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旦产生，便意味着个体向奉行战斗的集体主义群体的融合。当时的留学生们，既勇敢而坚定地呼唤革命春天的早日到来，又难以排遣漂流在外的内心孤寂，这时候不断高涨的革命活动的开展，让青年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当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员时，他便感到了个人融合在革命集体中的喜悦和幸福了。
这便是这一代留日学生革命先行者以及“五四”一代青年人所共有的一种心灵历程：他们摆脱了知识个体的孤寂与彷徨，在革命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感到了生命的充实、喜悦和自豪。这是典型的时代情绪。
从“我”到“我们”的转变，是苏曼殊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思想特征。
回到横滨的苏曼殊少了笑容，变得冷漠和不善言辞。他时常着僧袍穿梭在校园，听课、看书，或是旁若无人地诵经，同学都把他看为奇人。他不时走亲访友，却从未再回樱山村。
时间来到了1902年，十九岁的苏曼殊在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前夕，与张文渭、苏维翰一起到达东京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属于官立学校，必须要公使馆保证，而公使馆又要横滨中华会馆董事担保，诸多刁难，手续烦琐。年少气盛的苏曼殊、张文渭没有低声求人，因此名落孙山，只有苏维翰考取。苏曼殊、张文渭在东京辗转数月，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
早稻田大学早在二十世纪初便为国人所认识，因为该大学在接受中国留学生方面，起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中国留学生部，第一年即招收中国留学生七百六十二名，规模之大在日本各大学居于首位。”
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时，校园已是人间四月，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异地片片飞花的樱花树下，苏曼殊依旧闻到了初恋爱人的味道。他有时甚至会问自己，假如当初自己和爱人擦肩而过，那她是否能躲过这场悲剧。如果可以，他宁愿孤老终身，避此情劫。
在经济上，苏曼殊还是靠林紫垣菲薄供给，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当时留学东京的中国学生，往往是通过翻译欧美及日文书籍来勤工俭学，尤其是那些国学基础较好又通晓外文的学生，收入更是可观。苏曼殊虽在大同学校进步很快，但于翻译还相差很远。但是，物质的拮据并未影响苏曼殊在学业上的刻苦。苏曼殊还是保持了自己白天看书晚上安心早睡的习惯，每天除学习英文、日文及数理化之外，还遍读中国传统诗词及诸家笔记小说，从他日后的文学修养和风格来看，他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喜欢上魏晋古诗及《红楼梦》等小说的。
按早稻田大学的常规，一般经过两年补习的中国留学生就可以进入大学预科，然而苏曼殊却在一年后即1903年转入成城学校（同年，该校改名为振武学校），改名苏湜。关于苏曼殊转校的原因，应该和他在早稻田受到大量革命思想的感染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细叙述。
再说这所成城学校，它属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由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任学校校长，有“士官生摇篮”之称。受清朝政府委托，该校对学习陆军的中国学生开展日本式军事教育。为防止学生走向革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约定，进入该校的中国学生必须要有中国公使的担保方能入学；同时还规定，该校只招收公费留学生，不接收自费留学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培养反清学生的危险。
苏曼殊当时得以进入成城学校，据说是得到驻日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汪家和苏家在苏杰生在日本发达时有过交情。《潮音·跋》中提到，汪大燮以使馆公费的名义资助苏曼殊八个多月。
同时进入该校的还有陈独秀、潘赞化、刘三等人，由于志趣相投，苏曼殊很快与他们结为好友。陈独秀大家都很熟悉，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巨大。
潘赞化则是现代知名人士、诗人，也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丈夫，陈独秀是他们的证婚人。
而刘三，后来成为苏曼殊的挚友，我们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在苏曼殊去世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柳亚子父子整理出版的《曼殊全集》中，提供书信最多的就是刘三。
革命是什么
应该说，在近万名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前，国人是不知道“革命”是什么的。中国就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做奴隶的人，一种是让别人做奴隶的人。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十多年间，如果说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我以为在于他们给国人带来了一个词——革命；他们在中国培养了一种人——革命者；他们启发了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人民当家作主。尽管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有过像章太炎这样的守旧派或回光返照派，像章宗祥这样的妥协派，像康、梁这样的改良派，但他们带给古老中国的革新是事实性存在的，也是不容抹杀的。
由于留学生鱼龙混杂，所以学生团体中的派别和政治倾向也差异较大，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学生团体，本来是留学生之间为交流感情而成立的组织，但是由于我们之前所述的原因，因为政治倾向不同而导致矛盾不断激化。
成立于1900年春天的励志会，是留日学生最早的团体。社团成立之初，除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外，大家还一起介绍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国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欧美政治名著，译作典雅古朴，风行学界。不过，在交流政见中大家的分歧开始出现，会中出现了激烈和稳健两派。沈云翔、杨荫航、雷奋等属于前一派，这一派的人数较少，其中大部分人归国后参与了由革命派和立宪派共同发动的自立军起义，牺牲多人。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等属于后一派，凡是遇到清政府派人到日本考察，章宗祥等人必定为他们翻译引导，于是和官场走得很近，并以稳健自命。
苏曼殊的挚友陈独秀也在稍后加入了励志会，但他对会中的稳健派十分不满。章士钊回忆到，在励志会的讨论变得妥协之后，陈独秀、张溥等人先后脱会。正是因为看到了励志会本质的不妙，这才促成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化和青年会的诞生。
1902年对留日学生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革命浪潮不断高涨。
1902年对苏曼殊来说更是思想发生质变的关键时刻，因为这一年他加入革命团体青年会，正式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这一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等日后的著名人物也相继抵达日本，苏曼殊与他们很快成为好友。
1903年是留日学生运动迅速扩大的一年，留日学生剧增，各种学生社团及刊物也成倍增加。面对日本政府无处不在的歧视及对清政府的不公正态度，留日学生开始觉醒，并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抗争。
这一年的2月，日报《日本新闻》、《国民新闻》等报道，大阪博览会人类馆将雇佣台湾的原住民到馆内表演他们固有的特性、生活的原始程度和恶风蛮习等，供民众参观。简单地说，就是让日本民众看到台湾原住民们有多落后，大多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地用一些兽皮石斧来表演，这显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青年会集会起草《呜呼中国人，呜呼中国人》一文在旅日华人中散发，激起华人共鸣。有人致函主办方，如果不撤去该表演，则大阪中国商人将在开会当天举黑旗志哀，并不为大会提供贺礼。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准备了各种蛇虫鼠蚁，准备在开幕那一天集中投放到主会场，还有人声言要搞恐怖袭击，这迫使主办方最终取消了此举。
3月，同样是大阪博览会，青年会成员秦毓鎏等前往参观，发现福建省的产品陈列在台湾馆内，而台湾馆是博览会的特设馆，表示其为日本殖民地。馆中还展示了中国妇女缠足、吸食鸦片等陋俗。
这其实本是当时国内一些妇女确实存在的陋习，但是日本的妇女还穿和服呢，和服怎么来的日本人难道不知道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日本人这种变态的偷窥欲泛滥，极大地挫伤了青年会成员们的自尊心。他们找到在场的清朝官员桑宝，要求其以政府名义与日方交涉。桑宝作为中国晚清普通昏官之一，以中国国势弱推诿再三。秦等人找到博览会负责人，半威胁半耍赖地说，他们都是年少气盛的人，下手放脚往往都不知道什么轻重，主办方要是不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只能不小心地把博览会的玻璃都敲碎了。日方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把福建的产品迁出，所示的陋习也取消了。这当然不是说留学生的威胁让日本方面害怕了，只是说学生们态度比较强硬，而且人数众多，极端分子也较多，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关方面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4月，苏曼殊当时已经从早稻田大学转入成城学校，该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会场高挂各国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校方认为，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能挂旗，中国已经沦为了各国的保护国，怎么能和各个国家平等呢？中国留学生们群情激奋，苏曼殊和三百青年聚集在一起，号啕大哭。刚才还十分安静的主会场霎时让留学生们的哭声所掩盖，开幕式根本无法进行。清廷虽懦弱，但是却有一群爱国的学生。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地位虽然很低，但学生们依然爱她。日本也曾沦落过，列强之中谁又是一家独大几百年呢？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一些日本学生也对中国留学生们同情起来，虽是语言不通，但悲伤的情绪却十分容易传染，一时间开幕式差点弄成了追悼会，校方只得挂出中国国旗。
其实，以上的举例不过是留学生们鲜有的斗争成功的事件，更多有辱国格的事情则不是留学生们斗争就能扭转的。在日本，中国并不被作为一个国家看待，中国的留学生也无处不受到歧视，从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等文中，我们都能管窥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时时都在发生，而一些留学生的麻木也让苏曼殊等热血青年痛心不已。
百年之前的清朝政府已近崩亡的边缘，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以割地赔款来取悦外国，毫无国格、尊严可言。身处外国的留学生们，则首当其冲地深受其害。
其实，我在此除了讲述留日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抗争之外，更多思考的则是其中的心酸。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尊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短短三月，侮辱、歧视中国的事件不断上演，有谁知道，在其他地方又有多少罪恶仍在进行？！而当学生们意识到抗议、示威不过是口舌之争或没有实质意义之后，他们将会采用何种更加激烈的手段？而垂死的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在这黎明的前夜，又将以何种血腥进行疯狂的扼杀呢？
“我们”
我突入人群，高呼/“我们……我们……我们”/呵，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
一声声慷慨激昂的口号从遥远的天际传来，一群热血青年正在樱花盛开的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誓师大会，人群之中，一个身形瘦削身着僧衣的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苏曼殊。
二十世纪初，“欧洲资本家的贪婪魔掌已经伸向了中国。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1。沙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1900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就没想过还，以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
到了1903年4月第二次撤兵期届满时，俄国不但不遵约撤兵，反而提出七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清政府承认不但东北三省，连蒙古都是俄国的独占势力范围。
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清政府畏于沙俄政府**威，竟然不敢发表只言片语的抗议，所做的只是忍气吞声地默认其七点要求。
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集结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这个爱国学社，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它正是思想激进的《苏报》的大本营。
而这一消息传入东京的时候，留学生们的热血开始沸腾了，青年会在这一时期整日召开讨论会、誓师会，他们握紧拳头，遥望着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注释
日本海彼岸的祖国，歃血为盟。
留日学生钮永建曾找到当时的学生会馆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想请他们以学生会馆名义召集学生组成学生军，抵抗沙俄侵略。
曹、章，这两位后来在巴黎和会上软弱无能的外交官，在此处便显出了贪生怕死的奴才相，他们认为学生手无寸铁，怎么能和俄军对抗？况且这样也极容易引起清政府的怀疑猜忌。这也反映出在当时，妥协与稳健倾向在留日学生中占了很大部分。正是鉴于此，钮找到苏曼殊的好友叶澜、秦毓鎏商议，正是要借抗拒沙俄，团结一批忠于革命的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青年会成员的赞同。
4月29日，三人联名发起组织召开中国留学生誓师大会。苏曼殊和五百多位留日学生一道，立下了“求一战而死”、甘为“亡国之雄鬼”的誓言，并提议不怕死的、敢于牺牲自己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组成一支学生军，克日出发，奔赴沙场，这便是拒俄义勇队的由来。
会上有十多人登台演说，苏曼殊甚至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东北乎？”整个会场齐声高吼：“为国民！”这样的场面、氛围异常悲壮，苏曼殊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都涌出了泪水。
当时约有一百二十名学生签名要求参加拒俄义勇队，另有四十人自愿参加义勇队总部的工作，十二名女学生任护士助理。大会还决定指派钮永建等人奔赴天津敦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主战。
义勇队分三个连，每连有四个排，每排由十人组成。苏曼殊编在一连四排，叶澜、秦毓鎏和钮永建编在二连，钮任排长。黄兴也在二连，他后来成为孙中山开展革命斗争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义勇队由在日本军官学校学习的蓝天蔚统率，但根据史料和后人的回忆来看，真正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其实是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何香凝曾回忆，孙中山曾积极鼓励留日学生学习军事技术并加强军事训练，为日后的武装起义作准备。为此，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青年会成员便组织了义勇队学习枪械、刺杀等技术。由此可见，苏曼殊的革命热情在当时是十分高涨的，也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
义勇队每日课后便在学校操场开展军事训练，每天天还未大亮，负责值守的同学一声哨响，队员们立刻起床，穿好训练的服装，不到几分钟便整齐地来到操场。他们的训练科目也讲求实战，有打靶、刺杀科目，也有练习投弹布雷这样的科目，还有练习匍匐前进的科目……而像弹药、手雷这样的东西多是以石头等来代替的。整日里操场上都是杀声震天，吼声动地。
就在义勇队成立不久，即有人向东京警事局告密称留学生在搞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也以学生组织用军事编制不妥为由加以取缔。
不得已，义勇队改名中国学生军，并制定了《学生军规则》，规范成员的言行，保守秘密。半月后，第一支二百多人的学生军，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他们要以实际行动，投入抗俄斗争的洪流中去。
然而，革命经验还稍显稚嫩的义勇队还未到达东北战场便惨遭屠戮。当时的留日学生中确实存在清廷的探子和鹰犬。可怜、可悲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在不明不白之间便被清廷污蔑为乱党行为。怀着一腔热血，立志报国的义勇队战士，双脚刚刚踏上养育过自己的国土，连旅途的征尘还没来得及洗濯，就被官兵明火执仗地逮捕拘押。随后，血淋淋的屠刀砍下了一个个尚不知发生何事的青年学生的头颅……浸着鲜血的消息从国内传来，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怒火立刻燃烧起来，他们不断举行集会，眼含着泪，高呼着口号，向人们诉说清廷的暴行，誓言要以死相拼，为烈士们报仇。
昨日还是朝夕相对、谈笑风生的革命同志，今日便血洒祖国，阴阳相隔，苏曼殊等青年会成员，首次体会到了革命的切肤之痛。
这便是革命的残酷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血的教训使叶澜、秦毓鎏、黄兴、苏曼殊等人意识到，清政府并不是反帝爱国运动的同盟军，而是反帝运动和反清运动都应革命的对象。为了应对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双重压制，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亦是发起人之一。该会决议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以鼓吹、起义、暗杀为革命方法。
秘密团体都做些什么
新的革命团体吸取了往日的很多教训，活动多为地下的秘密活动，并制定了十一款临时公约。这些公约并没有像我们后来的一些神秘组织那样规定得很具体，公约只是从大方向上对成员们的行为给予指导，即使是成员违规，也只是提到要“公议处罚”，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革命斗争并不像后来那么残酷，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员之间的感情和信任。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限定会员们分成由亲密的朋友组成的小组，开会没有固定地点和日期。正因为这样，它才能一直存在到1905年，并加入孙中山缔造的作为革命大联合的中国同盟会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该会还给入会者每人发一枚徽章作为标志，徽章如银元大小，正面镌刻着皇帝轩辕氏的头像，背面则是四句话：“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组，我膺是服。”表现出欲以黄帝的开天辟地自勉，夺取天下的豪情。不过，该会的徽章在块头上尚欠考虑。比如要进行一次暗杀活动，两人各自左手拿绳右手持枪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如此的紧张局面之下，如何分辨敌我。诸位请略作思索，既然是秘密组织，徽章则是会员在外相认的唯一凭证。如果这时候丢掉枪或是丢掉绳子在兜里翻找和银元等物放在一起的徽章，难保小命不会在此时不保。还有，该会的徽章做得太大以至于苏曼殊后来在风月场所结账时多次掏出这个物件，让在场的革命党人颇为尴尬。
所以说，革命的专业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啊。
除了做徽章，“军国民教育会”的正事还有很多。其宗旨“尚武”的具体解释便是鼓吹、起义、暗杀。这个斗争策略极具攻击性，简单明了地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的督抚道员。这也直接影响了苏曼殊后来的革命活动方向。革命成员们后来纷纷以此为准则回国策动起义、暗杀，鼓吹革命。比如黄兴、陈天华回湖南成立华兴会，陶成章、龚宝铨回浙江发动会员成立光复会，苏曼殊则以讲学为名鼓吹革命，并多次成为各个地方会党的发起人之一。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同盟会在给成员发工资时，苏曼殊也跑到廖仲恺那里去领。廖仲恺心想：“你又不是我会会员，怎么能发给你？”但他处事一向非常谨慎，并没有当场拒绝苏曼殊，而是跑去请示孙中山。
“发！当然要发！”孙中山说，“在我心里，他早就是我们的同志了！”苏曼殊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参加兴中会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孙中山则是早已将自己的这个广东老乡看成了革命人士。请示回来后，廖仲凯当着苏曼殊的面，在兴中会的会员花名册上，写下了苏曼殊的名字，把津贴发给了他。
为了能给教育会捐款，苏曼殊在靠别人供养的艰苦生活条件下，还节衣缩食地每月从十元中拿出三元来，捐给教育会作为日常开支之用。
暗杀团
1903年夏秋之交，教育会骨干成员杨笃生、苏鹏、何海樵、周来苏、胡晴厓、汤重希等六人，在横滨成立了暗杀团，作为军国民会的从属机构，后代学者亦称之为“横滨暗杀团”。该团后来又吸收了苏曼殊、张继、蔡元培、王小徐、孙毓筠、刘师培、章士钊、陈独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活动范围除日本外，还有上海、北京等地，日常业务为试验炸药炸弹，以谋刺清廷政要。其规则极为严密，入会须拜祭黄帝，杀鸡饮血，与江湖会道门无异。
暗杀团成立后，杨笃生、张继、何海樵、周来苏等即赴北京，在草头胡同赁屋而居，拟在宫内或颐和园炸毙慈禧。然数月之内，无从下手，川资告罄，只好失意而去。
不过，在回国之前，暗杀团的成员们还是没拿过几天枪的学生，孙中山便指示黄兴、廖仲恺等人教授成员们枪法。为了“尚武”的需要，在学习成城学校军事技能的基础上，苏曼殊等人还组织成员们参加该会的射击、兵操、战术学习等秘密活动，以便在日后的起义、暗杀活动中能用得上。据何香凝回忆，为了掩人耳目，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每天清晨秘密集会到森林中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技术，由他给大家教授枪法。
据后人回忆，暗杀团当时在横滨还进行了一次暗杀活动，但是暗杀的对象和结果都无从查证，苏曼殊当时是否参与了此次暗杀也不得而知。不过分析起来这其实不难猜测。暗杀的对象应该是义勇队乱党事件的始作俑者，包括驻日公使蔡钧、汪大燮与日本留学生这样一些可时侦动静的人，也包括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但是否有日本官员牵涉其中就不得而知了。
出于对此类新生暗杀组织的了解，我们认为清政府的驻日官员理所应当地成为成员们的首个暗杀目标，一则是为了报仇，二则是为了扬名。至于暗杀的结果当然是失败的，首先是教育会刚刚成立，大家的暗杀技术都略显稚嫩，其次是在我们后来看到的各种材料中，都没有提到这次暗杀的结果和对象。按照革命惯例，如果暗杀成功的话，这样激励人心的事件是一定会有只言片语流传于各个当事人的回忆笔记中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暗杀完全失败，甚至有成员因此而送命，这样失败的活动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了。
那么苏曼殊是否参与了此次暗杀呢？这也是后人研究苏曼殊的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在缺乏历史材料证明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大胆地猜测，苏曼殊其实参与了此次暗杀，且因为暗杀失败而避走呢？我的论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曼殊是教育会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且已经在成城军校学习，在廖、黄的帮助下学习过暗杀技术及枪械。在此，请历史的镜头给我们的苏曼殊一个特写：此时的苏曼殊不仅是一个表面上沉默寡言的和尚，更是一名陆军学员、一个秘密组织的组织者。试问，这样完美的身份为什么会缺席这样一个类似于祭旗的暗杀活动呢？
第二，我们现在都倾向于苏曼殊当时是出于经济原因回国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事情似乎更为让人吃惊。
我们知道，苏曼殊参与的革命活动在倾向于保皇党的表兄林紫垣来说绝对是难以理喻和不可饶恕的。林紫垣生性吝啬，他在日本之所以能够立足，皆因受助于苏杰生，但对在日本孤苦无依的苏曼殊，林却每月只助十元。而在苏曼殊参加革命后，林则连这十元也停掉了。生计成了问题的苏曼殊，只得回国。
苏曼殊在回国的行船途中，草拟了一封绝命书给林紫垣，表明林在接书之时自己已在黄浦江自杀。如果如大家所说这表明他对人情世故的失望的话，对于一直深受歧视的苏曼殊来说，这封信实在是多此一举。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苏曼殊此举是避免林家受到牵连。一直在秘密中行事的苏曼殊有什么事情让他产生了这种顾忌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苏曼殊害怕暗杀事件曝光，林家因此遭殃。无论怎么说，苏曼殊对自己的亲人所能做的都已做了。
不过话说回来，林对苏曼殊确实过于不人道，按清末当时物价水平折算今日的购买力，一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一百元左右。
因此苏曼殊每月十元则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一千多元左右。日本当时因日俄战争而引发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对于在日留学的苏曼殊，吃穿住用都靠这点钱实在难以维系。
第三，苏曼殊临行时的赠诗和后来的表现。苏曼殊临行前作了《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两首诗。诗中，苏以爱国志士鲁连和舍身刺秦的荆轲自比，决计为革命牺牲之志溢于言表。而这番感慨，如果和此次暗杀活动关联起来，是否更为顺当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我更相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或许正是苏曼殊的“屠刀”举得很高，才有了后来他的万里担经的洒脱和忏尽情禅的佛境。
披发长歌
1903年9月初，苏曼殊乘博爱丸号归国。9月本是北半球秋高气爽的时节，然而苏曼殊临行时，东京码头秋雨如注。张文渭、苏维翰、汤国顿等人立于江上，黯然销魂。恶劣的天气给苏曼殊的这次回国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似乎预感到苏曼殊将要走上一条艰辛的革命之路。然而，苏曼殊并未因未知的危险和困难而害怕，反而激起锐气和雄心，这从他当场所作画和题诗便能看出：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蛟绡赠故人。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其一）《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曾记载：公元前258年，秦兵包围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鳌王派人游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齐高士鲁仲连往见辛垣衍，申明利害，极力劝阻，并说，如果不幸秦统治了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鲁连即鲁仲连。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齐地出名以后，孟尝君从手下食客的口中得到了有关他的情况，就想请他来做门客。鲁仲连早就知道孟尝君并不是个能善待门客的人，决心教训他一番，于是便有了后来骂孟尝君的长篇宏文，大意是你孟尝君使用人才，不用他们的长处，不为他们创造条件，不充分发挥出他们的能力，反说他们没出息，让别人去做不擅长的工作，做不好就说是笨蛋，就要赶走他们，抛弃他们。你这样做合适吗？你孟尝君算什么贤人？
只不过是靠矫揉造作，徒有虚名，有几个臭钱罢了。真正好养士的人，与士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穿戴没有什么两样，真正用心相交，所以才得到门下人尽力效死。现在你的家财难以计数，鱼肉喂养猪狗，后宫嫔妃成群，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吃的是山珍海味，而门客四处奔波，有些人还几乎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却要他们尽死力为你效力，这像话吗？孟尝君哪里听到过如此严词呵斥，在鲁仲连走后半天还哑口无言。
公元前250年，燕将攻占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又是忧虑又是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鲁仲连封官嘉赏，他一一推辞，退而隐居。
可见鲁仲连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与谈判专家，竟能把人骂得羞愧自杀，比起张飞“吼死夏侯杰”、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略显粗野，他这封信显然更见功力。
苏曼殊此处自比鲁仲连，正是表明自己誓死也不尊清廷、要与列强为敌的决心，蹈海而死，烟水茫茫，悲壮中显得悲凉，激昂里透着婉约，比一般的抒发豪情之志的诗歌更为复杂。而在这里，慷慨激昂、言出必行的“鲁仲连”似乎也变得婆婆妈妈起来，好像夜临深渊之时看这世界的最后一眼，身体淹没在苍茫的海水里，看着的、想着的竟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伊人。
诗句最后的“蛟绡”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是一种布，质量无限好，为什么是无限呢？因为这是神仙织的布。传说南海中有一种美女蛟，她们像鱼一样在水中居住，善于纺织。有一次一个美女蛟上岸寄居在一户人家卖自己织的绡。离开的时候，为了报恩，她向主人要了一个盘子，放声大哭，主人家还纳闷，又没问你要房租你哭什么，原来美女是要将泪珠化为珍珠赠给主人。苏曼殊把自己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愤恨之情，化作悲愤的泪水，点点滴滴倾注在画幅上，赠送给故人。较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类脍炙人口的名句，曼殊此句则更为新颖，充满了“点铁成金”的意味。
苏曼殊的诗于典故中透露出深刻的现实意义，实在是佳句。而整首诗读来，辛酸溢怀，在直白言说诗人的孤愤和泪水中，透着那么一种婉约的美！
第二首如今流传更广：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其二）现在的网络小说家们似乎很喜欢“海天龙战血玄黄”这一句，广泛引用到自己的小说中。确实，这一句中对刀光剑影的想象很适合武侠小说的打斗场面。《易经·乾仆》有云:“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回想在日本的革命活动甚至是刚刚参与的刺杀活动，又何尝不像是战争那样激烈惨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呢？
而披发长歌之哀，极似魏晋阮籍的穷途之哭，所以说苏曼殊喜好魏晋贤士是有道理的，而其诗歌的风格和意境也与魏晋诗歌极为接近，只是苏曼殊多了一份哀婉和低沉，更像是天生的孤寂。
“易水萧萧”这一句典故说的是卫国人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与易水河畔的萧萧寒风中送行的白衣白帽相比，今天为苏曼殊送行的却是秋雨如注的现实与如霜明月的想象。不过，既是大雨倾盆又何来明月如霜呢？这便是现实之悲也敌不过诗人之心胸了。在苏曼殊的眼中，这风雨不过是如霜的明月罢了，那雨水不过是月光之清辉，那水雾不过是“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叶子和花上”。
整首诗大气，收放自如，完全不似新手的缩手缩脚，这便是天才诗人的气魄。海天龙战，披发长歌，好似壮士无心修饰，狂歌于野；易水送别，萧瑟寒风之中，明月惨白如霜。豪情之中顿生苍凉落寞之悲，较之古诗更为深刻。
正说起来，这算是苏曼殊的第一组诗歌，但是老道深刻处完全不下李杜，或许这也是因晚清混乱的现实才能酝酿出这样的诗句。
游国恩评价此诗“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杨天石、刘彦成则言其“极尽憎恨和忧思”；任访秋赞其“去壮豪放”，令人“感发兴起”。不过，窃以为该诗最为人称道处倒是苏曼殊侧立天地、披发长歌时内心苦闷与宇宙洪荒的心灵交契。这正如李叔同作于1905年的《金缕曲》所写到的那样：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
或许，苏曼殊和李叔同都算是存在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才是最真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