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也无非就是这样，繁盛中带着喧嚣，这座城市已经预示了世界城市化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弊病：人口众多，空气污染严重，城市卫生恶化……而这些在当时沦为英占地的香港，已经十分明显。

可想而知，英政府绝不会对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一分钱，可怜香港人还为英国人的各种募捐踊跃捐款，这也许就是苏曼殊在《呜呼广东人》中痛斥这类忘了祖宗的“商贾”的重要原因吧。

走在香港的街市上，苏曼殊漫无目的地游**，车水马龙声对苏曼殊来说像一串刺耳的音符，无孔不入，从他全身的毛孔穿入身体，那是病魔，那是寂寞爬满全身的**。这时的苏曼殊无比想逃离这座城市，无奈的是，身无长物的他有什么办法解决盘缠问题呢？报馆是不愿意待了，早起暮归，苏曼殊更像是一个囚徒，在香港岛上徘徊……

每个人都是尘世的囚徒

苏曼殊这时候决计远离革命、远离尘世生活的症候是很明显的。惠州皈依，香港的游**，这些都表明他决心在佛学世界里遨游，求索佛力的真谛和奥妙，而中南半岛及印度半岛一游，更是为他赚得了“中国的马丁·路德”的荣誉称号。

那么，路费从哪里来？一种可信的说法是苏杰生死后，黄氏将属于苏曼殊的那份遗产兑换成现金，通过自己的弟弟转交给了苏曼殊。

苏曼殊接到钱后，号啕大哭起来。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无奈和充满痛苦。号啕大哭的苏曼殊不是因为多久没见过这么多钱而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是为父亲苏杰生而哭，为了倒掉的苏家而哭。苏曼殊虽然记恨苏杰生，但是父子之情时刻都在他的心里藏着，只是藏得极深，如果说有什么能解锁的话，或许父亲的死就是钥匙之一。

这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情来说，是极为残酷的。我们听到的、见到的只有人死了才能获得谅解的故事还少吗？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世事往往你我都看不穿，说来极易的事做起来极难，世俗如我等，即便是天才奇伟的曼殊和尚，他又参悟了多少呢？

每个人都是尘世的囚徒。

曾经为香山望族的苏家，不过几年光景，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败落了，苏曼殊虽是落魄少爷，但亲身体会家族由盛而衰的坍塌，这种感受也是十分痛苦的，他极为推崇的前辈曹雪芹则是化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苏曼殊的消解方式是旅行。

一个人的放逐

1904年春，苏曼殊到达了南海游历的第一站——越南。越南是古代扶南的一部分，和中国交往密切，大乘佛教盛行。

苏曼殊在越南又出了一次家，算起来，这算是他第三次进入佛门，也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次。我们可以相信，至此，苏曼殊算是真正地将自己交给了释迦牟尼和佛法大义。

这里，我们不妨回头分析一下苏曼殊的出家历程：第一次是在广州蒲涧寺。出家原因是为了向投海的爱人赎罪，这算是为情而出家。情之为物，自古痴情人都难以逃脱其缠绕。人因为有爱情才有了人情味，我们都期盼爱情的甜蜜，却鲜有人能忍耐爱情带来的苦痛，因为这种痛撕心裂肺。昨天还是郎情妾意的浓浓情意，转眼就是被海水浸泡的爱人的冰凉，苏曼殊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剧变，也没有勇气为爱人抗争，他所能做的，就是躲在一方小庙，孤坐蒲团，向爱人忏悔。这种出家至情至性，让人敬仰，但是却不长久，如果说到了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佛陀的地步，苏曼殊绝不甘心。

第二次是在惠州古寺。出家原因是对革命事业的失望，这算是为入世而出家。就像是文人自古都来自庙堂，文豪则来自江湖一样，如果能出将入相，文人是绝不愿意专心作文的。功名富贵，就算是标榜新思想的革命者也难免其俗。苏曼殊能在革命大潮到来之初就预感到这场民主革命的结局，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不得不承认，苏曼殊不仅把革命看透了，也把文人们入世的虚伪看透了。

第三次是在越南。出家原因是对自己灵魂的安放。应该说，中南半岛和印度的这次游历，才坚定了他以佛法为家的决心，此后从未动摇过。我前面引过《好了歌》，以后还会说到，曹雪芹看透了尘世的虚妄：功名、富贵、亲情，到头来都是“荒冢一堆草没了”。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娇妻没了；第二次出家，功名富贵没了；第三次出家，父母没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没有什么了，所以甄士隐立刻随着那僧道云游了，苏曼殊也一个人开始了自己的“朝圣”。这朝圣，也是放逐。放逐自己，意味着灵魂的重生。从来，佛法对中国人心灵的**力和亲和性都不是基督、真主所能匹敌的，因为佛更懂中国人的心灵结构，也更受文人们所推崇。

所以，苏曼殊看似随意的三次出家，其实都包含着某种必然性，我们似乎不得不相信，他确实和佛结下了几世的缘分。

苏曼殊在越南受戒的疤痕留在臂间，这和国内的受戒的疤痕在脑门有所区别，越南受戒的疤是在肩上。苏曼殊曾将自己受戒的照片（即《袒肩照片》）拿给他在长沙实业学堂的学生黄梦蘧看，照片上的苏曼殊神态安详，袒右肩坐在一棵菩提树下，肩上的疤痕清晰可辨。

苏曼殊挂锡曼谷龙莲寺，跟从鞠窣磨长老学习梵文。

挂锡，意思是悬挂锡杖。出家人，特别是像苏曼殊这样的云水僧，行脚的时候必须要带锡杖。啥样子呢？请参考《西游记》唐长老那一根。具体样子是：形状分三部分，上部叫杖头，用锡、铁等金属制成，呈塔婆形，附有大环，大环下又系数个小环。摇动时，会发出锡锡声。干什么用呢？要饭用的。《毗奈耶杂事》中曾记载，有个叫苾刍的行脚僧求施主施舍时，拳打门扇，容易把人家吓着。佛就说，那你做个锡杖吧，杖头安镮，圆如盏口，再安小环子，这样摇动作声，人家就知道你在要饭了。锡杖中部为木制，下部都用钢、铁这样的金属或是象牙牛角所造。为何要用钢啊牛角这些精贵东西呢？原来此杖闲时做“杵路棍”（也就是拐棍，就像老人家们手里拿的那样），被狗追的时候用来打狗，所以上部、下部都用金属、牛角这样耐磨坚硬的材料制成，以防打狗时用力过猛折断；中部用木头则是为了防滑防寒，因为出家人经常手握此处，用金属则既增加重量，又容易打滑，冬天握着还十分冰凉。

曼殊到了扶南，不但重新受戒，还用起了锡杖，除了说明东南亚狗多之外，也说明他真正将自己看作一个云游四方的出家人，不仅从灵魂上严于律己，在行头打扮上也十分注意仪表，除了表示对信仰的专一、虔诚与义无反顾外，也有出于在要饭时减少被拒的概率的考虑。

苏曼殊是在1904年年初到曼谷的，到该年阴历六月回到长沙，这还要刨掉他游历缅甸、印度等地的时间，也就是说他在曼谷系统学习梵文的时间最多半年。而就是这半年的时间，他打下了梵文的坚实基础。后来苏曼殊扎实的梵文功底在国内屈指可数，这主要得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自学能力。在1907年时他自主写成了学习梵文、研究佛经的必备工具书——《梵文典》。遗憾的是，该书并未正式出版，且早已散逸，只有些许残篇和序偈留存。所以说，天才有时候就是这么无解，而无解往往是建立在他们对事物天生的好奇和钻研的基础上的。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惊讶于天才的无解，而没看到他们钻研的过程。

苏曼殊学习梵文的过程中，还不时举一反三，对各国的不同语言进行推敲，有些结论还颇为新颖。这里给大家略举几例。

比如，他认为中国的佛学研究者要学习梵文，因为梵文是古印度的书面语言，对婆罗门教更是神圣的语言，其重要典籍《婆罗门书》就叫“梵书”。用他的话说，梵文“亘三世而长恒，遍十方而平等”，即梵文是古老的语言，岁月流逝，持久不衰，多数大乘教义论著都是用梵文写成的，中国的佛教研究者们要想获得佛教真意，当然要从原文读起。所以，他对玄奘、法显等去印度取真经即梵文原经的做法十分推崇。《西游记》说取真经是为了用它来感化日益混乱的社会人心，这其实只说对了一个方面。真正的学术意义在于，在汉译佛教典籍的传播过程中，传经者往往是外国和尚，汉译水平不高；解经者往往是中国和尚，不懂梵文，只能依靠外国和尚的“二手货”，所谓“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所以后来的谬误、淆乱、误解当然就多了，造成佛教各种宗派林立。

因此，苏曼殊主张学梵文，读原文，读原著，就是要去掉这些中间环节，直接和释迦牟尼对话。

这种观念的可贵之处还不仅在于宗教研究方面，它的广泛意义适用于一切学术研究。我们现在都在感叹“大师”的陨落，这和时代其实真的没有多大关系。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绝不是现代的专有名词，而是一切有作为的大师们用以自励的阶梯。只要勇于、乐于面对学术、事物、文化本身，打破学术藩篱，大师必然能够出现。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对功名富贵的欲望太多，没有这个心思。

比如在论及语言的流变时他说， 欧洲通行的文字都源于拉丁文，拉丁文源于希腊文，而希腊文则源于“散斯克烈多”

（Sanskrit），即梵文。印度、欧罗巴各国不仅同属印欧语系，还是同为雅利安人种，印度文明也比其他雅利安文明古老，所以梵语是印欧语系的母语。苏曼殊的这种推论虽然掺杂主观性的想象和推崇的成分居多，但是大体而言，还是符合语言演变的历史事实本身和一般定论的。

苏曼殊会见日本友人

苏轼《惠州一绝》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不仅使惠州荔枝产量和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也似乎让苏曼殊对荔枝一类的鲜果产生了极大兴趣。

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之南，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从这个地带往西，同纬度地区有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地，都是热带、亚热带鲜果的主要产地。苏曼殊素来喜欢吃甜食，此时色彩艳丽的累累果实让他恍惚置身于糖果铺就的天地里。他居住在曼谷附近的芒竭山寺时，“私心窃喜”，以为从今往后我都不再吃荤犯戒了（“谓今后吾可不食人间烟火矣”），一个月的时间里成天吃山里的鲜果，最后弄得方便时疼痛难忍，还得了痢疾。

可见苏曼殊的童心如此，但也说明苏曼殊平时肯定不太讲卫生，崇拜苏曼殊的粉丝可别学他这一点。要知道，山里的鲜果固然美味，但也是痢疾杆菌滋生的常见场所，苏曼殊吃时即便洗也可能是草草了事，而痢疾杆菌在这些瓜果中能生存1～2周。喜欢甜食就能吃一个月鲜果，不造成菌痢爆发才怪呢。

在曼谷时，苏曼殊还得遇日本画家西村澄。本来苏曼殊在日本做留学生时对日本人刁难中国留学生的行径就颇为不忿，这位日本画家还是一位男人（我们都知道苏曼殊对于女性的要求一般都是有求必应），苏曼殊的兴趣更加索然。不过西村澄对当时已声名在外的苏曼殊显然是志在必得，祭出了“雪茄+糖果”这样的撒手锏，苏曼殊不得不屈服于糖果的“**威”之下。

以下是笔者从1904年夏的曼谷芒竭山寺发回的“报道”：曼谷芒竭山寺来电：艺术无国界，今朝路更长。炎炎夏日，苏曼殊在芒竭山寺会见了西村澄。双方本着取长补短、互惠互利的原则，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把中日艺术交流关系不断推向前进。

苏曼殊表示，西村澄拿出《耶马溪夕照图》相赠，但要求回赠，这是不礼貌的。不过，本着营造和谐世界的原则，西村研墨，曼殊吮毫，成《长松老衲图》一幅。苏曼殊仔细观看了西村之画，高屋建瓴地指出：西村的画有唐人风致，不过要去掉其中的纤巧；有宋人的雄壮，不过要去掉其中的粗犷。确实为空谷足音！1《诗经·小雅·白驹》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该评价不可谓不高。

苏曼殊强调，绘画时，对于古人的传统及技法，应该是取长补短。画风中不妨充盈古人的意态，但自我之神当处在更高的位置。

曼殊还十分友好地打断了西村想要插话的意图。我们认为，正是《长松老衲图》这样的意境苍老、风姿飒然之作，让人体会到了佛的意志参透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不足为外人道也。

西村承认，苏曼殊的艺术理念和造诣已自成一派，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不独像唐、宋任何一派。其糅合中国画法、西洋画法与东洋画法于一炉的技法，以其胸中空灵、目中无物的秉恃，加上卓尔不群、遗世独立之精神，故下笔落纸无不清越澹雅，疏落有致，处处都表现出他澹泊的人生与幽雅之态度，让人无法望其项背。

最后，双方还就是否留下吃饭及何种糖果美味等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

奇怪的原始习俗

苏曼殊的《燕子龛随笔》中记述了很多关于他这次游记的轶1“予观西村杰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宋人之雄，去其犷。诚为空谷足音也。” 注

释

事。我们很难想象的是，即便是在二十世纪初时，中南半岛还处在十分原始的阶段，有些习俗更让人啧啧称奇。

曼谷作为首都，首领当然居住在此，不过，苏曼殊记载这里的首领被称为“酋”，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某个部落酋长。酋长也不知是不是见不得人，出游必定安排在夜间，而且喜欢戴上各种野花，抹粉画眉，着实一副人妖打扮；他的侍从则装饰得“甚盛”。苏曼殊的这个“甚盛”，意思颇为暧昧，它既有比酋长装扮得还妖的意思，也有穿盛装的意思。出游的还有弓箭手，显示武力和酋长的威严。酋长喜欢挥霍，喜欢喝酒，当然不知道有没有请苏曼殊喝过。

酋长有数十个妃子，他喜欢和她们策马出行，请注意的是，策肥马慢行。这样的出游，花团锦簇，酋长更是傅粉涂脂，咋一看去，“待到山花烂漫时，酋长自在丛中笑”。他的妃子们，都席地而卧，只有被宠幸而怀孕的才有资格获得床褥。宫里的下人几乎是打零工做兼职的，日结工资，下人们亲自操作家务。酋长在空地上上朝时，酋长妃嫔、王公大臣都是**上身，大臣们匍匐前进；酋长讲话完毕后，受命者必须合掌做礼拜，然后以蛇形的步伐后退。

苏曼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身临其境的手法给我们描述泰国王室的这种蛮荒、野性风情，让人莞尔之余，实难考其真实性。

从暹罗北上，是缅甸。进入缅甸腹地，通常要跨过萨尔温江。

苏曼殊一路走一路记，他对缅甸人生活习俗的这些描述，其情形大致符合文化学和民俗学对某些较原始的民族的生活习惯的观察，而苏曼殊的记述显然更有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意义。

比如，他在提到缅甸人恶俗极多时曾描述到，缅甸境内有少数民族五十余个，风俗习惯有明显的差异。有个叫“浸”的民族可能是“钦族”，大部分居住在缅甸西部的钦山山脉附近，农业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民众还在信奉图腾等拜物教。他们平时住在荒野的山上。凡是遇到父母年岁高了的，就筑一座极高的台，恭请老人登上高台。而族内幼年的、壮年的男女就在台下歌舞，老人在台上应和。等到老人乐到了极限而生狂乱的时候，便忘记了自己是在高台上歌舞，跌下高台摔死，族人就将老人火葬了，并且说老人是得到了天神的感召，这是莫大的荣幸。

苏曼殊以出家人的慈悲心斥责这种做法是“恶俗”，当然，它的“恶”主要在于老人在没有任何病痛的情况下被推上高台，也就是明知送死也得上台，这确实不太合乎人道主义。当然，钦族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应该是出于对父母孝道的一种苦心，自古以来，有病死的，渴死的，饿死的……不一而足，不过还没听说过乐死的。

乐极生狂，在快乐中毫无觉察地死去，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关于死亡的快乐。只是，原始部落的这种过于“前卫”的做法，让苏曼殊这个现代人大感反胃。

前辈的旗帜

水路遥远，海天茫茫，在客轮的颠簸中，他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两千多公里的旅程，让苏曼殊充分领略到浩渺无际的大洋蕴藏的无限魅力和个人的渺小。

他在《题》中说道：甲辰（1904年），从暹罗之锡兰，见崦嵫落日，因忆法显、玄奘诸公，跋涉艰难，以临斯土。而游迹所经，都成往迹。

崦嵫，这个词出自《山海经》，郭璞注为“日没所入山也”。

海天一色，残阳如血，苏曼殊被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深深震撼，回想法显、玄奘这样的开拓者，不畏艰难地远赴印度，这便是佛家的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苏曼殊一路走来，还有资金相助，马车轮船换着坐，和这些前辈的苦比起来，实在是自惭形秽。

《佛国记》记载法显从长安启程，经过六年时间方到达印度，逗留三年，路过锡兰时又逗留了两年。和法显一同出国的，或者是半道打退堂鼓，或者是死在半道，或者是留在印度做华侨，反正到了归国时，就只剩法显一个人了。法显回国以后，和驮跋陀罗一起翻译佛经百万字，直至圆寂。

玄奘取经的故事我们更为熟悉了。他西行取经，前后共经历了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道上所遇的艰难险阻跟《西游记》中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玄奘有一次在喝泉水时，差一点被箭射中丧命；后来他又在印度北方塔克西拉王国被投入狱中，为了逃命，他几乎冻死。崇山峻岭，沙漠荒野，酷暑严寒，蛇虫鼠蚁，强盗悍匪……但是玄奘从未退却一步，回国后，带回梵文大小经律六百五十七部，唐太宗也因此深受感动。玄奘的旅行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的皇帝尚不允许中国人跨出国门到外界去旅行。后来，当玄奘回到中国后，皇帝命令他写一份旅行报告，即《大唐西域记》。玄奘在长安洪福慈恩寺设立译场，十九年间一日不辍地翻译佛经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项工作占去了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

这样的精神，只有盛唐才能出现。

苏曼殊越临近这片佛的土地，越感受到法显、玄奘等前辈留存的精神感召，他开始将佛经看作对宇宙存在和人生意义的理解的终极真理，这对一个曾经奉行革命的新青年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苏曼殊与革命的渐行渐远，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奠定的。

他在锡兰时，曾在其菩提寺“振铃执鞭”。振铃是密教的一种修法，或是为了召唤诸佛，或是为了表示欢喜；执鞭则是装成天王守卫的僧格们(卫土僧官)手中执鞭巡逻法场。这个工作看来还算是比较清闲，所以苏曼殊闲来可以寻遍锡兰佛寺，求真悟道。

锡兰是真正的释迦牟尼的国度，又叫僧伽罗国，狮子国。僧伽罗是释迦牟尼转世后的化身，他诸德兼备，人民推举他作王，所以后来锡兰就以僧伽罗为号了。僧伽罗有点像我国的伏羲，力量大还能通神，在位时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扶危定难。剿灭诸侯以后，建都筑邑，宣扬佛教的核心价值体系。他死后留下佛牙舍利，历经数劫不坏，宝光遥照，像月亮一样光华，像太阳一样光耀。凡是国民的祈祷，他都一一响应；凡是国内的凶荒灾异，他都化祸成祥。

真是锡兰的大救星。

苏曼殊游锡兰山，古代僧伽罗国的旧址，王宫侧还有佛牙舍利，装饰着各种奇珍异宝，光彩熠熠，苏曼殊敬仰之余，又习惯性地想着将其带回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