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转折之城树丰碑

选自《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上册）》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1997年6月，遵义地区经国务院批准，改建为遵义市。遵义，经历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折，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精神。遵义会议——历史转折，见证了历史的关键一刻，见证了毛泽东的崛起。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始终激励着世人。

红色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是中国共产党扭转乾坤的光辉范例。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将不断趋向成熟。正如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时光荏苒，遵义会议早已停留在历史的瞬间，但遵义会议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始终被弘扬并传承。

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所在。毛泽东曾表示，因为遵义会议“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经验总结到对曾经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任用，再到改变红军的战略部署，遵义会议都将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运用到了极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依据中国当时的国情，不断探索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最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当时正在党内发挥着领导作用，以至于正确的观点遭到排斥，最终得到的却是血的教训。湘江血战之后，究竟是按照最初的想法，不顾大局，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还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改为打击敌人的薄弱点，进军贵州？遵义会议的最后决议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遵义会议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基于正确的思想路线。历史一再证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就能前进，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背离正确的思想路线，必然会遭受挫折，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遵义会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并将这种精神不断延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独立自主的精神

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鲜明特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一次重大会议。在此之前，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愈演愈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导致了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一度陷入危机。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长征伊始，湘江之战使得红军唯一的通讯电台遭到损坏，此后便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事之偶然，却也带给红军选择独立自主的机会。经过了14年血与火的锤炼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自己的路。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顺利召开，会上批评并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并指正了长征以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取消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撤改了党内最高负责人博古的职位，真正地做到了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领导方针和领导组成问题，遏制了唯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行为。在这种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此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红军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独立自主的精神指引下，逐步发展、壮大，走向成熟。

坚定信念的精神

一位老红军说：“当年我们靠什么克敌致胜？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坚韧不拔、百折不饶的钢铁意志，靠的是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高尚情操，一句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从前四次的胜利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和红军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对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的窘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革命信念，带领红军辗转来到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坚持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据理力争，从而纠正了错误思想，改变了错误路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正确思想。“而今迈步从头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凭借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大胆地推翻错误的军事指挥，毅然决然地选择并确定了能够带领中国红军走向光明的领导者——毛泽东；凭借坚定的信念，红军战士在战场上不畏强敌，克服了极端恶劣的环境，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

民主团结的精神

遵义会议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遵义会议以事实为依据，团结一致，准确地指出了党内的军事指挥错误。在血的教训面前，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就是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下，红军遭受了重创，如果再一意孤行，后果将不堪设想。落脚遵义后，党内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纷纷达成一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央红军进一步的战略部署。能够令党内最高领导换人改组，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甚是罕见，但是能够顺利地完成，正是凭借民主团结的精神。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即张闻天）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

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并没有把功劳揽于一身，而是一再强调与会者的支持，特别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毛泽东于1945年6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提到：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遵义会议是一次真正民主的、团结的、为中国共产党谋求发展的重要会议。1942年，毛泽东曾经把遵义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提炼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运用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党内团结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决定现代政党前途的自身建设课题。党的十六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显而易见，进一步弘扬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创建中国政治文明的当代，具有深远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务求必胜的精神

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始终坚持真理的毛泽东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张闻天曾说：“真理在谁手里，跟谁走。”在遵义会议上，他曾针对博古作了反对报告。王稼祥则一语中的，最先提出更换党内领导人的建议，并推荐毛泽东领导红军。让伟大的遵义会议走向世界的陈云说过：“要真理，不要面子。”错误面前，人人平等。遵义会议上，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中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真理的做法，最终使具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博古、凯丰等人在长征后期幡然悔悟。历

史证明，敢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是使党的事业免遭挫折的关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长征以来，党和红军并非一贯正确，正是因为坚持真理，保持务求必胜的精神，及时修正错误，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伟大的遵义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重要的转折点、里程碑。它带给人们的不止是意义深远的会议精神，还有更多的启示。正如《学习时报》中的文章写道：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在中国革命圣地遵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们凭借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务求发展的精神，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多重的困难和考验，经受政治、经济和自然的多种风险。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凭借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创造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21世纪，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独立自主为核心、凭借务实的态度、求胜的意志，坚持以发展为纲要，以民生为基本，以和谐统一为中心，进一步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克服、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谱写出新时期的辉煌画卷。

不朽的精神家园——遵义红色遗址遗迹巡礼

转折之城——遵义，遍布革命遗址，堪称红色圣地。作为红军长征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遵义完好地保存下了当年召开遵义会议的原址。高耸入云的娄山关、介绍红军在遵义的纪念馆、葬下忠骨的红军烈士陵园等成为了回望红军历史的红色遗迹。

娄山关

地处乌江与赤水河之间的娄山关，南距遵义市50公里，北倚巴蜀，南邻黔桂，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娄山关上立有一块石碑，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此处便是红军长征中在娄山关战斗的遗址所在。

为纪念在娄山关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中共贵州省委特建红军烈士纪念碑。碑宽25米，高13.55米，碑面由396块云南大理石镶嵌而成，并篆刻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手迹全文。碑下有石砌平台、石阶，碑南北侧建护墙，青松翠柏环绕。

1935年2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渡赤水后，回师黔北，于24日占领桐梓县城。次日佛晓，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十三团在娄山关与国民党王家烈的黔军第六团发生遭遇战。敌人连连退却至娄山关口，企图凭借地势挽回残局。然而，在红军的猛攻之下，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尽显疲态。彭德怀借机率队占领娄山关的制高点——点灯山（又称点金山，海拔1422米），后令第十团从东侧迂回作战，歼灭敌军3个团，而后再克遵义，最终取得了长征中第一次胜利，即遵义战役（又称娄山关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娄山关，情怀激越，寄情于景，吟诵出描写娄山关激战场面的《忆秦娥·娄山关》，庆祝娄山关大捷，又纪念牺牲的红军烈士。

1966年，于娄山关建造娄山关红军战士纪念碑。碑高11米，碑座宽6米，南侧为大理石贴面，横刻张爱萍将军手书“遵义战役牺牲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15个大字，碑座北侧嵌5.4米长的汉白玉浮雕，刻有娄山关战斗中红军将领、战士、游击队群雄激战、奋勇杀敌的形象；碑座东侧刻有“娄山关战斗简介”。碑体为两根并立的文化石巨柱，顶端呈倾斜切面，宛若两把红军战士手中的刺刀，象征娄山关群峰林立，形势险峻；碑体两柱所介绍的内容包含红军“二渡赤水”、再克娄山、重占遵义的军事行动。碑体两柱的上方分别嵌有黑色大理石，南侧雕刻着一面红军战旗，标志红军攻克娄山关；北侧镂刻着张爱萍将军于1955年2月为娄山关大捷而作的词《西江月》：夺得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纵横。

此外，景区还设有历史陈列馆，面积160平方米。通过文物、照片、战斗沙盘及多媒体等展陈方式，全方位向参观者展示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娄山关战斗的恢弘场面。

1982年，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被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被列为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地区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会址坐落在遵义老城区子尹路96号，曾经是黔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居所。这座修建于三十年代的两层洋楼，以灰色砖瓦为主体颜色，边缘由白色勾勒，显得棱角分明。

整个楼体由主楼和跨院组成。主楼融合了中西式建筑风格，砖木混合而成，总面积为528平方米。其屋顶覆盖青灰色的瓦片，呈歇山式，中间设有一个“老虎窗”。主楼四周有回廊围绕，由木质栅栏围挡。于回廊间可眺望远山，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等尽收眼底。东西两边各有转角楼梯。主楼一层共有八间房屋，十个拱形支柱，整齐而庄严。支柱与建筑门窗的颜色一致，均为深棕色，搭配彩色玻璃。中间位置有一座小牌楼，牌楼上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金字牌匾——遵义会议会址。

主楼两边的跨院均为老式四合院，木质结构组成，主体颜色为深棕色。在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砌成的牌坊，顶端有蓝色碎瓷片镶嵌而成的“慰庐”，背面镶嵌有“慎笃”二字。

当年，遵义会议在主楼二层召开。顺着楼梯来到二层的会议室，长方形格局，面积为36平方米，屋内顶端挂着一盏荷叶造型的欧式吊灯，东侧墙壁有两个壁柜、一只挂钟和一面穿衣镜，西侧由一排整齐的玻璃窗组成。会议室正中摆放着“遵义会议”所使用的长桌，周围摆放着一圈藤椅。桌子下方还留有一个会议时取暖用的火盆。会议室的一切布置均按照遵义会议期间的陈列恢复原样，让广大游客能够置身于最真实的场景之中，体会遵义会议的重要时刻。

会议室的正下方，是面积为56平方米的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中间由折叠木门分隔成两个长方形房间。屋内正中摆放着两张黑色方桌，桌面上摆有中国分省地图册、《阵中日记》、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以及报纸制成的信封等。东侧的窗户下，放着两个陈旧的铁皮公文箱。西侧的窗户下，摆放着两个三屉桌，上面放着老式电话机。北面的墙壁上挂着巨幅军用地图，上面还保留着红、蓝两色三角形旗帜，呈现出遵义会议期间敌我阵地的发展态势。

主楼西侧第一间，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居室。老式的木质床架，上面铺着白色粗布单，灰色的棉被整齐地摆放在床的一侧。紧挨着床的是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马灯、军委会信笺、信封和瓷质笔筒等。桌子的旁边有一个铁制公文箱，靠墙摆放。墙壁上挂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周恩来面容清瘦，留着“关公长髯”，乌黑的眼眸似乎在遥看中国的未来。

主楼东侧第一间，是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居室。木质床架，粗布单，薄棉被，外加一条老旧的棕黄色俄式毯子。屋子的一角放着两个铁皮公文箱。床边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铁质马灯、毛笔、铅笔、军委会信笺和信封等。墙上挂着朱德和康克清在陕北窑洞前的合影。旁边挂有竹制斗笠、望远镜和康克清所用的手枪。

当年，彭德怀、刘少奇、杨尚昆和李卓然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由于没有多余的床铺，几个人就用木板搭床住宿。时隔多年，为庆祝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杨尚昆来到遵义。当他再次见到自己曾经睡过的木板时，激动不已，特意坐在木板上拍照留念。

会址的诸多房间中，仍保存着红军曾经写下的标语，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赤化全贵州！……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转战他方。地主老财主要把标语去除，工人们却不愿铲掉这些振奋人心的标语。他们用石灰水把标语掩盖住，将珍贵的标语保留下来。

遵义解放以后，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见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1957年，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鲜红的标语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遵义会议见证了红军的成长，是红军长征以来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但改变了红军的前途，扭转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更加改变了人民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会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上百万人次，同时，也形成了包括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秦邦宪住址、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在内的大型纪念体系。

1984年，位于遵义会议会址一层的红军总政治部按照旧貌复原，并增加了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不仅如此，遵义的纪念体系还在不断扩大、完善。2004年，遵义新建“遵义会议陈列馆”；2007年，遵义首创“红军街”。

如今，遵义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十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还是全国优秀社会教育基地、青少年社会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宣传遵义会议精神、了解红军历史、发展红色旅游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1949年11月21日，贵州省遵义县解放了。遵义古城的人民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开始，同时，人们也没有忘却那些为了新中国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

贵州省人民政府组织专门人员负责烈士们的遗骸，并筹备建立“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特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找到在遵义英勇就义的邓萍同志的遗骸。

1958年，贵州政府经过多方查找，在“松子坎”发现了邓萍烈士的墓地，并将其转移到遵义市小龙山。同年，正当遵义会议召开二十三周年之际，“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正式开始修建，并于第二年彻底竣工。

“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坐落在凤凰山麓的小龙山上，朝向南方，毗邻湘江，与“遵义会议遗址”和“红军总政治部遗址”等红色纪念馆隔江相望。它的四周有茂密的植被环绕，总占地面积为103亩，其中修建了邓萍等几十位烈士的墓碑。每逢清明节将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会在此为逝去的烈士们举行纪念活动。

“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分别由“红军烈士纪念碑”、“邓萍烈士之墓”、“红军坟”、“青松堂”、“翠柏园”等部分组成。

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车道而上，可以看到宽广的陵园。通往烈士陵园的是将近300级台阶，径直而上，一座高达35米的“红军烈士纪念碑”映入眼帘。石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亲手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石碑的顶部有一个醒目的标志——金色的镰刀和锤子。这个高足有五米的标志，它的特点是表面由氮化钛合金镀成，无论风吹日晒都不会使它发生形态变化，也不会生锈，在骄阳照耀下，总是金光熠熠。

纪念碑的周围环绕着一个直径20米的大圆环，站在纪念碑下面向上看，圆环距离地面的高度是2米。圆环周围是4个红军头像的雕塑，分别代表了红军将领、战士、卫生员和赤卫队的形象。四个不同的军人形象，暗含着中国红军威震四方的气概。圆环的外侧一共镶嵌了28颗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历经了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成功。圆环的内侧是用汉白玉雕制而成的图案，分别由“强渡乌江”、“遵义人民欢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四幅图案组成。红军烈士纪念碑如此精准的设计、巧妙的构思，均出自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之手。

中国的解放是英烈们用生命换来的。他们值得歌颂、值得纪念，这一座不变的纪念碑意为英雄们在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

烈士陵园的正中是邓萍烈士之墓。它由正墓室和左右两个侧墓室组成，周围雕刻着花圈。其中，正墓室较两个侧墓室略高一些，整体呈“凸”字形状。墓室的顶部竖立着一枚红色五角星。墓室的正面有一座墓碑，上面写着“邓萍同志之墓”。墓碑的左右两侧分别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大字。

曾经与邓萍烈士共战沙场的张爱萍将军，于1979年10月，为邓萍撰写了墓志铭：

邓萍同志四川富顺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官学校早期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与黄公略同志一起被派到国民党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一团作兵运工作，该军第一团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后改编为工农红军，邓萍同志历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等职，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光荣牺牲，邓萍同志对革命事业、对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深谋远虑，风华正兴，任劳任怨，平易近人，英勇善战，为党献身。邓萍同志永垂不朽！

墓室的正前方是一座卧碑。它是由53朵向日葵花组成，两旁系有素色装饰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花圈，久久放在了墓室旁边，表达了遵义乃至全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在邓萍烈士之墓的左侧，可以看见一座“青松堂”。1991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专门为这里题写了“青松堂”三个大字。由于当年战场上伤亡人员很多，大多数人都成了无名英雄。虽然人们不知道牺牲的战士姓氏名谁，但是心中依然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

紧邻“青松堂”的是邓萍和钟伟剑两位英雄的雕塑。

1907年，钟伟剑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的一户农民家中。中学时，钟伟剑接受了党的教育，认识到了革命思想，并积极加入到进步学生组织中。1925年，钟伟剑顺利地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领导了桑植武装起义，钟伟剑积极参加了斗争，随后，留学日本。1932年，钟伟剑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战术教员、训练部部长兼第二团团长等职。后来，钟伟剑跟随红军长征，担任第一野战队参谋长。遵义会议后，28岁的钟伟剑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并在二度攻克遵义的战役中牺牲。

红军烈士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会有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瞻仰烈士陵墓，学习烈士事迹。

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坐落于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1953年筹建，1955年对外开放。馆藏文物500余件；历史资料3978份；资料图书1426册。1961年，国务院确定遵义会议纪念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1984年，恢复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全貌，利用旧址房屋，开设了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陈列内容有红军长征，进军贵州；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之战3部分。展线长160米，展出革命文物、历史照片、图表资料236件。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设在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旧址。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即设于此。遵义会议会址范围还有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住处和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除复制品与仿制品外，馆藏文物共达500多件。其中，不仅有大物件，打仗用的武器，缴获的战利品，还有一些战士们的日常用品，其中一张红军亲手写下的收条也被珍藏了起来。

红军“买猪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收 条

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

此致

连长：×树容

在这张小小的收条背后，藏着怎样的军民故事呢？

1935年初，红军来到遵义地区。好心的当地人赵金和把自己的房子贡献出来，供受伤的红军战士修养身体。赵金和知道红军是为了救中国、救人民，所以他每天都会上山采药，帮助红军战士们疗伤。为了让战士们尽快恢复体力，赵金和还把自家的猪宰了炖肉。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从不拿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的礼遇红军更是担待不起，由于当时的经费不足，连长赵树容亲笔为赵金和写下了欠条，留下一些苏维埃纸币，并承诺将来一定能兑现。

红军伤好后，离开了赵金和家。赵金和把那张“买猪条”珍藏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赵金和再次找出那张“买猪条”，纸张已经泛黄了，当年的情景却历历在目。17年的光景没有淡漠赵金和对红军的深刻印象，他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张“买猪条”还有效吗？红军的承诺还能兑现吗？

于是，赵金和带着“买猪条”来到人民银行遵义市桃溪寺支行，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令赵金和吃惊的是，那张“买猪条”竟然给自己换来了崭新的第一版人民币，共计35000元。

1954年，红军“买猪条”和15张苏维埃纸币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永久性地珍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中，其复制品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和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出。

遵义会议纪念馆中保存的史料多达上千册，包括资料图书1426册，历史资料3978份。

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出版图书多达10余种，约200多万字，包括《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张闻天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实》等。

1993年，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纪念馆为“全国第一批十个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5年，共青团中央授予遵义会议纪念馆“全国青少年社会教育基地”之称；1996年9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遵义会议纪念馆“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称；1997年6月1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被中宣部授予“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以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3000余万人次。这里无疑成为了是全国各族人民学习党史、学习遵义精神、体会革命真谛的首选之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