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与宗教的背离

在传统观念看来，科学与宗教之间，似乎就是宿敌，二者水火不容。在很多人看来，宗教是精神麻醉，而科学则是造福良药。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宗教固然有“迷信”成分的一面，但是毕竟还是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科学固然有进步作用，却也有消极的社会作用。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关系可能被夸大了，从人类生存的样态来看，二者是不可或缺的，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者更是共生的关系。宗教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深深地扎根在各民族文化之中，表现在语言、习俗、哲学、法律和生活各方面。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后起之秀，在理念上、方法论上都与宗教时刻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萌芽与古代宗教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近代科学的崛起是伴随着宗教批判并以牺牲宗教利益为前提罢了。欧洲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就是典型一例子，他是13世纪英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科学家，但他曾是法兰西斯派僧侣。在当时炼金术风气的影响下，他主张用实验来认识自然，认为实验可以解决科学、医药、炼金术和一切事物。认为只有实验方法才能获得真知灼见，他曾在修道院中简陋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光、磁铁等实验，还研究了包括天象、闪电、炼金术、火药、显微观察等等。他通过研究光的折射规律，发现了透镜对人的视力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他的这项成果促进了眼镜的诞生。罗吉尔·培根的科学研究活动曾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大力支持，其名著《大著作》就是受教皇之命而作。可见教会与科学并非一开始就是死敌，科学甚至曾经是在教会的庇护

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传统宗教的对立或许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特别是中世纪以来，源自基督教体系内部的科学与基督教之间就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交锋。原因有三：

第一，因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两者对自然的解释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是建立在启示和信仰的基础上来认识自然的，表现为崇拜超自然的力量，具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而科学则崇尚理性，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不承认任何实验以外的经验，不相信理性之外的权威。科学家和神学家都是非常坚持原则的群体，于是当科学家与神学家在观察同一对象的时候，难免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科学家认为神学家在不顾事实地主观臆造，神学家则认为科学家是无法无天的叛逆者。相信科学则意味着要反对宗教，相信宗教则意味着要反对科学。科学越取得“进步”，就越使人对宗教产生了怀疑。

第二，教会自身有一些浅见，为了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竟错误地在《圣经》之外去寻找教义，盲目扩大教义范围，必然引起争议。譬如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托勒密的宇宙模型以及盖伦医学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前述诸位哲人本身与宗教无关，他们是凡人，其作品不可能是永恒的真理。于是就酿成了科学史和宗教史上的冤假错案：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培根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遭到宗教的无情镇压。可以说，这些斗争与宗教本身无关，与《圣经》无关，而是教会盲目扩大教义的结果。

第三，科学与宗教的社会功能不同。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科学

理念悄悄萌芽，并迅速找到了社会土壤。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恰逢其时，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科学获得了资本的支持，开始了300年的光辉历程。这300年，科学自身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存在的方式，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人们心理预期中，当科学对社会的改造功能超过了宗教对精神的改造功能的时候，人们对科学的信仰就逐渐侵蚀宗教的领地，于是乎，宗教的教义受到质疑，僧侣阶层被科学家群体所取代，成为在各行各业最受尊敬的权威。如果说，宗教是一辆慢悠悠的四轮马车的话，则科学就是一列高速火车，人类文明坐在四轮马车上，虽然速度很慢，且有点颠簸，但是稳当，至少前途是可预知的，且可以沿途欣赏田园风光；而高速火车则不然，虽然速度很快，也很舒适，但是窗外景色稍纵即逝，不可欣赏，且前方是何站，究竟要驶向何方，有很大不确定性。

在科技的社会里，在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艺术世界里，人们追求物质财富，追求标新立异。特别是在后现代的社会里，新生的人们似乎在质疑传统一切。此时此刻，特别理解当年卢梭面对工业社会兴起时的无奈和感慨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

在这里，卢梭把社会信仰的危机归咎于科学与艺术的流行。确切地说，我们无法回溯到过去洞悉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真正关系，不管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但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在科学兴起之日，就是宗教信仰开始暗淡之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