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湾来了新的扛把子

1906年元旦，苏曼殊和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及好友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这是苏曼殊自1903年回国后第一次返日。刘师培的声名鹊起是因为他刚刚写过《中国民族志》、《攘书》等一些反清的小册子，成为仅次于章太炎的反清舆论领袖。

刘师培的舞文弄墨显然让清廷感到不悦，听到风声的刘师培和苏曼殊、陈独秀赶紧跑路，他们这一行要见的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拉起了队伍，在笔杆子上却出了问题，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紧迫。我们都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用笔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也同等重要。袁世凯最后的失败也在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别得罪文人，也别乱听文人的鼓吹。

苏曼殊东渡日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革命党建立指导思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命。

当时的《民报》社人才济济，有张继、宋教仁、陶成章、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都是后来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但是大家有的主张西方的民族革命思想，有的推崇日本的君主体制，有的主张起义，有的倾向暗杀，思想极不统一。孙中山认为，身为宣传机构的机关报《民报》尚且如此，成员中的思想混乱情况或许更甚。

这样的状况怎么可能和保皇党、立宪派抗衡呢？所以，统一思想是根本大事。

恰值该年六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孙中山邀其前往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编《民报》。苏曼殊和章太炎也算是老友了，章太炎在狱中潜心佛学，苏曼殊则是游历东南、南亚诸地，此番见面，感情自然不同于1903年前后在青年会时的情形。经过二人讨论，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这次演讲算是苏、章二人为同盟会思想定的一个基调。

演讲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什么要以佛教促进道德、推动革命？苏、章二人认为，佛教不仅在社会道德上重要，在革命军的道德上也十分重要。

民族、民主革命都需要佛教的道德来推进，而孔教、基督教都不适用于革命事业。佛教的华严宗和法相宗对于培养革命党人“大勇无畏”、“众志成城”的精神十分有益。二人举的例证也很有针对性：断言明末气节之士抗清而矢志不变者，其精神支柱不是佛学，就是王阳明的心学，而归根到底，王学的精神解放主张还是源于佛学；日本的明治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而学佛学也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禅宗。禅宗的理论可归结为“自心是佛”、“顿悟成佛”、“无念为宗”这三条，苏、章二人总结为“自贵其心”。

在两人看来，学习禅宗，有利于解放思想，确立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章太炎慷慨激昂地说，这样的革命志士，“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无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这样的精神状态，这种蹈死如饴的志士仁人，正是当时反抗清廷的革命派所急需的。

第二，佛教有利于增进国民道德。在苏、章看来，国民道德衰败的后果很严重。周公、孔子、宋明理学等儒家学说，对于增进国民道德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民心里的“五心”——“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屈心”、“德色心”都在衰败。只有依靠佛教的“无生”、“平等”、“众生皆佛”等这样的观点才能拯救人心。苏、章二人认为，华严宗主张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给人，这在道德上多么珍贵，法相宗则主张万法惟心，在自我意识中修行。而儒学最大的毛病就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所以革命派人士要研习佛学，一心一意投入颠覆清廷的斗争中去，不要追求功名利禄。

第三，佛教有利于反封建制度。佛教最重平等，妨碍平等的东西，必须去除；佛教最恨君权，而释迦牟尼佛原来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苏、章二人为了宣扬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可谓是借佛教的思想与典故来旧瓶装新酒。释迦牟尼舍弃迦毗罗国太子而出家，是他深感于人的生死无常这一永恒难题。这和同盟会通常所说的民权思想没有什么契合点。

由苏曼殊起草、章太炎演讲的报告大获成功，同时也将佛学禅宗引入了革命阵营中。时人记载，当时留学生中，人手一本《心经》，以学禅为要务之一。

苏曼殊，作为革命党中的佛教界人士，自然更受留学生们的推崇。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在当时就曾是崇拜者之一。他记载，他在十六岁时在东京认识了苏曼殊。苏曼殊那时还穿着日本衣服，蓄着头发，这和他的和尚身份格格不入，所以粉丝极多。他为人少言笑，也没什么高兴或是发怒的表情变化，一切显得淳然天真，所以大家都喜欢和他亲近。那时的汪东只是革命党中的小字辈，和这些革命巨子出游，猛气如虎，气场十足，走路都想横着走。按汪东的说法，当时小弟见了大哥的面都是要“高揖”（双手抱拳高举过头作揖，古代作为辞别时的礼节）的，而见了苏曼殊，则是从内心里折服。

如果说黄兴以勇武作为革命的实力派的话，苏曼殊则以品行作为革命的偶像派。这种说法，不是说苏曼殊长得帅或者有欺骗性，而是像《孟子·尽心上》中比喻君子时说的那样：“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就是说君子的德性表现于外，而有温润之貌，敦厚之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睟面盎背”的意思。

光复会的同志都是实干家

过了处暑，东京凉意袭来，苏曼殊与刘师培、陈独秀又返回上海了。不久，受刘师培之邀，苏曼殊前往芜湖皖江中学任教。

安徽是当时除湖南之外新学大盛的又一个省份，皖江中学则是其新学的代表。这所学校由桐城派巨人李光炯创建于长沙，叫“安徽旅湘公学”，后来因为在湖南处境艰难，就搬到了芜湖。

这所学校虽然叫“公学”，但是没有固定经费，规模还很大。

李光炯请了当时有名的教师前来任教，比如黄兴、张继、刘师培、陈独秀、陶成章、谢无量，等等。安徽一时成了国内革命精英荟萃之地、革命运动中心和文化舆论阵地。创办私人学校的李光炯，从哪里给这些人弄来钱发工资呢？李光炯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保举张伯纯为官立赭山中学的监督，彼此合作，比如苏曼殊、刘师培等到皖江中学任教就是由赭山中学开出优厚薪水。

讽刺的是，安徽的“公学”多为私立，教师比如陶成章、龚宝铨这些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成员，多是职业的革命者，拿着清朝的工资反清朝。学生们也成了革命的狂热追随者，革命党的活动一时空前频繁。

苏曼殊，我们知道，对于入会党这种一般人望而却步的行为，他一般是来者不拒的。在皖江中学，会党势力最大的就是他在军国民教育会的老朋友陶成章、龚宝铨主事的光复会，苏曼殊自然是十分乐意加入其中。

陶成章这个人也比较有意思，少有志向，以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第一次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直抵京师，陶欲乘乱刺杀那拉氏于颐和园，没有成功。陶于是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意图为日后的刺杀作准备。没想到回来的途中，经费用完了，只能走着回来，走了七天七夜，差点饿死。两年以后，陶再次北上谋刺，亦未果。

后来他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军事技术。1906年回国后，联络闽、皖各省同志，成立光复军，被举为五省大都督，继而偕龚宝铨、敖嘉熊赴芜湖，在安徽公学和苏曼殊一起任教，同时联络岳王会人和南京新军中革命党人。

这个“联络”，大家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很容易，无非就是写封信，派人送去，或者是打电话，发短信。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写信绝对行不通，作为乱党重要分子，陶、龚都是在衙门挂了号的，就是走官道也得提心吊胆，那么怎么联络呢？所以我强调光复会很大的不同就在于此：走着去联络，为了避开官府盘查，还得专走小道。陶成章就是这样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往返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达杭州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六，光复会领导人之一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正是光复会成员这种实干精神，令作为革命的老前辈的苏曼殊也刮目相看，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在学校中传播革命思想，广播革命火种。

但是，苏曼殊、陈独秀、章士钊这样的文化名人本来就很扎眼了，每天访客也是络绎不绝，而他们还大张旗鼓地讲授西学，直接、间接地将矛头对准政府。后汪昌麟要“整顿”三校，而苏曼殊硬说这是因为当时安徽教育司长江彤侯告密，这也有点牵强了。

怎么回事呢？由于苏曼殊等旅日者的加入，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徽州公学和皖江中学便显得东洋味很浓，清政府派了调查员，发现这三个学校经学科最少，多为东洋课本，有“重外轻内”之嫌。更为严重的是，清廷大员汪昌麟视察这三个学校后，认为它们是打着修学造业的幌子，实际上是把学堂作为乱党的“护身之符”。为保存国粹、国家，汪声言要对三个学堂进行整顿，弄得一时人心惶惶。其实汪昌麟调查的一点也没错，事实还就是这样，但是这些学堂各有各的保人，汪要下令拿人，得层层上报，这就有个时间和泄密的问题，这让诸位老师有了准备跑路的时间。

苏曼殊、陶成章、龚宝铨三人都是光复会成员，心中有鬼，于是决定先到杭州避避风头。其实他们三人真的只是去杭州西湖散散心，可是杭州衙门此时对这些革命党早已是草木皆兵，听说善于暗杀的光复会魁首来到杭州，杭州知府一时慌不择路，出兵到处搜捕。恰在这时，杭州城内风传，陶成章等已经聚集了八府义士三千人，将在近期取杭州。这个谣言弄得满城风雨，当时的藩司1宝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他认为自己的辖区内突然出了这么多乱党，正是向朝廷表忠心的好机会，于是不管消息真伪，即下密扎命令杭州知府火速拿人。杭州的警察总办觉得事情太大，就向浙江巡抚张曾敭请示，张又是一个怕事的人，就让秘书给陶成章等人传话，让他们赶快离开杭州。三人逃过一劫。

借钱过小资生活

接下来，也就是十月末，陶、龚二人继续周转联络革命，苏曼殊独自返回上海，但是他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钱。

为什么会没钱？我们看一下苏曼殊在1906年夏的行程。

从他到皖江中学任教开始说起。暑假赴上海，识柳亚子、高天梅，欢喜，请客数日；数日后，与陈独秀赴日本，就是之前说的在东京充任革命的偶像派；八月下旬，返上海；盘桓数日，返安徽皖江中学；恰逢学校学潮，与邓绳候游于南京；十月初，三返芜湖；不久又因教育司要查办一事和陶、龚赴上海，不欢乐，请客数日；十月下旬自上海赴杭州，让杭州府误认为要谋取省城，跑路回上海，住在光复会办公地点爱国女校，不欢乐，让人请客数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苏曼殊多次回芜湖准备好好当老师，无奈这样那样的事故导致他三次出走，最后身无分文。就在数月之前，他还是月1明朝时，承宣布政使司为国家一级行政区，是承宣布政使的辖区，简称布使司、布政司、藩司，不称“行省”，负责一级行政区的民事事务。清朝沿明制。

注释

薪二百元的“教授”，而现在的苏曼殊，靠朋友接济度日。

爱国女校，这个名讳不知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就是蔡元培当时为了培训暗杀团的女杀手而建立的，这时的爱国女中已经成了各地革命同志来沪接洽联系的大本营。苏曼殊栖居爱国女校，因经理蔡元培为他提供免费宿舍。但是苏曼殊竟穷到连剃头洗身的钱都没有，穷困潦倒的他甚至向断交多年的表兄林紫垣发去求救信，还想着回老家要钱，可见，在饥饿面前，面子有时就显得十分脆弱了。

亲戚们没有信来，蔡元培此时似乎收入不好，也有些抠门，苏曼殊赶紧向老友刘三求救，其信写得也很有意思，今笔者以评点版示诸位：嗟乎，长者（此处是饥饿的呼号）！情何以堪？

今不得不再向长者告贷三十元（着一“再”字而境界全出，言苏曼殊之前借的钱还没还），早日寄来美租界新衙门北首和康里第四弄爱国女校徐紫虬转苏文惠收（此句为全信文眼所在。若曼殊无墨，则泣血也要写上这句）。

今冬长者返申时，当如数奉还（此句是事出无奈加上的，完全可以作为感叹词读）。长者菩萨心肠（活佛、菩萨也比不过刘三你），必不使我盈盈望断也（看着这萌萌的眼神，无辜而善良）。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南京的刘三苦笑着望着这封信，只得又给苏曼殊寄去二十元。收到钱后的苏曼殊，立刻像打了鸡血似的，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感到颇为不满：这也是人住的地方？要说蔡元培提供的也是免费的地方，条件当然是差了点。苏曼殊得钱后果断移居到法租界八仙桥西江路鼎吉里夏寓，此处虽是同盟会的秘密住所，房租便宜，但是条件极好。苏曼殊住进夏寓后，终日研习梵文，看看朋友。早上一根雪茄，一提烧卖；中午一个午觉，一顿牛肉；下午一杯咖啡；晚餐邀上朋友，到餐馆搓一顿。生活得优哉游哉，这才是小资生活的标准情调。

时间一晃，已到腊月前夕，上海**雨霏霏，寒气逼人。刘三的二十元已经告罄，苏曼殊又面临断饮之危。当时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天梅来沪，见到苏曼殊，便请求他画一幅《万梅图》，苏曼殊虽是允诺，但迟迟没有动笔。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为经济来源发愁中，没有兴致，而高天梅显然没注意到上人的窘境。

苏曼殊想着自己多年前从老家来上海时也是同样的情景，寒冬腊月，仅有的被子也被人拿走。而如今，也曾富过的苏曼殊重尝挨饿受冻之苦，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一天天地出门蹭饭，朋友家的门槛几乎都踏遍了，弄得有时一出门来，便觉得种种不便、种种尴尬，想要往前时又想返回寓所，这些情形好不令人灰心丧气。

现在看苏曼殊困居上海的处境，可悲可叹。不能说苏曼殊不会理财，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苏曼殊其实最缺什么呢？缺一个能持家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