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一座美丽的江南古城，对苏曼殊来说却十分陌生。

苏曼殊从上海转到苏州，显然有为生计问题的打算。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只得应留日苏州籍学生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之邀，前往苏州吴中公学教书。苏州灵山秀水，特别是园林别具一格，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历经数代名家晕染，文化底蕴丰厚，深具浪漫气质的苏曼殊尤其钟情于此。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具有民族思想的名士，如包天笑、祝心渊、朱梁任等，与他们吟诗作画，畅议时政，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时光。

性情中人做性情中事

初来乍到的苏曼殊对吴侬软语一窍不通，只能和同仁们作笔谈。这种形式对于心性有些急躁的苏曼殊来说实在有点困难，因为朋友之间最基本的问候如“嗨，吃了没”也要用笔写下来，这让他时不时地无名火起，时常以粤语甚至英语来应付朋友们的话，有时更是一问三不答，茫然无以对，幸好吴氏兄弟早将苏曼殊沉默寡言的性格告知大家，因此大家也不放在心上。

找不着人说话的苏曼殊并没有因此虚度光阴，每天闲暇时就练习书画，并尝试文学创作。苏曼殊是性情中人，他画画写诗从不留底稿，随手就丢掉了。有时候他涂抹几笔，作毕即扔进纸篓；写几句西哲格言，作数首小诗，写完不满意就立刻焚烧。他在诗画方面对自己要求极高，稍不如意就或焚或毁。为此，包天笑等人时常悄悄守在苏曼殊门口的纸篓旁，抢救苏曼殊未撕掉的“漏网之鱼”。

尽管苏曼殊很快在国内卓然成家，但诗画留存下来的极少，以至于现代人知道其名声的也很少。

苏曼殊是一个性情中人，做性情中事，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苏曼殊喜欢吃牛肉，友人们常常抓住这一点，来同他逗笑取乐。一天，友人聚会，他进浴室洗澡后，有人故意扬言要下馆子吃牛肉去，还拼命制造各种响声，似乎大家已经开了门，马上就要走的样子。苏曼殊在浴室听见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大叫：“等等我，等等我！”说着，即仓皇而出，浑身水珠都来不及擦干。看到他那副狼狈紧张的样子，大家一齐哄笑起来。

还有一次陈去病来看他，苏曼殊正苦于无钱买糖吃，发现陈兜里有三块钱，并不征得陈的同意，随手平分，掏去一块半，随即匆匆外出，转眼之间，就从街上买了不少摩尔登糖回来。当他实在弄不到钱来买糖时，就把平时丢在床下的空糖瓶收集起来，作为破烂卖了出去。得到钱后，又买回一把糖来。

他这样的随性之事还有很多，比如后来偷章士钊的钱，偷师兄的度牒等，你要说苏曼殊主业是做贼，副业是写诗作画，似乎也可以。

而一幅为包天笑绘的《儿童扑满图》不知是不是经历过差点被苏曼殊随性毁掉的命运。画面上有一个小孩，在敲碎他贮钱的瓦罐。扑满是古代小孩蓄钱的器皿，满了就扑碎把钱取出来。很明显，苏曼殊此举是借题发挥，语带双关，“扑满”，隐喻“扑灭清廷”的意思。包天笑曾作诗回忆此事：渡海东来是一癯，芒鞋布衲到姑苏。剧怜秋扇遭捐弃，难觅儿童扑满图。

该图在后来并未留存下来，除了保管不善外，恐怕也有该图的政治隐射意味过强而怕招致杀身之祸而将其焚掉的可能。

此外，他还为吴中公学的学生绘过《吴门闻笛图》。图中所题所画与《扑满图》寓意颇为不同。题语曰：癸卯，入吴门，道中闻笛，阴森凄楚，画示诸同学。

“阴森凄楚”，此词意味极为不妙。我们知道，笛声悠扬婉转，适合轻柔清脆之音，所以儿童较为喜欢吹笛，古诗中有“牧童吹笛”的诗境，喻乡村生活的美好恬静。然而，笛声若听起来“阴森凄楚”，则可能就晕染了听笛人内心诸如苦闷与不安这样的小情绪了。由此可见，此时的苏曼殊在革命的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压抑和郁闷。也许，这是因为苏曼殊听不懂苏州方言而产生的，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从小深受欺凌的苏曼殊心灵极为脆弱和敏感，受不得一点委屈，无人可以说话的处境是否触及了他那颗孤寂的心灵？我们不得而知。孤寂，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看破红尘，远离尘世，当一个“苏和尚”。

聚会鸣枪公开与政府决裂

与朋友结伴出游，是他这时期最乐于做的事。而他们所谓的出游，则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仪式”。

什么仪式何以见不得人？原来，包天笑等一批爱国人士仿效古代丧礼，试图为沉沦的祖国招回正气之魂。好“潮”（fashion）好文艺。

说到招魂，我们最熟悉的恐怕莫过于《楚辞》中的《招魂》一篇了。楚国大臣屈原被放逐，在山泽之间愁云漫步，他的魂魄四处游**，因此楚人作《招魂》祭奠，以让他入土为安。而包天笑他们要招的，则是我中华的正气之魂。

在苏州郊外的狮子山，包天笑、苏曼殊等一群人秘密地做好了一幅招魂幡，上书：

归去来兮我国魂，中原依旧属公孙，扫清膻雨腥风日，记取当时一片幡。

苏曼殊在白布幡上画了一头狰狞的雄狮，表示祖国将要以惊人的吼声宣告自己醒来。白幡随风飘起，不时已缠绕数结，这表示魂魄已招回。打结在此很重要，现在农村丧事中，若幡不打结的话，主人家必心慌意乱，叫念经的先生想各种办法，运用各种物理知识迫使幡打结，以表示死去的人已入土为安。当然，这已是迷信之说了。

朱梁任手书七绝一首：“维有胡儿登大宝，岂无豪杰复中原。

今朝灌醒狮子山，要洗腥膻宿世冤。”作毕也当风焚烧。“胡儿”

一句自然是寓意清朝入主中原，若是在康乾时代，这样的“反诗”

若流传到市面上，朱梁任就是有十八代子孙也不够皇帝砍的，只是到了清末，内忧外患，清廷似乎也不敢再兴文字狱，给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再添把柄了。

然后，诸人以后膛枪面北鸣放，以示惊醒睡狮。这也很有讲究。面北，表示争夺国家权力。古代以北为尊，所以君主之位一般都朝南摆放。向北鸣枪，则表示爱国人士革命的决心。然而，这已经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了。清末军队中虽已有洋枪队，各地新军中也已使用枪支。但是，枪械的管理还是十分严格的。不仅因为枪的价格让一般人买不起，而且政府规定平民不得携带枪支，当然地主家买枪看家护院似乎是可以的。苏曼殊等人在狮子山面北鸣枪，完全可以以“乱党”定罪。枪声直灌苏州城，苏州衙巡捕大为不安，立刻出动，不久即循狮子山而来。

然而，大家并没有慌张，而是悲壮地唱起了包天笑作的《招国魂》：“吁嗟，美哉神圣国，沉沉睡狮东海侧……”唱毕，众人从容离开，只留下一束迎风飘起的长幡。

不久，苏曼殊离别苏州前往上海，包天笑写下慷慨激昂的《送别苏子谷》七绝二首相赠：

其一

剑不光芒酒不温，沉沉歌哭叩天阍。死生流转终相值，风雪来招武士魂。

其二

激浪怒涛翻海水，膻雨腥风扑胡尘。低徊我自无言说，珍重前途为国民。

第一首回忆起大家在狮子山为国招魂时的情景，情感颇为真挚，而痛哭中又蕴育着刀剑无情的寒光。虽然是剑无光，酒不温，爱国志士只能仰天长叹，长歌当哭，但是人的死生流转相对于国家安危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一个民族尚武之魂若是醒来的话，个人生死都是值得的。

第二首以浪涛的急翻过海水、腥风血雨扑灭胡尘来暗示革命的风雨推翻清朝统治的情景。诗句极具气势，有排山倒海、震彻乾坤之威。当时的清王朝，风雨飘摇，万马齐喑，一片沉闷，急需革命之浪潮、革命之风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这座大厦。

从诗文意蕴和文学价值来看，包天笑的这两首七绝逊于苏曼殊的赠别汪国顿的二首。包天笑的这两首诗缺什么呢？缺的是苏曼殊那份天才，缺的是苏曼殊那颗敏感的心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和反复无常。当然，包天笑不必因此剁手。

此时包天笑是苏曼殊在苏州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人物，这也解释了二人日后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相似性，即都趋向于描写理想中的美好女性及充满虚无主义的故事。这遭到后来的多数文学史家的诟病，不过本人对此则表示：不敢苟同。

《国民日日报》

包天笑的嗅觉似乎很灵敏，因为此时的上海确实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政府和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正剑拔弩张地暗中较劲。

清政府在上海制造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吓住革命人士的反清活动。1903年8月7日，就在《苏报》停刊后的二十三天，由章士钊、张继、陈去病、卢和生、何糜施等主办的《国民日日报》在上海重整旗鼓，陈独秀、柳亚子等人也参与了文字工作。该报的发起人卢和生是英国海军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因此该报以他的名义在英国领事馆注册，受其“保护”，以迂回的政策逃避清政府的查封。

《国民日日报》有过《苏报》而无不及，继续鼓吹反清革命，而篇幅上较《苏报》更为新颖，发刊不久就风行上海滩，时人都评之为《苏报》第二。就该报地位而言，它无疑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主要喉舌。苏曼殊听说青年会的张继（剪人发辫而被遣返那位）、陈独秀回上海办报，即辞去在吴中公学的教职，投奔到上海的《国民日日报》报社。

这时的《国民日日报》正处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成长时期。对于任何初生事物来说，无斗争无出路。所以，新生事物的先锋性往往是与生俱来的，这于文学理论、天才作家都是一样的。《国民日日报》正是在与清朝报纸、保皇党报纸的口诛笔伐的口水战中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先锋和激进地位的。

在此期间，苏曼殊的杂文长进不少，在十余天内连续发表《女杰郭尔缦》和《呜呼广东人》两篇文章。他还意译了雨果《悲惨世界》第二章，改名为《惨社会》在该报连载。该书后来由镜今书局出版单行本，改名《惨世界》。这算得上是苏曼殊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苏曼殊第一篇杂文《女杰郭尔缦》中提到郭尔缦这位女性，实际上她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生于立陶宛，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在其坎坷的一生中，她主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多次被囚于监狱中。

而苏曼殊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则在于借议论郭尔缦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暗杀主义，即苏曼殊所谓的“狠辣”手段，以配合当时革命党人在上海制造的恐怖活动。尽管苏曼殊也引用了郭尔缦辩白中所谓“无政府党的主义，是要破坏社会的恶组织，在教育个人，并不是利用暴力的主义”这样的话，但是在后文中，他还是列举了一系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事件：与奥匈帝国皇帝佛兰西斯·约瑟夫分居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1898年在瑞典被杀；1900年7月意大利国王洪柏特被杀；1901年3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不来梅火车站被刺伤；1902年11月比利时王利奥波德二世被暗杀未死。苏曼殊在文章结束时写道：“继此风云，尚不知其何所极也！”1大有鼓吹在国内掀起暗杀风潮的意味。

《呜呼广东人》，以悲怆的行文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在一片向西方学习的声音中，我们中一些人是不是在忘记自己的“根本”。

苏曼殊说：“无论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万万是逃不过，断没有无根本的树子可以发生枝叶的。”对列强时刻准备瓜分中国的现实表现出清醒的认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举广东人为例，广东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而发展较快，但因此媚外之风也颇为盛行。他愤怒地对这些加入外国籍以寻求庇护的“西崽”大加鞭挞：

他偏不愿做广东人，把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弃掉，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奴隶，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国奴隶，来欺凌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

并因此而“悲来血满襟”，“几握管不能下”地正告广东人：“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亡于广东人之手；我广东不亡则已，一1《曼殊全集》第1册，第155页。

注释

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1这篇尖锐抨击广东同乡的文章，有着鲜明的青年写作的强烈情绪和民族意识。它像一把投枪，刺向那些“狡猾的广东人”。客观来看，苏曼殊所说的崇洋媚外的“西崽”确实存在，然而如孙中山这样的具有忧国忧民思想的广东人也大有人在。

广东，后来成为国民革命的重镇，这与广东人的开明意识是分不开的。而苏曼殊在这里的激动情绪，则更多的属于“怒其不争”

的性质。尽管我们知道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而在文化和民族认同上，苏曼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而非日本，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近年来有些学者将苏曼殊后来的逃禅和颓废归结为由于血统问题而产生的“文化失根”，倒不如说是这些学者自己失根了。

身为广东人，苏曼殊对广东的文献比较关注。其在1907年编成的《岭海幽光录》，记述了明末清初的广东人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广东在南海海边，明朝亡国之际，人心尚能统一。艰难困苦中，先贤们奋起反抗，雄才瑰意，智勇过人。古德幽光，宁容沉晦？现在的广东人中虽然也有有识之士，但拘泥门户之见，自相倾轧；妇女们则是竞相奢侈，贪图享乐。可见，在表达对历史先贤的敬仰之外，《岭海幽光录》更有深刻的现实内涵。这种指涉，与《呜呼广东人》中的对国家责任感的强调是一致的。

还有一点，这篇《呜呼广东人》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我们知道，白话文运动是在大约十年后才由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发起1《曼殊全集》第1册，第159页。注释

的，在这个运动之前用白话文写作的人极少。这篇文章在语言上虽然不太成熟，在白话中还夹杂着一些古语，但作为实验性的语体，苏曼殊的尝试还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这一点，我们的文学史显然将它忽略了。

《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

《惨世界》无疑是该时期苏曼殊最重要的著作。之所以说是著作，是因为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做了大量的自我发挥。全书十四回，前六回半和后面一回半是由雨果小说翻译而来，中间六回则是苏曼殊的个人创作。而这近六万字的小说，不过雨果《悲惨世界》的4%，而且书中将中国的社会现象和原著的形象场景进行了巧妙的嫁接，所以说它是创作也不为过。

陈独秀曾对苏曼殊的《惨世界》进行过润色，在他看来，苏曼殊在译书时喜欢乱添乱造，对于想从苏曼殊的翻译了解原著的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痛苦。不过，对于试图通过该书了解苏曼殊内心活动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机会。在那个年代，篡改原著、杜撰人物和情节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是一种十分流行的风尚。

苏曼殊的这种自我发挥首先表现在对黑暗腐败、倚强凌弱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上。译作首回，主人公华贱（这名字起得）在寒风落叶的悲凉气氛中登场，他被关了十九年，刚刚被释放，罪犯的身份使他处处受到歧视，想找个地方过夜也无人收留。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草窝还被野狗赶出来。苏曼殊力图通过他为我们说明“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的真理，展示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平等世界。可见，苏曼殊同情苦难中的人民的人道主义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那么，怎样改变这种现实呢？苏曼殊在书中把前途交给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天皇玉帝、礼仪神佛、道德圣人都是粪土，要用“狠辣”（即起义、暗杀）的手段来粉碎它，建立一个“公道的新世界”。苏曼殊通过臆造的人物说出了自己对公道世界的看法：1．瓜分富户财产给贫民；

2．做工自由；

3．已经出卖的土地可以索回；

4．保护为自由而死的遗族；

5．不准任何人多占土地。

这些简单的政纲，既承袭了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也与太平天国《资政新篇》和同盟会“平均地权”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属于西方平等自由思想与东方小农经济观念的集合体。

男德是《惨世界》中着墨最多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姓明名白，字男德（即难得之意），是苏曼殊构想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个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会党式英雄。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凡是欺压百姓、奴役人民的旧势力，他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他痛斥皇帝是“抢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富人是“抢杀他人财产的蟊贼”。他认为，为人在世，总要长时间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天地、神佛、礼仪、道德、名誉、圣人、古训。他联络会党，寄希望于大起义兵，用狠辣手段推翻暴政。这些开创性的反对一切传统的新思想，已近昭示了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提前来到。可以说，苏曼殊改造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在此表露无遗。

小说里的名字多为谐音。如范财主的儿子阿桶，谐“饭桶”

音；吴齿，字小人，谐“无耻小人”音。小说里，有通往城市的“假新党小路”，讽刺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有一个叫“尚海”的“死脉路”，隐指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当时的四马路上茶馆、酒店、戏园遍布，官僚、文人、流氓地痞、政治逃犯聚集。在此，苏曼殊表现出对革命结果的极强预见性，对革命阵营中的一些空谈革命实际上谋夺私利的伪革命人士进行了针砭：尚海（上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

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礼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藉此运动到了经济，方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

在上海租界酒楼、妓院里，充斥了高谈阔论的空谈人士，也有一些人开个书局报馆，说是救国利党，实则唯利是图。而四马路一带，是当时最著名的妓院集中地。妓院是上海畸形繁荣的重要代表，也是一批自诩先进的革命、爱国、维新人士乃至文人经常出入的场所。

实际上，这并不是苏曼殊的个人偏见，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著名的小说家曾朴在其成名作《孽海花》中就不无讽刺地写到，广东省革命团体青年会中意志坚强的骨干杨云衢来到上海，受陆皓东之邀到妓女彩云屋中喝酒，彩云知道陆、杨二人不太懂上海话，就跟二人说起了英语，清脆悠扬，娓娓动听，二人欢呼畅饮，征歌招花，刹那间浑然忘了血花弹雨的前途。

正是对这类人的警惕，苏曼殊对在《国民日日报》上的空谈产生了厌倦，后来离开了上海。也是因为如此，他才不断宣扬必须要用“狠辣”的手段来推翻旧世界，这与军国民教育会倡导的“鼓吹、暗杀、起义”方针，宣扬郭尔缦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革命党人的各种起义和暗杀活动都是一脉相承的。

无政府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由《万国公报》传入中国，而直到20世纪初革命团体不断鼓吹才使其被一部分革命党人接受并付诸行动，这部分人，就是我们在后文将会提到的狙击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击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谋炸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组织暗杀团的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当时，除了苏曼殊不断写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外，《浙江潮》、《江苏》、《汉帜》等刊物也大量介绍鼓吹无政府主义暗杀的极端手段，这造成了清末不断高涨的暗杀风尚，客观上支持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人们常说，苏曼殊属于旧派人物，而鲁迅以《狂人日记》开创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殊不知苏曼殊十多年前早已在《呜呼广东人》、《惨世界》中躬行笔耕了。《惨世界》虽充满了声嘶力竭的政治性宣传和说教，但是其对全知全能的皇帝和孔教的冲击，以及其对明白浅近白话文的运用，同样闪烁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异彩。

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话说回来，现今的现代文学史其实在很多地方存在着问题，这也涉及我们如何来评价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问题。如果把名声更高的鲁迅在1918年的一部作品作为现代文学的开始的话，那之前的这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活动被摒弃在现代文学史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苏曼殊、刘师培、章士钊等人不断发表尖锐的文章，以磅礴的气势、凌厉的笔锋和雄辩的论证，一时让上海革命气焰十分高涨，《国民日日报》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这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但是清政府鉴于查封该报时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困难，所以决定从发行方面截断其销路。

可悲的是，《国民日日报》并不是夭折在清朝政府的封锁下，而是毁在自己人的内部斗争中。报社的经理部和编辑部因为职权问题大起争执，最后竟然闹到外国公堂打起了官司，当时在上海的冯镜如、叶澜等人居中调停，仍然难以平息。远在香港的《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看到党内出现内讧，赶紧从香港跑来灭火，大摆筵席，联络双方感情。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风行一时的《国民日日报》就这样退出了上海的新闻舞台。

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合租，大家也没什么事情做，一起谈论当今时事。苏曼殊对古诗词特别感兴趣，和陈独秀学起了古诗，晚上则一起看戏。可是到了后来，苏曼殊愈发厌倦了朋友间的高谈阔论，当时远在湖南的黄兴，正在长沙酝酿组织华兴会，他听说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无奈囊中羞涩，一直难以成行。

一天，陈独秀外出，苏曼殊约何梅士出去看戏，刚刚坐定，苏曼殊说自己没带钱，要返回寓所拿钱。何梅士说：“我有钱，这次就我请你好了，何必要你跑回去拿呢。”苏曼殊有些急了，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本该我来付钱。”何梅士知道他比较敏感，不好争着付款，只得让他回去。

谁知道苏曼殊这一去就久久不回，何梅士傻傻地等到戏都散了，苏曼殊还是踪迹杳然。何梅士赶紧跑回寓所，发现苏曼殊的行李铺盖都没有了，还在桌台上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封信。苏曼殊在信中说自己要到湖南找黄兴，还预算着何梅士看到这封信时，他已经不在上海了，言下之意是不必再找寻或是想要堵截他了。因为苏曼殊的《惨世界》一书被清廷列为禁书，他也进了上海道的通缉名单，因此陈独秀等人都不准他到处乱跑。

不过，看来苏曼殊是为这次出逃煞费了苦心，不仅把时间安排在陈独秀外出的时候，还支开了何梅士，又趁章士钊不在时返回了寓所，搬走了铺盖，最后还顺手牵羊偷走了章士钊的30元，并留书给章士钊说：“你的这个钱我拿了，等有钱了再还。”

众人都回来后，看着字条面面相觑，原来这个“道貌岸然”

的出家人还有如此心思。大家倒不是真责怪苏曼殊偷盗、诓骗大伙儿，只是都没想到他为了逃出上海，竟能如此“精心谋划”，实在是用心良苦。

这件轶事后来也成为朋友间时常揶揄苏曼殊的段子之一，而苏曼殊则每次都红着脸跟大家解释，将事件从起因到结局事无巨细地一一道来，完全是以己度人，把责任都推在众人身上，天性率真、稚气且不拘小节的性格显露无遗。当然，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苏曼殊为自己辩护的那一车子的话，那便是孔乙己那句熟悉的台词：“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湖南的运动

湖南很特别。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湖南自古为中原文明所不齿，被视为“南蛮”，三国出了个蒋琬后便再无人可记。直至唐宣宗时才有一个叫刘蜕的人第一个中了进士，当时荆南节度使崔铉为了表彰他，特赠送钱十七万贯，称之为“破天荒钱”。

但是近代以来形势突变，曾有人言：“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写就。”确实如此，绝非大话。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井喷”效应，前后出现了几个极为壮观的人才群体。魏源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之一；太平天国时期，“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国之大材；在洋务运动中有曾国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有左宗棠；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是湖南湘阴的郭嵩焘；从俄国人口中虎口索食的有曾纪泽；戊戌维新时期喋血维新的谭嗣同；黄兴“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在全国复辟逆流滚滚之时，提三千铁骑，以西南边陲奋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湖南出的人才之多、人才之伟实在令世人震惊。

苏曼殊被黄兴等人安排在长沙明德学堂教国文，同事有教历史的张继等，黄兴也在该学堂任教习，不过这只是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作掩护。

该年冬，黄兴邀请苏曼殊加入华兴会筹组事宜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还有张继、谭人凤、吴禄贞、宋教仁、陈天华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与会者还有来自武昌的几位。众人畅所欲言，插不上嘴的苏曼殊只得干坐在一边。黄兴发现苏曼殊一直没发言后问他有什么意见，苏曼殊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当时黄兴已三十岁，而苏曼殊二十岁，所以他以为这个年轻人还对革命有所畏惧，于是并未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不久，革命党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黄兴任会长，秦毓鎏任副会长。他们将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林公馆”，也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大概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之外，又设立了“同仇会”，以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哥老会就是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解散的湘军自发成立的一个组织，成员多为退伍的湘军战士，后来演变成了地痞流氓团体。黄兴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一任“少将”。“同仇会”会员多为哥老会成员，人数极多。后来黄兴等在长沙起事时召集了三千余人，其中同仇会的人占了大部分，可想象哥老会的人数之多。不过，黄兴等不愧为旅日学生出身，“少将、中将、大将”这样的官衔可谓得西方风气之先。

而原本以为能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的苏曼殊却被黄兴放在一边“学习”革命经验，这可不是苏曼殊的初衷。在长沙短暂停留了一个月之后，苏曼殊启程前往香港。

一路向南，苏曼殊由湘江登舟蜿蜒而行。在经过衡山时，苏曼殊登上祝融峰顶，向下俯瞰，湘江在山岭原野之间蜿蜒流淌，苏曼殊顿时生出置身天地之间的寂寥。他在《燕子龛随笔》中写道：昔黄龙大师登峨眉绝顶，仰天长啸曰：“身在此间，无言可说，惟有放声恫哭，足以酬耳。”今衲亦作如是观。

入夜，苏曼殊借宿在山中雨华庵，庵中老僧知道苏曼殊善画，向他索画。山中天冷潮湿，苏曼殊嫌作画劳神，忽然想起唐朝天然和尚的诗很合此时的情境，就手书该诗送给山僧：怅望湖州未敢忘，故园杨柳欲依依。忍看国破先离俗，但道亲存便返扉。万里飘蓬双步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欢话尽寒山在，残雪孤峰望晚晖。

该夜，苏曼殊从梦中惊醒，走出屋外，虽时值寒冬，但素月仍挂当空。苏曼殊披着禅衣，驻足远眺，在云烟渺渺中，看着山下隐隐约约的江中几点灯火，不觉悲从中来。

在日本时，为了革命他总是凡事冲在最前面，精神亢奋；到了苏州后，与革命党人暂时失去了联系，他又变得心灰意冷，想到了自己在蒲涧寺出家的安闲；在《国民日日报》与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共事，他有所回落的革命情绪再度高涨起来，加入纵横捭阖的论辩之中，有气吞天下的气概。而风生水起的报社说倒就倒了，众人空谈度日，苏曼殊选择了来湖南“革命”，谁知黄兴等见他年轻，并不委以重任，苏曼殊对革命行动和起义的热情被一下浇灭，此时对革命的失望郁闷之情更加严重……起起伏伏的情绪在不断奔波中愈发加剧。身处祝融山顶，看着世间万物似乎都在自己的脚下奔流行走，苏曼殊心生虚幻之感。他对革命萌生出的动摇很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夜晚。

人生不过一场戏，匆匆开场，还未开唱，戏已终了。心灰意冷的苏曼殊不知道自己的来回奔波换来了什么。在那个寒冷的夜，他独自徘徊在衡山一条悠长的小路上，染着月的清辉，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独自旅行

有一则广告曾这样描述旅人的心境：“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说得好极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多少人沿着命运的轨道行走，以为可以看到想要的风景，但风景总将你辜负。所以培根在《论旅行》中说：

对于年轻人，旅游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而对于成年人，旅游则构成一种经验。

叶落铺道，前路难行，有人沮丧有人愁。他们只希望找到一个能安放自己疲惫灵魂的客栈，躲到连自己影子都找不到的黑暗角落，独自忧伤。

对于这时的苏曼殊来说，茫然不知所往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去往何方时，才是我们最放得下的时候。苏曼殊有太多的放不下，现在，他累了，困了，在广州的土地上信步而走。他的心一如天上的云彩飘忽不定，你看他洒脱的时候，其实他是茫然的。因为茫然，才会这样散漫无羁。

惠州，位于香港以北百余里的东江流域。当年大文豪苏东坡被贬惠州曾留下诗篇：

云何见师祖，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会失，受此百年遣。

这时的苏东坡，屡遭打击，政治失意，坎坷际遇。致君尧舜，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经破灭，对人生、对社会哲理有许多思考。

不知苏曼殊与苏东坡是否是本家，不过他们同在惠州，心境应颇为相似。尘世中的纷争和人生坎坷都是“中间一会失”，“我本修行人”才是他们的重新定位。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然而世事的无常与相似，总令人唏嘘！

在郊野一破旧不堪的古寺，囊金将尽的苏曼殊停下了行走的脚步。对他来说，或许真的算是一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出家，因为之前的苏曼殊天天想着的就是如何致康有为于死地。

但是，放下屠刀的苏曼殊真的就能立地成佛吗？

苏曼殊出家不是第一次了，早年为了赎罪，他在蒲涧寺闭关三月，现在他算是“二进宫”了。不过，谁知道他又能待多久呢？说到底，苏曼殊不过是一枝被卷入革命漩涡的蒲公英，他的心性无力承担救国救民之重任，因为他总是有着太多的怀疑，太多的回环往复。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苏曼殊或许已经吃透了这句话，所以，他看到了革命志士以及革命成功后志士们的腐化。这些红尘诸相的虚妄让他猛然决定抽身。

然而，我们看苏曼殊的“逃禅”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佛法大智慧的绝对的追求呢？如果这种追求算是一种“权力”和这种追求本身算是一种腐化的话。

苏曼殊曾抄录过《波梨波阇书》中的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此语颇受曼殊青睐，原因恐怕就在它的形象化和凄美意境上吧，这也算是苏曼殊在佛教意识上的一种扼要阐述。芸芸众生，尘事纷纷，这就是“人间”的写照，只有那通玄之峰，方是佛家大智慧所在之地。法在我心，那么一切业行有何不可？只要真心向佛，又何必在乎行迹为何？法在心头，则是满目青山绿水。这样的认识比一般的得道更深，更高一个层次。

话说回来，苏曼殊“下榻”的这间惠州古寺果真是“古”得可以。斑驳的外墙，垩粉脱落，部分外墙已经坍塌；屋顶的瓦沟中，杂草丛生，海风吹来，杂草和着细泥飘落，景象凄凉不堪。全寺就两个和尚，一个住持，一个成了他的师兄。寺庙没有几块地，香火也不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虽说苏曼殊吃了称砣铁了心要出家为僧，也没曾想到竟然沦落至几乎要饿死的地步。

每天粗茶淡饭的生活，苏曼殊倒也安之若素，但是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或精神力量做支撑是很难产生愉悦感的，苏曼殊竟能在开始时过得怡然自得。劈柴挑水，打扫院落，再加上做早晚课，诵经念佛，每天的事情安排得满满的，苏曼殊也没有时间体味曾经的消沉，他倒好像十分喜欢这种繁忙。

然而，因为多了一张嘴吃饭，原本紧张的粮食早已吃尽，于是，住持决定派苏曼殊和他师兄出去化缘。

化缘，是让苏曼殊最头大的事。首先化缘需要走十多里的路，他和师兄轮流出勤，来回一次，往往已汗流浃背。他的师兄人高马大，扛一袋米不在话下，而这对于身材瘦弱的苏曼殊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折磨。每次回来，苏曼殊的肩膀都要磨破一层皮，往往还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这伤，除了因为粮食重，还因为时常遭到强盗的殴打。当时适逢大旱，道中匪盗横行，苏曼殊千辛万苦化得的些许粮食在路上屡次被强盗抢走，稍有反抗就遭致一顿拳打脚踢。

渐渐地，出门化缘成了畏途。而要是遇上阴雨天气，师兄弟则连化缘也不成，只能饿着肚子念经礼佛。

人们嘲笑小和尚是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这时的苏曼殊念经是：有心无力。没办法，人是一个生物体。在科学家研究出把精神能量转变成生物能之前，即便是天才的思想家也要接受饿肚子的命运。

苏曼殊慢慢地熬着，他在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说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寺庙扫**一空，而是“夜缒而出”，一路狂奔五百里。他在等心灵的信号，轻轻地来，轻轻地走，都听灵魂的安排。有时候，苏曼殊就是这么一个可爱又高傲的人。说其高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毕竟已和佛结下了几世的缘分，不然今生为何会几次三番辗转走进寺庙。既然命运注定我与众不同，那么我就要随我心性，来去自由。这对我们这些有着太多束缚的俗人来说，是多么充满诗意的行为！

几个月的寺庙生活，苏曼殊好像冬眠了一场：腹中空空，多次不吃不喝就睡去了。

大约在1904年的正月间，过完传统节日春节，困苦不堪的苏曼殊狼狈地选择出逃，看来苏曼殊实在是等不了灵魂的召唤了。

一天，趁着师父和师兄出门，苏曼殊收拾行李出走，并习惯性地收走了师兄的度牒和寺中仅剩的两角银元。他步行三四天，几乎未吃一口饭，从古寺徒步到广州，从广州乘船到香港的船费刚好两角。而“曼殊”的来历，就是其师兄度牒上的法号，此后，苏曼殊就由“苏子谷”改成了这个大家熟知的名字。

回到《中国日报社》的苏曼殊着实吓了大家一跳：一张疲惫不堪的苍白脸，一身粘着黄色灰土的破袈裟，一件薄棉蓝布长坎肩，一个合掌曲躬的小和尚，一声柔弱的问候——“贫僧曼殊有礼了。”

这就是不受任何羁绊的苏曼殊，宁做天边的一缕云，不做玉净瓶中的一汪水。他的灵魂飘**在天地之间，或许无依无靠，但是落叶纷飞的时节，他或许还会回来，与你相遇，与一切有缘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