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南亚之旅后，苏曼殊从广州前往长沙，拜会正在长沙实业学堂任教务监督的秦毓鎏。苏曼殊此行的目的除了拜会老友、回忆峥嵘岁月之外，更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老朋友们的人缘，找到一个谋生或者栖身的地方了。要知道，东南亚、南亚之行虽是惬意，但黄氏所给的那份遗产也消耗殆尽。

你是一个教授

到了长沙后，苏曼殊以一副天真的面容“欺骗”了单纯的秦毓鎏。秦考虑到苏曼殊的经济困难，一连给他在三所学校里找了差事。第一份差事是在秦所在的实业学堂充任英语教员，同事有张继；第二份差事是在湖南第一所私立学校——明德学堂教图画课，同事有文公直、杨性恂；第三份差事则是托明德学校创办人胡元倓的关系在经正学校当图画老师。

这三份差事能赚多少钱？一个银元相当于现在的140元至150元人民币，苏曼殊当时是二百元的月薪，相当于如今的近三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上游水平的收入了。

这里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大文豪鲁迅的工资。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1919年的月薪已经达到三百元，按照当时一战后的物价水平来估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这还不算他老先生平时以各种名讳在各家报刊出版社所得的稿费收入。而鲁迅在八道湾买的房子呢，当时是四千元，合现在二十多万，也就是说鲁迅不吃不喝工作两年就可以在北京买套房了。

所以说，老实的苏曼殊第一次知道了做革命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在1904年他在长沙做教授时。尝到了甜头的苏曼殊往后便是有当教授的机会就当，有革命党就入。

为了便于“讨伐”，我来一一细数他的“罪状”。

作为教授，他首先就不称职。上课的时候背着学生坐着，歌哭无常；有时候见着女学生，就一直盯着人家看，好几次看得苏曼殊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大家都叫他“苏神经”。

黄钧是苏曼殊当时的学生，他回忆道，苏曼殊一个学期里经常不来教室上课，随意旷课，课余时间则是躲在自己的宿舍里做一个典型的宅男，有时写写诗词，有时描摹两笔。不过也不经常做这些，有时做了也立刻烧掉。有时候单烧不过瘾，苏曼殊会将所绘的图做成画册烧掉。幸亏他的朋友李昭文和学生黄钧是有心人，经常在他烧的时候抢过来自己收藏，比如黄钧就曾抢得一册题有“落花不语空辞树，明月无情却上天”的梅花画册（他们的后人有福了）。

苏曼殊有时兴致一来，会突然驾临教室教大家自在画。什么是自在画？就是图画，自在的意思是不用三角板、量角器之类的工具，可以自由自在地画。不过他不先教画，而是给大家朗诵自己创作的《自在画叙言》一篇，长千余言。苏曼殊的用意可能是学艺的精髓在于学理，画技不过是细枝末节。不过，他的学生们都是少男少女，大家都是初学画画，听他讲画理都十分吃力。苏曼殊有时说的还是粤语，大家也没有经过港台剧的熏陶，能听懂的也只有黄钧这样的少数的外省人。所以，美术老师苏曼殊关于绘画的理论竟然没有人做笔记，苏曼殊自己当然不会留下，这导致他的绘画思想在后来不能传世，这真是中国现代绘画的一大损失！

不得不说，苏曼殊天生是做教授的料子，省力省到家了。教大家习画时，苏曼殊会事先把画稿复印好发给大家，而不是在黑板上画图做板书。怎么复印？当然是依靠留学生们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用滚轴的油墨印刷机，要刻版做纸。这在当时的学校是个新鲜物件，只有像经正学校这样的新式学堂才可能用得到。而我还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乡下上小学时，学校印刷试卷还是用这种手工印刷机。油墨的清香，近二十年了，仍是我童年里的美好回忆之一。

在大家自己描摹的时候，他会巡视行列，依次示以轮廓，披着袈裟，手舞足蹈，直到学生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为止。只要大家愿意画，他就愿意教，可以一直不下课，管你下节课的老师得等多久。

苏曼殊的教育思想是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贫富，无论男女，而女生找他索画更是从不推辞。不过苏曼殊也有一点，不喜欢学生不懂装懂、溜须拍马。比如陈果夫就曾触过霉头。

陈果夫大家都熟悉，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右派，特务头子。

当时在明德学堂读书的陈果夫表现得有些狡黠油滑，这让苏曼殊很不喜欢。一次，陈果夫称赞苏曼殊的画很像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却不知道这四家本以书法闻名。苏曼殊是出家人，自己撒谎成性却不愿意别人撒谎骗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陈果夫溜须奉承、不懂装懂，让他把心思花在习画上。以后每次教学时，苏曼殊必定时时提着陈果夫，耳提面命，看来他对这个学生的未来习性已有预见。

陈果夫对这位严师也是又敬又畏，而后来苏曼殊和蒋介石的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的引见。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股票挣钱，寓住新民里十一号的苏曼殊也到晚年，贫病交加，蒋介石就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夫人陈洁如悉心照顾。顺便说一句，陈洁如是蒋介石的结发妻子，当过艺妓，家境贫寒，经过蒋介石坚持不懈的追求，二人结合，但蒋为了政治需求，同宋美龄结婚，诱骗陈洁如远赴美国留学五年，后来二人离婚。可见作为四大家族之二的蒋、陈，在性格上都极为相似。

黄兴、苏曼殊造炸弹

为了掩盖自己“假革命、真赚钱”的面目，苏曼殊在经正学校加入了华兴会，并象征性地参与筹备了武装起义。

1904年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秘密组织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双方约定，黄兴出枪，洪江会出人，相约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万寿”前，在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黄兴等人为这个起义准备了很久，招揽了数路“大军”。

湖北方面，派宋教仁、胡瑛赴鄂，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招揽会员。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黄兴还亲往联系，商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稍后，又设同仇会，专门负责结纳会党。

江西方面，派陈天华、姚宏业赴赣，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

四川方面，派周维桢赴川联络会党。同时，章士钊在上海设爱国协会，作华兴会外围。

而在大本营湖南，黄兴等人设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对长沙的新青年们大肆鼓吹煽动，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

那么，苏曼殊做点什么呢？黄兴考虑到苏曼殊上次就是因为没给他差事而闹情绪，这次就让他和自己在学校实验室负责造炸药。

对，造的就是要在皇殿里埋设的炸药。因为当时清政府对炸药的管制和搜查十分严格，带炸药回国十分危险，倒不如革命党人自己造来得实在。

其实当时的很多革命党人都是多面手，比如大家熟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早前是光复会暗杀团首脑，自己亲自造毒药、炸药，还培训女子杀手。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根据这些想法，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为了快速掌握知识，蔡元培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而且便于携带的炸药，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攻关，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连续奋战，终于自制出了一种理想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

而苏曼殊、黄兴两人显然没有蔡元培那样的自学能力和专业的科研团队，两人一个只知道拿枪，一个只知道拿笔，能造个什么劳什子出来呢？还别说，通过两人多次试验，终于在某天两人的灰头土脸中造出了一枚炸弹。这种炸弹类似于今天的小孩子们过年时都在玩的“摔炮”，就是利用投掷的猛烈撞击引爆炸弹。但是苏、黄两人都没能对这种“摔炮”的缺点给予改进，因为这样的炸弹既不能保证投掷时一定爆炸，同时对使用者来说又十分危险，受到稍大冲击或震动就会自爆。例如吴樾自制的那枚相对精密的炸弹，也在实施刺杀时，受偶然碰撞而提前爆炸。而这种炸弹的制造过程也较为危险，就连同盟会员刘思福这样在日本学习过制造炸药方法的都曾两次被炸伤。有这些前车之鉴，苏曼殊、黄兴较为谨慎，以至于后来黄兴等人都没有对“摔炮”进行过改造。证据之一就是，清朝军警镇压黄花岗起义后，把收缴的炸弹放置于督练公所的台阶下，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得意洋洋地想要炫耀下自己的功绩，用脚轻轻拨弄其中一枚，立即就引起爆炸，吴本人双脚被炸残，旁边的兵丁五人被炸伤。

苏曼殊、黄兴为起义就准备了这样的“火器”。苏、黄二人制的这种摔炮埋起来的话没什么用啊，于是黄兴决定利用人海战术，通过群体投掷摔炮的办法炸死前来祝贺的官吏。当时黄兴等人在省城联络了新旧各军和哥老会众，城外则是五路大军响应，这些人加起来浩浩****三千余人马。但二人累死累活，最后只制出了二百余枚。即便是这样的“摔炮”，也不能保证每位起义士兵都能有一枚。

那么，其他人怎么办？诸位，打仗其实有一种“士兵心理学”，就是什么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弹药多一些，那样个人才充满了安全感。

于是黄兴就给那些没分到“摔炮”的战士，用牛奶罐、香烟罐藏些沙泥，外用白手巾包着伪装成手执炸弹的模样，造成一种“群体威慑力”，谁都不敢鄙视。真的假的，只有提着的人自己明白。

九月初，几路大军开始上下串联，准备起事。就在这个过程中，计划泄露了。现在看来，这个泄露其实很正常，三千多人突然聚拢到长沙附近，义军有些还穿着中山装这么潮的服装，傻子也知道要干什么，而当时的义军对身份的核查并不严格，希望人越多越好，只要说一声支持革命、喊几句口号就可以参加义军，而其中就混入了湖南“土皇帝”王先谦的探子。随后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缉捕首事诸人。黄兴、苏曼殊化装逃离长沙，抵上海，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日本。

穿袈裟吃花酒，不方便

到了上海后，黄兴等人开始召开各种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经验自然也要总结一些。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振奋士气，由万福华牵头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在大家对革命前景的一片担忧中，苏曼殊兴致勃勃地邀请大家革命之余到“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餐馆吃饭。吃个饭为什么都是春字号呢？这其中的缘故就在于除了吃饭以外，这些地方还提供特殊服务——可以叫姑娘作陪喝花酒。

在长沙任多份教职的苏曼殊此时腰缠甚富，既然有钱了当然要挥霍一番。每次请客一定要让每桌的座位都坐满，有时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那就让朋友再推荐一位过来也行，弄得有时候一桌子人谁也不认识谁。有人问了，请那么多人干什么？苏曼殊的回答是：“人少了，没意思（客少，不欢也）。”客人们来了就开宴，风卷残云，独有苏曼殊左右妓女护法，谈笑风生。吃完了，大家也不用留名片、交换手机号之类的，也不用跟苏曼殊道谢，各走各的，苏曼殊则坐豪华马车去兜风，弄得大家都很惊讶。

苏曼殊到上海后怪异的生活状态逐渐多了起来，除了请大家吃饭，还不停地叫妓女。座上如果有妓女说自己身世苦，苏曼殊就把自己带在身上的所有钱都给她，注意是所有的钱，也就是说从一元到一千元不等（再多了估计苏曼殊也揣不了），也不怀疑别人是否撒谎。（“座中偶有妓道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亦不计傍观疑其挥霍也。”）上妓馆叫局吃花酒要写名牌，他每次写都是和尚，“苏和尚”。陈独秀见曼殊常穿袈裟往来于酒席，就劝他不要穿袈裟，注意点影响，苏曼殊说没有必要在乎这些虚礼。过了几天，苏曼殊突然改穿西装出入妓院，陈独秀很奇怪地问他原因，苏曼殊就说：“穿袈裟吃花酒，不方便。”

其实，对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敏感的话题：和尚能不能召妓？或者，和尚能不能谈恋爱甚至结婚？

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了，存在即是合理嘛。

但是在当时，大家还是有些想法的。陈陶遗有一次在青楼里就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言时，声震屋瓦，曼殊大哭。

陈果夫看来是很懂他的老师的，他说，在湖南，大家都叫他“苏和尚”，并晓得他是一个真和尚，并且懂得佛经最高的意义。

其实，我们先别因为苏曼殊在上海动不动就召妓立刻给他扣一顶大帽子，苏曼殊真的已经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位在《惨世界》中痛斥革命党人吃花酒召妓的先锋人士了吗？

听其言观其行。沈尹默在《刘三来言子谷死矣》中曾描述当时的情景：

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墨。任性以行淳，关心惟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

呆坐，而不是左拥右抱地坐，于常人来说这可能区别不大，于苏曼殊来说却是妓女不得逾越的唯一一条守则。他和妓女不常说话，往往痴对，就一直坐着什么话都不说，妓女想跟他说话都不行。有时候他派名帖去请妓女，等妓女来了苏曼殊已经走了。而且苏曼殊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洁癖，就是不允许妓女去碰他的衣服。

有一次妓女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衣服，他马上把衣服脱了扔掉，从此再也不穿这件衣服。他所坐的地方也必定是常坐的位置，不肯挪地方。有朋友就曾嘲笑他，和尚里有律宗，而苏曼殊则是受律而不守戒。

入诸**舍，示欲之过

为了便于把上面那个关于和尚能不能谈恋爱的问题说完，我将之后他在南京秦淮河畔的一次情缘提到这里来一起说。

苏曼殊应刘三之邀到了南京后，白天做教授，晚上穿行于酒楼妓院。玩得久了，就结识了一位叫金凤的青楼女子。苏曼殊很快陷入了对金凤的迷恋中，金凤对苏曼殊也情意浓浓。然而就在两人你侬我侬之际，金凤却突然离开了南京，不知去向。

金凤曾向苏曼殊索画一张美人图，画的对象当然是金凤自己。

苏曼殊还未及将画送给金凤，玉人已不在。看来苏曼殊确实对金凤动了真情。在次年他再次回长沙任教之后，他因思念金凤心切，将《寄怀金凤图》径直寄往南京，金凤肯定是收不到的，因为苏曼殊连金凤去往何处都不知晓。几年以后苏曼殊东渡日本，依然对金凤念念不忘，曾作《柬金凤兼示刘三》，诗曰：玉砌孤行夜有声，美人泪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点荒烟锁石城。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南社》第一集苏曼殊的诗风格别致，自成一家，内容多为感怀之作。这首诗和他的一百多首诗一样，在艺术上有李商隐浓浓的哀艳之韵、清寒之气。李商隐曾有一诗：“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读起来与苏曼殊的这首感怀诗有相通之处。

白玉一般的石阶，有人在孤夜独行，美人泪眼迷离。荒野上雾气紧锁，仿佛是莫愁的无限情意。莫愁是乐府所传的美女，陈智匠《古今乐录》中说：“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这里当然是借指金凤了。然而，这样的浓浓之情却写得凄清，甚至有些鬼魅丛生的意味。这就是我所要给大家强调的苏曼殊和李商隐最不相似的地方了。

同样写相思，同样晦涩，一字一字又都是难以言喻的情，却悬而未明，隐而不显，仿佛伸手可触，却又在远山之外。

这十分奇怪，我们认识的苏曼殊之前是一个为了初恋情人的死而断绝了尘世情缘的和尚，何以现在轻而易举地就陷入对女性的爱恋中了呢？

我们分析一下，苏曼殊或者有一种解脱的心理。东南亚、南亚之行对苏曼殊的影响很大，之前苏曼殊想不通的苦恼在这之后都解决了。我们发现，回国之后的苏曼殊对革命不再那么热心了，对鼓吹不再那么激动了，对佛学研究更专心了；而他怪异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了，对金钱越发地迷恋了，也热衷于出入青楼了，人似乎也圆滑了。也许，是苏曼殊变了。也许，十年的坚守和赎罪之后，苏曼殊想要给自己、给他的初恋情人一个了结。这样的了结，是对是错，只有苏曼殊自己知道。

我们或者应该将苏曼殊的这种行为称为解脱后的放纵，然而这对苏曼殊又十分不公平。因为从始至终，苏曼殊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柳无忌后来说，“他和一群‘花’一般的姑娘们经常交往，却是在1912、1913这两年。而且在日记本中记下她们的芳名和地址。虽然在朋友中间他还被称作‘苏和尚’，但实际上却这样沉溺于非佛教的娱乐，除了身上的袈裟和一直保存到死的佛教徒的戒牒之外，他几乎抛开了一切宗教义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违背了贞洁的誓言，也不是说，他大大地超过了轻松愉快的感情上的依恋。他不过是容许自己有权赶时髦，去纵情享受他的朋友们、国学会的管理人或南社的革命志士们所习惯的消遣罢了。”这其实也还不准确。

苏曼殊并不是为了热闹才和妓女们在一起。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中，曾与中外诸多素静如玉、娇好可人的女子有过卿卿我我、心照不宣的渊源。苏曼殊的生活方式也许并不是我们的繁文缛节所能框定的。佛经中有一本《维摩诘经》，书中有云：“入诸**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

——《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鸠摩罗什译而《华严经》也有云：“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苏曼殊在追求一种清净、无垢的境界，意思就是没有染污，出污泥而不染。当然不是说身处妓女丛中是深陷污泥，苏曼殊也绝没有任何轻看她们的意思，而是说苏曼殊只是在以这样的方式修禅入定。

古人修禅的方式有很多。有苦行、有苦守、有坐禅，也有野狐禅，而苏曼殊修的却是情禅。这个概念我说了很多次了，现在我依然要卖个关子，在后面给大家再作解释。不过通过苏曼殊的描述大家必定也能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说苏曼殊曾对花雪南（苏曼殊钟爱的妓女之一）说：

“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苏曼殊和妓女们虽是共睡一床，但都是和衣而卧，规规矩矩。这里，我们似乎同时会想到一个名词——精神恋爱。这种以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命名的恋爱方式，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

作为苏格拉底式爱情的同义词，它用来指代苏格拉底和他学生之间的爱慕关系。然而，我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苏曼殊对爱情的理解比柏拉图的精神恋爱更为复杂，因为这其中掺杂了这样一些十分个别的因素：苏曼殊自己幼年苦难深重，苏曼殊从未与女子有过**，也并非同性恋或者是性无能，他还是一个得道高深的和尚，精通梵语，能看懂并翻译佛经。

这便如章士钊所描绘的那样，三五之年，飘香曳裙之姿，掩袖回眸之艳，罗带银钩，绡巾红泪。帘外芭蕉之语，陌头杨柳之烟，人生好梦之际，苏曼殊身披袈裟，迎风而立，他在想些什么，“是亦难言者矣”。

赵声豪于饮，苏曼殊雄于食

黄兴、万福华等人密谋暗杀王之春，不料万福华连枪都不会开，而章士钊更可笑，他去探监竟然把真实的地址告诉了官府，结果华兴会一票人被一锅端了。幸亏众人各有保人，黄兴等远走日本。而苏曼殊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青楼玩得太疯的缘故竟然漏网，不过他也因写作《惨世界》而在官府搜捕之列，为了避祸，苏曼殊也不得不赶紧跑路。

在杭州稍作停留，苏曼殊便感到盘缠不够花。按苏曼殊那种花钱法，够用才真是怪了。为了生计也为了和南京的刘三老友相聚，苏曼殊辗转到了南京。在刘三的安排下，他在南京陆军小学任算术、英文、绘画老师。苏曼殊之所以一兼数职，除了陆军小学确实缺这样的能人之外，也因为苏曼殊的强烈要求。现在的苏曼殊，会花钱也知道赚钱。

苏曼殊是孑然一身，而在南京的刘三却是一家老小，家境还算殷实。刘三喜欢喝酒，所以家里储藏了很多佳酿，苏曼殊常去大饮狂喝，饱食终日。一次，苏曼殊吃过饭后，突然兴趣上来想要以胭脂作画，当时刘三的女儿们都已经睡去了，内人找了很久才找来一片薄饼一样大小的胭脂放在画碟中。苏曼殊且画且笑，不一会儿便成《黄叶楼图》，又替刘三画了一幅扇面，又蘸墨汁写了一条横幅，一时间，笔端的胭脂未完，而孤柳寒鸦，都是紫酱之色。

刘三古道热肠，讲义气，与人肝胆相照，所以朋友甚多，赵声便是其中一位。

赵声，字伯先，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之一。赵声幼年就怀有大志，能文善武，十七岁中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时与黄兴结识，同年夏回国任南京两江师范教员和长沙实业学堂监督，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曾撰写七字唱本《保国歌》，秘密散发。1905年赵声在南京任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后升为标统。标统就是统辖一标军队的长官。清末改兵制，按镇协标建制，也就是今天的师旅团，一个镇有两协，一个协有两个标。赵声的官，相当于今天的团长这个级别。

赵声奉行“军事救国”方针，一心想把部队打造成革命的武装。他在军营设图书角——“阅书报社”，向官兵灌输进步思想和文化知识。他还创作军歌，以鼓舞士气。周末，别的部休息，赵声则常带着部队至明孝陵，对着明太祖遗像，演说清廷欺凌国民和明朝兴亡的事，说到激动之处，常放声大哭，官兵无不垂泪。大家高喊口号，只要时机一到，誓死推翻清朝统治。

赵声还颇有岳飞之风，与士兵同甘共苦。自己的生活起居十分简朴，对困难的士兵却慷慨解囊。而在军事训练上，则是雷厉风行，按照他的意思，他是要让战士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他的部队精锐整肃，为江南之冠。民初革命家徐绍桢曾称赞说：“方今能扎硬寨、打死仗者，唯（赵）伯先一人耳。”

苏曼殊便是在这个时候和赵声结识的。在苏曼殊眼里，赵声是难得的将才，有澄清天下之志。每次苏曼殊去看赵声，赵声都会命士兵拿壶去打黄酒买板鸭。赵声豪于饮，苏曼殊雄于食。喝得酩酊大醉时，赵声按剑高歌，风吹细柳，有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风骨，或者两人骑马驰骋于龙盘虎踞之间，二人以此为至乐。刘三因此而常呼二人为“酒肉朋友”。

二人分别时，赵声请苏曼殊手书龚自珍的绝句相赠：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漫感》

何等豪放！以显豁磊落之笔，出深曲沈至之情，而“负尽狂名”的情极之语，郁勃苍凉，令人耸然动容。龚自珍曾有诗云，“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或者大展雄才，或者远避尘嚣，这是赵声平生心事之不可割分的两个层面，也是苏曼殊对赵声没来由心生担忧的地方。

果然，1911年，南方各省同盟会会员汇集广州，发动辛亥广州起义，赵声为起义军总指挥，准备发动十路进攻，并亲率苏皖党人百名，进攻清军广州水师提督署，后因其为广州城内官吏所熟识，不便先入城。4月27日，副总指挥黄兴率先发动起义，与清军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他于28日晨赶至广州已无法参战，被迫撤退。由于广州两次起义均遭失败，赵声忧愤成疾，于1911年月18日在香港病逝。

苏曼殊异常悲痛，将赵声之前求画的《饮马荒城图》托友人在赵声的坟前焚化，以合昔人挂剑之意，并称此后不再作画。

人生有八苦，求不得便是其中之一。挚友从来求不得。这话说得对极了。莫说苏曼殊生来敏感多疑，不好相处，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棱有角的，然而就是有这样的朋友，生来不会被你刺伤，反而惺惺相惜，结为挚交。古有八拜之交的说法，不要总是说我们的朋友很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付出自己的心灵，那么多的机关算尽，那么多的城府，又何来知心的朋友？

人生如白驹过隙，与其独自高处不胜寒，不如像曼殊、赵声般，单纯、真诚地举杯相邀，干一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