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唯心哲学误了一些人，也安慰了一些人。事实上，生存永远都有解决不完的痛苦，死亡是肉体和意识的消失，倒是大自然对人的恩赐，是对痛苦的解脱。我们从“无”中来，在“有”中生存，将来又奔向“无”。存在只是我们本质的一个幻象、一个偶然的出位而已。生命大于肉身，死亡揭示了肉身的有限，却启示了生命的无限。因此，死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这也正如苏曼殊临终所说的那句话：“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游历、寡居

1916年初，苏曼殊返回祖国，首先去山东拜访老朋友居正。这时的居正正率领中华革命党义军反袁，开展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

1915年，袁世凯自导自演了一出接受帝位的闹剧，引发全国政潮。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首先发动护国运动，革命派随即加入。

云南唐继尧联络蔡锷、李烈钧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都宣布独立，敦促袁世凯退位。1916年，云南护国军入川作战。孙中山令陈其美、居正等党人赴各地起兵反袁。居正被任命为东北军总司令，派往大连一带，统筹直、鲁、晋三省军事。1916年2月，东北军开始行动，连战连捷，一周之内勇克六城。

苏曼殊正是在这个时候从日本赶往前线劳军。当时居正正在山东青岛，由于军务在身不能日夕陪同，苏曼殊只得与周然等游览当地名胜古迹，或者和居正夫人打麻将来打发时间。周然在《绮兰精舍笔记》中有过描绘，二人在游崂山时，汽车在半山坡上不去了，只得换乘山轿。虽然没走山路，苏曼殊还是不甚其乏，多次抱怨要回去，一步三叹，游兴大减。当时大家强迫他往前走，还不让他多说话，而苏曼殊脸上困苦的神色，都显现在眉宇间。他的体力精神，内亏已经很严重了。当晚夜宿在崂山下宫，到了夜半的时候，苏曼殊忽然大呼有鬼物拉住了他的脚，整晚处在惊惧之中，而周然竟沉睡不知。同行的刘白就没那么幸运了，一晚上也没睡好。

除了游玩，苏曼殊几乎每天都和居正夫人、日本人萱野长知夫人和周然四人打麻将。苏曼殊乐此不疲，“惟百事均懒为，而闻赌即踊跃矣”，可牌技很差，每赌必输。而他的兴致又最高，打完了又像个瘪了的皮球。周然曾说：“曼殊之为人，外虽和易，而内有癖性，故落落寡欢。”苏曼殊自己也多次说，郁郁不得志，有“生何为死何迟之恨”。

10月，苏曼殊南下回沪，托身于孙中山环龙路（今南昌路）寓所，他在这里见到了老友郑桐荪，随后即赴杭州。他在背靠西湖的新新旅馆投宿，秋天的阳光照射下，他在西湖**桨，一时忘记了归去的时间。其后，他又居秋社、陶社。在这里，苏曼殊深居简出，手不释卷，人说他喜欢吃糖、抽雪茄，衣服都是日常的僧服，朋友都叫他“苏和尚”。他曾写信给好友杨树堪说，何时来看西湖，湖上佳话甚多，只是没有文士。可见他在此名气不减，每天拜谒的人应该不少。

他还说，近代这些小说，不过“密发虚鬟，亭亭玉立”八个字，扰人神经不浅。可以想见，苏曼殊在此曾潜心于各家小说，他的《碎簪记》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他还常去陶社拜祭。陶社是党人为纪念陶成章而在西湖孤山设立的。而在陶社西侧，即是钱塘名妓苏小小之墓。苏小小能歌善舞、才艺双绝又美丽痴情，死后葬在西泠桥畔，苏曼殊对这位本家女子也十分同情，竟也时常去拜祭。

苏曼殊与新文化运动

1917年旧历二月，苏曼殊仍回上海。苏曼殊的小说《碎簪记》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陈独秀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年杂志》，公开举起民主、科学大旗。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在思想意识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已经意识到，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粉碎封建专制和愚昧的枷锁，中国革命也将因此获得新的内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即将到来！从《青年杂志》开始，陈独秀等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成为时代转折的代表人物。

苏曼殊和章太炎疏远之后，一直和陈独秀保持密切关系。苏曼殊《碎簪记》在《新青年》的发表，既有老友陈独秀的帮忙，也有小说内容本身的战斗性。正如陈独秀在序言中所说的，苏曼殊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最痛彻地对那个黑暗野蛮的时代压迫个人意志自由表达自己的深恶痛绝。

不过，苏曼殊对时局的悲观情绪也时时存在着。他的另一位老友刘半农曾说，一次，他和苏曼殊在一个朋友家里，那时候，室中点着盏暗暗的石油灯，二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

刘和他谈论的是西洋诗歌，谈了多时，他并不开口，只是慢慢地吸着雪茄烟。到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一方面，苏曼殊关注当时反袁的时局；一方面，也看出他在这时的颓废心态，天生的诗人竟然对诗也不感兴趣了。当然，我们更不能排斥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时的苏曼殊更愿意自言自语，而不是和他人交流。在编辑苏曼殊手稿《碎簪记》时，刘半农曾就小说中的一些问题致函苏曼殊，请他给予答复，苏曼殊在回函中这样说：

来示过誉，诚惶诚恐，所记固属于虚，望先生不必问也。……不慧正如图腾社会中人，无足为先生道也。近日病少除，书《人鬼记》，已得千余字。异日先生如见之，亦不必问也。1

由此来看，苏曼殊似乎和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了。然而，苏曼殊在另一方面的活动也值得我们注意。刘半农曾将所著《拜轮记》寄给苏曼殊，苏曼殊细读一通，觉得刘半农“亦多情人也”。他还将一本记载拜伦事迹甚详的英文书介绍给刘半农。当得知刘半农想要创立拜伦学会的事，苏曼殊表现了很高的兴趣，并表示，学会成立后，他将把马一浮2介绍给刘半农，并参与会事。可见，至少在沟通中西文学方面，苏曼殊是十分赞成文学革命运动的。

住在蒋介石家中

1917年，苏曼殊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探望养母河合仙。他在前1《苏曼殊文集》，下，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2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注

释

往日本途中致函柳亚子说：“在西湖接到你的来信，世道太乱，没能给你回信，希望你也原谅我。现在东行省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见，想到这件事我就心酸。”此时的苏曼殊最看重朋友之间的友情。他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日程：“昨天下午坐船过长崎，今天早上又晴又下雪。预计明天过马关，后天抵达神户，由神户改乘火车，十四日就可到达东京。在家里待几天，就侍奉母亲前往箱根游历。”

箱根景色美丽且有惬意无比的温泉，苏曼殊曾多次前往。他还在信中说：“与亚子别十年，回忆前尘，恍如隔世。”苏曼殊这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因为1913年宋教仁被刺时，他和柳亚子正在花雪南家里喝花酒。柳亚子还提到，同年苏曼殊住上海第一行台旅馆时，柳亚子也去看过他一次，那时苏曼殊正在忙于吃花酒，直吃到裘敝金尽为止。那么，苏曼殊这里要么就是随意行文，要么就是记忆力严重衰退了。综合来看，后一种可能更大。因为苏曼殊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整日浑浑噩噩，不知道命绝何时，仅月余就因胃病复发返回上海养病。柳亚子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在《燕子龛遗诗序》中说：

最后仍晤君沪渎，时为英士（即陈其美）归葬碧浪湖之前数日，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

而这也是苏曼殊和老友柳亚子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苏曼殊留住上海，柳亚子因南社人事纠纷，自请辞去主任职务，回到家乡苏州，把更多精力转向家藏图书馆和搜集本土地方文献。

该年秋天，苏曼殊又患痢疾，住进霞飞路某医院。痢疾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苏曼殊不注意饮食卫生，本身身体又差，因此多次发热、腹痛、里急后重，后来大便竟有脓血，且突然高热、神昏、惊厥。友人叶楚伧、邓梦硕不时来探视。

蒋介石知道后，也托陈果夫送了钱和糖果来。可是，苏曼殊至死也不知道，好友陶成章正是死在了蒋介石的手里。陈果夫目睹住医院的苏曼殊无人照顾，就把情况讲给蒋介石听，蒋介石沉吟片刻，说，那就把曼殊先生请来我家里养病吧，我夫人还可以照顾他。蒋当时的夫人是陈洁如。蒋对苏曼殊的印象来源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陈其美。陈曾经跟他说，广东的曼殊和尚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诗也写得很好。于是，苏曼殊搬进了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新民里蒋介石寓所。程演生将赴粤，前来和苏曼殊告别，他说：“蒋夫人待我和蔼，住在这里我很安心。”

蒋介石夫妇确实待苏曼殊甚厚。苏曼殊平时爱吃糖，据说当时蒋介石也很穷，成天在股票交易所炒股票，一次为了给苏曼殊买糖，蒋介石竟然当掉了自己的衣服。

最后的日子

苏曼殊的痢疾仍不见好转，这让他情绪一直很低沉。平生故人，此时已少有光临询问者。苏卧在病榻，思前想后，时时忍不住落泪。

冬天，迁延几个月的痢疾刚痊愈没几日，他的痔疾又开始发作了。不良的生活习惯，是苏曼殊难以摆脱痔疾的重要原因。一直以来，苏曼殊的饮食不均衡，睡眠也不正常，自然很容易发生便秘，而此恶习的最大恶果便是痔疾。苦挨不住，苏曼殊只得又住进了海宁医院。这期间，除了四川人丁景梁外，几乎没有故人来探望。

程演生从南方返沪，赶往医院。苏曼殊拿出好几张当票，请他设法赎回，无奈程囊中也是羞涩。听说程将北行，苏曼殊即草书一封，托其带给正在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和蔡元培，希望得到一笔经费支助，留学意大利学画。

他的病状逐渐严重起来，一夜要泻两三次，白天则卧病在床。

一位老医生安慰他，你的病是能够治愈的，又明确告诉他，不可看书，以免伤神。为准时服药，苏曼殊还托前来照应的连均实代购了一只小钟。

周南陔来探望，苏曼殊拉着他的手说，没有手表，白天黑夜总是昏昏沉沉，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周当即解下手表相赠。苏曼殊拿着表，脸色还是惨淡无神。

1918年春，苏曼殊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被转往广慈医院。这时每日腹泻已达六七次。恰好，老友居正也在该院养病，病室与他相邻。周南陔曾记载，居正曾对他说，曼殊的病是好不了的了，而他畏死特甚。周就对居正说用神明的办法来安慰他。居正就来到苏曼殊的病室说：“昨夜我梦到一个神人，像佛一样站在云中，说曼殊的病很快就好了，我又为你求福，很久了才明白过来。你的病肯定能好的。”苏曼殊听了大悦，在**合十拜谢佛和居正。居、周二人是良苦用心，苏曼殊也如孩童般天真，真令人不忍听闻！尽管苏曼殊早已参透了佛法大意，但畏死却是十分自然的。

在肠胃病已经危及生命期间，他依然背着医生乱吃忌品；在下床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他还要在青楼安排一次宴请，因为他十分想念他的女友们，这也算是最后一次宴会了。周南骇说：“你的病不能赴宴，为何不等到痊愈呢？”苏曼殊说：“我在枕席呻吟时，能够回忆起朋友间的豪情，这也是一乐。况且我不忘老友，也就像老友不忘我一样。”或者苏曼殊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接近了生命的终点。

1918年5月2日，广慈医院内一片寂静。

此时的苏曼殊已近弥留之际。他在枕边留下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僧衣葬我”四个字。临终时，苏曼殊坦然、平静，畏死之心早已消失。他对病榻旁前来送行的人微微地说：但言年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之后，他不住地对旁边的各好友说：“对不住……对不住。”

下午四时，一代才子苏曼殊病逝于广慈医院，享年三十五岁。

曼殊脸上毫无痛苦神色。

同日，汪精卫、丁仁杰、林静台、周日宣在报纸发布《曼殊上人圆寂讣告》：

曼殊上人苏元瑛师于五月二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示寂，择于三日午后三时成殓，四日午后前十时移龛广肇山庄，此讣。

6日，苏曼殊被安葬在西湖孤山，与秋瑾女士为伴。

海德格尔曾说：

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于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

死亡本身不确定，且充满各种可能。而作为终结，死亡是“可能死亡者”最确定的事情，它存在于“可能死亡者”的通向死亡的路径之中。

面对死亡，庄子、陶潜都是智者，苏曼殊或者有过痛苦，有过焦虑，有过恐惧，但他是那种真正承受了精神苦刑之后豁然透脱而进入人生自由之境的极少数诗人之一。所谓“一切有情，都无挂碍”，正在于此！

而我的叙述，也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