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与遵义的不解之缘
长征开拔，进入黔北地区，攻占的第一座重镇就是遵义。在这里，战斗不止，更待转折。那些为了党和人们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也与遵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恩来与遵义会议
长征的主持筹划工作是由“三人团”负责的，其成员对长征红军行动拥有决定权。周恩来就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中地位既重要又特殊。
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更是做出了自己特殊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转兵意见，对红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得到开会的基本条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在被斯诺称为“举国大迁移”的战略转移行动中召开的，开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突围转移时，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动40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实行围追堵截，决心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而红军战略转移初期呈现出甬道式“大搬家”形式，部队不能灵活机动取得战斗的主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湘江一战后，部队损失惨重，且疲惫不堪。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
“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冷静地、以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红军的行动方向。在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的通道会议上，周恩来以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和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西向的主张，使这一正确主张不仅被中央领导人多数接受，而且成为红军行动的实际指导方向。
对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愤愤地说：“这次他（指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足见周恩来意见的作用。
通道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转兵贵州夺取黎平的战斗行动，使红军转兵迅速成为现实。由于通道会议并未形成正式决定，而且博古、李德仍执意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就是周恩来说的“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占领黎平后，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作为当时党和红军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的这一决定非常关键，因而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确定了新的行动方针。这一方针非常重要。“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正因为有这两次会议的正确决定，红军才开始摆脱围追堵截，获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休整时间，得到了开会的基本条件，即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宝贵的时间。若没有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做出果断决定，是不可能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的。
遵义会议是一次检讨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的会议，没有会前对“左”的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是开不好遵义会议的。不排除错误的军事领导也是难以开好的，于是排除李德的错误指挥成为遵义会议的又一重要条件。周恩来在这一斗争中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曾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从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就开始了排除李德的指挥权的动作。伍修权说：“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李德本人面对艰难险恶的军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而周恩来主持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则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否决了李德的错误方针，完全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李德的指挥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但是，顽固的李德仍坚持其错误主张。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猴场会议，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周恩来开始纠正“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军委的集体领导，并要求军委向政治局负责任，这就基本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从此毛泽东的思想在军事指挥中起作用了，而落实体现和“具体指挥的则是周恩来同志”。
此外，周恩来还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精心组织和部署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组织工作。进占遵义后，更是精心安排会议议程，拟定并通知参加会议人员，组织红军各军团进行战略展开，以确保会议安全。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称职的“秘书长”。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红军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起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的认识是从认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
会上，博古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根据当时形势，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他过分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担领导责任，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和解释。
与博古相对，周恩来则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他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在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分析，赞同毛泽东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的批评，赞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的阐述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李德气恼又无奈地认为这是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周恩来鲜明的态度和观点在会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负直接责任的身份表明的态度显然是有很大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促使不少同志对“左”倾错误有新的认识，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开始了军事路线的重大转变。
遵义会议以胜利的重要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中共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中国革命也因此开始了新的转折。这次会议的胜利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其中特别是周恩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特别肯定了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对红一师领导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在遵义会议这样的形势下，“三人团”已名存实亡，而且“三人团”的领导方式在党内生活和实施领导上是极不正常的，不能继续保存。博古、李德拒不承认错误，已不适宜也不可能承担领导责任。
当时，对红军的军事路线持有正确观点，并已为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的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常委之外，为了推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及正确地指导红军作战，保证红军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周恩来的全力推举使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参与决策。会议还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此后，常委分工时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毛泽东以常委的身份进入了军事指挥，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经调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这个统帅部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也由此开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产生过怀疑和不理解，也产生过抱怨。周恩来进行耐心地解释、说服工作，有时也批评错误意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集中反映在两件事上：
一是打鼓新场一仗打与不打的问题。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变为红军的作战行动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这样虽然可以发挥大家的才智，但也带来新问题，对许多具体问题争论不休，使指挥员难下决心，难以部署，对红军作战不利。1935年3月，就打鼓新场要不要打的问题开会讨论时，毛泽东经分析主张不打，但大多数人同意打，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
二是四渡赤水时，红军队伍中和红军领导人中的思想波动。四渡赤水是在云贵川边界地区机动作战，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妙趣横生，精彩纷呈，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由于数月连续行军作战，迂回穿插，部队很疲劳，加上行军多，打仗少，于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严重的是林彪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的指挥。为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赞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也维护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巩固，使由此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稳固坚强，因而带来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独脚将军——钟赤兵
娄山关战斗中，时任红12团政委的钟赤兵右腿负伤，仍指挥战斗，直到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当战斗结束后，躺在担架上的钟赤兵被人抬了下来，正好遇上毛泽东从娄山关经过，让毛泽东记住了这个打硬仗的英雄钟赤兵。此后，钟赤兵因伤势过重截去了右腿。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称为“独脚将军”。
1935年2月，红军在长征中一渡赤水后，为了有利于进行运动战，红三军团4个师缩编为4个团，钟赤兵任12团政委。那一年，钟赤兵刚刚21岁，正是身强力壮之时。
为了摆脱10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先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
娄山关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督剿”总指挥王家烈的“双枪兵”驻守在这里。毛泽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彭德怀下令：“12团和13团为先锋团。”两个团奉命出发。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12团于2月26日晚到达离娄山关30里的桐梓县城。
这时候，全团饥渴劳累，都想休整一下。谁知刚歇脚，12团团长谢嵩就听到报告说：“昨日下午，13团已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战，现在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于是，他和钟赤兵率领12团又立即出发，在拂晓前赶到了娄山关口。他们刚到达娄山关下的南溪口，就隐约听到娄山关断断续续传来枪声，接着，传令兵从关上回来报告：“敌人从南面的峡谷里沿公路向娄山关反扑，13团设在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
“情况紧急！”钟赤兵说，“我带1营先上。”
“好。”团长谢嵩立即命令，
“1营为先锋，跑步前进，其他各营随后跟进。”钟赤兵带领1营官兵首先冲向娄山关。
娄山关上，雨雾浓云铺天盖地，黑压压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6时许，钟赤兵指挥部队向娄山关的制高点金山发起了猛烈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关口之处顿时被突破。接着，3营跟上来了。战士们二话不说，就上刺刀肉搏！敌人一败如水地溜了。12团牢牢控制了点金山。
王家烈得知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
8时，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了过来。公路又陡又窄，敌人进攻队形密集，控制娄山关口的12团1营居高临下，奋力迎战，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和机枪扫射，打得敌人尸横遍野。
战至10时，“双枪兵”的烟瘾快发作了，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作最后的挣扎。王家烈手下4个团的团长亲自在后面督战，他们扯着嘶哑的嗓子连嚎带骂，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钟赤兵见敌人冲上来，大声命令：“上刺刀，取马刀！”待敌人靠近，他一声呐喊，战士们投出一批手榴弹，钟赤兵就踏着硝烟，挥舞马刀，带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入敌群，横劈竖砍，杀得敌人喊爹哭娘，丢盔卸甲，“双枪兵”像潮水般退去。
钟赤兵率1营官兵乘胜追击，可冲到黑神庙时，却遭到“双枪兵”一个团兵力的反击，这个团刚刚抽足大烟，全被鸦片烧得快发狂了。敌众我寡，1营伤亡很大。钟赤兵看到身边一个个战士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燃起的怒火，脱掉已经残破的上衣，厉声大喊：“冲啊！杀啊！我在阵地在！”
拼杀中，突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倒，上身左侧，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绊倒了，赶上前去一看，却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赤兵的右小腿上冒出来。“政委，你负伤了，我背你后撤！”
“擦破点皮不碍事！快杀敌人！”钟赤兵猛地站起，又舞起了大刀，又冲向敌人。
正在1营战士难以抵挡时，团长谢嵩派来的由2营长带领的突击队冲上去了。突然，钟赤兵又倒在了地上。战士胡胜辉跑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然后不由分说地将他按坐在一块石头上，撕下自己的衬衫，替他包扎伤口。
钟赤兵的腿脚负了重伤，敌人的枪弹撕开了他右小腿上的一大块肉，血如泉涌。胡胜辉一连包了10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浸。胡胜辉赶紧找来卫生员，又叫人把钟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团长。谢团长命令：“胡胜辉，你一定要把钟政委马上撤下来！”谁知，钟赤兵还没有等卫生员包扎好伤口，又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困难，就趴在石头上指挥。这时，一股敌人窜上1营附近阵地，战士们没了弹药，就用刺刀捅、马刀砍，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马刀缺了口，就搬起石头往敌人头上砸。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但大家在钟政委英勇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毫无惧色。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阵地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最后，钟赤兵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被抬下了战场。不久，12团以猛虎下山之势，把“双枪兵”压了下去。接着，全团沿公路猛追，王家烈的“双枪兵”溃败下去了。
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医生立即为钟赤兵治伤。可是，医生打开伤口一看，脸都变了色，说：“伤势严重，必须从小腿以上截肢。”原来，由于钟赤兵没有及时包扎，受伤后又继续战斗，把子弹击中的骨头都扭碎了。红军医院的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手术工具只有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子的木匠锯。
医生开始了手术，用木匠锯上下拉动截肢。钟赤兵忍着剧痛躺在手术台上，紧紧闭着眼睛。手术刚刚进行了20多分钟，豆大的汗珠就从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淌，浸湿了衣裤。但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依旧一声不哼。医生瞅着他，关切地对他说：“如果疼痛难忍，你就喊吧，这样兴许会好些。”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
手术中，钟赤兵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在场的医生、护士都被他这种坚强的意志所感动，一位年仅15岁的小护士一边协助医生护理他，一边抽泣着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合和这么强硬的汉子。”手术一直做了三个半小时。当钟赤兵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的右腿膝盖下只剩下小半截了。
就这样，他成了半截腿的人。然而，手术后，钟赤兵并没有摆脱痛苦。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又加上医疗条件很差，手术时没有条件消毒，没过几天，钟赤兵的伤口就感染了，腿肿得分不清小腿和大腿，他高烧持续不退，又陷入昏迷之中。彭德怀得知钟赤兵的病情后，赶过来看望他。可是，钟赤兵却昏迷不醒，连军团长来了都不知道。彭德怀一见情况不妙，对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救活钟赤兵，救不活，我砍你们的头。”“要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
医生说：“只能进行第二次截肢。”
“截肢就截肢，一定要把人救活！”
彭德怀是铁下心，不顾一切要把钟赤兵留住，他的决心也给医生莫大的信心，于是，医生们又马上进行第二次手术，把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又截去。不料，消毒条件不好，伤口仍继续感染。几天后，医生又狠了狠心，进行第三次手术，把钟赤兵的整个右腿从股骨腰部截去了。半个月内，三次截肢，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啊！可是，钟赤兵竟然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钟赤兵的整条右腿都被截去了，他虽然保住了命，但伤在短期内却是难以治愈的。这时，部队正在万里长征之中，钟赤兵的身体是这么虚弱，是让他留在老百姓家里养伤，还是让他拖着一条腿继续跟部队长征呢？
红12团举棋不定，军团长彭德怀也决定不下。钟赤兵得知这个情况后，对前来看望他的彭德怀说：“军团长，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彭德怀不再犹豫，大手一挥：“带上，就是用三军团一个团抬，我也要带上他！”钟赤兵三次截肢的英勇事迹连毛泽东都知道了。一天，他和周恩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等专程来到了医院看望钟赤兵和其他伤病员。毛泽东走到钟赤兵病床前，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小鬼，又负伤了？”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钟赤兵负过一次伤。
当时，身为团长的钟赤兵左手拇指被子弹打中，鲜血将他包扎伤口的十几层纱布浸透，他一声不吭，坚持指挥到战斗胜利，为此，他曾受到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毛泽东虽然被王明等人排挤，也知道了这一英雄事迹，并且
还去看望过他。当时，钟赤兵还笑着说：“毛主席，我没了手指，嘿嘿，照样打仗。”
这一次，钟赤兵见到毛泽东，没有上一次豪迈了。他听到毛泽东的问候，用手指了指失去了右腿，没有说话，却委屈得快要哭出声来了。毛泽东看着他痛苦的表情，哈哈大笑，说：“我们应该在娄山关立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钟赤兵还是笑不起来。毛泽东看着他，对彭德怀说：“钟赤兵小小年纪就这样英勇，是一位英雄。让他到中央休养连去吧。”结果，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钟赤兵由三军团调出，被安排到中央卫生部休养连，随中央直属部队行动。在这以后，钟赤兵凭着顽强的毅力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长征的终点陕北。
遵义会议的传播者——陈 云
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改变了红军一错再错的被动局面，使中国共产党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不但在中国国内影响巨大，同时也令世界为之一震。让世界知道遵义会议的人正是陈云。
陈云，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青浦县）。出身贫苦的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只得跟随舅父一起生活。1919年，辍学后的陈云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开始时，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段时间后，陈云不再跟随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而是踏上了新的征程，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特殊的使命。
此前，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同时，对上海的中共党组织进行疯狂破坏，致使中共地下联络工作一度瘫痪，而上海党组织正是与共产国际联络的重要纽带。血战湘江，红军唯一的电台在战斗中被毁坏。中共中央曾派人前往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未果。
遵义会议结束后，党内军事指挥权发生了大的变动，却始终没条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人前往上海。熟悉上海且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要数陈云了，他成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情况以及遵义会议决议的最终人选。另外，陈云还要再挑重担，负责恢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红军撤离遵义后，中央认为陈云前往上海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继续跟随部队长征。而陈云将要去上海的事情，属党内机密，知道情况的人不多。
在经历了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后，陈云随部队来到冕宁县，配合周恩来在当地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不久，陈云率队穿过贵州省内的彝族区，强渡大渡河，进驻泸定县城。在那里，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1935年6月上旬，陈云在四川天全县秘密离开部队，赶赴上海。当然，党中央为陈云前往上海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委派地下党员席懋昭（公开身份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与其同行，保证陈云顺利出川。
经过一番乔装，陈云和席懋昭趁着夜色隐蔽而神速地离开部队。当时，蒋介石正在成都指挥作战，四川地区有很多特务，可谓是危机四伏。熟悉地形的席懋昭建议二人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前往重庆，并得到了陈云的同意。
两人达成一致后，迅速启程。不久，身后传来断断续续的脚步声。席懋昭转头张望，有个人神情慌张地朝前跑，凑近一看，此人是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
席懋昭问道：“局长，发生了什么事？”
局长没有回答席懋昭的问题，看了看陈云，反问道：“这个人是谁？你又怎么会在这儿？”
席懋昭说：“听说红军来了，我们躲到这里来了。”席懋昭告诉局长，陈云是自己的亲戚，做药材生意的商人。
眼前的教育局长本来是当地的地主，往荥经逃跑时被红军抓获。红军抓到教育局长后，意识到可以通过此人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帮助陈云顺利经过荥经。于是，红军有意将教育局长押至灵关殿。陈云与席懋昭刚刚出发，红军便“欲擒故纵”，假意疏忽，让教育局长有机会逃跑。当教育局长无意间碰到陈云和席懋昭时，就等于进入了红军的计划当中。
席懋昭故意与教育局长攀谈了一番，并得到了信任。教育局长决定，由他带路，前往荥经。从灵关殿至荥经，不仅需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当地民团设下的层层关卡。一路上，局长凭着自己的“面子”，带领着陈云和席懋昭轻松通过了检查。
平安到达荥经后，陈云和席懋昭分别以浙江商人和本地人的身份，途经雅安，几天后到达成都。
陈云到达成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胡公著。时任美丰银行董事的胡公著见到陈云后，大吃一惊，高兴之余，不禁为陈云的安全感到担忧。胡公著对陈云说：“现在时局动荡，风声很紧，此地不宜久留啊。”国民党派重兵驻守成都，对陈云来说处境十分危险，他听了胡公著的劝告，第二天迅速转往重庆。
到达重庆后，陈云在刘伯承弟弟的帮助下，告别席懋昭，乘船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叛徒的名字，回想起这些人都与自己有过接触，于是立即投奔挚友章乃器（时任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得到安顿之后，陈云开始逐步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没想到，事情刚刚有些眉目，中共上海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就遭受了一次重大破坏。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陈云却毫不畏惧，始终不忘完成使命。他辗转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并通过她们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陈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的情况，收到复电。电示：陈云和自香港与之会合的潘汉年迅速离开上海，赶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年8月初，陈云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与正在上海的中共（江西）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以及杨之华、何实嗣等秘密搭乘苏联货船到达海参崴。为避免引起怀疑，陈云等人以偷渡者的身份被押下货船，然后乘坐火车赶往莫斯科。
由于途中耽搁的时间较长，陈云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陈云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了正在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六大。
在莫斯科，陈云化名“史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监察委员。共产国际方面曾通过电报与红军保持联系，并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有所了解，但是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后不久，便失去了联络。此时，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红军的情况，特别是长征途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
期间，陈云向共产国际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的缘起、目的，尤其强调了遵义会议决议极其重要意义。后来，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将陈云汇报的内容编辑成文，并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刊登于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署名“史平”。
暂别祖国的陈云并没有忘记正在长征中的战友们，他在用另外一种方式为革命做贡献。在莫斯科期间，陈云以“廉臣”为笔名，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书中，以不同角色，不同角度真实再现了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详细讲述了红军是如何取得广泛群众基础，诠释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深刻内涵。书中写道：“我国共产实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已成燎原之势。”
1936年春，《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在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后又流传到国内的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使全世界看到了真实的红军，真实的中国革命。1937年11月中旬，陈云奉命调回中央工作，圆满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将伟大的长征和遵义会议及其精神传播给了世界。
疾风知劲草——王稼祥
王稼祥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最早倡议者。湘江战役后，他就提出必须改变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主张。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王稼祥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看起来带着几丝书卷气。1925年，19岁的王稼祥就读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随后，他又到苏联留学了5年，和王明、博古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4月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红军开始长征时，身染重病的毛泽东身体依然有些虚弱，需要用担架抬着前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受重伤，伤口没有愈合，体力还没恢复，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他也坐在担架上行军。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毛泽东和王稼祥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两人相互越来越了解，观点也完全达到了一致。
军队行进中，王稼祥一直在思考问题。他眼睁睁地看到红军的队伍从8万多锐减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此刻，王稼祥心中暗暗地分析起红军失败的原因。
最初，王稼祥是站在博古那一边的。对待博古、李德下达的命令，王稼祥都会认真执行。但是，连续多次的失败，无疑让“稚嫩”的战略部署漏洞百出；人员伤亡众多，队伍即将被冲垮，这一切无不证明了博古、李德在指挥作战方面的能力是不行的。王稼祥开始怀疑，开始重新审视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决议。
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王稼祥面露难色，便耐心地询问其病情。其实，毛泽东十有八九猜到了王稼祥为何总是皱着眉头。一方面，王稼祥因为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加上长途跋涉，肯定是痛苦不堪；另一方面，他时刻在为红军的未来揪心。
慢慢地，毛泽东和王稼祥之间的话多了起来。他们常常探讨关于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发现，原来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多，在思想上也有很多共通之处。
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和王稼祥被安排住在一起。他们常常聊天聊到很晚，甚至到了深夜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一天深夜，毛泽东卷了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抽了一口。他扭头看了看旁边的王稼祥，问道：“你的病情好些了吗？”
王稼祥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回答：“好多了，你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吧？”
“身体上的伤好治，心里的伤口却难以愈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王稼祥听得出毛泽东话里有话，顺势问道：“大局当前，面对的问题很多，你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没有急着回答，弹了弹烟灰，说了句：“还是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两人心里各自都有对于红军未来的看法，也都知道对方想要吐露一番。于是，他们不分彼此地打开了话题。
“依我看，不能让博古等人再这么‘折腾’下去了！”王稼祥直抒胸臆。
毛泽东点点头，开口说道：“如今，蒋介石已经挖好了‘坑’，正等着我们‘跳’进去呢。可是，我们的队伍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稼祥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这样一来，等待我们的只有张开的虎口，如果去了，就等于送死。”
毛泽东用坚定的语气说道：“是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另辟蹊径，寻找一条安全的出路。看样子，蒋介石已经摸清了我们的思路。如若我们按照既定计划实行，后果将不堪设想。”紧接着，毛泽东伸手指向西边，放低了声音继续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情报，证明蒋介石在贵州地区并没有安排众多兵力，当然也不会出现层层封锁线。既然这样，我们何不放弃去湘西，转道返回贵州。这样一来，蒋介石这只‘老虎’恐怕就要挨饿了。”
“现在军中的情况很不乐观。博古同志在军事方面知之甚少。李德同志又是个外国顾问，对于中国的战况和形势并不很了解，简直是盲目指挥。”王稼祥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感叹道：“我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李德学习了外国的战略战术，懂得军事方面的知识，能够带兵打仗，这几点不假，但是他实在不该用书本上的东西生搬硬套。对于中国的国情，他并不了解，仍然用西方战争的对策对付蒋介石。这样的方法，用于敌强我弱的中国人民军队，肯定是要打败仗的。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前几次的惨痛教训充分证明了改变行进路线的必要性。”
王稼祥真诚地看着毛泽东，说：“更改行进路线，更换指挥团队，只有这样才能救中国。看来，我们是达成一致了。”那一夜，毛泽东与王稼祥真诚地交流了看法，同时，在对待阻止博古等人继续指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来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继续交谈，并嘱咐保卫人员和供给，卫生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段时期，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王稼祥与聂荣臻在途中常常交流看法，由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对于王稼祥的看法，聂荣臻表示完全赞同。
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
遵义会议上，博古率先发言，以报告的形式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报告中，博古只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轻描淡写了一番，而把真正导致失败的责任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此时，博古的发言已经引来了与会者内心的不满。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而后，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四周鸦雀无声。
很明显，毛泽东立场鲜明，与博古、李德之间产生了对立面。关键时刻，伤未痊愈的王稼祥捂着伤口，立场地说：“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王稼祥此刻的回答，坚定而又充满热情。随后，王稼祥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听到这样的话，李德有些愤愤不平，狠狠地瞪着王稼祥。对面的王稼祥却没有就此住口。他进一步揭发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不作丝毫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所言，有理有据，令在场的人心生敬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了几项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他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毛泽东，帮助毛泽东稳定了局面，也正确地引导了会议的主旨，为中国红军前行的道路上，点亮了一盏明灯。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城下洒热血——邓 萍
1935年初，中央红军三进遵义，足迹遍布140多个乡镇，活动长达44天。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迎来了多次战役的胜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失去了一位高级指挥官，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
1935年2月27日，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奉命率队来到遵义城边，他来到距北门城墙几十米的河岸，以土堆和草丛为掩体，同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观察地形和敌军部署。正在邓萍安排作战计划的时候，被敌人放出的冷枪击中了头部，壮烈牺牲。
彭德怀得知邓萍不幸牺牲的消息后，顿时红了眼眶。沉默许久后，他悲愤地说道：“一定要攻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雪恨！”当晚，战士们把对参谋长的怀念化作无穷的战斗力，向遵义城发动猛攻，与敌人展开激战。凌晨时分，红三团主力彻底占领遵义城，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遵义战役胜利后，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是倍加思念他们的参谋长——邓萍。3月，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怀着悲痛的心情，为邓萍写下一首挽诗：
长夜沉沉何
时旦？
黄埔习武求经典。
北伐讨贼冒弹雨，
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
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
三军征途哭奇男。
邓萍，原名邓少章，四川省自贡人。生于忧患的邓萍经历了饱受剥削的日子，对地主和军阀恨之入骨。青年时期的邓萍在早期革命先驱恽代英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入党。1928年，邓萍与彭德怀等发动并指挥了平江起义。平江起义是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的艰难阶段，它很好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并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为三省边界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雏形。平江起义中，邓萍任红五军军委书记，其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
1929年秋，红五军从湘赣边区返回湘鄂赣边区。次年6月，红五军与第八军依照中共中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整编为红三军团，22岁的邓萍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1931年，红三军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后，转移至江西黎川县。不久，邓萍等人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这所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干部人才，在军队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并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敌情突变。中央军事指挥小组果断决定：“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方面实现总的反攻。”
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渡赤水、再渡赤水。2月24日，贵州军阀王家烈以一个师的兵力占领遵义的至高点——娄山关，企图阻止红军回师遵义。此时，攻克娄山关迫在眉睫，中央军委下令，派红三军团攻下娄山关，为中央红军打开南进通道。
红三军军团长彭德怀和参谋长邓萍接到任务后，率队来到娄山关脚下，并开始部署：既要攻克娄山关，又要把敌人一举歼灭。很快，枪炮声大作，娄山关战役打响了。巍巍耸立的娄山关瞬间被硝烟所笼罩。
经历过无数次战火洗礼的邓萍，始终坚持战斗在一线，与战士们共进退。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一片枪林弹雨中鼓励战士们：“同志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敌人！遵义就在眼前！”在邓萍的鼓舞下，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士气高涨，奋勇杀敌，于当晚顺利攻克了娄山关。
次日清晨，红三军团沿着遵桐公路挺近遵义。途中，红三军团相继在董公寺、高坪、大桥突破黔军的层层封锁。27日，在临近遵义城的石子匍等地，接连击溃黔军第一、五、八团，迫使黔军残部躲进遵义城内。
为彻底消灭敌人残部，连日征战的红三军团向遵义城发起攻击。邓萍率队直逼遵义城，并高喊着：“同志们！冲啊！到遵义活捉王家烈！”冲锋的红三军团很快占领了遵义城边的村落，为了尽快了解前方的地形情况，邓萍只身躲进一个小土墩的草丛里。这时，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也来到此处与邓萍会合。
邓萍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发现一条小路后，对身边的张爱萍说：“组织一个营的兵力先行过河，沿着坡路可以靠近城墙。”张爱萍提议：“同时派出侦察兵到新、老城之间的桥上查看一番，一来起到警戒作用，二来可以掌握有利时机。”
邓萍说：“好！让侦察排即刻出发，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侦察兵们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并找来木板等遮挡物，组成了简单的掩体。
此时，邓萍继续部署：“首先要钳制住守城的敌人，尽量拖延时间，等咱们的主力部队赶到后，晚上再发动总攻。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攻下遵义城……”这时，城墙上的敌人突然开枪扫射，子弹一下子击中了邓萍的头部，鲜血不住地向外冒。张爱萍立刻抱住受伤的邓萍，不断地呼唤他的名字。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年仅27岁的邓萍牺牲了。
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开始，邓萍就与彭德怀并肩战斗。年轻的邓萍，在彭德怀眼中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才，曾历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等职务。追忆起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友，彭德怀对邓萍作了如是评价：
“从平江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江西苏区转战到长征途中，直到他牺牲前，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相互配合得很好。邓萍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作战指挥沉着果断，英勇顽强，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优秀军事指挥。”
邓萍，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年轻的干将，在革命的道路上洒下热血，长眠于遵义这块革命圣地。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在遵义牺牲的邓萍及其他红军烈士，遵义市人民政府在种满青松翠柏、绿水环绕的凤凰山上修建了遵义红军革命烈士陵园。“青山埋忠骨”——邓萍的遗骸被迁葬于此，并修建了邓萍烈士墓。
红军卫生员——龙思泉
在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内有一个“红军坟”，旁边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铜像，铜像高4.5米。那是一位红军卫生员正在给干人（近代贵州居民的一种称谓）儿子喂药的形象，放在一旁的药壶已经被前来参观的人们摸得锃光瓦亮。一年四季，铜像的身上都会佩戴着游人献上的红色飘带，或是学生们为他系上的红领巾。这一切都是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红军卫生员深深的敬意。
卫生员的原型是谁？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卫生员的原型名叫龙思泉，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卫生员。龙思泉出生在广西百色大山怀抱中，父亲是当地的郎中，常常免费给穷苦人治病。在父亲的影响下，龙思泉不但学到了医术，还延续了父亲良好的医德。年纪轻轻的龙思泉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然后在部队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当上了一名卫生员。参军以后，龙思泉时刻不忘学习医疗知识，工作中吃苦耐劳，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从无怨言。龙思泉不但为部队的伤员进行救治，还积极为当地的百姓巡诊、看病。
1935年春，红军长征到贵州遵义。当时，遵义地区发生了可怕的疟疾疾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却缺医少药。龙思泉挺身而出，频繁地走村串户，摸清病情，编排好药方，上山采集中草药并配置好，及时把药分发给病人。病人服药后，病情明显好转，原来病倒的村民一批批康复了起来，疟疾疾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人们涌到红军驻地，对龙思泉呼喊着，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医，是拯救我们的“活菩萨”啊！
红十三团准备撤离遵义的时候，一位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到营里，请求“神医”龙思泉到家中医治患有重病的父亲。年轻人家中一共五口人，过着贫苦的生活。本来能够劳动赚钱的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现在父亲一病不起，这让全家人急得团团转。龙思泉了解情况以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年轻人的请求。
随后，龙思泉徒步走了20多里路，来到年轻人的家中。他没顾上休息，立刻给卧病在床的老人检查病情，并开了药方。病人服药后不久，身体状况出现好转。
当时天色已晚，第二天部队就要离开遵义。龙思泉在医治好病人以后，给病人留下了几服药，表示要赶回营里。年轻人对龙思泉说：“真是谢谢你救了我的父亲。现在外面天黑路滑，你回去我们也不放心，还是明天天亮再走吧。”就这样，龙思泉在年轻人的家中留宿下来。夜里，龙思泉没有睡觉，一直看护在病人的身边，不时为其擦擦额头的汗水。
第二天一早，病人身体几近痊愈，周围的邻居们闻讯赶来看望。不一会儿，门口聚集了几十位村民，大家都说龙思泉是红军队伍中的“神医”。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向龙思泉咨询医疗知识。他不但耐心地解答了村民们的问题，还把随身携带的药品分发出去，嘱咐大伙如何服用。
事情安顿好以后，龙思泉动身赶回部队。20多里路，他一刻也没敢耽搁，终于赶回了部队驻地。可惜，当龙思泉赶到时，部队已经出发了。他背起行军包，健步如飞地朝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追赶。周围的邻居们闻声赶来送龙思泉，望着他翻过了山坡。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邻居刘大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叫上其他几个人，立刻赶到山坡后面查看情况。
眼前，龙思泉躺在了血泊之中。原来是地主家的几名狗腿子看到红军后，连开三枪，击中了龙思泉。龙思泉牺牲了。村民们将龙思泉的遗体安葬在桑木桠路的树林中。大伙都不知道龙思泉的姓名，商量决定，在坟墓前的墓碑上刻下“红军坟”三个字。
从此以后，红军卫生员的事迹广为流传。毛泽东得知龙思泉的故事后，评价说：“多好的孩子，为我们红军增光了！”
为纪念优秀的红军卫生员，遵义的青年诗人为“红军坟”写了一首诗：
红军坟
里面睡着的是位红军男卫生员
可在人们心中
却是一尊永远膜拜的女神
1935年在那患着伤寒病的早晨
他放下手中的枪
踏着露水走进一户户呻吟的家庭
脚步扎入土壤最深的部位
女性般细腻的手
捂热干人冰冷的额头
他从破旧的箱子里
翻出一道道药方
呵护褴褛不堪的肌肤
温暖着途径的每一座
山峦茅屋和村庄
顺路他还看送去的种子
是否长出红色的庄稼
看挑满的水缸
铺好的被褥以及
那位依依不舍的房东老大娘
傍晚时分突然传来罪恶的枪声
他踉跄着疲惫的身子
还想与乡亲们再聊一会儿
探起的头颅化为坚硬的石块
砸破挖坟团丁的脚趾
他踉跄着伫立的身姿
让村庄里的每一扇窗户
都流出了眼泪
他叫龙思泉可人们都叫他小红
就像母亲呼唤
自己孝顺女儿的乳名
他从没住过集镇人们便从桑木桠
把他邀请进了遵义城
为了医治更多的灵魂
七十多年了那座小坟
香火一直很旺
那尊铜像雕塑
人们都很迷信都在
争相抚摸绑腿上的体温
身上百病俱除
心中蓄满虔诚
他的到来让一座山变了颜色
小龙山从此被称为红军山
而那座小坟也被称为红军坟
世世代代坐不改姓
站不改名
从士兵到馆长——孔宪权
长征中，红军在遵义停留的时间最长，并在此书写下不朽的传奇。建国后，遵义县城内修建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人们展示并介绍了红军在遵义发生的故事。这座纪念馆的首位馆长正是当年因伤留在遵义的红军战士——孔宪权。
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当地农民武装，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五次参与了红军反“围剿”的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当过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令排长，长征途中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
在孔宪权参与的战斗中，1930年12月30日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之战令他最为骄傲。当时，红军不但击溃了国民党的精锐之师第十八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1931年春，毛泽东为龙冈之战写下诗句：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孔宪权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惩罚。由于孔宪权喜欢喝酒，一次因醉酒而延误了传达命令而降职。“彭德怀马上把我叫去，骂得我狗血淋头，当即撤了我的传令排长。”提起犯下的错误，孔宪权从不隐瞒。战争年代他以此为戒，到了晚年，还是喜欢每天喝上两口。
1935年初，为了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下令离开贵州，调转枪头，准备利用有利时机回师遵义，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2月26日，中革军委下令攻克娄山关，并把任务交由红三军团。时任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先是带领侦察员抓获了守关的敌人，获取了重要的地方情报。随后，孔宪权率领突击队攻打敌人位于娄山关南面的指挥所——黑神庙。当孔宪权率队赶到黑神庙附近时，不料敌人的援军也到了。眼见红军战士人数较少，敌人叫嚣着发起了攻击。
这时，孔宪权对战士们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到敌人挖好的战壕里躲避一下，看准时机再进攻。”于是，大家纷纷跳进战壕里，砍倒了几棵大树作为掩护。红军利用地形优势，迅速组织射击，一连击中了十几名敌人。不多时，红军战士们的弹药将尽，他们奋起跃出战壕，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孔宪权一边开枪掩护战士们冲锋，一边指挥着战斗。
突然，孔宪权感到自己左腿失去了知觉，一下子跌倒在地。顷刻间，鲜红的血从孔宪权的左腿胯骨处不停地流出。原来，孔宪权的左腿胯骨被敌人一连击中6枪，击穿了12个枪眼。此时，敌人从对面冲了过来。孔宪权猛地翻滚到旁边的泥水中，忍着剧痛，朝着敌人不断射击。
孔宪权血流不止，脸色开始发白，但是他还坚持着不浪费一颗子弹，使劲全身力气瞄准敌人。整整八十发子弹最后只剩三颗子弹的时候，二营营长邓克明终于率队赶到，救了孔宪权。
后来，孔宪权被立即送往娄山关附近的卫生所进行抢救。当时，他已经失血过多，身体变得冰凉，全身不住地打着哆嗦。医生见状，摇了摇头说：“他的胯骨已经被击碎了，伤势非常严重，需要尽快做手术。但是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医治，只能暂时帮他止痛了。”当晚，医生为孔宪权的伤口做了简单的消毒，逐渐恢复知觉的孔宪权凭借顽强的意志熬过了漫长的黑夜。
第二天清晨，孔宪权被紧急送到遵义县城里的天主教堂内，即红军伤员临时救治处。在那里，孔宪权接受了手术。由于药品稀缺，医生只得用“鸦片水”为孔宪权麻醉，取出了被击碎的骨头。手术成功后，孔宪权脱离了生命危险。当天晚上，昏迷不醒躺在病**的孔宪权还在不时地喊着：“冲啊！杀啊！杀！……”
当时，红军总政治部对伤病员的安置规定是：“团以上干部，抬着随部队进退；营以下伤病员就地安置；团以上伤病员实在无力随部队进退的，留300块大洋、一名卫生员、一名通讯员，就地找群众掩护。”由于孔宪权在战场上表现突出，所以被允许跟随部队继续长征。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随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三局到达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并驻扎在地主宋少前的家中。宋少前开了一家药铺，他积极配合红军工作，并帮助治疗伤员。由于孔宪权手术后的伤口并未愈合，只好留在宋少前家中继续休养。当时身为营级军官的孔宪权受到了团级以上伤病员的待遇，得到了300多块银元作为生活费，并配有一位医生和一位通讯员。
一年多以后，孔宪权伤势痊愈，但是左腿却整整短了10厘米。从此以后，只好跛着脚生活。在遵义县的枫香镇，孔宪权干过不少营生。他曾经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货，当过泥瓦匠。除此之外，曾经念过私塾的孔宪权，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为村民打抱不平，帮他们打官司，写状子。日子久了，村民与孔宪权越来越熟悉。在得知他是一名因伤留下的红军战士后，大家更是崇敬有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宪权在报纸上偶然间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看到曾经的战友的名字，孔宪权格外激动，并立即写信联系。收到信的苏振华大吃一惊，不禁脱口而出“没想到孔宪权还活着！”曾经与孔宪权一起战斗的黄克诚大将在《我对长征的回忆》中写道：
“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误，应为作战参谋）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最后随部队坚持到达陕北。孔权当时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
后来，经过多方协调，老战友们眼中“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不但恢复了党籍，还成为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
从士兵到馆长，孔宪权付出了艰辛和努力，无论是伤残落魄的时候，还是情况好转以后，他始终以红军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52年，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参与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的筹备工作。
当时，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没有任何参照和系统流程。孔宪权边实践边摸索，先是以文化部的指示精神为标准，对纪念馆地址及周边环境进行了修缮和清理，然后调动人员大量征集红军在贵州的文物、资料等。此后，为了让纪念馆中所展示的内容更加丰富，孔宪权还组织成立了筹备处，并派专业人员外出进行采访，针对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路线，历时10个多月的时间，走过了44个县（市）及川南、滇东5县，征集文物多达1286件，更加全面地了解并掌握红军在贵州的详细资料。1957年7月，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任职期间，孔宪权一心扑在纪念馆的建设上，不间断地为解放军官兵和青少年学生讲述红军的英雄事迹，提倡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1958年11月，邓小平参观遵义纪念馆时，称赞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同年，孔宪权来到北京，并有幸到朱德、彭德怀、胡耀邦等领导家中做客。
1960年6年，在孔宪权组织安排下，纪念馆的业务人员根据3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整理并编写了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书，名为《红军长征在贵州》，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从普通士兵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所撰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也有所记录。1988年11月7日，时年78岁的孔宪权不幸逝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发了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