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文明下的制度决定论

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人类掌握巨大的自然力（如核武器）并足以毁灭地球的时候，当人类的生存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自组织行为就显得异常重要，人类面临两难选择，是照此惯性发展下去，还是要另辟蹊径。照此发展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另辟蹊径虽然很难，但毕竟能看到一线生机。社会呼唤一个良好的制度，彻底改变当前的生产模式和生存模式，以图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以图回到原来的美好家园。

当前人类的重大威胁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个，即核武器和生态危机。

（一）核武器的悲剧

核武器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强权政治的尚方宝剑，同时也成为悬挂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武器是利用核反应产生巨大光热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污染和核电磁脉冲，造成杀伤和破坏作用，或造成大面积放射性污染来达到击退敌人的目的。核武器的破坏力是惊人的。发展到现在，原子弹也经历了多次的升级换代，目前已包括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三相弹、反物质弹等。1945年，为了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美国首先研制成功并首先使用了核武器。为了实现独家垄断，美国提出“巴鲁克计划”，但很快苏联核爆实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随后在冷战思维下美苏展开了核竞争，核试验越来越多，爆炸当量越来越大，世界处于核战争的威胁和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和估算，目前世界上的核武器总数达20000枚左右，不同类型的核武器功能、当量和破坏方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一个核武器的爆炸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生态环境，究竟要多少枚核弹头才能毁灭地球生态，实际上是个可悲的伪命题，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见证这个过程。就像两个歹徒互相使恶招来讹诈对方，如此多的核武器究竟做何用途？难道文明社会到了末日疯狂了吗？对核武器的研究、使用，以及目前疯狂的制造，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邪恶的行为，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对世界精神的亵渎，是对人类文明的绑票。

1970年3月5日，经过美苏等国多年的讨价还价，世界大部分国家参与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该条约的目标是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这个条约是美苏等国巧妙利用无核国家的美好愿望而通过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条约中居然只字未提核裁军问题。无核国家希望核裁军以及和平利用核能，但美苏等国的意图是希望保持自身的核垄断，以满足核大国的优势地位。该条约自身存在巨大的漏洞，从而也存在着不小的隐患，所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40多年来，在核裁军和核扩散控制方面收效甚微，世界依然笼罩在蘑菇云的阴影之下。

第一，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和不公正性。这个条约规定有核国家有权交换核技术、扩大核武器库，并且还可以进口核材料；而无核国家则必须保证核能利用的和平目的，并要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额外监督。

第二，条约的目标和条约的名称有出入。条约的目标有三个，即核不扩散、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但条约的名称只是叫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显然有意隐去核裁军这个目的，这反映核大国的政治意愿，只防扩散，不想核裁军，帮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只是诱饵。

第三，在条约的实施过程中，美苏等核大国不断提高核武器技术，扩大核武器数量，很少有核裁军行为。

第四，核大国用双重标准看问题，如为了自身战略利益，美国还暗地里将核武器扩散到无核国家，如与印度签订核能合作协定。而对于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国利用核能，美国则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以怀疑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而发动战争推翻伊拉克政权。在朝韩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在韩国建立军事基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给朝鲜制造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对朝鲜的核计划进行打压。

第五，条约的执行面临技术上的困境。核技术的民用和军事上的利用没有严格的区别，这使一些国家在获得核技术方面有机可乘，先以民用的名义躲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然后逐渐转向军事上用途。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核扩散的技术障碍已经消失了，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主要看各国是否遵守条约和道德底线。

第六，条约本身存在明显的漏洞，条约没有设立退出条件，使某些国家利用条约以和平名义获取核技术，然后退出条约，转向核武器发展。朝核危机和伊朗核问题就是例子。

第七，条约只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对于不缔约的国家既没有约束力，也没有制裁措施。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没有加入条约，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展核武器；而朝鲜、伊朗、以色列曾经加入缔约国，在发展核武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责难和经济制裁。这一正一反的例子，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纵容一些国际上的恶意军事行为。

第八，条约只对缔约的主权国家有约束作用，而对非国家实体则一筹莫展，特别是对地下黑市的核交易更是无计可施。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目前世界上的核交易黑市比较猖獗，2005年全球共发生103起与秘密运输交易放射性材料有关的事件，核交易黑市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无核国家获取核技术变得较为容易。可悲的是，有关资料表明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正逐步成为核走私的主角。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比较有效地减缓了核扩散的速度，使核国家在短期内没有迅速扩大。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拥有制核能力，但真正成为事实有核国家的只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据报道其中印度、以色列的拥核过程与美国有涉。

关于核裁军，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确切地说，世界核裁军主要是美俄（苏）之间的事，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95%以上的各类核武器。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俄（苏）在核裁军方面进行了长期的谈判，达成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但截至目前，两国所裁减的主要是过时的和陈旧的核武器，对两国的核打击能力几乎没有影响。

目前有更好的一个限制核武器发展的条约版本，即1996年9月在第5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58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随后各国开始陆续签署，目前有176个国家签署，其中156个正式批准。由于一些国家抵制该条约，一些国家仍未签署，一些国家签署了但尚未达到生效时间，因此这个条约一直不能发挥应有的和平作用。

其实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呼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争吵过程还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漫长的签署过程，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反核的最终目的是全面禁止核武器。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制定《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该公约的草案规定使用核武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是反人类的罪行，但一直未能通过。这个公约的出发点是好的，目标也是善良的，但是它损害的是核大国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限制一些霸权主义大国挥舞核大棒的权利，肯定难以取得成功。美国不断地阻挠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企图使人们相信，只要美国没有签字，则它使用原子武器就永远是合法的。或许可以说，这个制度涉及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很难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不可能形成一种强化实施的机制。各国对条约的遵守都是出于善良的目的，当一些国家发现守约成本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就可能违约。

看来人类禁核公约的道路还很长，从国际立法的角度或许能取得一定效果，如果有一天禁止使用核武器能够成为国际法则和人类文化的道德底线，拥有核武器就会受到国际法的制裁以及国际社会的道德谴责，那么，核武器就有可能慢慢地从地球上消失。我们期盼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能够早日生效，最终的目标是全球缔约一个《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实现一个永久性地放弃使用核武器的和平世界。

（二）生态危机的悲剧

关于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两个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技术具有诱导效应，技术不过是人的发明和创造，只要人类在整体利益上确立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当技术发展到今天，以生物分子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中心，再以各类低能耗技术为补充，人类完全有可能逐渐形成结构合理的生态技术体系，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得到严格的贯彻和实施，人类就能摆脱第一章讲到的技术与道德、经济与环境等逻辑背离的困境，实现文明的华丽转身，走向美好的未来。还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推行节能减排的绿色经济，集中处理工业三废，防止污染转移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能耗产业，建立重污染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就可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其实不然，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无期工程，目前的任务可以分轻、重、缓、急四种情况，环境污染虽然很重，尚可以缓缓治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看起来并不是很急，但由于100多年来的累积基数太大，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全球气候反常逐年升级，是绝不能怠慢的急情。气候问题数据庞杂，这里仅举最近两年全球极端气候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2011年2月1日，美国遭受寒冬暴雪袭击，波及美国大半国土，中部和东北部一些地区积雪厚达60厘米。暴风雪引发交通停滞，电力中断，工厂暂停。不仅仅美国受灾，整个2010年冬天，欧洲多国也遭遇冰雪之困，严寒天气给这些国家的交通部门带来严峻考验。从2010年11月开始，严寒笼罩了瑞典、丹麦、英国、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其中丹麦雪情尤为严重，气温屡创数十年来新低，部分地区积雪量超过1米。在西伯利亚的萨哈共和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0摄氏度，创下纪录。超常的严寒天气给欧洲诸国的交通带来严重挑战，“机场关闭”、“交通瘫痪”、“断水断电”几乎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可怕的词汇。同时，远在亚洲的日本、韩国也遭受同样的寒流袭击。2011年日本沿岸地区接连暴雪，造成交通中断，日本各地1月份出现异常天气，全国有37个观测点的最深积雪量刷新了历史记录，平均气温低于历史均值，此外，日本北部和西部的降雨量却是1946年来最少的。此次寒潮从1月16日开始也冲击了韩国，使一些往年同期较为温暖的地区也创下低温记录。首尔当天最低气温达零下18摄氏度，一些住宅水管冻裂，全国多地交通受阻。釜山最低气温达零下12摄氏度，为96年来的最低。

2012年11月28日，世界气象组织在《世界气候状况年度临时声明》中指出，2012年是极端气候现象频发的一年，今年全球各地频现极端气候事件，北半球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热浪、干旱、洪水和低温。

例如，2012年初欧亚大陆的极寒引发了许多国家的交通瘫痪、电力中断、供水供气受影响，这个百年难遇的极端低温袭击了整个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造成600余人死亡。这次百年低温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损失之严重，史无前例。

到了2012年上半年，百年不遇的低温噩梦还未散去，北美又迎来了一波百年不遇的热浪。据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信息，2012年的上半年成为美国本土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持续一个多星期的高温天气造成74人死亡。特别是到了六、七月份，灼热的温度让人无法喘息，热浪造成一些高速公路路面变形、铁路轨道扭曲甚至飞机跑道熔化。此外，热浪还席卷了欧洲南部、俄罗斯和印度等地。

2012年7月21日至23日，北京遭遇60年不遇的最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达164毫米，其中最大降雨点房山区河北镇达460毫米，引发该地区山洪暴发。据统计，全市经济损失近百亿元，77人遇难。与北京的涝相反，云南三年连旱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近四年来云南由于降水偏少，前期的干旱一直不能缓解，库塘蓄水得不到补充，致使旱情累计增长，生活和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据报道，整个2012年我国极端天气事件还有很多，按时间顺序大概有：2012年5月，甘肃全省平均降水量为60.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3成，局部降水强度大，多地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5月10日岷县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49人死亡， 23人失踪，灾情十分严重。2012年整个夏季，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共有174个气象观测站发生极端高温事件，其中云南巧家（43.5℃）、广西田林（42.2℃）等29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纪录。2012年7月中旬，长江上游嘉陵江支流发生超过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7月24日长江三峡水情达到建库以来的最大洪峰。从2012年7月24日起，一个月内有6个台风登陆我国，为历史罕见。8月2日至8日七天内竟然有三个台风登陆我国，影响15个省区。其中“卡努”、“达维”、“苏拉”等6个台风从南至北，影响到我国北方。而“达维”据报道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强的台风，也是近10年来影响北方最严重的台风。2012年11月2日至4日，华北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雪过程，北京、河北相继发布暴雪红色预警，强降雪对交通运输及城市供暖、供电等造成严重影响。2012年11月9日至14日，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出现强降雪天气，黑龙江鹤岗市降水量为55.7毫米，最大积雪深度达49厘米，创历史记录。

2012年极端天气频现，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导致极端气候的产生条件不能准确模拟，其中全球变暖是长效因素，也是基础因素，由全球变暖造成如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象是短效因素，在季节更替的特殊时刻，当长效因素和短效因素出现叠加效应的时候，极端气候就容易充分表现出来。极端气候的变化机制目前尚不能准确预测，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当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总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球表面温度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极端天气是突然的，让人猝不及防，最可怕的是灾害的量级可能呈倍数发展，后果难以想象。

极端气候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人类的科学技术还不能精确计算和模拟，影响气候的因子很多，如

光照、地形地貌、大气环流、海洋洋流等。目前还没有任何理论模型可以精确预测全球气候动态，也没有任何科学家敢对极端气候作出根本的定论。气候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模型的建设，在全球气候科学中，电脑模型是最重要的工具。但由于大气过程很难在实验室中加以重现，计算机模型的大气实验永远只是虚拟的过程。

2010年英国推出新一代的精密地球模型“HadGEM2-ES”

，在英国国防部的主持下，这个模型研发耗时四年，是全世界正在研发的十几个地球系统模型之一，它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仅仅考虑空气、阳光和水等气候物理要素的模型，添加了更多变量，如可以缩放的森林，能随海洋酸性而变化的海洋食物链，通过与温室气体相互作用能加强或影响其变暖效力的气溶胶粒子等。科学家希望通过尽量精细的变量，从中获取气候要素之间互相作用的新认识。但是，这种模型永远是一种理想的近似，与现实或许还有不为人知的差距。由于模型中要素的确切功能，要素自身的稳定性，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难免会发生变化的，额外的复杂性因此会放大预报的误差，所以这一惊人的尝试是否能帮助政治领导人来科学地筹划人类未来，目前来看依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气候研究是一门经验科学，更多使用经验统计，气候现象必须通过多年记录比较，才能有规律性的发现。然而，就算人类发现了气候变化的规律，也未必就一定能推导出未来气候变化来。

不过，通过分析近年来极端天气的现象，不难发现某种确定的趋势，即极端气候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世界气象组织全球天气研究计划负责人阿斯拉尔认为，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是极不寻常的，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未来极端天气现象将更加频繁，强度将更大，影响地区将更广。

以中国为例，无论是从气候历史角度，还是数学模拟角度，都可以看出气候变暖的趋势。葛全胜等人利用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大量树轮、冰芯、石笋、湖泊沉积等自然证据，重现了过去2000年来中国东部气候变化历史。研究发现，中国东部温度变化有一个200到300年和准600年的周期，到目前为止曾发生过三次温暖阶段，公元1500年以来的温度变化过程与公元150到650年相似，20世纪的暖期最可能与隋唐暖期相似。

高建慧等利用全球海气耦合模式（ECHO-G）（本模式以太阳辐射、火山活动、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变化因子，未考虑其他如气溶胶、下垫面等因素）的1000个模式年的长积分气候模拟试验结果，对近千年的温度变化特征及其可能的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近千年来气温变化呈现明显的两峰一谷的V字型格局。前一个暖期对应于中世纪暖期，冷期对应于小冰期，后一个暖期对应于二十世纪暖期。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是过去1000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在千年尺度上，太阳辐射和火山活动起主控作用，而在最近百年尺度上，温室气体含量的变化对温度变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极端天气的罪魁祸首，是人类自己。虽然气候变迁有自然的因素，但目前温室效应和极端气候显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有关资料也显示，像干旱、洪涝、雨雪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其总体变化规律和气候变化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在过去的100年或者50年中，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干旱、强降水、高温热浪等气象灾害增多且变强。

由于气候研究直接关联政府的决策和公民行动，所以气候问题实质上也是政治学的问题。新世纪以来，气候问题变得异常**，气候政治学似乎是全球的焦点话题。颇为遗憾的是，近些年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讨论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安东尼·吉登斯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环境运动的保守本性不利于将环境关切整合到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之中，他拒斥对自然的神秘崇拜，也反对环境伦理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那都是一种狭隘的眼光，于拯救地球毫无裨益，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碍地球的存留。其实在作者看来，吉登斯本人在生态问题上依然属于保守派。他反对气候政治学重点讨论的预警原则，尽管从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发表开始，这一原则已被无数的官方文献学术讨论所接受，吉登斯认为要坚持比例原则，即对某些行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民主社会里，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公开辩论并最终达成共识。吉登斯强调气候政治学的根本路径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作为行动的主体，必须在兼顾市场原则下作出合理的决策。

当前国际上关于气候哲学的研究发展迅速，相信在哲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参与下必将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相对而言，我国气候哲学的研究更加不足，需要给予充分的重视。气候变化干系重大，事关人类命运，也事关美丽中国的发展蓝图，及时了解国际气候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利于推进我国气候问题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政府决策和国际谈判提供借鉴。

关于气候问题，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就发现了温室气体，他预测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可能改变地球气候。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倍时，全球气温将增加5—6℃。他因此而被称为“温室气体之父”。然而，此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并没有关注到阿尔赫尼斯的理论预测。只是最近十几年，由于极端气候频现，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人们才重新发现阿尔赫尼斯温室效应的理论价值。由于温室效应是极富理论性的观点，一般科学家都没有认真系统地关注，普通公众就更是不容易理解。现在，随着罗马俱乐部的工作以及欧洲绿色政治的兴起，人们将气候问题逐渐引入政治生活领域，客观上刺激了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投入，也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空前关注。

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环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后知后觉的人类并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挽救措施。当前的措施，似乎只是隔靴搔痒，我们在大力提倡绿色经济的同时，实际上仅仅是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上升，极端气候的危害不断升级的局面依然存在。据权威部门统计，由于工业文明带来了温室气体的不断排放，二十世纪世界平均气温升高了0.6℃。温室气体，是指任何会吸收和释放红外线辐射并存在大气中的气体。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需要控制的六种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CO

2

）、甲烷（CH

4

）、氧化亚氮（N

2

O）、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

6

）。在六种主要温室气体中，因为二氧化碳的工业排放量大，而且化学稳定性高，所以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室效应影响最大。如果人类不能有效抑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二十一世纪全球温度将继续上升3℃—5℃。从目前的气候监测来看，温室效应不断趋强已经严重威胁气候平衡，平均温度仅仅上升了0.6℃尚且引起全球极端气候频繁多发，已经给人类造成重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假如全球温度再继续上升3℃—5℃，到时候极端气候肆虐程度将不堪设想。

自然生态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跨越上百年甚至更长的过程，在这期间，我们要随时承受自然界突发性灾害、周期性生态变迁的影响。生态治理的效果有可能因几次自然灾害而功亏一篑，也可能受气候变化的效应所抵消。很多人认为，从现在起只要我们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同时保护森林，维护生态，双管齐下，就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其实不然，当务之急，不是碳的减排目标，而是必须实行碳的负增长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快的速度遏制未来必然要产生的大规模气候灾难。

必须承认，面对极端气候的肆虐，人类的能力显得十分有限，未雨绸缪才是最好的对策。

现在，时间、效果上都不允许我们稍有迟疑。鲁迅有一个“铁屋子”的比喻，用来类比当前全球温室效应下冰川融化、气温升高、气候反常的情形非常贴切。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对于每个人来说，依然生活得很自然潇洒，好像温室效应与己无关，反正是很遥远的事情。这种精神上的麻木，一方面反映人们的无奈，连担忧的情绪都懒得表达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人们的无知，不知道厄运正在开始降临。对于这种无知和麻木，这里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大声疾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

目前，急症需要猛药。即便停止所有的人类活动，环境污染可以减缓，但温室效应却依然不能遏制。唯一的办法，是用最快的速度捕获多余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100多年前恩格斯就警告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为自己谋求生活资料的同时，切不可违背客观规律，过多干预自然界，超过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人类似乎是记吃不记打的物种，人们只在意当下的幸福，18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使人类陶醉了200年，至于大量的烟尘、污水和垃圾，则可以熟视无睹。环境问题，生态窒息，好像今天才大梦初觉。

从能源角度上看，工业文明的基础是能源的开发利用，目前的主要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煤炭等，这就造成两个必然后果：一是能源利用产生的废气会污染大气，特别是温室气体的增加，必然造成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危及人类生存。二是工业文明在百年的时间内几乎用完了地球亿万年的能量储备，当能源枯竭之时，也将是文明转折之日。

从科技发展上看，现代社会或已异化成技术统治的社会，科技能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科技能制造出人类无限需要的消费品。通过科技，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生产资料，一切东西都可以加工为商品，地球与环境不过是廉价的原料而已。通过科技，世界更加朝着物质化、功能化、功利化方向发展，事物的本真状态被华丽的技术和技巧所掩盖。

全球的生态危机究其本质是道德危机、文化危机还是制度危机？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马克思从商品、劳动、价值出发，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其衰亡的根本规律。

从现在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高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器，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是制造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当前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者。所以，生态危机的反思必须从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开始。西方现代化运动依靠残酷殖民扩张获得原始积累，而后以原始积累为资本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开发和掠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生产模式得以全球普及，自然资源受到掠夺式的开采，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危机的到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人类历史上也有生态破坏事件和生态失调现象，但从来不像今天这样扩散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深沉的忧虑。

马克思主义批判之后，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西方掀起多种反资本主义理念和生产方式的社会思潮，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

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又分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只有人才有主体价值，自然存在物只有在满足人的利益上才具有工具价值，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人赋予的，自然界只是一个原料仓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可以毁坏或灭绝任何自然存在物。弱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应该对人的需要作些理性的调节和限制，在肯定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要肯定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显然，强人类中心主义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与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地权衡，反对人类中心利益的绝对化，因而在人与自然问题上才有反思和批判的空间。

生态中心主义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产生的绿色思潮，是继“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之后产生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学派。主要代表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创立的“大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的“自然价值论”，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创立的“深层生态学”等。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传统伦理的偏执和价值错位，在传统伦理学的视野中，人类是唯一的主体，环境和动植物被认为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只有人才享有道德权利，正是传统伦理学的这种偏执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生物的冷漠以及对大自然的粗暴。

显然，把道德关怀的界限仅仅限定在人类的范围是不合理的，伦理学必须突破人的本位思想，把道德义务的范围延伸到其他存在物上去，设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承认普遍的生物道德。只有这样，人类在内心深处才会有保护自然并维护生态平衡的道德动力。正如罗尔斯顿所说：“一种伦理学，只有动物、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给予某种恰当的尊重时，它才是完整的。”

在他看来，建立普适的完整的伦理学，就可以使人类从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一种超越自我、并懂得欣赏他者的能力，养成与非人存在物诗意地栖息于地球的生存模式。

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人类的自然价值观出现了问题，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世界的演化是一个创生价值的过程。任何生命包括人类在内，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自然轨迹中的重要环节。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趋向于生存并维持更多价值，“活着的个体

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决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罗尔斯顿这句话反映了生命以及生态系统都是价值主体，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存在性的价值关系，自然是人类的摇篮，万物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人体包括人类整体是一个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系统，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状况将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自然仅仅被看作满足人类需要的客体，人类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火药味十足的征服和被征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自然沦为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必然具有两面性，工具既可以有益于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从而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显然，在人与环境关系上，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此，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批判。

（四）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

生态社会主义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生态社会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注重对生态观的弘扬与重塑，通过分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生态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佩珀等人。如福斯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实践来理解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统一地看待自然和历史问题，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涵盖生态学的基本维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的异化，导致生存条件和人类自身的分离，这直接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断裂。福斯特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土地的大私有制，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城乡分离，实现了长距离的商品运输和贸易，则社会物质交换的断裂就会显现。要避免这种断裂，就必须要废除私有制，废除雇佣劳动，生产者联合起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社会劳动。佩珀从生态维度重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佩珀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划清界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确定经济基础决定性的同时，没有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同时他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更加重视生态问题解决，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资本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但是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资本对环境造成的危机并不单独由资本家承担，而是由整个社会承担，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辩证统一的观点，对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的矛盾问题，彻底消除生态危机具有重大的理论启迪作用。

总体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所以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要消除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消除社会的贫困与不公，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构建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生态社会主义不再片面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而是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的生态学原则。他们认为，只有废除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批评，归纳起来，认为生态中心主义有以下几个错误：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自然价值的说法，认为自然价值是一种把自然人格化的做法，这类理论尽管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但这种理论容易脱离实际，抹杀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忽视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任何价值都是人类建构的意义范畴，自然界本身也是在人类主体的价值内涵之下。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人类中心论，拒绝自然伦理和自然神秘化倾向，与资本主义社会下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决定生态危机的发生。实际上，恰恰相反，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产生都是由相应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演化历程就会发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酿就了当前的工业文明，同时伴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要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意味着人对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和肆意掠夺，以及人对物质资源与权力的无穷无尽的竞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催化之下，人们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于是私有财产的权力也就有可能演变为支配一切社会生活的权力，这反过来导致个体对物质利益的极端追求。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利益追逐游戏里，世界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广泛对立，私人利益、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博弈导致的结果：首先受到伤害的是自然资源与环境，其次受损的是大部分人的利益，最后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第四，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正面价值，并非像生态中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的一概否定。当代人类已经全面进入了科技时代，这个时代既是人类通过实践改造世界的成果，也是科学技术的时代性结晶。科技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科技改变了人本身。现代人对科技已经形成一种完全的依赖，人类无法把科技与日常生活剥离。从更深的层面看，人类科技化的生存方式是无法阻挡的，因为实践作为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具有不断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不断扩延属人世界的内在倾向。实践的成果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客观规律的把握，而科技恰恰就是达到这种把握的途径。事实上，即使是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今天也已经无法摆脱科技意志的纠缠。所以，我们可以抱怨科技破坏了地球，但我们不能抛弃科技，相反却寄希望于新科技来改变现状。

第五，生态社会主义批判的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对科技的非理性运用，科技带来的生态恶果，究其根本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要符合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物质的逻辑，它的本性是自我扩张，即实现尽可能多的物质占有，所以，从源头上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以及从流通环节促进更多的商品消费是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环节。简单地说，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掠夺资源加挥霍性消费。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资源的枯竭是无所谓的，商品是否浪费也是无所谓的。这种疯狂的生产和疯狂的消费，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地球用50亿年的时间产生了人类以及供人类生存的完美环境，而人类在资本加科技的工业文明的开发下，作者保守计算，不到500年就可以把我们美丽家园彻底销毁。

颇有意思的是，同为环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却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但却并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只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形式，认为若放弃人类自身尺度，人类就不能很好地检讨自身，也不利于重建生态的平衡。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也可以看作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派别。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逃脱生态危机，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使经济取得飞速的发展，却也遗留大量的环境问题。实践上过去常常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对环境资源的破坏程度也不容忽视。若能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对平衡，转变能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这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会产生良好影响，有利于培育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社会主义有能力尽可能少地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美好生活的标准应该侧重于文化的、政治的生态的价值。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日趋成熟，我们有必要扭转苏联生产方式和生态问题对我国造成的不良影响，还原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

（五）制度决定论的可能性探讨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现在人类文明进入了制度决定论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里，社会的一切矛盾要让位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解决好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赋予它不同的含义。有指“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进步的历史思潮或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种对民主的诉求、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理论和运动。”也有指“前苏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控制模式、西欧混合福利制度、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对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启示，还是在于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意蕴。

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存在一种制度选择的可能性，以及所选择制度反过来对文明走向具有决定的可能性。我们在选择制度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也要兼顾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或许可以说，生态中心主义是理想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是现实主义。如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工业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的水平，也是人类当前生存的主要模式，在我们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模式之前，我们不能放弃当前的工业文明，所以工业文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有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

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工业文明伤害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主张反人类中心主义，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二。显然，这种主张在实际上会牺牲一部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来维护生态平衡，这种做法难以付诸实践。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人类的生存来源于自然，人与自然的之间需要相应的物质变换过程，这决定了人类在享受自然赐予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必要的环境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享有多少权利，就应该承担多少义务。自然承担养育人类的义务，人类也要承担供养自然环境的义务。否则，单向度地攫取，必然导致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

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现实的解决方案，即摆脱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只有把科技从资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使之不再屈从于资本对物质财富的生产与流通的非理性操纵，才能实现技术和人性的共同进步。

在生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需要发展生产力，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

由于是理性的且有计划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是可控的，完全可以是符合生态原则的，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都必须建立在自然准则和生态限制的基础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可以持续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但可以不违反生态准则。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可以实现不破坏生态，并做到社会与生态和谐发展。在发展观方面，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当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生态社会主义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它不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要人们回到蒙昧时代，穿越到技术落后的艰苦环境中去。认为技术与环境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技术不是破坏人和自然和谐关系的元凶，商品和市场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关键是必须是立足于人的需要基础上的商品，以及立足于环境承受力之内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就能达到和谐统一。

在生态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需要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型生存模式。因此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经济、社会与生态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在生产方面，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采用混合经济模式，合理适度地使用科技并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彻底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转变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与生态标准上来。在生活方面，鼓励劳动成员参与生产决策，使人们在劳动中达到生产目的，也达到探索自然、发展个性的生活目的，从中提高公共意识和审美情趣，使人们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形成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在文化方面，要求人们放弃资本主义的个人价值观，增强集体意识，培育社会责任感，建立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在破解生态难题的时候，主要应该吸收“生态社会主义”的养分。

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渊源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他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结合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试图从中找到克服危机的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路径，对解决当下全球性的新问题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理应洗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式的生产方式和浮华的价值体系，具有更多的人文因素，实现科学发展，人文发展。希尔贝克关于计划经济并不必然产生生态文明的阐释，突破了许多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实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迷思。社会主义本质上必然是生态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和谐发展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从历史长河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归宿，因为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已经广泛深入地影响了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由于对生态危机的精确判断及其所囊括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念引起了世人的兴趣。中国把生态文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就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生态学取向。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