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落脚遵义故事多
1935年初，红军在遵义。渡乌江、架浮桥、打敌机、喝茅台……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可歌可泣的历程、无法炮制的奇迹，为遵义烙下了红色的印记。遵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与其相衬的正是这些真实的故事。
朱德探望伤员
红军攻占遵义城后，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时间，许多受伤的战士此刻也获得了休养身体的时间。
红军医院暂时建在了遵义新城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旁，几名无线电总队的受伤战士得知朱德总司令要来医院探望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朱总司令每天为打仗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怎么还有时间来看望我们这些小伤员呢？”一位年纪轻轻的战士有些疑问。
“真的！我没乱说。”另一位得到消息的战士大声说。
这时，旁边的教导员走过来劝道：“你们怎么还争起来了？赶快叫大家整理房间。我要去买包茶叶，迎接朱老总呀！”
中午刚过，朱德如约而至，来到红军医院看望近百位伤员。
战士们见到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有的甚至哭了起来。
朱德进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勇敢的战士们，你们的伤口还疼不疼啊？”
听了朱德关切的话，小战士哭得更厉害了。
朱德转头对陪伴在身旁的军团长说：“这个家伙，还哭鼻子了。”说着，走近那个哭了的战士。
小战士看见朱德走近自己，赶忙用袖子擦擦眼泪说：“朱总司令好！我在战场上可没哭鼻子，见到您太激动了。”
朱德伸手帮小战士整理了衣服，笑着说：“在战场上不能流眼泪，你那样做是对的，真棒！”
紧接着，朱德沿着医院的床铺走，每个战士他都要仔细问一问伤势如何。走着走着，朱德说：“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不妨说出来嘛。”
有一位战士抢先回答：“朱总司令，您跟医院的同志说说，只要我们的伤好了，就尽快让我们返回前线吧。”
朱德问道：“这位小同志，你是哪个部门的？”
“报告总司令，我是负责报务工作的。”战士干脆地回答。
“你是怎么受伤的？”朱德关心地问道。
“渡过湘江的时候，被敌人的飞机炸伤了。”战士说。
朱德低下头念叨着：“咱们的很多战士都被飞机炸伤了……”战士的话勾起了朱德对牺牲战友的怀念。
接着，朱德说：“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是的！”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朱德看着医院的院长，打趣地说：“瞧瞧，战士们可向我告你的状喽。”朱德继续说：“战士们，你们重返战场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要知道，医院的同志这么做是为了你们好啊，只有身体彻底恢复了，才能好好地工作啊。”
朱德总司令公事繁忙，但是他却抽出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看望伤员。他回司令部后，还安排医院为伤员们分发日用品和生活费。
晚上，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回忆、谈论着和朱德相处的时光，开心地笑了。
披荆斩棘终休整
遵义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是贵州北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素有黔北粮仓之称。中央红军长征首取遵义，不但召开了在党和红军历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还为艰苦卓绝的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宝贵的休整和补给机会。
中央红军长征开拔时，人数约八万余人。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到长征以来的一次大惨败，人数锐减至3万多人。到达贵州时，中央红军已经转战数千里，途中地方民团的袭击造成的伤亡；水土不服、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掉队失散的人员，使得中央红军全军上下急需得到物资和人员的补充。
然而，战争年代的趋势瞬息万变，等待红军队伍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激战。遵义会议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先后与敌人交火：
1935年1月2至3日，突破乌江战斗的胜利，击溃国民党3个团，渡过乌江，进入遵义地区；
1935年1月6至7日，遵义袭击战的胜利，击溃黔军3个团，歼其300人左右，占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新站进攻战斗的胜利，俘黔军约100人，缴枪100支、迫击炮3门；
1935年1月16日，松坎进攻战斗，击溃国民党军两个团，歼其300余人；
1935年1月22日，双龙场、温水进攻战斗的胜利，击溃黔军两个营，俘获十人，缴各种枪100余支（挺）。
1935年1月24至28日，土城、青岗坡进攻战的胜利，击溃黔军1个师、川军3个旅，毙伤3000余人，俘100余人，于29日西渡赤水河。
1935年2月20至28日，遵义战役的胜利，击溃和歼灭国民党两个师又八个团，俘其约3000余人，缴各种枪2000余支（挺），再占遵义城。
1935年3月15日，鲁班场战斗的胜利，歼国民党军约400人，并击落国民党飞机一架。
当时，中央红军还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长期艰苦行军作战和大量受伤失散减员，以及伤员医疗问题，弹药器材、被服问题，粮饷问题。遵义战役后，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在鸭溪向军委发电报：“红三军团自二郎滩激战渡过赤水河后，迭经娄山关进攻与防御战，十字铺围歼战，老鸦山、红花岗防御和追歼战，在大量消灭敌人的同时，自身人员锐减。”
万里征战，落脚遵义。在这里的短暂停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中央红军在贵州顽强的发展，用多种办法解决补给问题。
红军通过扩红来弥补战斗减员。遵义会议期间，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短短的10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多人加入红军，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彭雪枫在描述长征经历时说：“沿途的民众们，成群结队站在天道两边欢迎他们的红军，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约！’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总要扩大百儿八十新战士来的。”红军扩红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响应，不但是因为黑暗的统治、残酷的剥削把贵州人民逼向困苦而艰辛的生活；并且得益于以下谈及的中央红军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经历着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伤病员的数量在逐级递增，但药品却极为短缺。从江西出发时，中央红军已经带上了总卫生部发给各级卫生机关两三个月的药材，但在长征年几个月后，携带的药材就远远不够用了。补充药品的渠道不外乎三种：一是靠每打下一个城镇后就地征购，二是沿途没收土豪劣绅经营的医药器材，三是从敌人手中缴获。除此之外，战士们还会急中生智，自己找些替代品和炮制些容易采集到的草药来治病。
在遵义期间，各级医院都利用短期休息时间，全力突击治疗。将行军途中来不及做手术的，都做了手术，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兵员治愈归队。第二次进入遵义后，为抢救娄山关和遵义战斗中的重伤员，总卫生部指示医院抓紧战斗间隙，展开手术工作，挽救了很多指战员的生命。如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娄山关战斗时右大腿负伤，伤情严重。为了挽救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克服种种困难，为他做了截肢手术，才转危为安。渡过湘江后，卫生人员也大量减员，但为了收容大批伤病员，各级卫生部门都超额收容，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突击治疗，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做到妥善安置。
伤病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医务人员，所以及时补充医务人员是当务之急。红军所需的卫生干部来源，除了吸收地方和留用俘获的医护人员外，主要靠自己培养。第一次进入遵义后，部队有一段休整时间，总卫生部召回了分到部队工作的学员，利用贵州省第二中学的校址组织学员学习。在遵义的休整为中央红军短期培训、强化医扩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医护人员医疗技术的提高，相应地减少了战斗牺牲的机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长征时期，红军的各方面装备确实令人心酸。可就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长征前夕，在江西根据地也为战士们准备了新的被服：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的颜色。每个人都有两个或四个手榴弹挂在胸前。草鞋每人有三双，少的两双。十天的粮食。但是，在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后大都磨损得破烂不堪。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在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帮助下，新开办了被服厂、粮秣厂、修械所。遵义县的部分乡土工匠，还主动把自己的工具和技艺献出来帮助红军部队修理枪支。有些在地方战斗的部队就自己发动群众，共同解决衣食问题：红九军团在瓢儿井休整三天，这是离开主力后的第一次休整。解除了三个月一直行军的疲劳，扩充新战士三百多人，筹集军饷一万多银元，并在裁缝吴柄臣等的帮助下，制作军服八百多套，子弹袋两百多条。
遵义是红军长征占领的第一座城，也算是红军的一块福地。在遵义休养的十多天里，红军队伍得到了一些在征途中难以得到的物资补给和人员的休整。
打土豪、分田地
1935年1月6日清晨，红军初进遵义城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下马与欢迎的人们握手致谢。毛泽东还向群众讲了话，表明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到这里来。他们每到一处就站在宣传战线的前沿，宣传红军是百姓的军队。
毛泽东等人的亲和力融化了贵州各阶层人士，使他们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帮助和支持红军。1月8日下午，在遵义东城协台坝第二中学学堂门前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红军宣传队在开会前，还演出了《红军和干人是一家人》，《送郎当红军》等戏。
后来，毛泽东讲了革命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民主选举等主张，还讲了“干人”的问题，指出现在为什么“干人”那么多，就是因为受土豪压迫剥削造成的，号召一切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朱德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声明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士、各方军队一致抗日。红军的领导们以身作则，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使人民对红军有了深刻的认识。
当然，除了宣传工作以外，红军还要用实际行动“说话”。为了救遵义人们于水火，红军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驻进遵义城后，军委命令红军没收贵州军阀王家烈等人在遵义城乡的一切财产。军阀、官僚在遵义的房产均被征用，还有“价值数十万大洋的盐行，也被红军没收分给贫苦人民；一批白金龙、哈德门高级香烟，成为战利品。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红军查获了不少银元，补充了军需；在其他地方军阀的宅地，红军缴获了大批财物和粮食、货币，一部分留作军需，大部分散发给了受苦受难的群众。”
在遵义县三岔，对罗国臣、罗平章等十多家土豪进行清算，没收了肥猪30多头，稻谷50000多斤，还有不少衣服、被子、蚊帐和包谷、黄豆和烟土。团溪最大的豪绅，是省内闻名的华之鸿。团溪扩大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游斗华氏家人，并打开华家的粮仓盐库。没收来的盐巴，团溪扩大革命委员会决定按当时价格降价60％销售；对确实无钱的干人，每人免费领取1至2斤食盐。
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可算是多路开工。在桐梓，红二师五团三营包围距桐梓县城5公里的蟠龙洞，政治攻势与武装打击并举；用两天时间攻破蟠龙洞，缴获黄丕谟、刘禹东、马天忠、马空凡、谭星阁、侯之担、傅恒丰、杨少虞等几十户豪绅藏在洞内的大量金银、烟土、枪弹及1000余担粮食。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攻破离城1公里的仙女洞，缴获杨树坪、杨冠群（均为黔军团长）枪弹1300余发，大烟9箱、大批粮食以及银元等钱财物。
桐梓县城附近的天门洞，藏有贵州军阀及官僚几十家的财产，1月15日被红军包围，通过喊话政策攻心，迫使洞内地主武装投降，红军将洞内财物运回县城。仅在桐梓一县，就获得30多万银元和大批物资、大烟、粮食、枪弹等。
在遵义期间，红军指战员感到最开心、有成就感的就数打土豪分发战利品。地处仁怀的贵州茅台“义成老烧房”的主人，听说红军来了，早已逃之夭夭，所有财物包括酒一律没收了。“老烧房”是一座阔绰的建筑，里面摆着一百多口大缸，每口缸可装二十担酒，还有几千瓶已装好酒的“茅台”，这可是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从此，红军上到将领，下到战士，都和茅台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驻扎在遵义城中的红军，也是经常光顾牛羊肉粉店、川黔菜馆。解放后，一些当年长征途经遵义的老红军，忆起遵义的饮食，还津津乐道。
初到黔北享茅台
中央红军长征368天，其中在贵州127天。在此期间，竟然能有“茅台”酒的陪伴，这使从激战沙场走来的红军将士们倍感吃惊。
茅台镇是黔北地区的名镇，素有“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盛况。这座小镇共有八百多户人家，全镇以制造茅台酒而闻名。走近茅台镇附近，便会闻到浓郁的酒香。酒以地名，地以酒美。
1915年，茅台镇出产的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与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并称为世界三大白酒。此后，茅台镇又被称为“中国第一酒镇”。
1935年3月16日，红军长征到达了中国酒都——贵州怀仁市，来到茅台镇。茅台酒，也因此成为70多年来与红色文化结缘的最好的伴侣和朋友。
一天中午，毛泽东邀周恩来共进午餐。周恩来提着一个盛满茅台酒的粗糙的瓷瓶子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谈起红军此次突出重围的事情，心情格外激动。周恩来斟满酒杯，对毛泽东说：“主席，喝一杯！”
毛泽东笑着说：“有好酒，作好诗啊！这酒让人想起古代流放到夜郎国的诗人李白，同在贵州，不知当年他是否有幸品尝到茅台酒。”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个问题可以按照时间推算一下。茅台酒的确是难得的佳酿。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后，才名扬海内外。”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难道我们中国的东西要被外国人认可才能赚钱吗？”说完，端起酒杯：“好酒岂能错过？来，喝酒！”
两人一饮而尽。周恩来问道：“主席，口感如何？”
“我们的茅台酒不愧为金奖得主啊！”毛泽东自豪地说。
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茅台酒却给官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从战士到将军，都留下了不少文字记载。
开国大将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芬香甘甜，沁入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有的同志打趣说，要不是长征来到这里，这辈子哪能喝上茅台酒呢！如果单凭这点，还得好好‘谢谢’蒋介石呢！的确，我们一路上吃尽千辛万苦，但也品尝过一些稀奇和有名的东西。”
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素有我军“工兵老祖”之称的王耀南将军，在他的《坎坷的路》中写道：
“……茅台镇位于川黔交界地区，……首长们过河后，进到一个小树林子里休息。我送走首长正往回走，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魏国禄同志同时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小声地说：‘王连长，能不能弄点茅台酒擦擦脚？’这两个小鬼在长征开始前我就认识，我想，弄酒擦脚只是找个题目罢了，实际上是想喝两口。但转念一想，茅台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的产地，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不该尝一尝吗？何况一月下旬从遵义出发到现在已快两个月，一路作战行军，真是脚不停步，累得腰酸腿软，买点酒擦擦腿脚，对驱赶疲劳和恢复体力都有好处哩！当时，工兵连就住在靠河的一个酒厂旁边，听说酒的价钱也不很贵。于是，我领着他俩一起来到酒厂买酒。酒没有容器装，我们就找了两段碗口粗、半人来长的竹子，用烧红的铁条把中间的竹节捅开，只留最下一个竹节，然后在竹筒里满满灌上酒，上面再用玉米瓤子紧紧塞住。当我按时价把四块白花花的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股劲儿地说：‘军队嘛，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了四十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哆！’
我们把竹筒扛回小树林的时候，首长们正围在一棵大樟树下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地上还摊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毛泽东同志见我们走来，问‘你们扛的么子？’陈昌奉同志回答说：‘王连长弄了点酒，给擦擦脚，驱赶疲劳。’毛泽东笑了笑，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不过，都擦脚太可惜了……’”
时任红3军团13团党总支书记的胡耀邦，回忆起茅台酒，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从鲁班转战茅台，到了茅台酒的产地，大家都很高兴，既畅饮茅台酒，又纷纷用它揉腿擦脚。茅台酒真是有奇效，长途跋涉的疲劳一扫而光，我不会饮酒，在行军途中，同志们的喝光了，我的那瓶还在。有的同志走不动了，我就倒点给他喝，他就有了精神，走起路来挺有劲，茅台酒成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灵丹妙药。茅台酒喝光了，大家抱着遗憾的心情拿着空瓶闻，舍不得甩掉。”
时任红三3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的开国上将李志民，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
“……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准备三渡赤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教导营同兄弟部队一起撤出鲁班场战斗转移到茅台镇，镇上老百姓因受敌欺骗、威胁都跑光了，有几个战士在镇里找水并要提水做饭，无意中发现了存放茅台酒的酒窖，打开酒窖的盖子，闻得酒香四溢，芬芳扑鼻，便好奇地用茶缸子打出一缸,喝了一口，真是清醇甘美，可是他们知道红军纪律是不准行军中喝酒的，怕喝醉了误事，遂将酒倒回了窖。这时有个战士想到白酒能舒筋活络，连日行军打仗两条腿都跑得酸疼麻木，睡觉前用白酒擦擦腿脚，明天行军肯定轻松很多，便舀起一茶缸带回班里，大家用手指沾茅台酒揉搓小腿、脚板，热乎乎的挺舒服，一个班的人一茶缸子酒怎么够呢，他们又拿脸盆去装酒。
全班同志都来擦脚。这下子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都拿着茶缸、脸盆找酒窖去打茅台酒，有的还把酒盛在脸盆里，轮流泡脚，互相按摩揉搓。我的警卫员不知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也悄悄打了半脸盆茅台酒来给我泡脚，我追问他：‘酒哪里来的？’他把情况告诉我，我感到这样不好，批评他违犯群众纪律，可是警卫员还满不在乎地争辩说：‘酒窖到处有，兄弟部队早用这个办法泡脚了，你还批评我！’我看酒已经打来了，而且盛在脸盆里（当时脸盆有三用：洗脸、洗脚还盛饭菜），再倒回去反把酒窖弄脏了，只好写张条子叫警卫员拿给供给处，请他们明天留几块银元给酒坊老板作为赔偿。接着，便按警卫员教的办法，先泡泡脚，再边泡边按摩揉搓。果然，这一夜脚暖烘烘的，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走起路来轻轻松松舒服极了。建国后，每当宴会上饮茅台酒的时候，我常会想起长征途中这段用茅台酒泡脚的故事来。”
提到茅台酒，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负责人成仿吾同样是颇有感受：
“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危秀英两次遇险
危秀英，瑞金叶坪人，1910年生于贫苦农民家，6岁给人当童养媳。1930年10月，红军来到瑞金，她毅然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担任兴国县妇女主任，后调江西省委妇女部当干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危秀英是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
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流下的汗水不比男战士们少。她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个女红军。在贵州境内，有一次危秀英碰到邓发的爱人陈慧清，她因怀有身孕，不能走路，坐了几天担架。这一天担架搁在路旁，抬担架的只剩下一个人，无法抬走。危秀英当时还不认识陈慧清，见此情景，便问一旁的警卫员担架是用来抬谁的，警卫员回答：“是邓发的爱人。”危秀英焦急地说：“那为什么不抬她走？敌人快追上来了！”
警卫员满脸愁容：“我一个人无法抬啊！”
眼看大着肚子的陈慧清，危秀英二话不说，抬起担架的一头，示意警卫员与她一起抬。山路崎岖，后有追兵。在这种情况下，危秀英和警卫员坚持抬着陈慧清翻过了两座山，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最终平安到达目的地，脱离了危险。
红军过乌江时，干部休养连的几副担架上了浮桥，到达对岸。可是，对岸渡口的台阶又高又陡，担架上不去，堵住了道路。踏上浮桥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已不到1米了，超过了浮桥负载的限度，浮桥失去了平衡，沉落进江水里去了，桥上的木板、门板浮了起来。
正要上桥的董必武，见此情形十分焦急，大声喊道：“同志们，快退，快退！”随着他的喊声，从浮桥上退回来一些人，减轻了负荷，桥面又悬浮起来，可以顺利前进了。
对岸的担架仍然堵塞着通道。危秀英急了，她冲了上去，两手举起担架杠，抬高了担架的高度。担架能上台阶了。个子矮小的她，用自己的使不完的力气，将一副副担架送上了渡口台阶。道路疏通了，红军渡河的速度加快了，危秀英露出自豪的笑容。凭着这股爽朗劲儿，危秀英一随虽着红军大部队进入了遵义城。
红军第一次进遵义城，王家烈的店铺、财产就被没收，并分给了老百姓。他的家人也被看管起来。但突然有一天，红军得到情报：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向上级领导汇报完以后，危秀英和另外几名女战士便火速赶到了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是一座老宅，占地面积相当大。女战士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大院时，王家烈的老婆已经不见了，很可能是从房中的暗道逃走的。于是，大家开始对王家大宅展开搜查。
院子已被搜遍了，却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当时，危秀英走进的正好就是设置地道进口的屋子。由于屋里的光线太暗，她并没有看见设在墙角的黑洞洞的地道口。巧合的是，由于没有看清，她竟两脚踩空，“扑通”一声跌入了地道内。
几米深的洞，又没任何防备，这一摔可不轻，当时危秀英就晕了过去。
此时，大家都在忙于检查屋内，并没有发觉危秀英已经失踪。
过了一会儿，危秀英慢慢苏醒过来，环顾四周，顿时感到几分恐慌。她不禁想起刚进遵义那天，战友钟月林就差一点儿看不到遵义城里这红火热闹的革命运动场面。当时钟月林脸色惨白，有气无力地躺倒在铺板上的时候，危秀英还以为她生病了。但很快她就明白过来，钟月林头不热，肚子不痛，怎么会生病呢？是因为几天前干粮就已吃完，又没来得及补充而饿晕的。
危秀英马上走出屋子，想给钟月林找些吃的。一声卖芝麻糖的吆喝声提醒了她。她翻遍了自己身上的口袋，却一无所获。于是，她走到大街上，想借几个钱来解决钟月林的问题。还真凑巧，战友石坚匆匆走过来，被危秀英拦住，并借了几元钱，买了几块芝麻糖，赶紧跑回去。钟月林就这才从饥饿中挣扎出来了。此时此刻，危秀英似乎感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无奈，觉得自己很可能就会被彻底困在这个黑洞中了。
在回想和惊恐的情绪中，危秀英再一次昏迷了。等她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院子里。
原来，大家为了追击敌人，没有顾得上她，直到战斗结束才有人提出来：怎么少了个危秀英？于是带队的干部吩咐战士们一定要找到危秀英。在打扫战场时，大家发现那间屋子里还有个地道口，就派人下去探情况，结果找到了危秀英，见她还有呼吸，就用提篮把她吊了上去，危秀英终于脱离了困境。
祸不单行，危秀英刚刚淡忘了上次遇险的情形，在二进遵义时，又一次遇险。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取得了遵义战役全面胜利。虽然战斗取胜，但免不了伤亡。许多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需要安置在老百姓的家里养伤；在战场上俘获的敌军，也需要做一些安置和遣散工作；同时，还要在当地招募一些年轻人参加红军，补充部队的战斗力。这些工作，都落在了女战士们的肩上。
把伤员安置好以后，干部休养连的女战士们就开始安置、遣散打算回老家的俘虏。她们每天都要挑出去两担银元，发给这些准备回家的俘虏——他们每人能得到20块银元做路费。
一天，危秀英像往常一样，一边向俘虏们做些宣传安抚工作，一边发放银元。工作进行得细致而有序，危秀英甚至想，进度再快一些，今天就可以完成任务了。眼看着太阳升到了半空，担子里的银元也快发完了。
正在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神色慌张地跑过来，直接走到危秀英身边小声告诉她：“你们快走吧，敌人已经进城了。”
“红军大部队还在城里，敌人怎么会进城呢？”危秀英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红军一早就走了。你们快收拾一下，我带你们去追。”
危秀英和战友们收拾好东西，紧随这位老大爷匆忙离开。一路上，他们听到了敌人的吆喝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老大爷带领她们走小街穿小巷，注意隐蔽行动才逃出了遵义城。之后，她们又沿着老大爷指点的小路，一口气跑了十几公里，才追赶上了大部队。
原来，部队走得很突然，在撤离之前，曾派一名通信员去通知那些还在工作的同志。可是，这位通信员刚走到半路上，就被敌人杀害了。危秀英她们根本没有得知这些情况，幸好这位老大爷及时给她们通风报信，并自告奋勇给她们带路，才使她们赢得宝贵的撤退时间。
爱在遵义城
刘英，原名郑杰，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金井地，毛泽东称她为“小老乡”。长沙女子师范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3月入党，投身五卅运动，1928年到党中央机关（上海）工作，1929年赴莫斯科学习，在苏联时认识了上课的老师张闻天，1932年回国，到中央苏区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
从1929年到1935年，刘英一直是单身独居。中共苏区女同志少，她又泼辣能干，面目秀丽，目标突出，不少人追求她。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战争环境中不愿结婚，怕怀孕不能行军，生孩子后影响工作，吃苦头。她婉言拒绝了追求的同志。长征这一路走来，张闻天对刘英照顾有加。什么时候有好吃的总是留给她一份，有什么话也不避开她说，一向性情温和、不露声色、年长刘英5岁的张闻天，俨然就是一位兄长。
刘英也乐于有这样一位兄长能够聊聊天儿，倾诉一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时，还能得到一些教诲和指导。
红军第二天进入遵义的时候，已是1935年2月底。
一天早饭后，已分到地方工作部的刘英，和邓小平等一群年轻的男女走在遵义的大街上，他们说好，要一起享受这个时刻——逛一逛遵义大街。没想到，却迎面碰上了张闻天。
刘英主动迎上前去和张闻天打招呼：“洛甫同志，你也出来走走？”
张闻天一脸的笑意，柔声地对刘英说：“到我那里聊聊，好吗？”
瘦小精干的刘英告别了年轻人，跟随张闻天来到驻地。
但这一天，其他人却都不在院子里。进了屋，张闻天又借故给刘英做她喜欢吃的醪糟，把警卫员也支走了。没有了其他人在场，平时总是有说有笑的两个人，一时却不知从何谈起了。
张闻天首先打破僵局，他从工作入手，两个人谈起了扎西会议，刘英就把大家对这次会议的一些反映说给张闻天。
但说着说着，张闻天却跑了题：“刘英同志，你看，我们相识这么久了，互相都有了很深的了解，能不能不再是一般同志的关系……”
在刘英的眼里，张闻天是一位诚恳的领导，一位学识渊博的理论家，一位风流儒雅的才子，一位可亲的兄长，她敬佩他、仰慕他，她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当张闻天向她提出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时候，她的心动了。但这只是一转瞬，很快，犹豫代替了欣喜。继而，刘英近乎生硬地回答了张闻天：“我早有打算，5年之内不结婚！”
刘英是一个何等聪明的女人呀！一路上她耳闻目睹了曾玉、贺子珍、陈慧清生孩子前后的种种苦难，女人为革命为工作，所放弃的远比男人多得多，所承受的也是男人无法想象的。她不愿意因为婚姻，因为孩子影响到她的工作和事业。况且，行军路上条件恶劣，居无定所，她不想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事实证明，她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明智的选择。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长征路上，写文件做记录一般都是用铅笔。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总可以了吧？”刘英终于点了头。
从遵义开始的这段情恋，一直到了陕北瓦窑堡，禁令解除了，环境日趋安定了，心情也放松了，不仅张闻天与刘英喜结良缘，而且没有结婚的女红军，几乎都在这里找到了伴侣。
患难显真情
李坚真，原名李见珍。她出生在广东丰顺县小胜村，后来被卖到丰顺县白溪村蕉头窝。虽然从小就走上了坎坷的人生路，但顽强和坚韧的性格一直伴随着她成长。
李坚真长大后，参加了革命，并且成绩斐然。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担任闽东县委书记。1930年至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等重要职务，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等职。
从瑞金出发时，李坚真被分配到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担任民运科科长。民运科下边有一个一百来人的工作队，负责找挑夫和向导，打土豪，筹粮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任务。
红军进入贵州省后，中央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民运科改为工作组。在进遵义之前，组织上又派罗梓铭、谢唯俊、邵式平、贾拓夫等同志来加强工作组，大家推选打土豪的专家李坚真担任组长。罗迈交给工作组的任务是进入遵义城后发动群众，选拔地方干部，筹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扩大红军，开展土地革命。
中央红军打下遵义后，工作组跟着进了城，踏实地执行自己的任务。遵义城原有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个进步学生组织“红军之友社”。工作组紧紧地依靠他们去发动群众。中央领导同志进城时，群众挥舞着红旗夹道欢迎，可见在刘坚真的领导下，群众工作卓见成效。
一边是思想工作，一边是战斗。夺取娄山关，进入遵义城是个重要的前提。
在娄山关战斗中，时任红12团政委的钟赤兵右腿负伤，仍指挥战斗，直到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当战斗结束后，躺在担架上的钟赤兵被人抬了下来。后来，钟赤兵被安排到干部休养连，遇到了指导员李坚真。
当时，钟赤兵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需要锯掉伤腿。当李坚真把医生和党总支的这个决定告诉他时，这位戎马倥偬、征战南北的指挥官顿时火冒三丈，指着李坚真的鼻子说：“指导员，你要是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你！锯掉一条腿，我这个人还有什么用，不如你给我补一枪吧，倒少受点痛苦！”李坚真能够体会到钟赤兵的心情，他将来要面对一副残缺的身躯，也怕因此掉队。思想工作一时做不通，李坚真只好把情况向上级汇报。
后来，经邓颖超和周恩来力劝，周恩来甚至给他下了保证，就是用担架抬也要让他跟随大部队行进，一定不会丢掉他，并保留他的警卫员，沿途照顾他。这样，执意不肯做手术的钟赤兵才被抬上了手术台。
在后来的行军中，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官成了干部休养连的一名战士。一次遇敌，胆小的民夫居然扔下担架和钟赤兵跑掉了。眼看着敌人就要冲过来，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还在那里争执着都要留下来阻击敌人。钟赤兵火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实在是看不惯非战斗连队，大喊一声：“警卫员，拿枪来！”准备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掩护连队脱险。
李坚真见状，深受感动，多么英雄的战士呀！她立即叫上警卫员，抬起钟赤兵大步跑开了。当他们一行终于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放下担架一看，李坚真的肩膀被担架磨得一片红肿。解放以后，两人再见面时，李坚真还风趣地对钟赤兵说：
“老钟，在长征路上，我的肩膀都快让你当路走喽。”钟将军一直不忘这位女省委书记的担架情，感谢不尽。
歌声飘扬遵义城
“一支红军歌，能顶六个师。”红军长征时期的革命歌曲，对于当时宣传党的政治主张、鼓舞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1928年5月中国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到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近10年，无疑是一个英勇奋斗、辉煌壮丽的时代。红军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宣传工作当做重要任务。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以决议的形式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
红军歌曲题材甚广。有歌颂红军领导人的，有塑造红军形象的，有表现红军战斗历程和战斗精神的，有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的，有表达军民鱼水情的，还有宣传反帝拥苏、传播共产主义的，以及纪律条令、学习上课和劳动生产等方面的。
红军挺进黔北，来到遵义，同样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红军歌谣。
按照红军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决议，红军拟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域创建新根据地，因此，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长征途中最多的群众聚会——遵义“万人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上，身穿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英姿飒爽地教唱红军歌谣《决战在今朝》：
红军战士好英勇，消灭敌人几个军，
俘虏万余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炮火连天，战号频响，决战在今朝。
歌声飘扬在遵义城头，征服了遵义人民，动员和组织了五千遵义子弟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陈云同志在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遵义十二天中确有五千人参加赤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赤军，对于赤军有莫大作用。以后朱毛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由此可见，红军政治宣传工作和红色歌谣的巨大战斗威力。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挽救党和红军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然而，我们还应看到，毛泽东地位的确立，其实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确立，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红军在驻扎、休整期间，也要集体唱一些歌曲，歌词相对长一些，而且具有“新闻性”、“时效性”，比如一首《惊叹红军是天兵》就充分表现了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靠两条腿与追兵周旋，直至取得胜利的情形：
红军夜行军，白军没跟紧。
三转两转无踪影，气得追兵头发昏，
架起机枪胡乱打，引来四处响枪声，
乒乒乓乓打到天亮，双方伤亡数不清，
鼓起眼睛仔细看，死的全是中央军，
白军一场狗咬狗，赔了夫人又折兵，
伸了舌头惊叹红军是天兵。
红军在遵义地域转战长达3月之久，足迹遍及黔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此期间，党和红军遵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宗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
在遵义，党中央批准以林青为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的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和林青兼任书记的中共遵义县委；除以领导创建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之外，创建了桐梓县革命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等40多个县、区、乡革命政权组织，创建了红军黔北游击支队、红军赤水河游击支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政治部保卫游击队等30多支革命武装组织，创建了红军之友社、赤色工会、农民协会等30多个革命群众组织。组织起来的遵义人民群众，在红军的指导下，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惩治地方反动势力等一系列斗争；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带路送信，抢救红军伤病员；黔北有四五千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兵员得到补充。有红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在当年遵义唱响：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咱们穷人得翻身。
红军游击队等革命武装组织奔袭，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实施战略转移。红军辗转离开黔北后，敌人疯狂反扑，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为巩固苏区，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长达两三年之久。
遵义刮起文艺风
红军进城后，朱总司令在旧府衙前临时搭建的一个台子上，宣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还特别向广大群众解释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接着，红军没收了王家烈的盐行，分一些给贫困群众，其余则以平价出售给百姓。中央还分派许多同志到群众中去，从基层工作做起，李坚真发动群众成立革命委员会、王泉媛去开展反霸斗争、刘群先组织工农游击队等等。在遵义，建立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的县级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是红军长征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在那里，能歌善舞的女红军战士们尽展才艺。
万人大会召开当天，是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感到的最快乐的日子。嘹亮的革命歌曲《决战在今朝》：“红色战士好英勇，消灭敌人几十军，俘虏万余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炮火连天，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在遵义老三中的操场上空响起，传遍了整个遵义城。
身穿列宁服、头戴八角帽的女红军战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一扫行军的劳顿和沿途的疲惫。她们正在给“红军之友社”和“街道儿童团”教唱红军歌曲，细密的汗珠从她们的脸颊滑落。
已教唱了两个小时，周围汇聚了万多群众。女战士们甜美的歌声征服了遵义人：“红军决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个样子。”她们英姿飒爽，增强了红军在遵义市民中的影响力，同时廓清了国民党散布的谎言，使那些终年劳苦的泥瓦匠、竹篾匠、木匠以及昔日的穷人、“干人”，从这些巾帼红梅身上认识了红军，纷纷主动积极参加红军。由此，红军在遵义扩红达四五千之众。
在遵义“万人大会”上，王泉媛、李桂英、刘彩香等人早早地来到会场，分别组织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教他们唱革命歌曲。遵义城里各行各业的人
士，手拿彩旗，高呼口号，场面热闹非凡。经过几天的反霸斗争，胆大心细的王泉媛看到贵州的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阀豪绅的压榨敢怒不敢言的状况，于是她自编自演了一出舞剧。她头戴黑礼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镜，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把当时贵州省省长、大军阀王家烈的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一边表演还一边唱起临场自编的歌曲，让群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激发了他们对这些军阀豪绅的憎恶，会场顿时群情振奋，口号声响彻在遵义城的上空。这个农民出身的女人，已经彻底抛却了封建宗法意识，战胜了女人的自闭与羞怯，第一次登台就将自己的表演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遵义老三中操场上，31岁的女红军金维映非常耀眼。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昵称“阿金”，1904年出生于浙江岱山县高亭镇。10岁随父到定海。女师毕业后在幼儿园当教员，在定海认识了前来治病的瞿秋白、项英、杨之华等人，深受革命影响。1927年入党，开展工人运动，发动盐民起义，后转上海从事工运。1931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她曾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胜利两县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是一位出色的党的工作者。由于工作富有成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1934年2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参加长征后，金维映任中央纵队休养连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由于她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教师工作，因此多才多艺。在遵义万人大会上，她一头秀发，歌声激越，获得了许多遵义“干人”的赞誉。
女红军中，多才多艺的还要数李伯钊。她不但能歌善舞还能写作。
李伯钊，1911年3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四川省重庆市人。父亲李玉章原籍福建，是清末秀才，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母亲是识文解字的家庭妇女。李伯钊从小喜爱文学。她6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陷于穷困。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发愤攻书，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肖楚女、张闻天在这所学校任教，传播革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性格开朗的李伯钊很快成了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1925年，她加入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莫斯科读书时，她与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杨尚昆结了婚。回国后，在中央苏区任教育部艺术局长。
在长征中，李伯钊始终是最活泼、最有生气的角色。她先在中央工作团，任务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后来中央工作团撤销，李伯钊在干部休养连工作一段，快到遵义时，组织上调她到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在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工作。
李伯钊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演戏、唱歌、用悦耳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鼓励红军战士克服困难，勇猛前进。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活跃，就生动，就充满活力。人们还记得她在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时高亢的呼喊：“同志们，勇敢地冲，冲破敌人封锁线！”“同志们，加油攀登，山不高了，打起精神，冲上高峰！”
红军队伍在贵州猴场时，恰巧赶上元旦迎新年。李伯钊还特意组织了一场同乐晚会。晚会上，她演唱了江西、福建民歌和苏联歌曲，跳了海军舞。蔡畅唱了马赛曲。欢快激越的旋律，驱散了战争带来的愁云。
李伯钊在解放后创作的三幕九场歌剧《长征》，成功地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搬上了舞台，第一次在舞台上塑造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1960年她将歌剧改成话剧，话剧手稿在十年浩劫中被损毁。但这损毁不了她反映伟大长征的意志：“稿子丢了，我可以再写，因为长征在我们脑子里，在我们心上！”后来，她又创作了反映长征的话剧《北上》。
红军队伍在侗乡
在距黎平县城约40公里处的大山腹地，有一个侗族小山村——坝寨乡高场村。这里山高林密，大片原始森林将村落裹得严严实实，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
时光回到1934年12月19日，高场侗寨涌入了一股红色的浪潮——中央红军长征经“黎平会议”做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挺进黔北的战略决策后，3万多红军队伍从黎平县城出发，向西行进，途经高场侗寨三天三夜，在那里留下了三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一把铜锁的故事
1934年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十三）上午，中央红军3万多人马从黎平县城出发向剑河开拔，途经三什江、地西、勇寨，先头部队中午到达高场。当年的高场侗寨有百来户人家，是县城通往黎平西部和剑河县的主要交通要道，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向大山深处延伸。村民本来都怕兵患，加上对红军的不了解和受国民党“共产共妻”、“红毛鬼”等的宣传影响，红军到来之前的几天前，绝大部分村民就躲进了深山老林，只有几位胆大且放心不下家里粮仓那些谷子的年轻人在守家。12月20日清早，几位红军干部找到留守看家的杨光廷（1910年生，已故）和杨光华（1914年生，已故）两个人，要求两人给部队带路到罗里乡的平信侗寨。两人指了指没有锁上的粮仓，为难地摆了摆手。红军干部明白了两人的心思，立即叫两名战士找来一把铜锁，帮他俩锁好谷仓。
从高场侗寨到平信有30多华里密林覆盖的山路，途经高更、罗里等几座侗寨，两个人带红军部队抵达平信侗寨时已是傍晚。当两个人返回高场时，为安全起见，红军干部将一杆铜电筒送给两人，并教他俩如何使用。同时，在带路之前，红军干部看到杨光廷家里用的铁锅已破，就送给他一口铜锅。
那把红军送的铜锁，杨光廷老人一家一直用来锁谷仓，直到“文革”初期交由当时的黎平县领导董正顺同志转交县文物管理所，目前存列在黎平会议会址里，见证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军民鱼水之情，成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军长征精神的难得教材。
收养红军小伤员
在高场村有一位老人叫吴明礼（1898—1971年），为人耿直。当红军离开高场西进时，有一位年纪约15岁的小红军叫王茂生（江西省泰和县人），因年纪小而且满身生疮，不能继续跟上大部队，流落高场村。白天靠乞讨度日，晚上睡在鼓楼内，一床军被、几件破军服和小瓷缸是王茂生这位小红军的全部家当。高场寨上有几个地痞流氓，欲将王茂生小红军丢进高场河下游的龙潭里杀害，想谋取军被和军衣，幸好被吴明礼发现，全力阻止，避免了一场人命关天的伤害。
为了防止王茂生再次受到伤害，吴明礼冒着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坐牢、砍头的危险，按地方风俗收养王茂生当养子。当时，吴明礼已是三十五六岁的人，因家里穷还没有结婚，收养王茂生后就将他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般悉心照料了五六年。1939年，吴明礼经人牵线结了婚，王茂生也觉得自己已长大成人，不忍再拖累吴明礼，于是开始独立生活，并于1940年底在吴明礼的护送下到黎平县城安家，彼此仍以父子相称，密切往来。解放后，王茂生被安排在黎平县工商管理部门工作直到离休。
农民自发修建红军烈士亭
在高场村纪爱山坳口，伫立着一座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的木质结构红军烈士亭，是高场村农民自发献料、投劳，自行设计，于1967年1月建成的。
据已故的高场村吴茂德老人讲述：当年红军长征途经高场时走了三天三夜，因为那几天山里雾气大，看不大清楚，反正整个寨子、田坝、河边都住满红军，估计有几万人的队伍。吴茂德老人的房子紧挨后龙山，也住有红军，他就躲藏在后龙山里。最后那天清早，吴茂德看见三个20来岁的红军从他家楼上搀扶着走下来，继续尾追大部队。那三位红军可能是重伤员或饥饿过度，当三人走到上高场的纪爱（地名）就先后倒在路边牺牲了，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省哪个县的人也无法知道。高场村的几位老人看了心痛，就将三位红军尸体集中掩埋在纪爱青石板路下坎。
1967年，为缅怀革命先烈，教育子孙后代，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当时的高场大队干部根据群众的愿望，决定在纪爱坳修建红军烈士亭，并于1月初正式动工。杨光华、杨宗昌、吴文德、杨正勋等几位大队干部组织吴文德、杨光华、杨宗昌等人到掩埋地将红军烈士的尸骨挖出，同还挖出几颗军扣；组织寨上的木匠师傅用上等的老杉木做好棺材装进红军遗骨、军扣；组织群众义务平整墓地、筹集木料、搬运青瓦等；烈士亭图纸由寨上的吴士清、吴来华等几位木匠师傅自行设计；墓碑上的“中国工农红军烈士之墓”、“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等碑文由杨秀林老师雕刻，于28日正式建成了高场红军烈士亭。
高场红军烈士亭自1967年1月建成以来，已成为高场及附近村寨村民和小学生缅怀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烈士亭扫墓，祭奠先烈。
“土机枪”击落“洋敌机”
红军三渡赤水来到茅台镇。一天下午，中央纵队在茅台镇附近的公路上穿行。突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从远处飞来3架敌机。红军战士很快躲进两旁的树林中，观察敌情。
敌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声响越来越大。树林里的马匹受到惊吓，飞奔而出，暴露了红军战士的隐藏地点。敌机很快向树林投射炸弹，并且再次降低了飞行高度。
躲在树林里的战士们纷纷提出，应该趁此机会击落敌人的战机。中央军委警卫营机枪连连长叶荫庭对战士们说：“用机枪去打飞机胜算不大，没有上级的同意，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这时，向上级汇报情况的警卫营营长杨梅生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说：“总参谋部根据情况决定，火速对敌机进行攻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前进。”
叶荫庭仔细观察了敌机的位置，伸手指向远处的一棵树，说：“以这棵树作为基点，首排架设两挺‘高射机枪’（红军自己动手用重机枪改造成的代用高射机枪），间隔25米；第二排同样架设两挺‘高射机枪’，间隔10米。”
战士们听到指挥，立刻做好了射击准备。观测员报告，敌机已飞入目标区域。4挺“高射机枪”一齐对准敌机，连发子弹。突然，一架敌机被击中，冒起滚滚浓烟，坠落到茅台镇西侧。另外两架敌机发现事情不妙，立刻调头飞走。
“成功啦！”“真的击落了敌人的战机！”战士们欢呼起来。
此战开创了红军击落国民党飞机的先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得知敌机被击落的消息后，赶到机枪连慰问大家。他说：“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打下敌人的战机，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表示祝贺！”雷鸣般的掌声过后，王稼祥接着说：“用机枪打下战斗机实属不易，你们开创了红军击落敌机的先例，希望你们总结出更多、更好的经验，推广到全军。”
自制高射机枪打落飞机的情况实属罕见，红军总政治部将这个消息刊登在《红星报》上。原文写道：“本月十八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飞至长坝槽，被我警卫营防空排射弹八十五发，击落在茅台附近。”
遵义制造：“红军币”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城。8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纵队9日进驻遵义并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遵义警备区司令电》，同时任命陈云为警备区司令部政委。9日，红军在遵义城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遵义城内工、农、学、商各界人土手执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迎候红军进城。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遵义老城隆重召开，近万群众参加大会。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举行。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由此可见，红军驻守遵义长达12天，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在一个城市驻守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红军整个长征期间在一个城市驻守最久的一次。这就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与安定的空间。而红军在此间严格执行的铁的纪律、公买公卖的行动，博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又为货币的发行争取了民心。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以军委干部团军需处主任罗梓铭为主席，下设人民武装、肃反、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六个人民委员会，分别以红军干部丁柏霖、周兴、朱开铨、毛泽民、陈云州和地方干部任移担任上述各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每个人民委员会设委员三至九人，整个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有委员25人。另外，各人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另设干事若干名。其时的委员、干事都没有薪水，只管伙食，另加一人一块钱的鞋袜费。
人民武装委员会有60多支短枪，一个排的长枪，除在遵义街上武装巡逻，还安排了必要的岗哨，以对付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维护革命秩序。“当时的秩序搞得挺好，一切都很井然，也不拥挤，跟中央苏区的秩序差不多。”
人民肃反委员会负责侦察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抓了军阀王家烈派到遵义潜伏在商人中的几个反革命分子，其余的反革命分子闻风而逃。直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40多人全部撤出为止的十天间，遵义城没有发生过任何反革命的暴乱事件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
文化人民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宣传红军有严明的纪律，公买公卖，不拉夫抓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等。二十几岁的任移直爽、泼辣，他发动了很多同学参加宣传工作，影响很大。“后来，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里，就有40多个学生参加了红军，跟红军北上了。”
显而易见，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上述业绩，给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造成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没有这些条件，要在党的群众基础相当薄弱的遵义发行货币，根本无从谈起。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还从多方筹集物资，以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信用保证。
土地人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驻守遵义的机关、部队及遵义附近的部队有足够的粮食，尽量好的给养。同时，还要打土豪，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在遵义城，就没收了国民党的三四个粮仓的谷子。这些粮食、财物，除了散发给群众外，还上缴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充实国库。
毛泽民亲自领导的财政人民委员会，承担了大量筹款、收集物资、进行公买公卖的任务。他们查收了国民党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查收了王家烈的烟馆、盐行，得到一大批烟土和食盐等，为货币的发行、回笼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及硬通货，从而能让群众放心接受、使用国币。
当年遵义城的经济、社会状态，为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提供了较为相宜的市场条件。遵义是贵州省内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向为黔北首府，各种土产集散地，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穿越其间，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尽管它曾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队的欺骗宣传，给红军先头部队以“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垃圾，一片萧条凄凉”的印象。红军大部队进城时，群众已发动起来，“各种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百货日用品、食品到处都是，街上行人也很多，有赶‘街市’的，有看热闹的，有做宣传的，还有高声叫卖麻糖的。”
另一方面，当年遵义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行署，管辖十来县，自是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的地方，贵州军阀王家烈便在这里称雄一方。他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他一手操纵市场，以昂贵的价格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四角一斤。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
国家银行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估量，认为这种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群众严重缺盐而军阀囤积居奇的局面，有利于发行货币，主导市场，满足群众需要。
此外，久困大山、疲于奔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这么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来到这么一个有大量东西可买的地方，也急需用经费和自己积累的“伙食尾子”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以利今后的行军打仗。而红军指战员随身携带的经费和“伙食尾子”，一部分或全部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货币，它们在白区无法流通。这也需要国家银行通过在遵义城发行货币，来吸纳、消化它们。
由此可见，遵义城的经济、社会状态，大体上具备了发行货币所需要的市场条件。
国家银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高度的负责精神，保证了货币在遵义顺利发行。
为在遵义发行货币，国家银行在红军先遣工作团、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周到的现场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和工商业者，迅速恢复遵义商业，活跃市场。毛泽民等利用红军入城式和遵义万人大会的有利条件，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遵义的群众和工商业者明了：红军是正义之师，只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敌，而视开明士绅、工商业者为朋友。红军只没收军阀、官僚、豪绅通过压迫剥削穷人而掠夺来的财产：对于商人则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公买公卖，鼓励他们与红军合作，正常营业。毛泽民还专门到一个姓余的商会会长家拜访，又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伯庄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家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则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界同仁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办货。由此，货币的发行就有了相应的市场。
二是设立兑换处，并利用没收来的稀缺物资，发行、回笼货币。国家银行设在遵义老城红花岗区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间，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在广泛宣传货币发行、兑换政策，群众及商家对货币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一面发出货币，使其在市面流通；一面组织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货币。其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为彰显红军货币信用，保障群众利益，他们把没收来的大量食盐以低价拍卖给群众，规定只收红军币，不收其他货币。而且一元红军币可到兑换点换取一元二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银元、金条等）和物资保证，发行的货币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与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红军货币。红军货币信誉极一时之盛，市面也空前繁荣。为此，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遵义度过了最为忙碌的十天。在红军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突击一个通宵，把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红军货币都整理完毕，第二天又随部队出发了。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红军货币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红军币的信誉，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影响。群众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对于当年少数还流散在群众手中的红军币，1955年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时，还以一比一的比价兑回了。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红军币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它显示了历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顽强的生命力及旺盛的活力；昭示了红色货币的良好信誉，以及党和人民军队、革命政权维护人民利益的高度的负责精神。在经济上，它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生活条件。在人民货币史上，它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及宝贵的经验，足资我们发扬光大。
如今，遵义作为长征以来唯一使用“红军币”的地区，将一张张当年百姓使用的“红军币”珍藏到了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内，让人们能够近距离地欣赏到古老的“红军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