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明的转向与制度决定论_二、文明决定论的三个适用阶段(1 / 1)

二、文明决定论的三个适用阶段

上述几个决定论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判断和设想,不管哪一种决定论,都难免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了社会内部因素的作用;精神决定论太抽象,天马行空,难以与现实相联系;神灵决定论本质上说是一种信仰体系,非现实语言所能精确描述,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唯物决定论是科学的历史观,体现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发展进程,但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暗含着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理论,以更好地认识和解决眼前人人都不可避免的生态窒息问题。生态窒息问题呼唤一种文明的转向,如何才能实现一种文明的华丽转身呢?

我们首先要抛开传统理论中那些僵化的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强调一种综合的辩证的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历史影响因子,以此来解释社会发展问题。

根据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因素,作者认为,概括起来可以用三种理论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在早期社会的萌芽阶段——适用广义地理决定论。

在中期社会的发展阶段——适用社会存在决定论。

在当前社会的折转阶段——适用社会制度决定论。

(一)广义地理决定论

当历史的发展超出了理论阈值,我们就有必要考虑理论范围的延展。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类不再被动地靠天吃饭,人类有能力发现和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改造自然为我服务,通过自己的双手满足自身的生活资料。从这一天起,人类已经挣脱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进入到了技术文明框架下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范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一对作用和反作用的力量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当社会发展出现了生态瓶颈的时候,生态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大问题,原有的社会发展规律也要重新回到生态问题的解决上来。生态问题,这个孟德斯鸠时代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地理环境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地理环境决定论没有失效,依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重要的制约力量。简单地说,社会的发展,永远不能违背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伦理,离开了人的生存条件,离开了人的存在,其他的社会规律都将失去存在的依据。

实际上,广义地理决定论甚至还可以扩展至更高远的范围。从当前天文学掌握的资料来看,在外太空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决定了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外星文明与地球文明也一定存在某种差异的可能性。可见,星际之间存在文明的差距,这种差距归根结底是由于所处星球的生态环境决定的,不同的生态环境可能孕育不同的生命形式,不同的生命形式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形态,这也可以称之为最为广义的地理决定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长期十分低下,人类的生存非常单一,主要依靠打猎和采集为主,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就是一切,地理环境的条件几乎就等同于生存条件,地理环境完全地决定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气候,不但影响人的性格,进而影响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其实,气候首先影响人的是起居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人的劳动方式以至于文明发展的进程。

在服饰文化方面,热带民族由于气候炎热而降低对衣服的需求,因而不可能有太多的服饰文化,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服饰礼仪和性别之间的服饰隔绝,与温带民族相比,文明与羞涩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主观上形成相对开放的交往方式,客观上制约服饰加工业的发展以及相关技术文明的进程。但是,温带民族对服饰的要求就非常高,温带的气候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对服饰有不同的要求。这在主观上促进了人类对服饰设计和审美的发展,推动了礼仪文化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服饰手工业及其相关技术文明的发展。

在房屋建造方面,热带民族的积极性并不高,考古的数据足以证明,与温带民族相比,热带民族的建筑相对简陋。原因何在呢?首先,热带民族可以露天生存,对建筑物的依赖性并不大。其次,热带的建筑物最难解决的是温度控制问题,在技术还没有发明空调之前,建筑物需要极强的通风设施。这就极大地制约了热带建筑的发展,进而制约建筑物相关产业与技术文明的进程。而温带民族则不同,如何躲避春雨、秋风和冬雪,这是建筑物的功能之所在。尤其是寒带民族,若要度过漫长的冬季,没有一所结构合理、人工采暖的建筑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建筑物的设计和施工,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的技术问题,这在主观上促进了建筑的概念、功能、结构乃至审美方面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相关技术、工具的进步,在远古时代,可以说建筑物是时代技术文

明的浓缩,是技术文明程度的最高体现。

在农牧种植方面,热带的雨水充沛,气候炎热,植物生长快,周期短,这一方面有利于农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农牧业向纵深发展的技术文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鲜活的例子:

太平洋南部有一个岛国,住着萨摩亚人。萨摩亚人天生幸运,岛上气候温暖湿润,渔业资源丰富,更可贵的是岛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天然资源:面包树。面包树是一种木本粮食植物,在当地极易种植,该树一年有9个月结果子,果子叫面包果,果肉富含淀粉,面包果烧烤后松软可口,酸中有甜,味如面包,是当地人天然的面包。据说一棵面包树结的面包果就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一年若有12棵树,就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了。此外,面包树还是许多手工业的原材料:面包树可以做小船,这是当地人主要的交通工具,用面包树可以盖房子,可以经50年的风雨,面包树还可以做绳子和其他多种生活用品。

据说有一个学者,考察过萨摩亚岛国之后,认为该国自然资源特别有利于人类生存,宜人的气候使人省却服装的忧虑,面包树使人省却饮食的操心,建筑物也只要能避雨就可以,出行可以乘坐面包树做的船,人们没有衣、食、住、行的忧虑,只要一心一意地发展工业文明就可以了,因此他断定该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一定能够成为发达的文明国度。

然而事与愿违,若干年后,这位学者故地重游,并没有看到发达的工业文明,整个岛国依然停留在原有的风貌,人的生活十分清闲,工业和农业都发展得很缓慢。漫步在大街小巷,只有稀稀疏疏的商业店铺,周边郊野依然是荆棘丛生,既没有工厂厂房也难觅农田和果园。居住条件也依然那样的淳朴:无论是简陋的民房还是高大的豪宅,几乎都没有封闭的墙壁。之所以这样建房是有原因的,一是当地气候温和,只需挡雨,无需遮风;二是当地民风淳朴,居民之间坦诚相待,屋里屋外一目了然,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隐私,因而人际交往公开透明,住在有墙壁的房屋里反而会成为交往的障碍。在这样的透明的社会里,财产和丑陋行为都透明,财产反而是最安全的,社会的治安也很好。

可见,优越的天然条件并不一定能催生优越的文明。因为,人类具有天生的惰性,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往往容易滋长惰性。适当的困境,反而更能刺激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努力,进而逼迫人类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开发出新技术。前面讲过,温带四季分明,这在客观上制约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但在主观上却有利于人们按照四季变化来安排“春播、夏管、秋收、冬藏”等农事,以及遵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来安排每天的活动。另外,大面积的农作物耕作,需要在人力物力方面有一个较好的协作关系,这有利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和直接凭借生理器官谋取现成的自然物作为生活资料的情形不同,大规模的农业劳动,需要工具的发明与推广,而工具的进步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这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分工,即社会成员第一次分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群和从事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人群。在农业时期,由于劳动的分工和劳动者的社会分工形成,开始出现职业的分化。社会出现第一次大分工之后,又出现了三次更为深入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手工业的分工,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金属工具的广泛应用,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冶金、建筑等专业手工业的劳动者。第二次的社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商品交换的发展导致了一些人从生产领域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商品流通中介职业,这就是第三次社会分工。但是,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形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还比较低,还不足以超越地理环境条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除了气候因素外,孟德斯鸠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会影响政治制度,贫瘠多山的国家政体比较平和,而肥沃平原的国家政体比较专制。由于贫瘠多山,所以容易形成经济和军事的相对平衡,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和平防御机制,社会相对处于平等的状态。反过来,对于富裕的平原,经济与军事难以平衡,容易形成强者通吃与财富分配上的等级制度。实际上,在前人类社会,动物联合体的群体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就有很大的相关性。如在森林黑猩猩群体中,每一个动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附近的伙伴身上,形成连串的注意、沟通的链条,链条的中心环节是群体的首领,群体的行动通过协同链条最终可以从首领那里得到指示。群体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温和式的交往模式。而草原的狒狒则不同,由于视野开阔,环境恶劣,敌情来得迅速,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且必须与首领形成直接协同的定向关系,从而达到更加紧密的协调行动,以保证群体在受到威胁时能够做出精确的反应和有效的抗击。整个群体的协同一致不但有利于防御大型猛兽的攻击,而且有利于提高集体狩猎的成功率。

森林黑猩猩的生存方

式有利于培养动物之间的理解和协调,有利于形成小范围的私人协调空间,尤其是雄性之间的互助和理解有利于形成相对民主的“社会”结构。而草原狒狒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压力,造成狒狒成员之间严格的暴力和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在“和平”时期容易造成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在危机时期又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有利于形成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这两种动物的联合体,应该说,是孟德斯鸠所述的人类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典型。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如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他们对年月的感受和我们是不同的。在北极圈里,太阳在一年中只能出现一次,每一次的时间大约六个月,其余时间是黑夜。爱斯基摩人的“一天”,就相当于我们的一年了。在漫长的黑夜里,古代的爱斯基摩人没有钟表,他们完全是依靠自身的感觉来判断时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因此,爱斯基摩人是时间感很强的民族,他们完全凭借自身的生物钟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活动,但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却很弱,他们的时间完全是建立在自身的感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之上,所以他们的时间观念主要是一种私人的时间观。事实也确实如此,爱斯基摩人的社会是非常独特的,部落的思维十分独立,个人主义十分突出,他们的社会群体很少有凝聚力,每户人家都可以自由地搬迁,“没有人被授予权利,没有酋长制度,也没有维持秩序的强制性方法。简而言之,就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几乎是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这种独来独往的行为模式很难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制度,同时由于冰雪覆盖、光照很弱,环境资源利用率很低,不能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手工业,爱斯基摩人只能“靠天吃饭”,海边渔业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显然,地理环境的单一性注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社会组织和制度也非常的单一。换句话说,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决定论非常适用。

因此在人类早期,或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社会情况下,广义地理决定论完全适用。

(二)社会存在决定论

在三次大分工的基础上,原来早期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又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完善,出现了宗教、哲学、艺术、社会管理各阶层等社会群体。与此同时,家庭成为社会劳动生产的自然单位,家庭从氏族中分离出来,个体的劳动能力加强,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逐渐增加,出现了剩余产品,生产关系开始逐渐复杂起来,在竞争中出现了一批以剥削他人劳动成果为生的人群,社会阶级开始诞生。从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形成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适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内容,国内的资料非常丰富,阐述得也非常透彻清晰,这里暂时从略。因此,在社会发展中级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社会的发展是非线性的,前进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当前的生态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瓶颈。这需要以一种新的理论和角度来审视这个历史性的难题。

(三)制度决定论

当文明发展到像今天这样,技术力量超过了道德力量,经济发展超过了环境承受能力的时候,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问题了,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生态环境能否恢复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于自然界而言,无所谓仁爱之心,万物对于它,就像草扎的狗一样不值钱。人类若善待自然,自然就会给予好的回报,人类若虐待自然,自然就会给予无情的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是不行的。乱世须用重典,急症需用猛药。生态环境破坏到这种情形,没有非同寻常的手段是不能奏效的。

有资料计算证明,即便从现在起全世界的工厂、汽车全部停止污染和碳排放,那么生态环境的修复至少也要上百年的时间;更可怕的是,温室效应造成的极端气候,将不会停止肆虐的脚步。只要温室气体的存量一天不减,气候的问题就一天不能得到解决。尤其是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西伯利亚冻土下大量处于保鲜状态的动物尸体和死亡植物一旦解冻,将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开始腐烂,释放的温室气体将是最大的麻烦。此外,在气温上升的背景下,会导致南北极冰川的逐渐消融,而冰川消融的后果是反射太阳光能力降低,无形中也会增高大气温度。环境已经到了不可不治理的地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呼唤一种新的制度来挽救人类文明的生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