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忘的岁月
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缔造了奇迹，唱响了凯歌。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军事领域的精彩战役、难以割舍的战友情谊……是亲历者不会忘却的记忆。回首遵义，将帅们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
陈 云：回忆长征前后
陈云，长征开始时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6月，带着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其决议的艰巨任务离开部队，后辗转到达莫斯科，成为了首位向世界介绍遵义会议的人。
1933年1月17日，我和博古一起离开上海。第二天，我们到汕头住了一天，再坐火车到潮州，又坐船到三洋坎，然后坐小船到苏区边界，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临时中央从上海是分了三批走的，第一批是刘少奇，第二批是张闻天，我跟博古是最后走的。
到苏区还不到10天，他们就搞了个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瑞金开会，指责、批评罗明。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那时，我们很无知，跟着走，对那么大的事也没有好好想想。总之，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什么是保卫苏区。
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那时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反面意见。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记得有一次在瑞金开会，叶剑英（当时是红军学校校长）、毛主席、任弼时都参加了。毛主席说这次战争要损失3000人，结果真是如此。**地打不容易。共产国际派来顾问，采取堡垒战术。李德是1933年下半年来的，他是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实情，又不懂得调查研究。当时，中国的实情是军阀割据，不统一，为什么不能搞红色根据地呢？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周总理后来也讲过，我们打不赢就插到敌人后方去，打运动战。毛主席多次讲过，不能拿主力去拼，应该打持久战。那时我还不懂，去问过毛主席。后来在延安时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看后觉得有道理，明白多了。
长征一开始时是大搬家，这个我也有责任，因为我那时搞后勤。实际上哪能这样做，应该先建立根据地。结果，一开始就搬家。当时，大家都说欠了总部一笔账。因为李德他们瞎指挥，根据地图来指挥行军，说是走了280里，其实才走了四五十里，欠总部的账了。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脚不是铁的。
那时，各军团都有中央代表。八军团的中央代表是刘少奇，九军团是凯丰，我和刘伯承在五军团。长征时红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过湘江时，我和刘伯承在后面的十三师，师长是陈伯钧。14个师都过去了，但还有1个师没能过湘江。叶剑英当过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记得过乌江时，他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江。
黎平会议我没有参加，当时我到三军团彭德怀那里去了。我到洪州司时，博古约我和刘帅谈话，告诉我们要改变方向走。当时不知道他们开会没有。本来长征的目的是与二、六军团会师，但后来发现不行，毛主席就建议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长征路上，毛主席给王稼祥、张闻天做工作，先把王稼祥说服了，再说服张闻天。是张闻天把这件事告诉我的。
红军在遵义停留了一个多礼拜。总结决议上写的是1月8号，实际上部队不可能一到就开会，记得是几天后开的。遵义会议开了约5个下午和晚上是可能的。
参加遵义会议的这些人员名单差不多。我当时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是委员长。说凯丰任宣传部长不准确，他当时是青年团中央书记，到延安以后才是宣传部长。那时宣传部长是陆定一。李富春是否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不能证实，但他当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是对的。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会议，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董振堂、李卓然我接触的时间短，印象就少些。九军团是罗炳辉，记得没有参加。我估计此外没有其他人参加了。那时开会好像没有人记录，中央开会是不搞记录的。
会上，博古作了报告，周总理作了报告，李德也讲了话。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军事问题。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毛主席说：“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博古在会上说：“要考虑考虑。”毛主席说：“我赞成你考虑。但你要考虑的不是继续留下，而是把职务交出来。”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
遵义会议后，我和张闻天一起去了三军团彭德怀那里。在遵义时还成立了警备司令部，刘伯承是司令员，我是政治委员。司令部也是驻在一个公馆里。遵义会议后我在总部，好像刘伯承也在总部了。在遵义天主教堂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事，我不知道。各军团设在市内，都是回去传达的。但是，我记得会后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讲了话。我参加了这次会，具体讲什么记不得了。
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有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还是朱德。军委总部下设的机构，罗舜初他们清楚。那时，一局局长是彭雪枫；后勤部长是杨至成，政委叶季壮。
遵义会议后，打仗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非常灵活。过金沙江时，刘伯承是渡河指挥部司令，我也在那里。我们管6条船，保证不出毛病。渡河期间，刘伯承和周总理、毛主席在江对岸（四川）的石洞里指挥，我在江这边（云南）负责指挥。渡江是非常困难的，船一过去很快又被冲回来，一定要有熟悉水性的船工撑船。我和刘伯承是大部队过完江后最后走的。我们走后，敌人飞机还来轰炸过。
队伍经过四川会理后，刘伯承跟少数民族首领歃血结盟。过泸定桥时，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一起。
过泸定桥后，中央开了会，决定要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因为那时白区的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我离开时，刘伯承给我开了两张证明，要我到他老家四川的弟弟那里去。在长征途中被派往白区的，还有潘汉年、严达人（真名叫严朴）、夏采曦。刘少奇是长征到陕北后才到白区去的。我是l935年七八月间到上海的，当时先去找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后来是章乃器的弟弟把我接去住了一个多月。大家到上海后都觉得上海不能呆，正好共产国际派人来上海，就召集苏区来的人一起到莫斯科。那时，王明、康生都在莫斯科。我们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结束，少共“六大”还在开。
选自《陈云文集》
刘伯承：遵义会议以后，我军获得了新的生命
刘伯承，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组织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
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与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皇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两岸渡口，前后搜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十天，敌人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洁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紫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17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选自《八一杂志》1959年第20期
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长征开始后，红一军团负责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栈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十四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说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给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副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四川军阀又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
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位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就此得救了。
选自《聂荣臻回忆录》
黄克诚：遵义战役
黄克诚，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
过了春节没有几天，中央红军就经川南进至贵州的扎西。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部撤销后，保留了第
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团的番号。第五师则缩编为第十三团。缩缩后，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
当时，湘敌集结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鉴于此种情况，中央乃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当各路敌军追踪而至井迫近扎西村，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于2月18日东渡赤水河，是为“二渡赤水”。这样，敌军主力即被甩在川南。当我军进至桐梓时，黔敌王家烈所部已在娄山关占据制高点，对我军进行堵截。我军遂于2月26日对娄山关发起猛攻。是役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第十团攻敌左翼，第十二团攻敌正面。我第十团首先突破敌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并尾敌猛追了五六十里。第十二团突破敌正面阵地后，守敌被迫退守关后一线阵地。我军再次发起猛攻，遂将敌击溃，并一直尾敌追至遵义城下。我军旋于2月28日凌晨再次攻克遵义城。
我自从在苗区木楼上被火烧毁了眼镜之后，就没有眼镜戴了，行军打仗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黔敌王家烈所部作战，常常是要跑很长的路，追击敌人。王家烈的部队本不堪一击，一打就跑，但他们跑路快得很，我们总是追不上。娄山关和遵义城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但我军收获不大，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
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这是红三军团一个重大损失。邓萍是一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战员一直很怀念他。
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军进攻。吴、周所部占据了遵义周围的几座山头，虎视眈眈地要将我中央红军及中央首脑机关消灭在遵义城下。我们第十团奉命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进攻，一举攻下两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被迫退了下来。接着，我们再次发起进攻，又将这两座山头上的敌人赶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十团当时有二千五百多人，善于打硬仗。面对敌人兵临城下，严重威胁中央首脑机关安全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个个都明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战斗中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我们趁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组织部队勇猛追击。团长张宗逊看我没有眼镜，跑山路很困难，就让我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第十团主力向溃退之敌猛追而去。追了一阵子，敌人发现我军兵力并不很大，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又很猛烈，我追击部队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英勇牺牲。
这时我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山头阵地上。当我发现溃退的敌军突然像潮水般又压过来时，情知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军仍然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险！恰在这时，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接替了我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说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军的后路，敌人很快将被打垮。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敌军的阵脚大乱，原来气势汹汹地向我进攻之敌，此时纷纷溃退。我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队。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需动用大部队。
就这样，溃敌一直被我军追到乌江边上，大部就歼。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
选自《黄克诚自述》
杨得志：我们攻占了遵义
杨得志，时任红一团团长。长征中带领红一团担负先遣任务，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为红军北上抗日开辟了道路。在冲破乌江天险的行动中负责指挥，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们攻占了遵义。
这个时候，由于撤离中央根据地三个多月来，一直在强敌围追堵截的逆境中浴血苦战，全军八万人已折损过半，大家已是相当疲惫了。然而，我们红军指战员看到红旗在遵义城头高高飘扬，真好比朦朦月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受到莫大的鼓舞。
隆冬季节的黔北高原，朔风穿胸透背，天气干冷异常。我们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很难说是军装了）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像原始人那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起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至于口粮也越来越困难了。冻饿交加，指战员中病号增多，体力普遍大大下降。
经验证明，健壮的体魄是部队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未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就得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和增强指战员们的体力，这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
我们在这一线住了十天左右，没有进行什么大的战斗。大转移中能够有这么几天间隙，是非常难得的。部队除了做群众工作之外，都抓紧时间把买来的布请房东剪裁、缝制成新军装……
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有关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消息。这就是中央改组了领导机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位同志组成了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终于又回到了军队的主要领导岗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大家日盼夜想的事。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红军时的节节胜利，和他被排除领导之后的不断失利，形成的鲜明对照，太强烈，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事实最能够说服人，教育人。后来，通过中央和军团等各级领导的正式传达，我们才比较详尽地了解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大好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全部丧失；撤离江西后为什么像“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等等，才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如果说十几天前占领遵义时，大家像在朦朦月夜中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那么遵义会议之后，真如同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红日。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我们占领遵义后，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活跃在那里的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东出湖南，同战斗在那里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除指令湘、鄂、川、陕四省敌军，分别继续围攻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外，还调集了他的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以及川、湘、滇和广西军的主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遵义会议结束前后，薛岳指挥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八个师，已尾追我军进入了贵州。
整个形势虽然依旧是敌强我弱，但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的中央红军从遵义城走出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变被动为主动，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广阔的战场上，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从著名的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经过四个多月的转战，打破了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使蒋介石妄图围歼我军于川、滇、黔边区的计划成为泡影。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选自《杨得志回忆录》
杨成武：回师遵义
杨成武，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与团长耿飚共同率领部队担任前卫任务，屡立战功。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军委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改变了过去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路线，摆脱了被动状态，采取了主动、灵活的战略方针。土城战斗，敌强我弱，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打击敌人，避其锋芒，主动后撤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撒出战斗，在赤水河两岸的广阔地区与敌人打圈圈，寻找有利战机，歼灭敌人的方针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
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地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
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打在我的手上，我的一个手指负伤了，小白急着要给我包扎，我推开他，大声说：“注意前方敌人，掩护朱总司令！”
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
我们向他敬了个礼。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
朱总司令坚毅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说：“我不知道呀！”
王开湘同志和朱水秋同志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我们，然后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
我们撤离土城附近的阵地，渡过赤水河，经叙永扑向威信。国民党闻讯赶来。我们又避其锐气。挥戈向东，一渡赤水，我们三军团再占桐梓。川军、黔军、滇军、湘军和“中央军”，在我们屁股后面打圈圈，迷了方向，一时不知红军的来踪去迹。
我们在这期间途经叙永、威信、古蔺、扎西地区，还扩大了队伍。云贵川这一带，群众倍受军阀的剥削和压迫，衣不蔽体，食不饱腹，正如当地群众所说：“人无三分银，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红军一宣传打倒军阀，解放自己，群众便纷纷响应，参加红军。
当我们把敌人远远甩在后边，乘敌之虚占领桐梓城时，王家烈慌慌张张、急如星火地从其他地方调来了重兵扼守娄山关。
这时，由三军团攻打娄山关。三军团是长征中的主力，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善打硬仗。十二、十三团担任主攻。他们都是江西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时威名赫赫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的英雄团队。而他们的对手是王家烈。所以大家心里很踏实。
果然，翌晨，传来捷报，三军团拿下了娄山关，师部命令我们四团继续向娄山关、遵义方向前进。
……
我们一口气奔到遵义附近。这时三军团已占领遵义，敌人正在进行疯狂的反扑，一军团奉命从遵义东面迂回，插到遵义城东南配合三军团作战，重占了遵义的新城。我二师又奉命直插遵义通向贵阳的公路，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在我军的夹击下，其主力被歼，残部溃散。这时我团奉命向烂板凳、刀把水、乌江追击，限时追到乌江边。
于是，我们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样，放开大步，追到了烂板凳，把敌五十二师杀个片甲不留。
天下着小雨，我们穿上从敌人手里缴来的雨衣又继续追击，追到刀把水这个小镇，又把敌人另一个师，打了个溃不成军。
……
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尽管白天走了一天路，打了一天仗，晚上又长追一百多里，从满天星斗追到曙光初露，硬是把敌人追到乌江边，一把火烧了敌人在乌江上架设的浮桥。这时，任务完成了，我也感到真正的累了。
回师遵义，这一仗是遵义会议后最大的一仗，是长征以来歼敌最多、重创敌人的一仗。这一仗，红军不仅打败了薛岳、吴奇伟和王家烈一伙二十个团，而且歼灭了兼程北进的薛岳、吴奇伟纵队一个半师。这一仗已列入长征的光辉史册。
选自《杨成武回忆录》
张爱萍：威胁昆明城、抢渡金沙江
张爱萍，长征中，历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团、第十三团政委。在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勇夺娄山关、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率部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英勇战斗，冲锋在前。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军胜利渡过北盘江后，连克贞丰、兴仁、安龙、兴义等县城，打开了进入云南的宽广道路。除原留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在滇、黔边牵制敌人外，一、三军团为前锋，分兵两路，浩浩荡荡直扑云南。翻山渡水，攻城拔寨，势不可挡地又连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城，向昆明迫进。云南军阀半个月前，早把主力调去增援贵阳。而今，自己的老巢反而朝不保夕，便急忙四处调兵援救昆明。
我们十一团尾随军团主力,于四月下旬，顺利地到达白水城（霑益的分县）后，奉命沿公路向平彝（今富源）方向前进十里，阻击来自贵阳的敌人，掩护军团主力继续西进。这天敌人出动飞机数架，对我军滥施轰炸。由于我们团处在山地防御，又加上敌机投弹不准确，不敢低飞，只是军团直属队在白水城附近受了一点损失，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同志也负了伤。
我们阻击的敌人，是从贵阳来的蒋贼中央军一个师。他们进攻的战术是：炮火轰击，轻重机枪扫射，占领一个山头后，小心翼翼搜索前进。而我们则采用了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在正面三、四里宽，纵深约十里长的山岳地带，布置了四道防御阵地。敌人炮轰，我们隐蔽在野战工事和山崖里不动，等他们上来了，一阵猛烈的火力杀伤，继之以反冲锋打垮进攻之敌。如此反复数次，每一阵地打个把钟头，然后主动转移阵地。从早打到下午三点钟，敌人才前进了十三里路，占去了空空的一座白水城。
我们完成任务后，急行军脱离了敌人，尾随军团主力继续向昆明逼近。从白水出发，一路上谈谈笑笑，战士们说：“仗越打越巧了，中央军一个师，也没拔掉我一根毫毛！”
我军逼向昆明的行动，使云南全境震动。滇军不得不急忙往昆明集中。这就造成了我军北渡金沙江的极好机会。于是，我军以一军团继续向西急进，连克禄劝、武定、元谋，并在昆明通向四川大道的主要渡口——金沙江南岸的龙街，佯作积极渡江的姿态。手忙脚乱的蒋介石，一面亲赴昆明督战，一面急调薛岳、周浑元等部中央军和滇、湘军阀部队，向元谋追击，企图歼灭我军于元谋地区。这时，我军主力在昆明附近突然分兵两路，向西北转进，直趋金沙江。我三军团为右纵队，直奔洪门渡渡江；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猛扑绞车渡渡江；红五军团殿后打掩护。此时，原留在乌江以北活动的九军团，在贵州、云南边境击溃黔敌五个团，完成了牵制任务后，亦乘胜进入了云南，在主力渡金沙江的同时，经会泽附近渡过了金沙江。
三军团以十三团为前卫，前往洪门渡夺取渡船，架设浮桥。我们十一团为军团后卫，经过寻甸，渡过普渡河正向拱门渡前进时，夜晚接到军团首长急电：军委干部团已完全控制绞车渡及渡船，我十三团亦自洪门渡渡过了金沙江，但因该处水流湍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军委令三军闭主力改由绞车渡过江。令我们改后卫为前卫，急速向绞车渡前进。
经过半天的急行军，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翻上了金沙江南岸的大山，望见江水滚滚东流，两岸陡峭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脚下。江中七只渡船，穿梭似地在江上像七条大鱼似地南北往返。两岸山坡上，满是部队、马匹和行李担子。大家兴奋极了！到处是歌声和欢笑声。同志们快活地谈论着：
“真有趣，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我们也是五月来渡泸啊！”
“我们一过江，就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到后边了！”
“蒋介石跟在后面得到了什么呢？”
“捡到了几双烂草鞋！”
正在山上休息，军委传来命令：要我速带一个营和侦察排、电台先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军委周副主席处受领任务。
我率第二营和团侦察排来到了江边，渡口七只船全让给了我们先渡。一上岸，便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军团长、杨政委，周副主席关切地问了部队情况后，简要地讲了一下整个战局，分析了当前的敌情，然后授予我们任务：沿着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江驿以南的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我军渡江后，在会理稍事休整，随即跟进。同时,要我们沿路注意联络南岸一军团的部队，并转达军委令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赶到绞车渡渡江的命令。因为，军委自一军团由元谋、龙街之线折回后，已和他们失掉了无线电联络。
黄昏前，我们完成了政治动员与军事准备工作后，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翻山爬崖，溯江而上。歌声、笑声伴随着金沙江哗啦啦的流水。大家一面在艰险的山路行进，一面两眼不住地望着对岸。因金沙江是云南和四川的分界线，有的同志逗趣说：“我们是身在川，眼望滇咧！”
夜幕徐徐地笼罩了金沙江，密云遮住了星光。一堵悬崖绝壁，迎面切断了去路。怎么办呢？绕路走吧，怕无法联络对岸的部队，只好搭人梯，刺刀插进岩石缝里，踩着往上爬。先上顶的，用绑带做吊绳，把机枪、弹药箱、电台吊上去。就是骡马不能吊，也无别的办法可想，就干脆丢掉了。
走到半夜，哗哗地下起雨来，山地更加难走了。跌了跤的同志咒骂起来：“这鬼天气，真是个反动派！”也有的故意开心说：“真凉快呀，洗澡不用打水了。”真是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乐趣。我们的战士，什么时候都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下半夜雨过天晴。我们刚到达鲁车渡，忽然望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犹如一条火龙，摇头摆尾，顺江而来。我们断定是一军团的部队，立时拥到江边欢呼起来。但江宽水吼，又是漆黑的天，他们怎能看得见，听得出呢？于是便集合几个司号员一同吹起联络号。对岸火把霎时熄灭了，我们知道他们误会了，经司号员再吹红三军团的号牌子，对岸才回答是一军团第一师的部队。我们遂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命令一军团火速到绞车渡渡江的命令传过去。对岸又点起了火把，火速向东而去。我们也燃起火把，两条火龙在夹江两岸，来了个空前壮观的火炬大游行。
天亮以后，我们在鲁车渡附近江中，找到了一只小船，把一军团野战医院院长戴胡子率领的一批伤病员接过江，又继续沿江向川、滇大道的姜驿城前进。
姜驿，是会理的一个分县，城里仅有一小部分民团。我们的侦察排乔装敌人大摇大摆地混进了城，活捉了县长和一百多个团丁。从俘虏口中得知：两天前，四川军阀刘元塘师的一个团才从江边和姜驿撤回了会理。我们通过了姜驿城，翻越过十余里的高山，经猫儿关越过灼热蒸人的火焰山，黄昏前，赶到了龙街渡口对岸的河边村。我们沿江北岸构筑了野战工事，活动两天，没见对岸有敌人的动静。第三天下午，一部分敌人才到了龙街。少数侦察部队到江边观望，被我们一阵射击，就逃之夭夭了。他们没有红军夺船过江的本事，只好隔江兴叹。
四天后，我大军已全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并在会理地区休整后，主力已继续北进。军团首长令我们急速撤回，到会理附近归还军团建制。当晚，在村里点起了灯火，虚张声势一番，悄悄地离开了河边村，再次翻过火焰山，沿着大道北进，星夜赶到了会理，归还建制。
选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
伍修权：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
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智慧
伍修权，时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列席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的决策。
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
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十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早在一九二五年，我曾与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同船赴苏，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原来的底子都比较厚，受过相当的高等教育。但是他们到中大以后，学习仍然异常刻苦，连课外文体活动都很少参加，很快掌握了俄文。一年后他们就在学校担任翻译，后来还进了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博古同志晚我们一年到中山大学，他比较活跃。如果说王稼祥、张闻天同志有学者风度，博古同志则有政治活动家的气派。他到校后，到处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学习也很好。这些同志虽然一度参与过王明等人的小宗派，博古同志在临时中央时期的错误又比较严重，但是他们的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仍然应该有他们适当的位置。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长征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的到来。这一切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选自《遵义会议文献》
王耀南：架浮桥、渡赤水
王耀南，时任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红军四渡赤水前后，王耀南指挥工兵连架起十余座浮桥，获全军通令嘉奖，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军渡过赤水、准备北上的战略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一面派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沿长江两岸布防，堵截红军北渡，一面命令薛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贵州、云南的军阀部队对我分进合击，妄图围歼红军在长江以南、赤水以西地区。面临各路敌军蜂涌云集的新形势，中央红军已经没有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的可能。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毅然做出决定，指挥部队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即威信）地区集结，相机歼敌，并抓紧时间整编部队和补充给养。当各路敌军向扎西地区靠拢时，毛泽东同志又乘贵州境内空虚之际，突然挥戈东指，反向而行，率领红军二渡赤水河，把几十万敌人甩在长江两岸。
二渡赤水是二月中旬在贵州太平渡、二郎滩地区进行的。还在二月十日从扎西出发前，张云逸局长就命令我们工兵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太平渡、二郎滩地区架桥，保障部队东渡赤水河。根据张局长的指示，我们把工兵连分成两部分：副连长冯志湘同志带领一个排负责在二郎滩架桥；其余的同志由我带领赶到太平渡地区架桥。太平渡位于赤水河西岸，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有四五十户人家，是川、黔交界地区的一个小镇。我们赶到太平渡后，只见镇上空空荡荡，大部分人家是铁将军把门，人早走空了。很难见到的几个老乡，不是小孩就是老人，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寒冬腊月，不少人还穿草鞋甚至打着赤脚。我派人沿河搜寻了一下，只找到两只摆渡用的小木船。尽管当时正值冬季，水位比较低，但河面仍有五六十米宽，最大水深有十几米。没有船，架桥肯定是不行的。这么一个几十户人家的镇子，又没有桥通向河对岸，怎能就只这么两只小船呢？人都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当时横行在贵州的有三个较大的军阀，头号军阀叫王家烈，其次是侯之担、犹国材……由于这些军阀有权、有势、有枪，穷苦老百姓奈何不得，只好像对待瘟神一样避而远之；一听到要来“双枪兵”，就关门避祸，逃奔上山。我们来到太平渡，老乡们以为又是“双枪兵”要来敲诈勒索，于是来了个溜之大吉，把船也撑到河汊里藏了起来。弄清情况后，我们立即分头深入群众，一方面宣传革命道理，告诉他们，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专门打蒋介石、王家烈反动军队的，一方面把打土豪得来的一部分粮食、衣物分给贫苦老百姓。不少同志还深入到老乡家里，帮助挑水、扫院子，用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群众……太平渡离土城只有几十里地。一些在土城战斗中支援过红军、现在来这里躲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追捕或串亲戚的老乡，也现身说法，帮我们作解释动员工作……经过工作，群众对红军逐渐有了认识，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援我们架桥：有的领我们到河汊里去找船，有的主动把船撑到渡口给我们使用，还有不少老乡送来了门板、杉杆等。没两天，我们就征集到二十多只船和部分桥面材料。但架桥连结、固定用的绳索，却没搞到多少，因为需要量大，老乡家里没那么多，即使有，不是绳子太细，就是不够长，没法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采用北渡乌江架桥时用过的办法：编篾绳。一排长李景富领着宋德生、李和平等几个同志，带上砍刀，上山砍来竹子，然后一片片地破成篾片。不长时间就编织了很多篾绳。
正当我们在河滩上准备架桥材料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和军委首长从镇上走了过来。朱总司令一见我就问：“王耀南同志，架桥怎么样？”我说：“问题不大吧！”朱总司令一听，乐了，然后他说：“又是‘问题不大’！还‘看着办’吗？”听总司令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在遵义老城接受爆破天门洞的任务时，也这样回答过。于是，我连忙改口说：“有把握，今天晚上就开始架桥。现在请首长们上船过河。”朱总司令听了我的回答，便满意地笑了，并连声说：“好！好！”正当毛泽东同志等首长登船准备过河的时候，刘伯承总参谋长拄着一根拐杖过来了。我请他一起登船过河，他说要看看我们作业。于是，我陪同刘伯承同志到河滩的各作业点检查了一下架桥准备情况……刘伯承同志听了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还有什么困准吗？”我说：“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是水深流速大，怕船不易固定牢。”他问：“你们准备怎么固定？”我说：“正派人到老乡家里征集蔑箩，准备在篾箩里多装石子，然后拴在船头，沉入河底，拉住桥脚船。”刘伯承同志想了想，说：“你忘了？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篾箩底下再捆上两个铁锚，沉到河底，不就更稳当了吗？”“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这句话，是在乌江架桥时一个战士提出来的，真没想到刘伯承同志记性那么好，并且把这个土经验在这里给派了用场。于是，我连忙回答说：“好！就照总参谋长的指示办。”
这个地方，白天雾气沉沉，晚上又突然下起毛毛雨来。为了抢时间，工兵连的同志们不畏春寒，不怕衣湿，在刘伯承同志走后不久，就连夜冒雨架起桥来。我们把根据刘伯承同志指示做的石笼铁爪锚，用粗篾绳拴在每只桥脚船上，然后沉入上游河底，较好地解决了浮桥的固定问题。为了防止把桥架歪了，我们在岸上和每只桥脚船上点上马灯，借助灯光校正桥轴线。在四周一片漆黑的夜晚，一盏接着一盏马灯横贯在赤水河上，在当时算是一幅很壮观的夜景了。经过两晚一天的紧张作业，我们终于在太平渡的沙溪渡口架好了浮桥。在此同时，工兵连的其他同志也分别在二郎滩和太平渡的九溪口、风溪口、老鸦沱等地顺利地完成了架设浮桥的任务。二月十八日红军主力开始渡河，十九日即全部顺利进到赤水河西岸。当时部队过河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当我们铺好最后一块桥板的时候，突然河岸上人头攒动，人喊马嘶，部队像潮水般骤然涌向渡口。真没想到，当我们专心致志地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的时候，该有多少人焦虑急迫地等候在河岸旁边！浮桥架设的成败，该牵动多少人的心，对红军战略机动该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啊！但是，尽管当时任务紧迫，人员拥挤，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通过浮桥的规定，一不骑马，二不走齐步，部队通过时不超过四路纵队，迅速、急迫，但又是井然有序地通过浮桥，向东挺进。
二渡赤水后，我军兼程急进，重占桐梓，激战娄山关，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占领遵义后，又把蒋价石的嫡系吴奇伟纵队诱到预先设伏的老鸦山阵地，再次痛歼敌人一个多师。在历时六天的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遵义战役的胜利，大长了红军的威风，大挫了敌人的锐气。蒋介石恼羞成怒，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他调兵遣将，进逼红军。并下令强拉老百姓大修碉堡，妄图用在江西对付红军的堡垒主义兼以重兵进逼的老办法，在遵义、鸭溪地区围歼红军。毛泽东同志洞察其奸，将计就计，先是诱敌麇集，相机歼敌；然后突然率领红军北进，经贵州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一步调动和迷惑敌人。
茅台镇位于川、黔交界地区，紧靠赤水河东岸，镇上有几百户人家。赤水河上原来有一座浮桥，浮桥用铁索贯穿固定在河的两岸。在我们赶到茅台以前，敌人派飞机把浮桥中间的几只船炸坏了，浮桥不能通行，但固定浮桥的铁索还是好好的。经过先头部队的政治宣传，镇上的老百姓对红军的认识比较好。我们到镇上的时候，好些人出来欢迎。听说先头部队刚来时，还有不少老乡举着小旗，放鞭炮、放铳，欢迎红军。镇上到处贴有标语，有的标语写着：“气死滇军，吓死黔军，拖死中央军！”“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听说红军要修铁索浮桥，就主动把盐船送给我们。我们仍然采用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办法，对征集的盐船每只预付赔偿费三十块大洋。由于材料征集快，没费多长时间就修好了浮桥。与此同时，在离茅台渡口不远的珠沙堡和观音寺渡口，也在积极筹集材料架设浮桥。
浮桥修好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通过时，毛泽东同志称赞说：“工兵连有办法。”并对身旁的其他首长说：“好，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刘伯承同志接着插话说：“这一次工兵干得好，立功首先要给工兵连立一功。”朱总司令也接上话茬说：“成立工兵连时我就讲了，工兵很重要，一千年以前就有了。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接着又问我：“桥架得怎样了？”我说：“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炸坏铁索桥，影响部队行动，正组织力量在朱砂堡和观音寺两个渡口架桥，都快架好了。”
毛泽东同志听了后，点了点头，说：“好！要争取时间。敌人飞机要再来，叫防空连打几发子弹，吓唬吓唬也好。”然后，他转头对刘伯承同志说：“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一讲。”
原来，敌人被红军牵着鼻子转悠了近两个月，现在已经麇集到黔西北的一个狭窄地区。毛泽东同志发现摆脱敌人的时机已到，决定在茅台渡过赤水，把敌人再西引至川南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向东渡赤水，折返贵州，然后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刘伯承同志首先问我：“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我说：“据了解，还在。”刘伯承同志听了后，交代说：“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回到桥头后，我立即派一排长李景富带了六七个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不到半天，李景富同志派人回来向我报告说：“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我把侦察了解的情况向刘伯承总参谋长汇报后，他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好！”他还交代，要我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对这个突然的行动，我当时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是军事秘密，想问又不敢问。回来后，我遵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把工兵连一分两半，一部分同志留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一部分同志由我带领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
在此同时，红军主力源源不断通过浮桥向西开进。从三月十六日晨到十七日中午，仅一天半时间，红军部队就全部在茅台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川南的古蔺地区。
选自《坎坷的路》
欧致富：抢占娄山关
欧致富，时任红三军团十三团特派员。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和抢占娄山关的战斗中，欧致富所在的第五师十三团打出了军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我们三军团在二郎滩二渡赤水后，军团即令我团为前卫，日夜兼程，浩浩荡荡，直扑桐梓。当时，桐梓城里仅有一营“双枪兵”驻守，被我团一举攻克。枪声未停，团长彭雪枫（整编前是师长）风尘仆仆赶来，说：“小欧，有紧急任务！”随即递给我一纸条。我一看，是他亲手写的电话记录，大意是，彭军团长亲转军委毛主席给十三团电话命令，速令十三团务必于今日（二月二十五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
……
随即，彭雪枫团长叫我马上带领三营，先行出发。队伍集合好后，他又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说：“主力部队，要在遵义一带运动歼敌。娄山关拿不下，遵义城难夺，几个军团的主力就无法展开歼敌。我们团广西同志多，中央知道我们团能爬山，善跑路，更能攻坚，又和王家烈打过几次交道，一定能按时夺下娄山关！”动员毕，他又进一步交代我。待后续部队接防桐梓后，他带一、二营随即跟来。还说，不要轻视“双枪兵”，在关上，天时地利，敌人全占了。
……
时已过午，娄山关群峰上，浮云始散，峥嵘群峰，才略显真容。纵眼望去，山连山，峰连峰，似堵巨墙，挡住黔北通道。只有我们正面，凹下一条山槽，比群峰略矮几百公尺，似一条乌龙，酉蟠十弯，蜿蜒而上。我们只好从山口进去，骑“龙”夺关了。
……
情况的确严重了，现在准备打遭遇战了。三营长立即命令部队：“不准说话，跑步前进！各连准备孤胆作战！”口令一传，全营马上肃静下来，奔袭前进。拐了两个山湾，路更险恶，仅能容一人通过，怪石嶙峋，十步一拐，八步一弯，大约拐了十几个弯后，视线才稍开阔，关口隐约可见，关左侧的点金山，清晰在目。一队队敌兵，在督战队驱赶下，跑步下关，发现红军，马上散开两边，抢筑工事。
这时，三营长命令部队暂停前进，先观察好进攻线路，再实施攻击。命令刚下，前哨九连，已响起了枪，开始与敌遭遇了。但仅响几枪，便又沉静下来。
我与营长陈新民和黄教导员，紧贴在一块石头上，想仔细观察地形。视野里，换个角度就是另一个形态，一会儿，尚能看见小路隐没于石林草丛之间；一会儿，就只见石头不见路了。进攻线路确实难选择。陈营长一急，干脆站起身，举起望远镜观望。忽听得他喊一声：“前面有敌人！”随着“砰”一声响，他已应声倒地，望远镜甩到一边，话也不能说了。我急忙叫来卫生员，将他抢救下去。教导员流着眼泪，向我请求：“特派员，我代理营长，带部队上去，不夺下娄山关，不回头！”
……
哪料到，机枪还没架设好，关口上、点金山上，枪声大作，子弹打在我们周围的石头上，直冒白烟，九连正面两侧的敌人，也钻出石缝、草丛，胡乱射击。黄连长来不及组织火力，急得直叫。我叫射手先瞄准敌火力点，开火时务必压住敌人。但已经迟了一步，不一会儿，廖连长气急败坏地跑回来，要求改变进攻线路。最后，他含着眼泪说：“教导员牺牲了！还伤了几个同志。”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响，要炸似的。关还没夺到手，三营主官一伤一亡。与手下败将最后一次交手，却如此开局，实在怒火难奈。我还是很快冷静下来，详细问了教导员牺牲经过。原来，突击队要通过一条不长的石头“胡同”，前面有一块球场大的开阔地。廖连长已带一个组突了过去，随即“胡同”就被敌人机枪封锁。教导员带一个组想跟上去，刚到口子就被打倒了。廖连长怕后面部队不了解情况，遭更大牺牲，便冒着弹雨折回，将情况报告。
十几分钟后，点金山上，已响起了枪声，九连侧攻成功。不一会儿，点金山上，已飘起了红旗。机枪连配合默契，点金山上刚响枪，即将枪口全调下关口，上下梳着打，打得敌人根本无还手之力。关下修工事之敌，大概预感到我军强攻将开始，就什么也不顾，连滚带爬地逃过沟。九连刚拿下主峰，便马不停蹄，居高临下往关口压去。七连和八连的一个排，我机枪火力刚延伸，便配合九连攻上关去。这边，八连长传来报告：他们一个排阻击敌人，另一个排已主动去接替九连点金山阵地。
……
片刻，九连传来报告：娄山关口已夺下，请求指示。我令机枪连收枪随指挥所往关上移动，我上得关口，四下一瞧，哪有什么关啊！只有两间大概作路边粥棚的草屋，屋边倒真竖有一碑，刻有“娄山关”三字。说是关，倒不如说是一条大而长的杠杆，关口是重心，点金山是支撑架。在这里用兵不慎，杠杆就变成撬板，把你掀下失败的深渊。我再看看点金山，向敌人这面坡度较小，易受攻击，敌人要反扑，不会放过此山。我刚令九连回去加强防守，敌人就反扑上来了。
点金山下、关口前，黑压压的人头，向我蠕动。敌人采用的战术，实属罕见。先上的不急于攻击，却拼命地挖坑（单兵掩体），后上的到前面了，又接着挖坑。我忽然明白：敌人想以兵多势众，硬挤我们出关呢！于是，便命令各连，反击要突然爆发，冲进敌群，刺刀见红，使敌人站不住脚。
顿时，我军阵地上，号角齐鸣，杀声雷动。我军几百勇士，跃下山关，端起白晃晃刺刀，杀入敌阵。刺刀捅，枪托打，子弹飞，逐坑扫去。“双枪兵”哪见过这场面，早已吓得丧魂落魄，后面的扭头跑，前面的吓瘫了，连缴枪动作也不会了。只顾埋头打哆嗦，等着当俘虏。敌人见反扑失利，便命令远处的机枪向半山腰扫来，我们虽受些伤亡，但大部分子弹却击中了他们的兄弟。我们的机枪一开火，敌人干脆就不打了。
……
这时，彭雪枫团长带着二营支援上来了。他问了一下战斗情况后，觉得夜间敌情不会有太大变化，就透了喜讯，说：“打得好！军委、军团部通报表扬我们了！”我见二营上来了，想要求夜间出击一下。他没正面答复，却反问我：“你猜当面有多少敌人？”我说：“不就是一个团吗？”他带点责备的语气说道：“你一提这问题，我就知道你对敌人估计不足。足足一个师、四个团哩，我的同志！”说罢，他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饭盒，命令我们吃饭。连队的战士们，二营也包送了，一人一份。这时，我才真感到饥肠咕咕叫。整个三营，整整一天粒米还未进肚呢。
……
听了彭雪枫团长的介绍，我极为兴奋：原来，夺关战斗，仅仅是一个大战役的序幕啊！
当夜无事。天一亮，雾还未散尽，一场恶战又开始了。敌人真够下血本了。进攻队形，简直是搞分列式：一群兵后面，一支督战队用枪顶着屁股，接着又一群兵，一支督战队……昨天傍晚，战士们打督战队打出经验来了，不到有效射程，就任凭敌人抖一抖臭威风。彭雪枫团长都觉得有点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马上有好戏看！”话刚说完，机枪就先开火了，一下把敌人最后的梯队督战官们，打得七仰八翻。接着，步枪也开火了，把督战队一片一片地撂倒。这一打，整个敌阵乱成一窝蜂。但都左右散开，夺路逃跑，没敢往后退。
彭团长看了这场面，连声叫好。他又以商量口吻对我说：“出击一下吧？”我说你来了你下令，我想去冲锋。他一声出击令下，两个营的战士呼呼地往下冲。就在我们阵地前沿，一下消灭敌人好几百。把敌人反击下去后，战士们从容地回到阵地上来。
这时，红十二团团长谢嵩带着全团部队，前来接防。我莫名其妙，三营伤亡并不大，何苦换防？彭团长笑着说：“这是真的。但不是撤下去休息，而是去爬山、跑路，兜敌人屁股！谁叫十三团跑路、爬山出名呢？这是彭军团长点名要的。”
我们只好服从命令，迅速交防、撤出阵地。接着，插出点金山外，迂回奔袭去了。到了预定位置后，十团居右，十三团居左，沿山往回打。王家烈三个团的敌人，已被团团围住，即将被全歼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