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离开上海了。

也许是苏杰生对儿子的前程早有安排，也或许是苏曼殊再也无法忍受在上海的困顿生活而执意要求回日本探母。1898年，在黄浦江柳枝转青、二分春色来临之际，苏曼殊随表兄东渡日本前往他的出生地横滨。

横滨，苏家在日本的发迹之地，也是苏曼殊六岁前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他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不过，物是人非，曾经的苏家大宅早已败落，而现在的新主人则是当年苏杰生带到日本学习经商的林紫垣。林紫垣本是林北泉之侄，苏曼殊称其为表兄。林在日本生意做得很大，家境尚好，正是这个缘故，苏曼殊到横滨后就寄住在林家，并由林紫垣提供其在横滨大同学校的学费。

大同学校的权力争夺

让苏曼殊到日本留学应该是苏杰生为儿子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安排之一。或许是看到儿子无意经商，或许是苏杰生因为父子间多年隔膜，对这个混血的儿子心存愧疚，苏杰生将他送到大同学校中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新教育。

何谓“中西合璧”式的新教育？

这得从大同学校的创立说起。1897年，横滨侨商领袖冯镜如（冯自由之父，兴中会东京支部负责人）等因在日华侨子弟就学问题集会，大家决议创办学校，并公请兴中会推荐校长人选。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推荐了当时在上海办报的梁启超，不过，当时热衷政务及变法的康有为并不同意，而是推荐了自己的弟子徐勤担任此职。

陈少白等本来已经拟定校名为“中西学校”，但康有为将之改为“大同学校”，大同一词出自《礼运》篇，取其“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寓意。这一观念，随后也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纳。

不过，两派的分歧与矛盾其实已经开始了。

不仅是改校名，康有为还亲自为该校书写匾额、条幅和楹联，并同时委派弟子林默庵、陈荫农、汤觉顿前往该校主持中文教习。

可见，康有为等立宪派从一开始就有意将该校培养为其在海外活动的基地。作为该校的发起者，兴中会之所以要求立宪派加入，本意是为了促进与立宪派的合作，因为当时立宪派在国内的政治声望颇高，革命党人渴望与之攀上关系无可厚非。不过，正筹办变法事宜的“帝师”康有为对这些由各种新旧知识分子组成的革命党没有好感，对合作并不热心，只是理所应当地将大同学校收归自己旗下。

另一方面，学校的另一部分发起人和出资者多是横滨中华会馆成员和侨商，他们在政治上多主张温和改良的方式，而对孙中山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心存疑虑甚至畏惧。所以，双方不谋而合，革命派自然被排斥在了一边。据说，有一次孙中山到大同学校看望校员，校方对此十分冷淡。陈荫农甚至留下一张纸条：“孙文到此不受欢迎。”此事差点使得两派在日本刀兵相见，孙中山也因此决意退出在大同学校的权力争夺。而康有为等人更是向当时的日本政坛靠拢，聘请犬养毅等政坛要人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欲为自己增加政治砝码。

青年苏曼殊很爱国

在立宪派的主持下，学校以尊崇儒家为办学方针，强调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等维新思想。校长徐勤专门以救国来勉励学生，每次演讲都慷慨激昂，使听者都莫不为之感动。为此，他为学校拟定了“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的校训，并编写了一首短歌让师生每日诵读：

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勖哉小子，万千奋励！

这种爱国主义感情与当时康梁在甲午战争后提出的“保国保种保教”口号有血缘关系，进校后的苏曼殊也一定深受影响。他的一个同班同学曾回想起，同学之间谈到革命时，苏曼殊时常谈到一句名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这里的“李杜”是指东汉末年的两位名士——李膺与杜密。

刚刚迈入青年的苏曼殊显示出少年时期少有的慷慨豪迈、中流击水的气概，常以范滂、荆轲自喻，这与大同学校的校风有很大关系，也预示着苏曼殊今后的革命倾向相当激进。

除此之外，学生还须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所学的中文亦多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著作，只是间或采用《昭明文选》的论文书启为课本，其他的诗词曲赋很少讲授。在新学方面，大同学校的设置则较为科学，学生须学英文、日文，兼攻算学、天文、地理，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

对一个新创办的私立学校来说，这个学校里的教员也是相当优秀的。除康有为的四大弟子外，当时教中国古典哲学的是卢湘甫，英文是由香港皇后学院的毕业生们教授。同时，学校还请几个日本教员教授军事学。

苏曼殊是在1898年春学校开幕之日入学的。学校将学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所授为中英两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苏曼殊被编入了乙级班，这并不能说苏曼殊的英文水平不行或者是上海的英文教师罗弼·庄湘教得不好。其实，已学习英语三年的苏曼殊的英文在当时的学生中应属上游水平，只不过因为当时被编入甲级班的多为横滨本地的学生，他们的中英文学习都较为系统、扎实，苏曼殊则只是在私塾读过几年的《四书》，中文积累尚浅。

当时被编入该班的还有后来与其交往较深的冯自由。

冯自由这个同学

冯自由，人如其名，如黄家驹的歌所唱的那样，“不受羁绊爱自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晚年获得中国革命史史学家声誉。

他的父亲冯镜如，除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作为大同学校的创始人之外，本职是横滨一家文具店的老板。其与孙中山的结缘，源于孙中山、陈少白1894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冯镜如家避难。同年，孙中山力邀冯镜如组织和领导兴中会横滨分会的工作。此后，冯不仅自己身先士卒加入革命洪流，还把自己十四岁的大儿子也带到这个秘密组织中，从而使冯自由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孙中山对落难时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的冯家颇为照顾。从此直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冯自由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助手。

冯自由作为兴中会日常事务的组织者和革命思想宣传方面的领导，在香港、温哥华、旧金山等地进行革命串联，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巨大。

然而，在革命成功后的民国政府的论功行赏里，冯自由却被排挤出权力层，据说，这是源于冯自由极力反对政府与苏俄签订联合条约而失去孙中山的好感所致。在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政权中，冯自由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未能东山再起。冯自由退出政治舞台后就专心致志地搜集整理自己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史。

而在冯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中，与我们今天所谈的主人公相关的，就在于他对大同学校生活的回忆，作品主要见于《革命逸史》、《苏曼殊之真面目》等著作。

苏曼殊和冯自由于1898年同入大同学校并很快结识为好友。冯自由在自己的书房中贴了一幅自撰对联：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

此联被苏曼殊大加赞赏，认为冯“少有成人之风，胸怀凌云之志”。在两人的交往中，苏曼殊渐渐被冯的这种**所感染，投入到火热的保家卫国的革命事业中。

对于曼殊在大同学校中的表现，冯自由以“相当迟钝、平庸”

来描述，这似乎有些失真。因为通过一些细节来看，苏曼殊虽然中文基础略差，性格内向，但却绝不平庸。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曼殊极用功。苏曼殊读书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是他之后的文学造诣更是建立在其对书籍的钻研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刚进大同学校的苏曼殊由于基础较差，很多科目跟不上，但笨鸟先飞，为省火油费的他将白天能用的时间都用来看书，晚上则很早就睡觉，以至于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时，他说：“我的课本，白天就已经熟读了，晚上还点什么灯呢？”

第二，苏曼殊虽在课文方面基础较差，但是画艺超群。曼殊自幼嗜画，虽无名师指导，但多年练习，早已是无师自通，下笔挺秀。在大同学校期间，其画作即流传于同学间，后来还为教材画插画，并兼任该校美术教席，就连冯自由本人亦不得不承认苏曼殊之才“非出自天授不可也”。

大同学校为中西合璧式的新式学校，诸种艺术形式和科目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这从吸收苏曼殊为美术教席即可见一斑。诸位读者试想下现如今哪家高校、哪位校长能有此胸襟？可见当时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是较为宽容的。

第三，别的同学的评价则刚好与冯自由相反。虽然在如今的各类回忆录中，冯自由的名气与影响最大，但这并不等于他说的就是真理。写传记的目的在于还原人物原貌，没有定论我们就推测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合乎人情的结论。为此，多听听其他人都是怎么说甚为有益。对于苏曼殊的表现，另一同班同学说，苏曼殊是被特许上梁启超任教的中文高等专修夜班的五六人中的一个。梁启超的选拔标准很高亦颇为奇特。他听说苏曼殊这个人虽课文不怎么样，但是画笔老成，自幼即有佛缘，在学校还经常身着僧衣（苏曼殊后来曾回广州出家），大谈佛经，胸有大志，常发“我乃当世荆轲”之豪言，将来必成大器，便将他招入自己课堂。可见苏曼殊的言行早在大同学校就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

至于冯自由如此评价的原因，窃以为一则苏曼殊平时为人低调内向，沉默寡言，未让冯自由看到他苦读时的情景；二则冯自由家境及基础都较好，在苏曼殊升到兼授中、英文的甲级，冯自由已经去东京进了梁启超创办的高等大同学校。相较之下，苏曼殊当然落后很多。不过冯君恐怕不曾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相当迟钝、平庸”的同学，几年之后竟然文思大进，写诗作画汩汩滔滔，佳作不断，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奇才和天才，这个奇迹和例外为何冯当时竟毫无察觉？

同学叫他“樱开花”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在日本十分普遍，因其颜色炽烈又花期短暂而被人添加以人生无常的悲叹之感。我将苏曼殊比喻为樱花，不仅因为他的孤独、炽烈，也因为樱花毫不掩饰的嫣红之态，本也是他在“大同”时给同学们的深刻印象。而“樱开花”这个绰号的由来，还得从他的身世说起。

由于苏曼殊画画的名气在学校越来越大，大家对他的身世也关心起来，但对此苏曼殊却是支吾不言。一天在课堂上，老师陈荫农面露狡黠地问道：“在座的有没有相子……也就是混血儿？”

“相子”（Ainoko）本是混血儿的日语说法，旅日华侨皆以相子指称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日本人的儿女。是相子的同学都很自然地举起了手，人数占了一半左右。而苏曼殊听到这个词时，脸色猝然发红，几欲奔出教室。陈荫农见到苏曼殊的异状，问道：“苏曼殊，你怎么了？”苏曼殊脸色更红，低着头说：“我不是，我不是……”众人哄堂大笑，于是“樱开花”的绰号便传开了。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相子的说法让苏曼殊想到了自己在老家沥溪被众人指指点点和辱骂的情景。如果说这个绰号只是大家和苏曼殊善意地开的一个玩笑，对苏曼殊，这个绰号则成了他即便在日本也无法忘却童年之辱的标记，时时提醒自己所遭受过的悲惨待遇。

除了童年记忆，苏曼殊的脸红还来自于他在女性面前极易流露出的羞怯感。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从小缺乏父爱而对母亲深情眷恋的苏曼殊应该是更喜爱女性的。在上海时，苏曼殊虽对大陈氏怀有很深恨意，但对他的三个小妹却十分亲近。苏慧珊曾略带诙谐地说，曼殊为人很重感情，甚爱女子。当他和堂兄奉命到日本时，等到上客轮的时候，船主忽然宣布延期开船，苏曼殊听后竟急忙奔赴花粉店，选购各种各样的胭脂水粉送给他的几个小妹。

在大同学校里，同学们一谈到异性，苏曼殊就禁不住红了脸。

而如果在校外的街巷迎面碰到年轻的女人，他则连头也不敢抬。

其实苏曼殊不是在回避女性，而是青春期的好奇与个人隐私交织而表现出来的现象。欢喜并钟情于女子是苏曼殊的天性，但是这种羞怯和苏杰生妻妾的嘲弄，可能在潜意识里产生了异变的因素，以至于成年后的苏曼殊虽然与众多女性关系亲密，但始终难有亲昵的举动，甚至干脆拒绝肉体的爱和走向婚姻。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其实苏曼殊的经历及其产生的这种现象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十分相似。宝玉居住的是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苏曼殊的家境虽不及贾家，但也是香山望族；贾宝玉钟情于众多女子，但却是超越肉体之爱的警幻仙子所谓“意**”，苏曼殊自幼周旋于众姐妹之间，与胭脂水粉为乐，甚至于成年后做了和尚还经常出入烟花场所，与众多妓女有染，然而这些亲昵却唯独没有肉体之爱；贾家中道崩落，贾宝玉选择遁入佛门，参悟人世间的色空虚幻，苏家在苏杰生举家回国后也元气大伤，一直未能东山再起，以至于原先还能保障基本生活的苏家小少爷惨遭大陈氏虐待几乎致死。看尽人情冷暖的苏曼殊在十六岁时因各种原因选择在广州出家，之后在佛门三进三出，万里担经，虽不是佛门中人，却胜过万千比丘。其诗其画，无不透露出佛理禅意，令人深思。

而在大同学校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苏曼殊，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行径和归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他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更在于他和贾宝玉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色与空。从《红楼梦》中贾宝玉身上获得对人生的某一侧面的微妙与奥秘的感悟，苏曼殊将之移用至自己的小说写作之中，其实，不论是在写作风格上，还是内容、用语，甚至是诗词曲赋上，苏曼殊的小说都有很浓的“红楼味”，而其中特别突出的，则是他特别关注陷入情爱困境中的主人公的遭遇与心境。

初恋是他永远的痛

在大同学校基本安顿好之后，苏曼殊便迫不及待地赶到河合仙居住的逗子樱山故居看望母亲。与苏杰生离异之后，河合仙就一直住在这里。在云绪町，河合仙手抚着九年未见的儿子，热泪盈眶，而同样激动的苏曼殊，看着岁月流逝刻在母亲额头的皱纹和她苍老憔悴的面容，亦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苏曼殊重返樱山时，正值樱花繁盛之际，那淡淡的胭脂色，那枝头摇曳的嫣红花叶，让苏曼殊体会到多年未曾有过的轻松与欢快。那随风飘散的，不仅是苏曼殊暂时忘却的屈辱、泥水的漂泊，更有他内心的诗情与浪漫。或许，与他不期而遇的，除了这瓣瓣樱花，还有如樱花般的情缘。

在樱山的宁静与母亲浓浓的爱中，苏曼殊愿意一辈子留下来。

然而，他不知道，命运之神又将在他稍微伤愈的心灵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为此，他甚至不知何处可逃。

在河合仙故居的邻舍住着一个女孩，女孩的名字已不可查，只知道苏曼殊称之为“女郎”。女郎年纪与苏曼殊相仿，每当傍晚时分，苏曼殊总能见到女郎也在窗前读书，两人相对，点头问候，曼殊习惯性地脸色微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一日傍晚，苏曼殊漫步来到村边，在一棵樱花树下掏出一本《拜伦诗集》阅读起来。拜伦，这位异域的浪漫诗人，是他崇拜的偶像。他的特立独行、奔涌豪放、悲天悯人、笔走江河，让苏曼殊深深爱上了他的诗。苏曼殊看至兴起处，不禁读出声来，而一袭白衣也停留了下来。

吟罢，苏曼殊发现邻舍的女郎早已站在自己面前，面颊上绽开两朵浅浅笑靥。

两人便开始闲聊起来。女孩喜欢拜伦并不少见，但能在欢乐中体味苦痛，于历史中感受永恒的女子则少矣。苏曼殊突然感到窘迫，心中生出那种被人看破了心事的恐慌，他不自然地看了一眼女郎，谁知女郎也正好好奇地看着他。两双散发着青春火花的明眸对视了片刻，便双双躲开了。

苏曼殊心跳得很厉害，除了女郎纤细的腰身与美丽的脸庞之外，还有那让他难以抑制的想要向她一股脑地倾诉的感觉。她，就是自己的红尘知己吗？那一夜，苏曼殊没有睡着。

第二天，苏曼殊没有出门。傍晚时分，一只信鸽缓缓落在苏曼殊的窗前，苏曼殊解开鸽足上的红线，取下纸片，竟是一片丹霞诗笺，一行行娟秀的小楷映入眼帘：青阳启佳时，白日丽旸谷。

新碧映郊坰，芳蕤缀林木。

轻露养篁荣，和风送芳馥。

密叶结重阴，繁华绕四屋。

万汇皆专与，嗟我守茕独。

故居久不归，庭草为谁绿。

览物叹离群，何以慰心曲。

苏曼殊一口气读完这首诗，心里激动万分，他知道这样的诗定是出自女郎之手。从诗歌韵味和风格看，这首诗近似于魏晋时期的古体诗，抒写的情怀，传递的情意都寄寓她以比兴之法所营造的氛围之中，境中含情，似万物消亡之悲情，又似“茕独”的自白，心中有情又隐而不发，似有似无，非女郎这样的心思写不出来。而这位女郎，无论是日本血统，还是华人后裔，能写出如此优美典雅的诗句，实属难能可贵。这又怎能不让苏曼殊动心呢？

然而，多少凄美的爱情都是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就算我们可以预测到结局，身处纷芜人世，仍旧无处可逃坠入爱河。

苏曼殊天真地以为，远离了香山老家就能获得暂时的自由独立，然而，残忍的苏家却无情地棒打鸳鸯。苏曼殊的本家叔叔听说了苏曼殊在日本的恋情之后，斥责他的行为有辱苏家名声。可笑当年苏家在日本左一个小老婆又一个小妾讨着，甚至作为老子的苏杰生还跟小姨子不清不楚，这都不算有辱门风，苏曼殊与一名日本女子相恋却成了败坏门风了。

这个从来不曾享受过苏家威风和荣耀，在家道中落时受尽冷眼的苏家少爷，现在却要莫名其妙地为苏家在日本可怜的名声负责。

这种野蛮的家规让苏曼殊对苏家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面对家族来信中的指责，苏曼殊置之不理。

然而，纠缠并未结束。见苏曼殊“冥顽不灵，水火不进”，他的本家叔叔将枪口对准了本是农户的女郎父母。这对软弱的夫妇畏于苏家在日本的权势，劝女郎与苏曼殊断绝关系，但女郎誓死不从，盛怒之下的父母将女郎痛打一顿。没想到，恋爱中的女郎心灵是如此坚贞，又是如此脆弱。坚贞，是对爱的忠贞不渝；脆弱，是对旁人的打击和毁灭没有任何抵抗力。

女郎在当夜投海而死。她像一朵仲春的樱花，在最烂漫的时节飘落汪洋大海。

樱花落

爱情，这个千百年来人们时时传唱的主题。千年不变，却历久弥新。因为她总是那么柔弱，那么坚强，那么纯粹，充满那么多血泪的控诉！

在春的枝头，那片嫣红，多情总被雨打风吹去：十日樱花作意开，绕花岂惜日千回？

昨来风雨偏相厄，谁向人天诉此哀？

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杯。

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已灰。

——《樱花落》，疑作于1909年夏，此诗录自霍洁尘编的《苏曼殊诗酬韵集》。诗题下原注说:“七律逸诗，君侠见于友家。”

据考证，此诗写于1909年，若此说法无误，则距女郎之死已整十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一首《樱花落》，写尽曼殊多少欲语还休的苦痛和思念。

多年之后，樱花犹在，故人已逝。睹物伤情，回首前尘，寸寸相思，随着飘落的樱花，早已化作尘埃，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十年之后，苏曼殊才敢写《樱花落》，写《断鸿零雁记》来纪念死去的爱人。

百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苏曼殊的初恋，却丝毫没有因为事隔百年而有隔膜，因为我们都还年轻或曾经年轻过，我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自己的红尘知己。我们虽无缘亲眼目睹百年前那场樱花绚极一时的美丽，却在文字里奔赴了一场樱花的盛宴。

行文至此，我们也没必要再详述苏曼殊当时的苦痛了！

在一个又是雨打风吹的晚上，苏曼殊跌跌撞撞地来到了码头，没有向河合仙告别，没有向横滨的同学告别，他要逃离这个苍凉的客栈，这个毁灭了自己爱人的海岸。

一份单纯的爱，他来不及给，反添了一段情债，用一生来偿还。

夜雨下个不停，樱花纷纷飞落，有人在仓皇逃避，他去往何处？

情禅，从这里开始

广州，蒲涧寺。

三天之后，痛哭流涕的苏曼殊跪在了蒲涧寺住持面前，以自刎相要挟要在此出家为僧。这时的苏曼殊不过十六岁，而香山的苏家与其在日本的监护人林家，对此一无所知。

因为禁受不住初恋情人为情投水身亡的打击，苏曼殊选择了遁入空门为其赎罪。在那些顶风冒雨、落荒而逃的日日夜夜，我们都不忍心将负心薄情加诸在他满是鲜血的心上。

情至深处，反近于淡薄。相比于苏曼殊在听闻爱人死后对家人的大哭大闹，其悄无声息的远走及出家，更让人闻之心伤。

按照我们的传统，爱她就应该与她同生死，例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听到刘兰芝投水的消息后不久亦“自挂东南枝”。我们先不要去指责焦仲卿的勉强、苏曼殊的懦弱，如今的爱情，又有多少人能为了爱人而自杀呢？

少年苏曼殊袈裟披身，从此万念俱灰，皈依佛门。然而，他的参悟却不限于斗室之间，而在风雨飘泊的大千世界中。他所参悟的，也并非局限于苦禅、佛禅，而是情禅。以情入禅，看透世间色相，这也算是古今第一人了。

其实，情之为道，自古难求。《红楼梦》里有一首《好了歌》，唱尽了世间红尘诸相的虚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按照传统观点，这不过是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人在世上，建功立业，发财致富，贪恋妻妾，顾念儿孙，在曹雪芹看来，不过全都是被情欲蒙蔽尚不“觉悟”的缘故。“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只有和这个世界斩断一切联系，彻底“了”，才是彻底“好”。

在庄严肃穆的佛像面前，下跪的苏曼殊诸多情事郁结于胸。如果说他这时的出家是了却小时对佛法的向往，倒不如说是以佛法来化解心中被情狠狠刺伤的苦痛。与世间一切伤心人一样，苏曼殊企望空渺的梵音能洗去一切尘念，让魂归大海的爱人得以安息。

苏曼殊在蒲涧寺闭关三个月，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一方木鱼而已。桌案上，他把自己尘封在泛黄的经书中，追寻佛陀的过往重生。一盏青油灯，旧窗下，或上早晚课，或聚在一起参禅研经，或煮茶对弈，或独自静坐悟禅。他操着闽南口音，一遍遍地为他人招魂，任流年冲洗记忆，让过往的情结慢慢淡出。

然而，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出家注定不会长久。

苏曼殊还有太多的红尘牵挂。多少世间风景，他渴望领略；多少世间百态，他渴望描摹。人的一生充满了无数的失与得的故事。

曾经以为失掉的东西因为不可得而哭天抢地，世界为之山崩地裂，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多少年之后，我们忽然听到他可能会说起一个故事，平静安详地，好像在诉说别人的事，殊不知，自己就是那个主角。也许，时间真的是一剂良药。闭关三月的苏曼殊看来就是这样，哭过了，悲过了，痛过了，悔过了，现在的苏曼殊似乎对寺庙的生活不耐烦起来。

悲痛过后的苏曼殊每日面对幽静的禅房、素斋、檀香，感到无所适从，浑身难受。是呀，孤黄油灯，怎及世间光怪陆离的光电声色；淡斋素食，怎及海味山珍；石佛枯庙，怎及高楼华宇、红粉佳人？在苏曼殊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所共有的脆弱。为了对逝去的爱人赎罪，他果断而决绝地自我放逐，闭关三月，然而悲痛过后，却是没来由的后悔，这便如断肠之人，行至悬崖峭壁，却又不敢纵身跳下，心生畏惧一样。也许，我们都会谴责苏曼殊在做表面功夫，欺骗爱人，欺骗自己。我想我们应该对他宽容一些，对十六岁的苏曼殊来说，他还无力承担丧失挚爱的精神负担。他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与生俱来的逃避与懦弱，这就像面对苏家人嘲笑他是“杂种”时他会赶紧躲到附近的寺庙中去一样。

我们给他时间。

这时的苏曼殊，看落叶即现婉转，见清风便感温柔，于是便有了“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的诗句。梦想的寂静变成了清冷和寂寞，他想念起河合仙，想念起大同学校的同学以及横滨的十里洋场。

三个月之后，或者是月黑风高，或者又是急雨大风，苏曼殊悄悄离开了蒲涧寺，回到了横滨，他久违了的人世繁华。

现在看来，这样的人，不适合做方外之人。然而，他不愿做和尚，以后却一直研情修道；他若是和尚，以后却五戒四犯，清规戒律破坏殆尽。这也许就是奇人的秉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