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激动而又欲罢不能的恐怕就是那百转千回的爱情了。东方的诗人们是问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个“问”字，骗了无数的眼泪；西方的诗人们是以“朝圣者的心”，“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那是年华老去后的相守，骗了无数的白头偕老。或许某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会突然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被这老头骗了……”言罢，微笑，脸上带着少女的羞涩——这也许就是人类所共有的爱情！

情禅

苏曼殊从小对母亲河合仙的爱是极为珍惜的，这不仅在于父亲不常管他、留恋烟花酒巷给他留下的阴影，也在于他常年漂泊在外，对这唯一的亲情有着一种视之为生命的珍视。我们看到苏曼殊多次往返于中国、日本之间，除了会好友，每次都要下乡看望河合仙，并与母亲小住、游历。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期，苏曼殊仍然念念不忘年迈的母亲。而终其一生，我们无法查证，苏曼殊是否知道河合仙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可是，在这份爱面前，一切都已不重要了。

在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中，他塑造了一位情僧形象，虽出生后从未一睹母亲的容颜，但其对母亲的思念，时时不绝，甚至经常有母亲呼唤他的幻觉。他经常在风动树梢中，或者在万籁俱寂中，隐约听见慈母唤他的声音。虽然他并不知道声音到底来自何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每逢听到这种呼唤声，都禁不住要出神遐想。而当后来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孝子为了母亲的衣食忙碌至深夜时，大有感触，以至于潸然泪下。

我们同样很难说，这样的情是否是为情所迷住了眼，因为在《红楼梦》前面的《好了歌》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无论是佛陀，还是神仙，都教训凡人不要执迷于儿孙之累，但是亲情的挂爱，却不是我们所能自控的。

忘情不是真的无情，忘情是超然于情之外，思念与依恋父母，这同样是性之天然。

和尚修行有在佛堂和在尘世两种，而贾宝玉和苏曼殊似乎都属于在尘世修行的情僧。对一般僧人而言，共同的志向是友情最为牢固的维系点，所以古人说“同志为友”。不过，事情又往往有一些例外。

苏曼殊这个和尚，最重朋友间的友情，所以谈到身边所有的人给他带来伤害的时候，他给好朋友刘三写信说：“浊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没有了友情，这个世间就没有苏曼殊留恋的任何东西。

他虽身在佛门，但是一生交往极广。可以这么说，在民国时期大多数文人志士，都和苏曼殊有过朋友之缘1。这其中，既有真心相待、一生不断借给他钱的刘三，也有后来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陈果1苏曼殊的朋友有：冯自由、刘季平、陈独秀、陈天华、黄兴、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陶成章、居觉生、章太炎、黄侃、柳亚子、陈去病、包天笑、章士钊、蔡元培、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蒋介石、汪精卫、刘师培、周作人、刘半农、马一浮、于右任等。用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的话说，“一个个名字排列在我们的脑海里，这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注释

夫；既有像柳亚子这样的文人，也有像赵声那样的武将；既有像章太炎这样的忘年交，也有像陈独秀、冯自由这样的同志；既有笑里藏刀的刘师培，也有志不同道不合的蒋介石。柳亚子曾经说曼殊当年在日本的情形，“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辏，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而苏曼殊本人也是“奢豪好客，肝胆照人”，只要身上有钱，必定是欢饮达旦，不醉不归。

志同道合，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交朋友的原则，然而情僧之情似乎并不局限于此。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贾宝玉、苏曼殊这样纵情和群众打成一片是一种堕落或倒退，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有出淤泥而不染、遗世独立的一面。这是一种较多地蜕去了功利色彩，以佛家的慈悲心肠激发起的情感道德关怀。

如果前面两种情还是在社会伦理范畴的话，那么，在佛门中对爱情的思考，苏曼殊则是上升到了一种生命哲学的高度。

苏曼殊自己经常讲：“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言下之意颇有“痛并快乐着”的味道。

和他有过感情瓜葛的有在上海跟随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时结识的庄湘的十三岁女儿雪鸿，十五岁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时在养母河合仙氏老家结识的日本少女菊子（一曰静子），1905年秋应聘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时在秦淮河认识的金凤，1908年在东京养病时在妓馆结识的艺妓百助，此外还有他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梨花馆、素贞、花雪南等数人。她们在曼殊的周围组成一个特殊的女性世界，任凭曼殊翱翔其间。

他渴望真爱，他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却又逃避**。他割断了灵与肉之间最热切的呼应，始终未曾与一位女性有过真正的**。

在众多的女子中，对曼殊的生活、情感以及创作产生过较多影响的是花雪南。原因就在于花雪南为人持重，无佻冶之习。苏曼殊拒绝与她发生肌肤之亲后，她依然落落大方，不怪苏曼殊，苏曼殊因此更为倾爱她，视其为红颜知己。

苏曼殊对花雪南说的那一段“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的话，谈及自己对爱的理解，笔者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不贪图肉体的快乐，而伤了精神之爱”。不过我们依然要看到，苏曼殊说一套做一套的伎俩也有，例如和百助就有“偷尝天女唇中露”这样的肌肤之亲，只是没有发生实质的**罢了。可见，苏曼殊对肉体之爱的排斥并非铁板一块。据说，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我们说，爱，其实可以有心理层面上的情感之爱、社会层面的夫妻之爱和自然层面的生理之爱三种。我们大多数人的爱情在社会层面。至于说和尚们的爱情究竟是在情感层面还是在生理层面，那就要看社会的风尚和和尚们自身的素质了。

其实在古代佛经中，男女情事并不是跟和尚绝对地不共戴天。

佛经中有位毗那夜迎，象头人身，是湿婆神(古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是毁灭、苦行和舞蹈之神)的儿子，性格暴躁，观世音菩萨为了驯服他的暴戾，化身为女性和他**，使得他变得性格柔顺，最终进入佛智的境界。鸠摩罗什遭世俗逼迫，不得不结婚娶妻，还要了皇帝赐予的十个女子，为此，鸠摩罗什用污泥中的莲花来自我比喻，身处欲海而心存佛法，这便是佛陀消解色空的冲突之道。

身处欲海，贾宝玉、苏曼殊他们有一种空的观念，这使得他们有一种超脱的反思能力。他们既不掩盖冲突、回避冲突，更不消解冲突而使自己沉沦到性的游戏态度中去。所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们把“情”和“空”这两种态度同时容纳于一体。

我们的儒家理想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的存在包含着这样的终极价值，而到了贾宝玉、苏曼殊的情空观念中，这样的人生旨趣似乎变成了一个待定的、尚须追究的问题：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价值在何处？感情，给这苦难的世界，给这凄苦的世人以温暖，但是这样的感情何以保持长久？我们如何抑制感情所带来的痛苦？这样的追问和探寻，常常在苏曼殊的诗画中体现出来，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一种贾宝玉似的大彻大悟，更有一种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探索。

我们习惯于将色、空的对决看作无法调解的问题，然而，苏曼殊以其一生的颠沛流离来向我们证明，情之空，色之空，并非是想要抛掉就能抛掉的，“九年面壁成空相”。只要人类没有走出生存的困境，就将永远存在这种难以克服的困惑，面对这种缺陷，这样的局面之下，我们对自身理想的价值和其实现的可能性就存在与生俱来的疑虑。

《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载《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材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李叔同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

同样是近代佛教界的翘楚，我无意比较二者的高低，我只是想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依赖一种乐观的思维方式，并以此来感知人生苦乐，然而，苏曼殊的芒鞋破钵与委身花丛之中，却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笑的嘲讽：你们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生存困境？

振锡南巡，流转星霜

事实上，造成苏曼殊此时的抑郁情绪的不仅仅是和百助的爱情无果而终，同盟会内部的紧张情绪让他更有了远走的打算。此时，正是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倒孙派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斗争到最激烈的阶段，这便是第二次倒孙风潮。在这场倒孙风潮中，我们没有看到苏曼殊到底站在哪一方，不过，从后面的种种迹象看来，苏曼殊当时是站在章太炎一边。

爪哇岛，1909年11月。

爪哇岛这个名称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意为“谷物之岛”，是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泗水（苏腊尼亚）是东爪哇省的省会，在布兰塔斯河河口，沿着这条河蜿蜒向西，在距泗水约数十公里处的河岸边，便是苏曼殊的目的地——小城惹班。

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述到，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华人到爪哇通商的人已经很多了，出入都用自己的钱币，所以得利不少。到了现在，华侨已经达到了八十余万人，自生自灭，竟然不知道祖国在哪里。1900年3月，华侨在今天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成立第一个华人团体中华会馆，宣扬儒教、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兴办现代教育机构。学校的教师都是从中国国内请的，前往执教的大多是同盟会、光复会成员。

苏曼殊到达爪哇惹班中华学堂后，对该地的气候很不适应，经常腰酸背痛。抵达爪哇半年后，他还跟高旭写信说：“衲行脚南荒，药炉为伍，不觉逾岁。”他还抱怨道：“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事、什么人就不好说了，或许是光复会、同盟会之间的斗争也罢，或许是当地的气候也罢。

幸亏校董黄水淇，同事张云雷、陈陶怡都与他十分友好，并均属倾向革命的志同道合者。黄水淇也是光复会成员，尤其是黄的老母，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长年生活在异域，不知是儿孙稀少，还是母性泛滥，认为苏曼殊“性情纯厚，文雅多情”，因此对苏曼殊格外好，让苏曼殊体会到了久违的母爱，也让他在异域的诸多痛苦中感到了一丝温暖。

苏曼殊脑病常复发，每当他病魔缠身时，黄母就尽心照料，苏曼殊感激地尊她为“义母”。黄水淇家里藏有好酒，苏曼殊差不多天天跑到黄家去喝几口。一次，有好友要返回祖国，黄在家中设宴饯别，苏曼殊思返祖国，心中郁闷，却本来就不善饮，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不多时已经有了醉意。他要告辞回学校睡觉，大家见他走路都不稳当了，怕他在路上出事，就要派人送他，苏曼殊一言拒绝，众人也不好逆他的意。不一会儿，深知苏曼殊酒量的黄水淇觉得很不安心，便循着路去找苏曼殊，果然见苏曼殊正横卧在一家商店门前，号啕大哭。后来他在信中将此事说与高旭，并申明：“南渡以来，唯此一段笑话耳。”

同事张云雷，倾向革命，还热衷佛学，很对苏曼殊胃口，因此二人关系甚好。张曾赠诗给苏曼殊，苏也作绝句三首回赠：诸天花雨隔红尘，绝岛飘流一病身。多少不平怀里事，未应辛苦作词人。

旧游如梦劫前尘，寂寞南州负此生。多谢素书珍重意，怜侬憔悴不如人。

公子才华迥绝尘，海天廖阔寄闲身。春来梦到三山未，手摘红樱拜美人。

——《步元韵敬答云上人》

步韵就是按照张云雷的韵作诗，上人则是对德智善行之人的敬称。苏曼殊似乎对张云雷将来肯定会做和尚很有把握，而张做和尚是在1922年大病之后的事情，那时苏曼殊已逝世四年有余了。

诸天，指所谓“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二十八天”。在佛教中，天是最胜最尊的境界，花雨则是佛家滋润众生心田的意思，红尘则是不洁的世界。身处红尘，无法沐浴天国的花雨，“残僧飘流绝岛”（在爪哇给高天梅的信），万里归尘一病身。虽有贾岛十年磨一剑之志，但却不知诗人之辛苦。

我们的交游如同昨日的梦还在眼前，而我似乎要在这南州寂寞一生，你亦应珍重，憔悴之身让人担忧。苏曼殊似乎还未从其身心俱疲的心理困境中走出来，语调低沉，似有大石压心。

接着苏盛赞张云雷才华绝尘，却在海阔天空中过着优裕闲适的生活。春天到了你是否计划到三山去呀，持着红色樱花敬献给美人。三山，古代传说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为神仙所居。苏曼殊虽是心情压抑，但是对成仙成道颇为热衷，在诗中也是此类典故不断，其实他是想问张来年春天是否有意到日本游玩一番，日本多岛，因此三山也就表示日本的意思。不过他似乎还没忘记百助，手持红樱敬献美人的做法，总是那样的让人似曾相识。

长诗代表作

国内革命形势还是不甚明了，苏时时生出惆怅寂寥的感情。

不久他又因脑病卧床，此时章太炎和黄侃的联诗寄到，苏总算是有了点振奋的精神。展开诗笺，起首一句“中原乱无象，披发入蛮夷”，让苏曼殊拍案叫好。当晚，苏曼殊诗兴大发，铺纸排砚手书长诗《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君为塞上鸿，我为华亭鹤。遥念旷处士，对花弄春爵。

良讯东海来，中有游仙作。劝我加餐饭，规我近绰约。

炎蒸困露旅，南海何辽索。上国亦已芜，黄星向西落。

青骊逝千里，瞻乌止谁屋。江南春己晚，淑景付冥莫。

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罗幕。

九关日已远，肝胆谁竟托？愿得趋无生，长作投荒客。

竦身上须弥，四顾无崖崿。我马已玄黄，梵土仍寥廓。

恒河去不息，悲风振林薄。袖中有短书，思寄青飞雀。

远行恋俦侣，此志常落拓。

当时章太炎在东京从事革命活动，苏曼殊便说“你是塞外的鸿雁，我则是华亭之鹤，飘零殆危”。《晋书·陆机传》记载，陆机给王颖写信，言辞悲切。曼殊感叹说：“华亭鹤泪，让人不忍听闻！”

陆不久就在军中遇害。华亭是陆机的老家，陆似乎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苏曼殊以陆机自比，见其对自身境况的担忧，他曾在信中说：“我飘零绝岛，嗟乎！病骨还剩几朝？”又想起他曾借钱的粉丝黄节，何时能一同春日饮酒。他不由得想起鲍照《拟行路难》中有“春燕参差风欺梅，开帏对景弄春爵”之句，可谓宴乐诗之妙品。

你们从日本来信，其中的《秋夜与黄侃联句》诗作，劝我不要悲伤怀人，保重身体，规劝我近乎于女子。而我寄身客旅之中，南海荒凉空阔。“劝我加餐饭”，“加餐饭”语出《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曼殊用得颇为温情和细致，而“炎蒸”表明他似乎对爪哇的气候很不适应，炎热而近乎无风的空气让他的心情烦闷不已，哪里还有心情“加餐饭”？

“上国”一句表明苏曼殊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很不乐观。我国古代把早晨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叫做“启明”或“明星”，把黄昏出现于西方天空的金星叫做“长庚”或“太白”，实际上两者同是一颗星。《诗经》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这里的黄星西落则暗指人民黑暗岁月的来临。任访秋在《苏曼殊论》中说:“当时曼殊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就在这年，革命军在广州起义失败，党人刺摄政王不成而被捕，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设朝鲜总督。他眼看革命无望，祖国很可能成为朝鲜之续……”曼殊方才发出如此慨叹！

青骊马远离千里之外，见那乌鸦止谁之屋檐？江南春色已晚，美好的景色付与暗暗黑夜。建业，诸葛亮所谓“此帝王之所”，所在何处，外族入侵，胡尘漠漠。曼殊虽身处异域，并委身佛门，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到了无心茶饭的地步。

佳人难遇，曼殊辗转难眠，“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距离祖国日益遥远，我的心意托付与哪一位知心之人？

曼殊希望进得佛教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长作那行脚僧。耸身上那须弥山，四顾无山崖。须弥，即是古印度传说中的仙山名。佛教以它为人们所住世界的中心。日月环绕此山回旋出没，三界诸天也依它层层建立。它的四方有东胜身、南赡部、西牛货、北俱卢四个洲。人类所住的地方属于南赡部洲。曼殊在信中指出须弥即喜马拉雅山脉。然而曼殊马匹玄黄，赴印度之行多次搁置。

恒河奔流不息，悲风震**森林，我袖中有短信，想要让青飞雀寄送。青飞雀原是神话中为王母传递消息的仙鸟，典出《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汉书故事》，说七月七日鬼节，汉武帝正在殿中用斋，忽然看见一只鸟从西方飞来，落到殿中，汉武帝就问东方朔原因，东方朔说这是西天王母要来了。不一会儿，王母便真的来了，有两只青鸟，红头黑眼，夹侍着王母。然而青飞雀虽到，曼殊却是一个人出门远行，穷困失意，事与愿违。

整首诗哀中有愤，困中有恨，虽是言语中尽含哀思，但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和忧虑贯穿全诗始终，既有魏晋风骨，又有边塞心思报国之气象，不愧为曼殊代表作之一。

爪哇的白骨

榔风椰雨，他挑灯批卷，然而“中原乱无象”的烦闷郁结于胸，苏曼殊终于忍不住，振锡持钵，在印尼作了一次环岛旅行。既是如此，那就让我们跟随曼殊大师的足迹，去探访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爪哇岛吧！

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勿里洞岛上有数十丈的石山，山壁排布着千龛万洞，洞内有石佛。曼殊细细瞻仰石像，竟跟灵隐寺飞来峰的一样精美。诧异的曼殊问当地的向导，原来此处石山乃是华人所造，曼殊感叹此为“千余年物耳”，难道是唐人下南洋时所留下的？曼殊惊喜不已。然而，在进入另一个洞时，喜悦的曼殊却被满地的白骨惊呆了。原来早在1850年，荷兰人便在该岛雇佣契约华工从事锡矿开采工作。勿里洞原是一个荒岛，到处是深山密林、瘴气壅塞，劳动异常艰苦，在开发过程中，华工死亡过半，“荒郊之白骨薰天，沟壑之横尸满目，状同牛马”，故该洞也被称为“没人洞”或“死人洞”。

曼殊兴致大减，直到到了塞典堡植物园，心情方才有些好转。

这个植物园不知道是否是现在的茂物植物园的前身，其中有大量的热带植物标本，苏曼殊称赞其为“环球第一”。不过，他对其藏书更感兴趣，其中竟有二十余万册西方书籍，曼殊捐了一本《大乘起信论》，似乎是为了表示抗议。

苏曼殊边走边看，如果途中发病，就寄住在老农家里，真是如“残僧绝岛漂流”之句所描摹。病稍愈，他便信步走到田野与农夫不着边际地闲谈，即便是在困苦的处境中，他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仍然是十分旺盛。

苏曼殊十分留意当地华人的生存状况。一路走来，他对一个现象感到十分不快：当地人称荷兰人为“敦”，也就是主人的意思，华人也跟着喊，并且还学习当地土人的习俗。苏曼殊叫住一个华裔青年说：“你们为什么叫那些荷兰人为‘敦’呢？”青年人说：“别人这样叫我也这样叫。”苏曼殊摇着头说：“自甘堕落，精神麻木。”

在爪哇巴达维亚城西的红溪散步，苏曼殊更是心情沉重。

此地在一百多年前（即1740年）曾经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大规模屠杀华侨的事件，也称红溪惨案。残暴的荷兰殖民者出动军队对城内的华侨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杀害了一万多名华侨，鲜血染红了红溪的溪流。华侨的财产和商店更是被洗劫一空。

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的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正处中兴时期的乾隆朝廷。然而，乾隆朝廷却是得出如下的结论：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却是大有“自作孽不可活”的意思，因此“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在1603年也曾发生西班牙殖民者屠杀菲律宾华侨达两万多人的事件，当时的明朝统治者虽然没有兴师问罪，但对前来的西班牙使者严词谴责。

而这样的排华事件到如今是否就一去不复返了呢？历史的一幕会不会在未来再次重演？历史的血腥味霎时弥散了这条小小的红溪。苏曼殊望着西斜余晖。

胡不归，胡不归？

天渐渐黑了，为什么不回去呢？

1910年在爪哇的日子对苏曼殊来说是难捱的，尤其是在爪哇环岛羁旅半年，人事不洽，华侨麻木，咳血之症不时复发，而用度高达七百余元，令他难以忍受。他曾作《花草图》，中引李商隐诗句以自况，“我意殊春意，春已先断肠”，令人难以忍受图中萧瑟之景况。

冬去春又来，岁月又一度，时节周而复始。时间来到了对中国历史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1911年。该年夏季，苏曼殊趁暑假时节前往日本省母，不久后又回到惹班中华学堂。

11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远在南洋的苏曼殊虽错过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然而他的兴奋之情却是溢于言表。他立即给南社好友柳亚子、马君武等人写信：

“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苏曼殊加入南社，似乎较少有人提及。其实，柳无忌、曹聚仁等后来的学者都将他看作南社最好的作家。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年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南社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影响，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不过在思想上南社主张两个方面，汪精卫曾在《南社从选》序文中提到，其形式一植根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精华为枝干；一以西学为基础，以法律、政治、经济之意蕴为条理。苏曼殊既有国学造诣，西学功底亦深，可谓适逢其位。

柳亚子、马君武都是他在南社的朋友。

苏曼殊接到二人书信后激动不已，引诗“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索题诗”，说如果到腊月病好了，马上典当衣服北归汉土，和南社同仁痛饮十天。而苏曼殊到底是因为病还是因为没钱出发还真说不清楚。按说，苏曼殊在印尼的工资也不少，何以这时连船费也需要典当衣服而得呢？如果我们联想一下他平时的作为，发现这其实又很好解释。苏曼殊想要归国，黄水淇等也破例优待他。学校规定，教职满三年，将发给一笔归国旅费，可他才任职两年多，也享受了这三百盾银的待遇。谁知苏曼殊拿着钱到处炫耀，临行前竟然将钱遗失，同事只得又凑钱帮他成行。要是没有大家帮忙，苏曼殊恐怕只得在“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了。

苏曼殊于191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惹班动身，于2月18日抵达上海。去国之时是大清国，而返国之日已是中华民国了。历史的形势变化之速让苏曼殊眩晕，然而，历史终归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