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时间的规划与社会生活的协同节律

（一）社会生活的节律

社会时间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节奏、节律、组织秩序以及观念形式。作为人类活动的节律形式、组织形式和观念形式，应该说，社会时间的主要意义在于横向比较，若进行纵向的跨时代比较，则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节奏都是当时代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社会生存结构的体现，在当时代的具体情况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社会时间所蕴涵的价值内涵也是特定的，不便简单地用其他时代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当我们用自然时间来比较社会时间的时候，就会出现如吴元梁所说的情况：原始社会存在的时间长度远远大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原始社会在自然时间中存在了上百万年；用社会时间来量度，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时间长度又远远大于原始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生产力发展及取得的社会进步是人类以往的历史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们用这两种时间标准分别量度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话，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依次更替的各种社会整体性在自然时间的长度上呈现着由长变短的趋势；而在社会时间的长度上则呈现着由短变长的趋势；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但人类可以在其中获得无限的生存空间，人类的发展前景主要是由社会空间所展示的。

吴元梁认为社会时间可以作为量度的参照系，并认为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可以有同变换而得到一种变换系数。实际上，社会时间是不能度量的，社会时间没有自己的度量单位，社会时间只能借助于自然时间的度量性质（如年、月、日、小时等），才能对社会事件进行有效度量和比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中，社会时间不能直接进行简单量化比较。具体的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时间只是反映内部的生活节律，节律是社会主体活动的整体现象，自身没有固定的衡量单位。

社会时间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不是机械运动，而是有一定节律的活动，一张一弛，一作一息，在形式上表现为周期性的非线性运动。人类社会实践的节律可以分为三种，即自然节律、内源节律和谐调节律。

第一，自然节律。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克服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过程，因此实践活动都是具体的客观的，是离不开自然环境的。而自然环境是有固定周期性的，人们每天活动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这种因自然环境引起的活动周期性，自人猿相揖别之前就开始表现为自身活动的自然节律。实际上，所有地球表面的生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因自然环境造成的活动周期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节律是自古有之的，这种节律是跨地域、跨物种、跨世代的节律，这种节律不因民族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不因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不因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加快，不因社会文化的进步而提高。总之，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熟悉的地球空间里，实践活动的自然节律就不会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

第二，内源节律。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性的，其基本过程表现为：目的-手段-新目的。每一次目的的实现，就意味着新的目的的开始，相应的实践活动表现为：每一次实践活动的结束，就意味着新的实践活动的开始，如此反复，体现出人类活动的内在节律。如果说自然节律是生物意义上的本能节律的话，那么内源节律则是社会意义上的意识活动的节律。前者是基本的、深层的、简单的节律，后者是高级的、浅层的、复杂的因自身生存需要人为形成的一种节律。在社会生活中，经济活动是人们形成内源节律的主要因素，追逐经济利益是人们形成内源节律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内源节律的舒缓快慢直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相联系。

第三，谐调节律。在现实社会中，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可能像动物那样完全按照自然节律而进行，也不可能完全忽视自然节律而任凭物质利益的驱使，而是不知不觉地兼顾了两种节律的作用。同时，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社会性的，每个人不可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与人之间需要一定行为上的协调，在理性的指导下，形成固定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从而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最终形成人类活动的谐调节律。三种不同节律不是绝对孤立的，通常混同在一起，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生活节奏。一方面，谐调节律是自然节律和内源节律的综合，谐调节律又要受到社会群体的干扰，因此就个人而

言，谐调节律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的节律，另一方面，只有从宏观上看，谐调节律才会呈现较为清楚的波形来。

不同社会实践活动的节律是不同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对突出的节律形式。

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和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矛盾运动。每个人为了争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空间而进行社会活动，社会活动表现为有目的性的内源节律。为了达到某种经济利益，人们的活动不再注意四季的区别，也不太在意昼夜的自然节律。如：一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决定了人才流动、投资热点、民工潮、移民潮、股市行情的起伏和走向，反过来这些社会因素的起伏和走向又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节律。

同时，时间观念的形成和时间规则的制定，使人们有可能在理性的指导下，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协调各自的生活节律，达成相对统一的社会时间，从而形成社会实践的谐调节律。

总之，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活动方式由自然节律逐渐转向内源节律；又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的活动方式从内源节律转向规范的谐调节律，其中，实践活动从内源节律向谐调节律的变换，也是社会时间的外化过程。社会时间的外化，一方面是城市生活交往密切和步调统一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现代人在牺牲私人时间并向公共时间妥协中逐渐失去精神根基的原因。

（二）时间道德与公共时间的节约

鲁迅先生说过，浪费别人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在先生看来，人生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时间了。在当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物质财富是社会成员最直接的争取目标。财富再珍贵，但是可以花相当的劳动时间去产生的，而时间的流逝，却是永远也生产不出来的。因此，比之物质财富，时间不知要珍贵多少倍。就是说，我们可以生产财富并节约财富，但是对于时间，我们不能生产而只能节约使用。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最珍贵的资源，比金融资本还受到重视。实际上人力资源就根本来说，可以反映在时间资源上来。多一个人，多一份时间的使用。

充分利用时间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其标准是节约时间。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珍惜时间，只有珍惜时间才能懂得节约时间；另一方面又要有超前意识，只有具备超前意识才能有效地节约时间。

珍惜时间的社会效益是十分明显的。首先，珍惜自由时间，就意味着在自由时间里人能够积极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则可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这本身就是人类的终极理想。其次，珍惜劳动时间，就意味着对劳动时间的节约使用，这就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增加，而自由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人的素质可以得到不断提高，反过来素质的提高又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从而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再增加自由时间，如此往复，直至良性循环。

应该说，时间观是人生观的一个有机部分，两者紧密相连，人生观决定时间观，反过来时间观又影响人生观。从人生观这个角度看待时间的话，时间便披上了道德色彩。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认为，时间不仅仅是物理概念，更是道德概念，他制定了一些道德禁令，规定了使用时间的道德限度。在生活中不讲究时间道德的人，是那些浪费别人时间和荒废自己时间的人。

前些年，国内有人对政府开会次数和官员发言的时间提出了看法，认为公共时间都是十分宝贵的，需要珍惜爱护，繁多的会务和冗长的演讲是一种浪费资源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开会次数应该减少，发言时间应该缩短。在现代社会，节约自己的时间，尊重别人的时间，这是一种最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美德。

（三）和谐城镇与城市群的社会节律

就群体而言，需要考虑公共时间的结构问题，公共时间的结构需要由国家政府统一调剂。由于进行每项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都需要在空间上发生移动，而人们的移动存在时间限制。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空间上组织人们的活动系统使个人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单靠增加收入能够实现的。我们要力图通过针对个人行为的线索式研究，总结出不同人群与不同行为系统的匹配，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类型人群的不同生活需求，为城市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在工业化的城市里，居民有着极为相似的活动节律，人们在同一个

时间里起床、同一个时间里吃饭、同一个时间里工作、同一个时间里看电视（如新闻节目）、同一个时间里睡眠。生活节律的整体性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活动的共时性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消极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如在同一个时间里上下班，会给交通带来很大的压力，经常引起潮涌式的交通阻塞，把人们的时间白白浪费在路途当中，这是社会的巨大损失。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交通拥堵，如果把这一段公共时间分割成几个部分，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上下班时间交错开，则交通状况将会显著得到改善。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建议：

1．错峰上下班

按照前一章的介绍，在标准的和谐城镇内，特殊的环形设计可以避免交通拥堵，但这只是通常意义下的稳恒车流，对于上下班高峰期引发的潮汐车流，也是没有免疫力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既然潮汐车流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性的现象，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考虑解决。首先要明确，跨镇上下班的相对较少，因此潮汐人流和车流基本都在和谐城镇内，只要按不同职业或行业错峰上下班即可，具体说，可以这样安排：环卫清洁工作6点上班，中小学7点上学，生态工业园8点上班，政府与公共事务部门9点上班，商业部门10点上班，同理下班的时间依次提前。这种错峰的分流，使人流和车流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的控制而达到良好的效率。

2．节假日管理

目前我国实行每周双休日制度，大大提高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但在假日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由于春节、国庆长假的设置，拉动了旅游经济和休闲经济，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潮汐出行现象，给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旅游景区带来巨大的短期压力。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作者认为，除了春节有特殊性之外（在下一点讨论），其他长假一律只有一天的公假，一天的公假是象征意义，与周末双休意义本身不同，因此不必要来回拼凑，增加管理成本。那么，余出来的公假可以拼凑扩展成全国指定的强制性带薪假期，带薪假期每人每年5天，加上头尾双休，实际上每人每年有一次性9天的长假。这样的好处是，一天的公假和周末双休并不一定连接，不会带来大规模的人潮涌动，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9天的带薪长假，必然会在一年某个时间段里出行，但这是随机的出行计划，绝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统一的大迁徙的行为。

3．大春运管理

春运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这既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结果，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情怀。根据近些年来的调查显示，春运的主角有两类人群，一是城市暂住人员的返乡潮，二是城市常住人口的返乡潮。前者是主流，且来去势头凶猛，组织性较差，在时间管理上有很大的难度。后者是城市的常住人口，有相对固定的工作，也可能有固定的房产，因此人口流动相对平缓，但由于春节长假只有7天，这些人群只能集中在这么短时间内返乡，潮汐现象实际上更加明显。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作者认为，要区别对待，首先对于暂住人员，一方面政府号召工矿、建筑、粗加工等企业，在春运期间给农民工春假以更宽的选择项，避免集中春节前几天才统一放假，譬如对于家乡距离很远、父母子女存在实际困难的可以提前放假；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到城镇就业、买房、定居，安居乐业的农民工对城市有了归属感，父母也会时常过来暂住或者也迁居过来，这样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不再有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了。其次，对于常住人口，特别是在商业、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政府要鼓励春假倒休制度，让错峰过年的人能够得到实际的回报。最后，政府有必要在国人过年的形式上进行艺术性、现代性、科学性地论证，提倡多样化的、健康的过年方式，如旅游过年、多家庭聚餐会过年，和谐城镇里可以尝试建立生日城，平时给所有过生日的人提供专门场所，春节期间就作为过年城等。同时，也要抵制庸俗式的过年方式。目前农村地区过年三件事是必须做的，即放炮、喝酒、搓麻将，据作者不完全统计，农村地区至少有1/4以上收入在牌桌上重新分配。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最大的酒席、最大的牌桌的时间节点，规范的意义在于文化的健康，而不是酒徒与赌徒的狂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