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是一场反抗罗马教廷的运动，更是一场争取信仰自由的运动，它完成了宗教文化思想的革新。宗教文化思想革新主要表现在结合时代主题对“因信称义”和“先定论”这两个宗教理论进行系统论述与推广。正是通过对这两个理论的阐发，新教从宗教信仰的层面回答了社会历史转型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宗教改革运动预示了现代化运动的新方向--实现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从客观上来看，宗教改革与新教教义的形成虽然没有否定基督教信仰，但是这场改革使信仰开始关照人的个性和现实生活，是人类心灵获得更大自由空间的努力，并且卓有成效。因此宗教改革在完成宗教文化思想革新的同时，也对近代的政治、哲学、科学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路德与“因信称义”说

路德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期间，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灵魂得救的问题，即人如何获救、如何能确定自己获救的命运。最初他自信一个修道士凭修道的功夫就可进入“天堂”，他严格遵守修道院的规矩，履行各种仪式，可是这些并没有使虔诚的路德产生被宽恕的体验，他对苦修善行的传统产生了怀疑。他成为神学教授后，在讲授《圣经》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即“谁有信，谁就什么都有；谁不信，谁就什么都没有。”路德认为“因信称义”是一个精神转变过程。保罗在“信、爱、忘”三者中强调“爱”，路德认为只有爱和畏的统一才能产生望，才能变成完全的信仰。人因信仰而成为义人，或者说受到上帝的恩典。路德把获得恩典叫作“称义”，“称义”是一个内在转化和再生的过程。路德的新发现恢复和强化了被隐蔽了一千年之久的基督教传统，有《圣经》的牢固基础。[3]路德认为《圣经》文字的意义清晰明白，《圣经》传播的圣道具有直指人心的启示力量。他反对经院学者对《圣经》四重意义，即文字意义、类比意义、神秘意义、道德隐喻的区分，他只承认文字意义的真实性，这为不同文化水平的《圣经》读者提供了同等理解《圣经》和接受启示的机会。

路德的“因信称义”说抛弃了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摆脱了束缚人类精神的思想樊篱。从此，宗教生活化了，生活宗教化了。路德虽然强调个人内在的精神转变，但是他并不否认精神的转变所带来的外在生活的改变。恩典表现为历史的进程，表现为正常的生活方式。在路德看来，外在的事件成为获救的标志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第一，它们由信仰带来的生活态度的转变引起；第二，它们是个人积极主动参与生活的结果。“因信称义”说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及反罗马教权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成为欧洲以宗教改革方式进行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4]

二、加尔文与“先定论”

“先定论”最早由奥古斯丁提出，加尔文对其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他认为一个人能否获救不取决于忏悔、善功和行圣事，完全取决于上帝的预定，世人无法改变神意。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所做的一切道德行为都不能算作善功，被上帝拯救之人的圣洁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善功。加尔文扭转了按照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决定他是否获救的传统伦理观念，确立了命运决定人的道德行为的新教伦理精神。获救的命运超出了人的能力所及，人只有依赖上帝。人有原罪，人是被罪恶污染的，上帝的拯救是恕罪、赎罪的恩典。上帝不会无区别地宽恕全部人类的罪恶，他只能拣选一部分人，弃置一部分人。上帝的意志是最高的公正，选民不需要骄傲，弃民也不要抱怨，如同动物无权指责上帝为什么给予人类更多一样。选民和弃民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选民能积极主动地实现上帝的愿望，弃民只是消极的社会机体和历史命运的不自觉的承受者。加尔文重提奥古斯丁的“先定论”，实际上是为了彻底否定教皇和教会在救赎问题上的作用和权威。

加尔文综合了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理论，对“先定论”进行了严格的推导。加尔文认为人不可能在信仰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获得确定的获救感。获救感只能在信仰中产生。他区分了“因信称义”的精神状态和“由义至圣”的生活过程，他指出“称义”不是一个人通过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善功所能达到的目标，而是上帝的慈爱、公正和恕罪转归在他身上的结果。加尔文虽然不认为善功是获救的途径，但他不否认善功是获救的证据。

依据加尔文的先定论，个人事业的成功是上帝选民的证明，是恩典的标志。由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不是弃民，所以世俗职业和个人奋斗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上帝的决定虽然无法改变，好的基督徒应该把自己设想为上帝的选民（即上帝确定将获得永生的人），对上帝充满信心，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按照《圣经》行事，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彰显上帝的荣耀。加尔文的教义和组织形式比路德教派更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依照加尔文的观点，经商、办企业、积蓄资产都可认为是荣耀上帝的事业。

三、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

宗教改革从精神信仰层面引发了宗教文化思想的革新。这种精神境界的革新必然会导致现实社会诸多领域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从天主教内部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应对新教挑战而普遍进行的改革运动开始，逐渐涉及哲学、政治、科学和人们的价值观。

（一）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新教国家日益增多。天主教在欧洲的势力受到了冲击。为了反击新教，天主教内部也作出了相应的改革。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改革的目的是捍卫和确立天主教教义，清除教会内部的弊端和腐化堕落现象，重振教纲。

天主教在欧洲势力范围的缩减是罗马教廷必须面对的事实，走出欧洲，向亚洲、非洲、美洲传教成为天主教积极寻求发展的重要举措。1543年，西班牙圣徒罗耀拉在巴黎创建了“耶稣会”。耶稣会士要经过一定的挑选和训练，他们不但为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促进了天主教在更广大范围的传播。耶稣会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跟随探险队到达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义。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白晋、南怀仁等来到中国传教，就是天主教内部改革的结果。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传教士在各国的传教也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所谓“文化跟着军舰走”，这种文化渗透的实质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殖民。

由于天主教信奉信仰只能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所以教会把创办学校、普及教育、宣传已被社会认可的科学知识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既强调信仰又强调善行，天主教创办的慈善事业得以发展，孤儿院、济贫院日益增多。罗马教廷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天主教的活力。通过这种内部改革，天主教顺应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从而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天主教的这种与时俱进，使它成为西方殖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世界近代史上，哪里有殖民侵略，哪里就有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子。

（二）宗教改革对政治的影响

宗教改革摧毁了基督教内部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局面，欧洲的宗教出现了多样化和多极化的倾向。欧洲社会也因此而出现了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的对峙。这种对峙的起因是新教国家要从政治上打破封建专制。因此宗教改革后，不同群体之间精神的对抗和冲突演变为现实的惊心动魄的战争。不同教派的信徒互相残杀的情况令人震惊，这种局面持续长达百年，直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流血冲突才停止。

16世纪以前，尼德兰已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多信奉加尔文宗，要求摆脱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然而，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在荷兰榨取的捐税相当于西班牙国库的40%。1550年，他颁布惩治异端的“血腥敕令”：凡新教徒或被控为新教徒者，男者杀头，女者活埋，财产收缴国库。腓力二世继位后，继续推行高压政策，在尼德兰广布宗教裁判所，残害新教徒，夺取城市自治权。荷兰的加尔文宗信徒在反对罗马教廷的同时反对西班牙的统治。1581年在尼德兰地区北部建立了第一个由新教教徒创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618-1648年间，以德国为主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爆发，史称“三十年战争”，它既是宗教改革后教派斗争加剧的结果，又是欧洲各国政治矛盾和领土纷争的反映。1526年，捷克重新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皇帝兼为捷克国王，捷克保有自治权，国会和改革后的教会继续存在。1617年，耶稣会士斐迪南继任捷克国王，斐迪南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力图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1618年，他下令禁止新教徒集会，撤销先前给予捷克的自治权和信仰自由。此举引起捷克人强烈反对，群众冲进王宫，把国王的两个钦差从窗口扔入壕沟，长期蕴积的宗教矛盾终于爆发，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从此开始。

“三十年战争”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捷克巴拉丁时期（1618-1624）。捷克临时政府选举“新教同盟”的首领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国王，捷克与巴拉丁联军攻入奥地利，逼近维也纳。由于得不到新教诸侯的支持，在旧教诸侯和西班牙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联军节节败退。在1620年的白山之役中被彻底击溃。自此，捷克完全丧失了独立，成为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在德国，巴拉丁被西班牙军队占领。到1624年，旧教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阶段是丹麦时期（1625-1629）。天主教同盟的胜利和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强大引起了德国新教诸侯的不安，也影响了英、法、荷、丹等国的政治经济利益。1625年，法、英、荷、丹等国资助丹麦出兵德国，德国的内战从此演化为一场国际战争。1626-1628年，德国皇帝在“天主教同盟”的支持下，依靠捷克贵族的雇佣军打败丹麦军队，占领整个北德地区。1629年，丹麦与德皇签订《卢卑克和约》，保证不干涉德国内部事务。同年，德皇颁布《复原敕令》，规定凡1552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会的财产归还天主教会。第三个阶段是瑞典时期（1630-1635）。哈布斯堡家族在北德的胜利引起瑞典的不安。法国出资，俄国出粮援助瑞典出兵德国。1630年7月，瑞典军队在国王的率领下南进，占领了德国的北部和中部许多地区。1634年9月，德皇依靠西班牙援军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重创瑞典军队。次年，新教诸侯与德皇缔结和约，战局向有利于德国和旧教诸侯的方向发展。第四阶段是法国瑞典时期（1636-1648）。法国担心哈布斯堡家族势力膨胀，影响自己在欧洲的霸权，于1635年直接加入对德战争。荷兰、威尼斯、匈牙利相继加入法瑞联盟。战争初期，德国占据优势，西班牙军队也从南北两面夹击法国，逼近巴黎。1642年秋，瑞典军队在莱比锡附近打败德国军队；1643年春，法军在西部击败西班牙军队，占领阿尔萨斯；1645年，瑞典军队在捷克挫败德皇军队；1646年，法瑞联军进入巴伐利亚，瑞典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德皇被迫求和。1648年10月24日，德皇与法、瑞两国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结束。

由宗教纷争引发的“三十年战争”削弱了欧洲天主教和封建势力，加剧了德国的分裂，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在大陆之外，卷入不深，反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三十年战争”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此外，这次战争为俄国实施“西进”政策和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提供了契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对罗马教皇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其政治权威从此丧失殆尽。

（三）宗教改革对哲学的影响

新教精神对哲学的影响超出了基督教哲学的范围，为近代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和文化氛围。“意大利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弄得沉默寡言，德国被毁灭性的宗派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相反，英国和法国在17世纪却处在理智文明的青春旺盛期，而在它们中间，荷兰变成了艺术科学百花盛开的花园。”[5]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法国的笛卡儿、荷兰的斯宾诺莎是欧洲近代哲学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对经院哲学在权威著作中寻找证据和无休止地辩论中确定真理的认识模式。他们不是注释者和辩证学者，而是发明新的思想工具，创立新方法的新领域的探索者。近代哲学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探索知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追求确定性。笛卡儿方法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追求。

因此，新教以“自我确信”为真理的内在标准和直接证据的基本原则已经渗透到了17世纪思想家的思维细胞中。新教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近代哲学内在矛盾的枢纽：自然界的因果决定论最后要寻求上帝意志的非决定论。莱布尼茨在《神正论》中把这个矛盾视为理性的迷宫，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它看作四个“二律背反”中最重要的一个。

（四）宗教改革对科学的影响

在宗教气氛笼罩现世生活的年代，任何事物要为社会接受都必须以宗教的认可为前提。处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对科学的态度总会导致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从1666年到1883年这两个世纪之间，巴黎科学院的外籍学者中新教徒人数远远超过罗马天主教徒，在除法国之外的西欧人口中，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人数比例是6∶27。瑞士的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比例是2∶3。英国皇家学会核心小组的10名科学家中有7名是清教徒。1663年，英国皇家学会有62%的成员是地道的清教徒。

新知识与新教义相重合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总有它的必然性。早期的新教徒科学家以自己对自然的热爱去认识上帝创造的作品，他们把自己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之于上帝的荣耀。开普勒是一位忠实的路德派教徒，他于1598年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天文学家作为上帝传达自然之书的牧师，不仅要把自己智慧的荣誉牢记心头，而且还须将高于世间一切的上帝的荣耀铭刻心间。1609年，开普勒又写道：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为自己的双眼所见的一切而赞美上帝，他对上帝所表示的虔诚并不逊于天文学家，尽管上帝额外赐予了天文学家以理智的眼睛，从而能够更清楚地观察事物。从开普勒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研究不是严格的律法，它只是出于爱与感恩而发的自愿的、愉快的行动。新科学的代表人物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阅读自然这本书。这种信念激励他们与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交流关于飞禽、花卉、潮汐、气候、天象、磁针的指向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从而汇集更多的资料，建设完整的博物学和地理学；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为寻求真理而亲自承担责任，并且应该从人类的权威中解脱出来，以便能更加完全地服从神的权威。宗教改革把人们从教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知识运动把人们从古代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新教徒科学家身上体现了这两种解放所带来的自由态度，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精力和时间从修道院的苦思冥想转向对自然界和人世的观察与思考。

研究科学可以“了解上帝，指导生活”。这是新教徒们一致的观念。他们认为上帝赐予人类两部书，一部是《圣经》，一部是大自然。研究大自然这部书与研究《圣经》一样重要，都是为了了解上帝的伟大，赞赏上帝在其创造物中的威力、智慧和善，研究自然的权威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圣经》。《圣经》的真理不再是科学发展的桎梏。[6]加尔文曾阐述过这样的观点：那些忽视研究自然的人，与那些在探究上帝的作品时忘记了创世主的人同样有罪。他尖锐地谴责那些怪诞的否定纯粹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天文学和解剖学的人。他认为这两门科学分别解释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秘密。新教直接赞许和认可科学，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赋予了科学研究宗教的意义。在新教徒的眼中，科学是在神创造的世界里寻求神。

（五）宗教改革对价值观的影响

一个既兴盛又信奉宗教的自由民阶层，一定会为自己不断增长的财富寻求宗教认可，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分析最具代表性：新教徒把成功的经济活动看作是获救的证据；商人们把获取最大利润的冲动看作是上帝的直接意愿；工人们以劳动为天职，为了信仰而劳动，把劳动看作确信恩典的唯一手段。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财富在不断地增加，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对抗了自发的奢靡，促进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新教精神对近代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是我们理解西方个人主义的关键。在新教精神中培育出的个人主义不是崇尚金钱和物质享受，不是个人的肆意妄为，而是对自己确信的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新教反对教士独身，反对违背人性的禁欲主义，认为人世的一切活动，人的追求和享受都是神赐的。教士结婚是宗教改革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项革命。

宗教改革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获得拯救转向现世的生活。路德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人在其“天职”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中体现，从而赋予世俗工作以神圣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意义。加尔文比路德更具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不应安于现状，应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利用上帝所给予的每一个获利升迁的机会，以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在竞争中的胜利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被选。新教为人们在现世获取成功提供了信心和动力，确认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然属性，深深地影响了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

[1] 张庆海、董月梅：《觉醒的德意志》，189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

[2] ［德］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黄正柏等译，2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参见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3卷，714页，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 李平晔：《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9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荷］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丘仲辉等译，14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