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明的转向与制度决定论

在

远古时代，正是通过技术，人类摆脱了蛮荒时代的威胁而延续至今，但是到了现在，人类技术创造的世界却逐渐表现出负面的作用，表现出生态窒息并威胁自身的特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生态窒息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如果人类没有足够地重视并迅速制定对策，那么，这种可预见的趋势终将酿成大错。

文明发展是否存在新的转机？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这涉及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不同的历史观，就有不同的历史考察方法，且有不同的历史展望。这里我们将从历史决定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问题。

一、关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探讨

历史决定论是指，历史发展中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分析历史内在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可以总结历史发展的轨迹。历史上有多种决定论，归纳起来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精神决定论，神灵决定论，唯物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

（一）地理决定论

18世纪，在分析不同民族和人种的生存发展状态时，孟德斯鸠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会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其理由是，气候的寒热会使人的神经纤维发生不同的变化，影响人的性格，热带的人比较怯懦，而寒带的人相对勇敢。正是由于性格的迥异，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差别。热带民族因为怯懦往往容易成为奴隶，而寒带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他还认为，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会影响政治制度，如贫瘠多山的国家政体一般较为平和，而肥沃平原的国家政体相对比较专制。由于贫瘠多山，所以财富少，又易守难攻，征服者的代价大而获利少，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防御机制，社会相对处于自由平等的状态。反过来，对于富裕的平原，征服者的代价小而获利多，容易形成强者通吃与财富分配上的等级制度。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地理看作是绝对精神展现的场所，是历史的主要基础。在地理环境中生长的民族精神便从这些可能性里滋生出来。可见，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有一定的道理，反映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决定性作用，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很多结论都流于简单化，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详实的统计数据，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几百年来，该理论一直倍受争议。

普列汉诺夫在生产力的基础上重新考虑地理环境决定论，辩证统一地看待地理环境与生产力对社会的决定关系，他把生产力作为连接地理环境与人的中介，自然通过生产力，特别是通过社会组织对人发生影响，他甚至将这种关系公式化了：即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心理——上层建筑。其中地理环境对社会心理以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

显然，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这个与人类社会命运息息相关的外在条件相对地独立出来，然后有机地将地理环境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然而，实际上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每个要素与其他诸要素的关系，都是纷繁复杂，无限多样的，这些要素处于多维的、立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变化不定却又高度有序的系统中。地理环境既可以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也可以间接影响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机械地用一个公式来看待地理环境的作用，多少有失偏颇，囿于时代的理论模式，他只能在传统经典的理论范式内，做出有限的创新。

白新欢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发展外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是，对于社会的产生而言，地理环境决定论则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类早期，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面临的最直接的条件是地理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才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白新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指出了早期社会对地理环境的绝对依赖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依然还没有根本解决。

地理环境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外在生存条件，但是作为自然的社会存在，地理环境首先也是劳动对象和生产要素，因而它应该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因。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上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在当今世界，自然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应当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进行重新认识，辩证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建立更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更好地阐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二）精神决定论

真正的决定论思想源于黑格尔，黑格尔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创造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概念，试图以此来解释万事万物。绝对精神指万物最初的内在本质，是先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永恒实在，由此演绎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万事万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黑格尔认为它的存在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它是纯粹逻辑概念的推衍过程；之后外化为自然界；再后又自我否定，转化为精神并返回自身。精神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运动，分阶段地把种种事物实现出来，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逻辑阶段，绝对精神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自身在超时空、超自然地发展着。第二是自然阶段，绝对精神把自己外化出来，形成为自然界，表现为感性事物的形式，自然界的表象反过来束缚了绝对精神。三是精神阶段，绝对精神否定自然界的束缚，返回自身，首先表现为主观精神（个人意识）、然后外化为客观精神（社会意识），到最后，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走向结合，形成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经历正-反-合的运动之后，终于实现了更高的阶段，可以按艺术、宗教、哲学三个形态来任意展现自我。艺术通过直观来把握绝对精神，宗教通过表象来把握绝对精神，哲学通过逻辑的思考来把握绝对精神。显然，绝对精神与宗教中的上帝是有所不同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人格神，是绝对精神在世间的最高体现。绝对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和模糊。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中合理地、必然地体现的过程。黑格尔把世界精神看作是决定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的基础力量，一部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精神的发展史。

他甚至还具体地指出人类文明走向的某些“轨迹”，认为世界精神最初以古代东方民族为其体现者，但在这里仅有法老或帝王是自由的。因而世界精神又转而选择了古希腊、古罗马为其活动的场所，但在这一阶段上，自由的依然只有少数的奴隶主。最后，世界精神转向“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在这里，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自由，因而这才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最高阶段。由此，我们不难判断，在人类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坚持的是精神决定论。

（三）神灵决定论

神灵的崇拜是人类的共性，因此神灵决定的思想在古今中外都十分普遍。据不完全统计，在人类发展史上，所有民族早期阶段或多或少都有神灵崇拜的信仰和习俗。这其中大多数是以万物有灵和神灵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即在生活的点滴中自发形成的初始的模糊的神灵概念，伴随着一些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崇拜对象和教义教条。它的内容繁杂多样，飘忽不定，崇拜的对象包罗万象，一般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植物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相关的禁忌、巫术等。在这种信仰状态中，万物皆有灵性，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神灵，神灵具有非

凡的超自然力量，是人类的保护者。神灵可以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化身，也可以是隐而不显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神灵决定论是最早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种观念。

在目前的宗教派系中，基督教、伊斯兰教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神灵崇拜，因而在人类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属于最有典型意义的神灵决定论。

很多学者喜欢把这种信仰归因于恐惧、无知，或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作者不太认同，信仰其实是一种生存样态，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无知或恐惧，也不能认为是人的软弱无力，才去寻求神灵的庇护。如果说在信仰状态中，人不但可以获取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种族的起源、自然现象的奥秘，同时又可以获得了智慧、安宁与祥和，这又何乐不为呢？为什么要去寻找一些毫不相干的理由呢？当代社会，传统的神灵崇拜正经历着剧烈的变迁，生产的工业化、全球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往的庙会变成今天的商品交流会，以往庄重的祭祀活动变成了今天的娱乐节目，以往巫师的活动仪式变成今天杂技项目，民间的信仰变成了影视作品任意篡改的脚本。传统的神灵崇拜正逐步淡出历史。

（四）唯物决定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既不是神灵决定的，也不是英雄创造的，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而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包括地理、人口、生产等诸因素）决定社会意识（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艺术等诸领域），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完成社会制度的更迭，推动社会向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方向演化。

唯物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独特的，与以前的历史观截然不同。它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不是其他理论所描述的处在与世隔绝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人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动，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角度描绘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唯物决定论是当前最具科学性的理论。

（五）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又称经济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庸俗的理解，是一种机械的历史观。坚持这种观点的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首领伯恩施坦、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以及孟什维克等。经济决定论单独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否认政治、文化、思想、理论等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经济因素的自动作用可以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应该说，经济决定论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提出后，引发的一种争鸣和理论思潮。例如德国的保尔·巴尔特就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纯粹的经济运动过程，根本不讲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按照马克思观点，经济是客观发展的，人永远是经济的奴隶。显然，经济决定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决定论，一直以来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

（六）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这个概念最早也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另一种曲解，片面夸大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影响作用，即科学技术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整个社会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强烈的影响。技术决定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内涵也有所不同，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流派。但由于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决定论的思想不能不引起学术界普遍争论。

根据不同的角度，我们对技术决定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划分形式，目前技术决定论的表现形式分别可以划分为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强技术决定论、温和技术决定论、技术自主论、媒介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

技术悲观主义以人性与自然性统一为出发点，通过对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全球问题、社会问题的揭露，表明一种浓厚的悲观情绪，认为技术的进步将带来严重的危机，代表人物有法国雅克·埃吕克和美国J·里夫金。而技术乐观主义则针锋相对，夸大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认为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进步，人类有能力克服科技造成的所有问题，科技有能力挽救一切，能有效制止危机的发生。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赫尔曼·卡恩等。

强技术决定论否认社会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因素，认为技术的进步是社会发展唯一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将使人类社会趋向一个特定的结果。代表人物是19世纪上半叶的奥格本学派。温和的技术决定论则认为技术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即说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技术产生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这种观点能够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由此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代表人物有埃吕尔、迈耶尔等。

技术自主论把技术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并赋予这个子系统以自主性，使该系统具有一种决定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作用。技术统治论一般来讲是指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行政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

此外还有媒体技术决定论，如加拿大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就认为，任何新技术的诞生都使人的感官能力发生变化，由此引发社会结构、社会生产的组织模式的变化，这种连锁反应也会决定人类的文明进程。现在西方文明的增长呈内向性发展方式，在机械技术引领的时代里，人的身体也相应经历了空间意义的延伸，在电力技术时代，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相应地经历着向全球范围的延伸。当前，人体正向着最后阶段延伸，即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麦克卢汉把人的延伸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过程。显然，麦克卢汉把人的延伸作为技术产生的标尺，具有浓厚的技术决定论味道。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预测性：早在1962年，电子计算机还处于萌芽状态，麦克卢汉就大胆预言：由于新型电子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变为一座地球村。

由音字母和现代印刷术所分割的世界，将逐渐被电子技术“重新部落化”。“地球村”的特征是，生活在电子媒介技术时代中的人类将形成是一个整体，过去那些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将被瓦解，“地球村”人的交往范围将突破过去的地理局限，由过去相对独立、相互分离的交往变成为“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空间层次里。

现在，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地球村正在逐步形成。地球村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使人们与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之间变得更加了解了，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地球村概念的产生，能够更加直观地表现民族之间的和平愿望，无论肤色、种族，人人平等，都是同一个村落中的村民。

当然，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地球村的形成使经济全球化

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任何一个经济波动和危机，都会迅速跨国界传染到世界各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可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可能将所有关联国家都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近些年的金融危机，都足以说明这些情况。地球村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资源的肆意掠夺，以及民族文化的消亡，民族国家在主权独立性方面受到严重的挑战，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和民生的不稳定性等。总之，地球村形成之后，传统的世界景观将不复存在。

（七）非决定论思想

历史决定论也并非一帆风顺，决定论的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否定。关于决定论的否定思想，可以称为非决定论。历史非决定论是相对于历史决定论而言的，非决定论通常否认历史发展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黑格尔创立历史哲学之前，还没有人从哲学意义上探讨历史决定论问题，历史观中充斥着偶然论和宿命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之后，确定了历史决定论的客观性，而且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于是引起关于历史问题上的决定论思潮与非决定论思潮的争鸣与对峙。

典型的非决定论有博厄斯学派的理论和波普尔的理论。

美国博厄斯学派的非决定论思想，主要表现在历史特殊论，或者说是文化相对论上。这是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针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而提出的。博厄斯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历史特殊论”。他认为，历史特殊论的主要任务是“构拟”具体地域民族的历史，寻找各种不同社会中相似的社会特点。博厄斯这一观点消解了古典进化论寻求的人类普遍进化法则，认为世界各地许多相似的文化现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被进化论法则成功地解释体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他认为，不存在一种文化进化的普遍规律，因为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立的产物，这些看起来相似的文化现象其实各有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所以，博厄斯反对普适的文明进化论，他主张文化应该是特殊地区的特殊历史。博厄斯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有与文化相适应的特点与发展规律，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复杂的历史。因此，博厄斯相信，理解某一文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建其独特历史，即所谓的“构拟历史”。“构拟历史”成为他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目的和手段。

与历史特殊论相对应的是他的文化相对论。既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个文化又是各社会和民族的独特产物，那么，文化相对论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必然推论。文化相对论提出一些颇有创意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首先拒绝承认欧洲传统的权威，抵制“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优越论”，他用实证材料和严密论证，严厉地批驳了白种人天生优越的谬论。反对种族主义，倡导文化平等与独立。

博厄斯强调，种族和民族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只是表象，各族文化发展的差异不是由于生理而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世界上并没有文化的高低之分，荒唐可笑的是，现在的标准是将西方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更加强烈，他说：“只要我们突破现代文明的局限，去看看别的文明，就会发现争取最大利益的困难大大加强了。中非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他们赋予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是不可比较的，如一个民族认为好的常常被另一个认作是坏的。”

文化价值是没有确定的标准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他族的文化。因此，研究者要从自身文化的种种标准中解脱出来，潜心于具体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内涵，并在其基础上深入每种民族文化，并把各种文化的标准和价值列入我们总的研究范围之内，文化研究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的思想不仅影响美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其理论意义或许更为深远。既然文化本身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则任何用单一原因推论文化形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或包括生物、地理、历史、经济等方面。其中，地理环境因素或者经济因素虽然都能影响文化，但只能影响文化的细枝末节，却不能根本决定文化的主体。事实上，文化反过来也能限制着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发展。总之，地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不存在一方决定另一方的问题，用任何单一原因推论历史发展和文化形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博厄斯的历史理论究其根本都属于非决定论的范畴。

波普尔的非决定论是另一个典型的理论。在波普尔看来，未来的事物是不可预测的，科学如果不能对未知事实作出精确的预测，则说明不存在相应的规律。从证伪原则来看，要证明存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要证伪一种历史决定论却是容易的。因此，只要一次否定历史的精确预测，就可以证明历史没有确定的规律。

为了全面否定历史决定论，波普尔经过苦思冥想，不惜寻求另一个决定论——知识决定论来帮忙解决历史决定论的困境。波普尔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人类知识的增长决定性地影响人类历史的过程，但由于我们找不到合理方法来预告科学知识的增长，因而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行程。既然历史进程不可预测，那么，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所以，历史决定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波普尔用这个推理巧妙地把历史决定论转化为科学知识增长可否预测的问题上来。为什么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呢？

这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有关。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观察所获经验的归纳，科学知识的增长则是一个不断得到经验证实的知识的累积过程。波普尔认为，这种累进模式就是一个决定论的模式，其决定论内涵体现在科学知识累积效应的可证实性。正因为科学知识累积效应的确定性，这就意味着增长就是一个必然的客观过程。但是，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简单的累积总和，而是一种理论不断代替旧理论的过程。即所谓的“四段图式”:P1—TS—EE—P2。这个模式可以通俗地表达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检验问题-新问题的出现。这表明，科学知识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当出现问题P1时，人们提出假说TS来尝试解决，然后，再对这一假说进行证伪式的检验EE，最后产生新的问题P2，如此循环往复，使问题越来越深入。其中某个假说如果被驳倒了，就尝试创造新的理论，而如果这个假说成功地经受住了检验，则尝试性的理论的逼真度也将越来越高，假说也就演变成了科学理论。

显然，在波普尔的这个模式中，与其说科学知识在增长，不如说是为了解决问题，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优胜劣汰，只有那些能够通过证伪检验的方案，才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其余则被淘汰，从中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的总量未必呈正相关增长。因此，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是一种非决定论的模式。

至此，我们可以最后理出波普尔的非决定论逻辑：

科学理论是一个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不确定性——人类历史在科学知识的强烈影响下也具有不确定性——历史是不能预知的——决定论的消解。

波普尔的功过是非我们暂不讨论，这里是想通过他的非决定论思想反映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忧虑：即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把握甚至预知我们的未来？科学知识为什么能强烈地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普尔的非决定论思想并没有逃脱决定论的思维范畴，传统的历史决定论被否定了，但新的决定论又产生。他只是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转换成了知识决定论，知识究竟能否决定历史的进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