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民主集中制 推进思想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积极吸收借鉴国内外有益的发展经验，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源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它最早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但是，真正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实践中的是中国共产党。

坚持实事求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早在遵义会议就有了很好的体现。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张闻天做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紧接着王稼祥、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发言，支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意见，批评博古的错误。会议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方式决定问题。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如下结果：其一，绝大多数同志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同时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委托周恩来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凝聚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意愿。这样，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长达4年的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就这样，“实事求是”从浩瀚的中国古籍中脱颖而出，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十分重视，反复告诫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正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实事求是”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新中国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党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并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局势，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当时，有两种工业化模式摆在我们面前：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我们党领导人民选择了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深入，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了。

毛泽东终究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目光敏锐的历史伟人，他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2月至4月，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3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探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报告阐述的十大关系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论十大关系》，目的就是要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56年9月，党的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党领导人民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八大确定的理论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7年，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所有这些，都代表着我们党结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探索。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设思想，没有在实践当中贯彻下去。尽管如此，新中国前三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但是，在党领导下，我们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酝酿和中国巨轮的再出发

（一）改革开放的先声

1975年初，中国在“**”进入第9个年头之后，似乎迎来了一线曙光。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十分清楚现实的混乱局势，也十分清楚清理整顿的艰巨性，但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顾个人荣辱得失，挺身而出，坚定地承担起了全面整顿的历史重任。“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计较个人成败后果的。……而且，既然要干，就要彻底地干，就要一下子全面推开地干。这就是邓小平的个性和风格。”

复出后的邓小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整顿。整顿军队是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的开端，但军队整顿的工作实际上是在6月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铺开的。因此，1975年的全面整顿首先是从工业和交通部门展开的。当时，全国铁路运输严重阻塞，危及到了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邓小平决心抓住这个薄弱的环节，以此为突破，推动国民经济和全面整顿的进展。3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随之对铁路的清理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1975年6月到10月，是整个整顿工作全面铺开的阶段。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提出要解决军队的“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 “散”的问题。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还讲，“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另外，在科技、文化教育、理论宣传以及党的整顿等领域，邓小平都有明确的步骤，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由于全面整顿工作遭到“四人帮”的破坏和阻挠，生动活泼初见成效的整顿工作没有继续执行下去。但是，全面整顿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最重要的准备。

（二）解放思想：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的前夕，1978年底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始，22日结束，只开了5天。其中，真正深入讨论问题的是中央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为：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学习、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上，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会议要求，头三天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请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11日即开始分组讨论。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要解决“**”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中央政治局顺应大家要求，增加了原来所没有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议程。华国锋在11月25日作了第二次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进行平反，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揭批康生、谢富治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华国锋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

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中央工作会议还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三人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华国锋表示，关于“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问题，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叶剑英在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强调，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当前特别需要民主，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为此，我们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特别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

1978年中央工作会开得十分成功。与会同志，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开做自我批评，为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创造了宽松环境。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次会议上，大家真正坦诚相待，畅所欲言，直言不讳，这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

（三）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在邓小平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1978年，安徽、甘肃、四川等地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民自己的伟大创造。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到农业问题时，明确要求放宽政策，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人。不久，中央连续下发了几个1号文件，排除各种阻力，推动了农村改革发展的浪潮。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86.7%；1983年初，已占93%，其中绝大部分是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农村改革又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从四川国营企业放权试点开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松绑”，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间的四年左右时间，“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大会最突出的贡献是初步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1年12月，苏联解体。20天之后，88岁高龄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启程南下，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前后35天，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理论概括，解除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三、与时俱进：中国改革的智慧和经验

（一）与时俱进的中国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制定和执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该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推进农村、国有企业、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逐步建立起来。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大会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系统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出“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会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系统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确定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从1989年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大大领先于世界各国3.2%、发达国家2.7%和发展中国家5.2%的增长速度；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二）求真务实与改革开放的新成就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按照“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公布。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200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党在新时期的主题，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明确界定，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六位提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实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更加雄厚的基础。

四、走向历史的深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提出的新的战略思想，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一）“四个全面”是新的重大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科学结晶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科学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布局，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并把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使用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到20世纪结束时，我们胜利实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20世纪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十五大上

，我们党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七大强调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2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到21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致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党的十三大将“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确立为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做出了相应部署。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重申了“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要“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具体举措，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作为新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逐步推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以及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征程。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的建设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郑重宣布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新的要求。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1989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动和依靠全党的力量来抓紧党的建设工作，在各方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而斗争”。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五大强调“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提出要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对加强党的建设做出部署，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提出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做出了具体部署。同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奋斗方向。

（二）“四个全面”是新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光辉旗帜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个决定性阶段的特点就是“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新常态提出。“新常态”是表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定义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第三，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必须要有新思路，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这“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现在，我国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几年时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党的重要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首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同时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要“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科学指南。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

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部分组成的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蕴含的一系列的范畴、原理和学说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系统的、发展的有机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树立科学的方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从客观事物的规律出发，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根本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科学决策，高效执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