一篇剧评，同类的剧评还有之后的《燕影剧谈》，在此一起讨论。苏曼殊首先评价“春航所唱西曲，节奏过促，只宜于Meet me by moon light（歌名）之调”，然后对他大加称赞，认为“剧界前途大有望于斯人云”。最后苏曼殊笔锋一转，说到自己身上：“人谓衲天生情种，实则别有伤心之处耳。”都说自己是天生情种，却不知道这只是伤心人别有伤心之处罢了。

《燕影剧谈》的不一样之处在于苏曼殊对当时正在上海流行的新式戏剧大批一通。具体来说，他指出了新戏的几点不足：节奏支离，茫无神彩；内容上幼稚，无甚可观，断章取义，于世道人心没有益处；语言上粗劣语句太多，他认为是“盖多浮燥少年羼入耳”。在他看来，这时的所谓新戏，不过是用从日本学来的新布景服装，和浅学来的新名词来改良戏剧而已，和戏剧本身的“导世诱民之本旨”没有什么相干。然而，苏曼殊也不是说大家不要看文明新戏，“莫以新剧尽不合时宜而忽之可耳”。他提出，我们要演出莎士比亚这些戏剧大师的戏剧，并提出建立莎氏学会，专攻其业。

苏曼殊看重戏剧的“导世诱民”的艺术教化作用，看到了艺术潜移默化的功能，这实在抓住了戏剧的本旨。

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得罪了一大批新戏学生、演员和研究者，而现在看来，苏曼殊对文明新戏的评价是中肯的。1914年文明新戏的衰落就是很好的印证。

《华洋义赈会观》是一篇观后感类型的文字。所谓华洋义赈会是中外合办的一个慈善事业机构。苏曼殊从“善”的角度肯定了这种慈善行为。不过，他对会上的女同胞“多有奇特装束，殊自得意”并以为这样就是“文明”了大加斥责。他规劝女同胞不要仿效这种“高乳细腰”的样子，要注重自身的道德完善，甚至以传统的“嫁德不嫁容”来约束妇女。对于当时在妇女间流行的西化装束，苏曼殊总体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这种观念当然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心理观念。然而，苏曼殊遍览南洋、南亚及东亚，他对殖民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有切身感受，从这一点来看，苏曼殊的批评和忧患意识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安庆的最后时光

1912年夏秋间，苏曼殊在张继1陪同下凭吊了秋瑾之墓。嗣后母亲河合仙写信来，苏曼殊东渡日本省母，不料“洞泻”顽疾又作怪，只得在母亲处小住一月后回到上海。返沪后又在马小进2陪同下到郊区见老友刘三，拜祭邹容烈士，绘《黄叶楼图》相赠。6月19日苏曼殊再次东渡，一直到10月才回到上海。应陈独秀的邀请，苏曼殊赴安徽高等学堂任教，来去匆匆，行踪不定，真可谓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然而，苏曼殊在中日之间的这种频繁往来，正是出于他对一个地方很快会感到厌倦，所以只得不断寻找新的地方来填充。

1912年12月13日，苏曼殊动身前往安庆。此时的陈独秀正在柏文蔚的安徽都督府担任顾问，兼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苏曼殊在和章太炎疏远之后，便将陈独秀看作最贴心的挚友。他去安徽任教，既是为解决生计问题，更是受到了好友陈独秀的感召。

1张继，国民党元老，原名溥，字溥泉。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该会司法部判事，直隶主盟人，兼《民报》编辑和发行人。1908年赴法。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

2马小进，名骏声，号退之，广东台山人。1909年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同年加入孙中山组织领导的革命同盟会。1910年回国，在沪结识了柳亚子，并加入“南社”。注

释

苏曼殊仍然是教授英语，不过由于他生病，大多数课程都是托付给沈一梅承担。而苏曼殊的到来，倒是引来了一大帮仰慕其才华的文人墨客，每天往来拜访求画的人络绎不绝。

在安庆的日子，苏曼殊结识了郑桐荪、易白沙等人，小住几十日便觉百无聊赖，和友人频繁往返于安庆、上海、杭州之间。苏曼殊教书时，经常去吃安庆的早点，印象最深的是烧卖。他写信给柳亚子说：“抵皖百无聊赖，无书可读，无花可看。”有点寂寞，心情不好。为了打发时间，“日与桐兄（即郑桐荪，柳亚子的妻兄）剧谈斗室之中”或者“至小蓬莱吃烧卖二三只。然总不如（上海）小花园之八宝饭也……”

这期间，友人们都感到苏曼殊的身体境况已大不如从前了。

1913年早春，众友人乘沪杭线由上海抵嘉兴。苏曼殊见船夫拉纤颇费力，心里十分不忍，便下船伸手助力，不料掉入水中，西装和皮大衣全湿透了。和柳亚子等盘桓欢聚数日后，苏曼殊返回途中经过苏州，他又从驴背上摔了下来。数年来毫无节制的饮食和疾病折磨，使苏曼殊的身体每况愈下。

这期间，苏曼殊在文学方面的成绩有：和郑桐荪、沈燕谋合编《汉英辞典》、《英汉辞典》，出版随笔集《燕子龛随笔》，发表杂文《燕影剧谈》，发表《讨袁宣言》。

编辞典多出于谋生考虑，《燕子龛随笔》则是一组兼及百家知识，涉猎颇广的杂记体随笔集。其中有苏曼殊的文学观、文人轶事、佛学阐释、异邦风俗人情、古今诗作、幼年生活、文史典故等，苏曼殊曾出版了四五次，每次删订不一。可以说，这些札记短章，展现出苏曼殊惊人的文学才能和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文风悲壮而又稍带诙谐，语言隽永，闪现思想的火花，文献、文学价值都十分重要。

《讨袁宣言》则是苏曼殊晚期创作中一篇掷地有声、气壮山河的作品。这篇檄文的导火索便是宋教仁被刺。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干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丑行，他与五国银行签订了两千五百英镑的合同，史称“善后大借款”，出让了很多国家利益。同时，为了控制议会，1913年3月，他指使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而事发之日，即3月20日晚，苏曼殊与柳亚子、朱少屏、叶楚伧、陈其美等人正在花雪南家吃花酒。尚未撤席，陈其美便起身告辞，说要去火车站为进京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送行。宋教仁因为主张责任内阁制，呼吁制定民主宪法而被袁世凯忌恨。当日深夜，宋教仁即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杀害。

对宋教仁的殉难，作为朋友和同志，苏曼殊异常悲痛。随后，国民党控制的省份纷纷开始准备讨袁战争。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随后江苏、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苏曼殊几乎与孙中山同时在上海发表了《讨袁宣言》。“二次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在宣言中，苏曼殊以拜伦投身戎行帮助希腊独立战争开头，以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号召大家群起讨袁：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苏曼殊虽是方外之人，但是眼看民国将不复存在，此时也不能再忍，愤而以天下为己任，号召大家共赴国难。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发动群众，而是在依靠军阀和士绅，这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上海讨袁军军事行动失败后，安庆的政治形势动**，安庆的朋友聚散无常，陈独秀避逃至上海，友人发现苏曼殊也在袁世凯通缉之列，苏曼殊只得避身杭州。

苏曼殊对这次离开安庆的印象很深。1914年，他在日本东京住院期间，曾写小说《天涯红泪记》，书的开头部分就是写离开安庆的情景：

滩之岁，天下大乱，燕影生（即苏曼殊）于八月二十一日归省（家）。……街上不通行，惟见乱兵攒刃碟……童谣云：“职方贼如狗，将军满街走。”心知不祥，生既登舟，舟中人咸掬万愁于面，盖自他方避难而来，默不一语，僦相窥望。……忽而城内炮声不断，舟中人始大哗，或有掩面无言者。……舟行可数里，生回注城楼之上，黑烟突突四起。是日天气阴晦，沿途风柳飘萧。

元曲《潼关怀古》中曾心酸地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悲愤沉郁的散曲，无情地揭示了千百年来天下苍生的悲惨命运。

苏曼殊身披破袈裟，站立孤舟之上，望着城楼突突四起的黑烟，听着城内不断的炮声，想着四处避难的难民，他默不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