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效应就是促进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组织形式和历史运动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化大生产的必然选择。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打开如此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3]。

任何制度的背后都隐含着一套思想体系。我们总结工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为了考察资本主义思想家对工业革命的反应，由此形成适应新的工业化时代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与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其中，现代国家观念的成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成熟和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盛行是工业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想。与此同时，早在工业革命将现代化推向高歌猛进的快车道的时候，也初步展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现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经过洛克已告成熟，但成熟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要得到政治体制思想的确认才是真正的成熟，其标志是现代国家观念的成熟。对现代国家学说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的任务是救护国家而不是遵守道德，为形成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观念奠定了基础。从启蒙运动开始，思想家们在马基雅维里思想基础上继续探索，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观念。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巨著《利维坦》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清晰的思想模型。利维坦本是希腊神话中的巨兽，它力大无穷，无所不能，霍布斯用它来比喻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个虚构的巨兽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霍布斯站在科学的唯物论立场上，把人看作机器。他阐述问题有一个一贯的逻辑：政治基于心理，心理基于物理，物理基于几何。这种演绎的逻辑与他个人对科学的偏好有直接的关系。依照霍布斯的逻辑，人既然是机械造成的，他们的内在结构（品格）和外在结构（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别。霍布斯的这一论证潜藏着一种激进的力量：人和人是同等的，居高位者与处卑下者本质是一样的。这对等级制度是一种根本上的颠覆。这种把人看作是品格形同、容量相等的人的观念，为日后资本主义社会下层结构中的自由交换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们为了生存最初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了避免惨死和无边的恐惧，每个公民放弃部分原有的无限自由，采取社会契约的方式组织了国家与政府，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它以集体之性格对付个人。霍布斯这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著作是17世纪英国的现实写照，英国的国家体制正在激变，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改变，也没有人能控制这大规模的变革，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克伦威尔不由自主地做了独裁者，查理二世在位期间实行司法改革，发动对荷兰的战争。英国正在从一个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欧洲近代国家的真性格正在一步步展露出来，过去的一切理论都已不能解释现实了。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基本实现了霍布斯的“利维坦”所具有的功能。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

经济自由思想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核心观念。这一观念在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时期走向完备。这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自由思想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它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取代了此前在西方占统治地位近300年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这种思想转变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一）重商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其基本观点是：“只有能实现并且真正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换言之，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于是他们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4]在这样的立场指导下，重商主义者主张根据当时普遍形成的君主专制来鼓吹政府主导商业经济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这与当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上摆脱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双重束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有学者认为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近代经济学说的产生。然而，正如一切制度与思想都是一定时期历史主题的产物一样，当历史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必然要有新的制度及思想与其相适应。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历史产物，当历史发展到18世纪资本主义向工业化深度迈进的时候，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是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代表早期商业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利益的经济思想，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主导社会发展，政治体制也开始打破君主专制而转向以代议制为特点的现代民主制度。这一新兴的阶级所代表的工业文明是要最大限度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从经济思想上也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能够鼓励每一个人发挥创造力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替代重商主义思想的经济自由思想。

（二）作为转折点的重农学派

重农主义是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转变的一个环节。所谓重农主义思想，是针对重商主义思想过分重视商业，而忽略以农业为代表的实业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并不局限于“农业”。重农主义经济理论的创建者是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法语的“重农主义”一词，是由“自然”和“权力”两个希腊字合成的，含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应该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意思。这一理念就与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权力说相一致。他从历史发展大势出发，认为经济重心应该是农业，主张经济自由。“任何人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收获，可以根据对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能力和对土地的性质最合宜的生产物，有在田地里耕种的自由。”[5]这是魁奈对农业生产自由的表述。同时，魁奈也主张产品交易与竞争的自由：“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因为最完全、最确实，对于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政策，在于保持竞争的完全自由。”[6]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思想家对经济自由思想的初步探讨虽然局限于农业这一局部，但为此后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全面提出经济自由思想打下了基础。

（三）亚当·斯密提出系统的经济自由思想

英国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旧译《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思想上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他把“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预设，用“看不见的手”来说明社会中经济运行的规律。

亚当·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7]这就是他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定性认识，后来被比喻为“经济人”理论。“经济人”假设把每一个人从利己角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同社会利益最大化联系到一起。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进一步说明了其中的原因：“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是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8]

三、功利主义的滥觞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是工业革命最突出的思想效应。与这一思潮关系最为密切的有两个思想家，一个是法国的爱尔维修，另一个是边沁的同胞、学生和朋友斯图亚特·约翰·密尔。前者是边沁的思想导师，后者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继承者。爱尔维修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寻找一种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从而解决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建立社会的根本问题。爱尔维修自以为发现了答案，他以政治领域的牛顿自居。在他看来，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道德世界的秩序和人类的幸福就取决于这简单的原则。人类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如此行动，有爱恨情仇、**与思想、希望与恐惧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则生发出来的。哲学家的唯一任务是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以最小的痛苦，最有效、最省时、最便捷的方式去追求他们想要的结果，那个最终的结果是快乐。这是现代功利主义最早、最清晰的表达。功利主义是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边沁继承了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思想，他对快乐和痛苦进行了精致的划分：感觉引起的快乐、财富引起的快乐、权力引起的快乐；感觉引起的痛苦、贫困引起的痛苦、仇恨引起的痛苦等各有十几种。在边沁看来，痛苦和快乐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异。痛苦与快乐可以进行精密的对比和计算。在这一思想前提下，他编制了苦乐等级表。边沁指出，趋乐避苦，追求最大、最持久、最确实的快乐是人生活的目的；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建立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同一的，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个人的更大利益。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伦理的层面强调个人对私利的竞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把自由竞争看作是道德的本质。他的这种观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英国社会生活最真切的写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生活方式找到了人性的、理论的支持。

密尔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他在《论自由》中虽然为个人权利作了最强烈的辩护，但他认为个人权利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密尔和边沁的不同之处在于：边沁的全部注意力在于人们的外在行为规则，忽视自我教育，自己对自己情感和意愿进行的自我训练。功利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淡，缺乏同情心；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预先有足够的时间计算和衡量一种行为对公众幸福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克服功利主义的缺陷和困境呢？密尔的策略是通过改进教育的手段使人拥有正确的感觉。密尔认为，人类的社会情感，即同整个人类融为一体的欲望是功利主义伦理的基础，通过教育使人类共同的情感深深地扎根于自身的性格之中，进入个人的意识里，成为天性的一部分。功利主义思想一旦被庸俗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恶果，当我们深入到这种思想的深处，就会发现它首先是一种对人性的认识，是一种获得人类幸福途径的渴望，然后它才是一种行为的原则。密尔的教育策略至今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他把功利主义变成了不断探寻和改进的过程。正是密尔对自由、幸福与人性的省察与探询、对增进人类福祉的不懈努力，使他成为英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四、工业革命与现代性问题的初见端倪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结构。处于不同地域的国家、不同发展形态的社会和千千万万的男女个体都卷进了以工业革命作为最明显标志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历史”是各民族、各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世界整体化运动。现代性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总特征，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这一进程的路标。技术的困境和价值的虚无是当代人在这个不可阻逆的历史进程遇到的根本问题，是现代化问题的初步显现。理解现代性及其带来的问题是一个身处“世界历史”中的现代人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关注自身命运的前提。

（一）技术的困境

以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为基础，以谋求更大利益为动力的机器大生产创造出了堆积如山的商品。生活在工业文明世界中的人，享受着技术发达带来的好处，也忍受着技术发达带来的痛苦。“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随着世界工业化的进程和技术的进步，西方的思想家越来越意识到工业文明这种人类生活方式对精神、文化、价值、信仰造成的负面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这样写道：“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0]

（二）价值问题

自然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成为机器工作的对象，人越来越生活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世界里，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直接的联系越来越少；工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原初的、人的依赖性，随着物质交换范围的扩大，人类的生活对物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技术的进步增大了人与自然和社会打交道的外在的、物质的尺度，对外在尺度的过度关注，也使人们遗忘了内在的、精神的尺度。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比例失衡是我们时代困境的根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与工业革命紧密相连的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它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也有着深层的渊源。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2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纪坡民：《补一下罗马法的课》，载《读书》，1994（6）。

[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201页。

[4] 张旭昆编：《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 吴斐丹、张草纫选译：《魁奈经济著作选译》，3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吴斐丹、张草纫选译：《魁奈经济著作选译》，338，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楠译，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8] 同上书，2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18~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