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天主教会都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中心，它是最大的封建主，拥有天主教世界1/3的地产，它在政治上凌驾于王权之上，在文化上居于垄断地位。进入15世纪后，天主教会上层腐败堕落，生活奢靡日益严重，买卖圣职、崇拜圣物、出售赎罪券成为教会普遍的现象。不以信仰而以人的外在善功为救赎之本不可避免造成道德的普遍崩溃。要求教徒用金钱赎罪是中世纪末教会的最大腐败行为。人文主义学者对教会腐败和丑恶的揭露及批判为宗教改革提供了突破口。西欧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动因。从14世纪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利夫等人发起的市民宗教改革到16世纪路德发起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的200多年间，欧洲人经历了黑死病对心灵的冲击、新航道开辟带来的喜悦、民族国家兴起对教会权威的挑战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一、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神秘主义--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

神秘主义是14、15世纪天主教内部最活跃的思潮，它强调人在信仰上的主导作用，注重个人对圣灵启示的直接体验；不重视教义和权威；主张俭朴清贫的生活。14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埃克哈特，他从巴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曾在巴黎和科隆教授神学，熟悉亚里士多德、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的著作，用哲学语言表达神秘主义的宗教信仰。埃克哈特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往和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价值，摒弃外功与繁文缛节，把善、正义等完满性视为人与上帝间的纽带，人通过沉思达到人与上帝的合一。他的思想抬高了人的价值，贬低、否定了教会的权威。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在他生前就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他逝世之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他宣扬的28条命题进行谴责。这些被谴责的命题是埃克哈特传教言论的摘录，是他神秘主义和泛神论创世观、灵魂观和伦理观的体现。从埃克哈特上述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只承认上帝意志的权威，号召人们摆脱宗教的戒律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从而启迪了道德意识的觉醒。

埃克哈特在莱茵河流域拥有众多的信徒，他所倡导的神秘主义学说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和教会的谴责而消亡。他的门徒陶勒尔等人继续宣传不靠教会的繁琐仪式而是靠自我的觉悟赎罪的观念。不久，在德国和瑞士出现了宗教团体“上帝之友”，有组织地进行内心的祈祷，埃克哈特被他们尊为精神导师。神秘主义蔓延到了低地国家、英国和西班牙。14世纪后期，尼德兰修道士格鲁特提出“新虔诚之道”，主张《福音书》的真髓是提高道德修养，从而能够达到与上帝进行真正的精神交流。格鲁特死后，他的追随者组成“共生兄弟会”，主张净化教会，重建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活动范围超出了修道院，遍及家庭、学校和社会。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否定宗教生活中的权威，提倡个人的灵修，不仅为以后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神学理论也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欧洲经济的海外扩张--宗教改革的经济基础

在中世纪，自然经济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神学家提倡禁欲主义，认为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是获得上帝之爱的基本条件，追求财富必然陷入贪婪的罪恶。15世纪土耳其的扩张影响了东西地中海之间的贸易，波斯湾又为阿拉伯人所控制，经济日益发展的西欧各国为了获得充裕的东方商品，迫切需要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线。

新大陆的发现和海上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商路和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西欧掌握了世界的商业霸权，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人们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和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使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中的人们，不得不对财富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商品经济创造出的新上帝--金钱进行重新思考。中世纪只有守贫才能得救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新时代的挑战。

（三）专制王权--宗教改革的政治基础

1485年，英国封建主之间的玫瑰战争结束，亨利七世登上王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在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都铎王朝的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剥夺了教会贵族的特权和财产。在英国，天主教寺院的地产占全国耕地的1/3，罗马教廷每年从英国搜刮大量财富，这不仅是加强王权的障碍，也妨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英王亨利八世曾是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忠实捍卫者”，因教皇拒绝批准他与王后凯瑟琳离婚，他于1533年和罗马教皇决裂。1534年，国王自己担任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并享有任免各级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1536年至1539年，国会连续通过一系列法案废除修道院制度，先后封闭全国500多所寺院，没收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产，并将没收教会的大批土地，廉价卖给或赏赐给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由于教会首脑为世俗君主，教会成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法国，“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价格革命”的冲击，贵族地主的固定地租收入减少，经济地位下降，但他们仍享有政治特权。这种政治特权是以王权为基础的。贵族们的自身利益需要强大的王权来维护封建秩序。新兴的资产阶级靠购买公债、向政府贷款、充当包税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可以通过购买没落贵族的爵位以及与之相连的产业，跻身于贵族行列。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极力主张加强王权。路易十一统治时期，法国的专制统治开始萌芽，到法兰西斯一世时专制制度基本确立。法兰西斯一世先铲除割据势力，后停止召开三级议会，由他和少数近臣决策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法兰西斯还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的民族化，使法国教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英法等国的国王还强迫本国教会向国王政府纳税。为维护教会权威，应付教廷开支并维持奢侈生活，教会设立名目繁多的税收，甚至不惜出售神职和买卖圣物从信徒身上搜刮钱财，引起教徒的强烈不满。

15世纪德国成为欧洲商路的枢纽，纵贯南北的水陆交通把地中海和北海两大商业区连接起来，中介贸易得到了发展，大批城市繁荣起来，全国性的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到15世纪末，德国基本实现了地域上的统一。德国虽有“神圣罗马帝国”之称，却无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皇帝受制于教皇，王权流于形式，诸侯势力日益强大。到16世纪，全国有7个有权选举德国皇帝的诸侯，几十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以及上千个骑士领地。1501年，皇帝马克西米连计划同教廷决裂，争取王权独立，因怕诸侯不支持而作罢。在诸侯割据，内部矛盾空前复杂的德国，单独的一个诸侯不敢冒险公然与教廷决裂。德国政权的分散，有利于罗马教廷的搜刮，每年由德国流进教廷的财富达30万古尔登，因此德国有“教皇的奶牛”之称。罗马教廷对德国的盘剥，加深了德国人对教会的憎恨，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争取绝对的政治主权成为德国大小诸侯共同的目标。

（四）赎罪券--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中世纪以来，教会为弥补财政亏空向教徒发售赎罪券。为保证赎罪券的销路和市场，教皇和教会不惜编造赎罪券功效的谎话和理论来欺骗天主教信徒。这是一种独特的愚民行为，“善功圣库”理论就是其中之一。所谓的“善功圣库”是指基督为世人救赎的功德，圣母玛丽亚以及圣徒所行的善功都被储存在天国的一个巨大宝库中。教皇可以从这个宝库中取出这些公德和善功，以赎罪券的形式分赐给需要它的信徒，使他们的罪获得赦免。赎罪券不仅可以救赎生者，还可以救赎死者。147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宣布，为了使已故的有罪信徒在炼狱中少受痛苦，生者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为其赎罪。天主教的这一理论无疑在宣扬“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人们头脑中的道德观念和救赎观念被可以用货币购买的东西冲垮，教会的形象受损，神职人员的威信下降。因为赎罪券涉及教皇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

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把美因兹大主教的职位卖给了勃兰登堡的亚尔贝特，亚尔贝特以筹措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费用为名，趁机圈钱，从而偿还为获得大主教职位行贿所欠的债务。他与教皇勾结，教皇利奥十世派特使台彻尔在德国兜售赎罪券，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台彻尔骗钱渎教的无耻行为引起德国人的愤慨，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二、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演变

宗教改革的中心是德国。路德、茨温利、加尔文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经过旷日持久的精神解放运动，产生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再洗礼派（亦称激进改革派）和安利甘宗（即英国教会）4个教派，基督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此不存在一个能够统一西方社会的单一教会了，基督教进入了宗派主义时代。

（一）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兴起

1483年11月，马丁·路德出生于萨克森的埃斯勒本城一个普通家庭。1500年，路德进入德国著名的埃尔福特大学学习法律。这里各派思想活跃，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给予大胆的批判。尽管这些给年轻的路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的精神生活充满恐惧。他怕死后受审判，怕发怒的上帝，怕战争和瘟疫。获得硕士学位后，路德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研习神学。他的神学受到了奥古斯丁主义、陶勒尔传播的神秘主义和奥康主义的影响。他利用这些思想对保罗“因信称义”的教义作出新的说明，从而为新教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路德反对教皇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德国兜售赎罪券。他认为过分强调赎罪券的功能会削弱人的忏悔心理，贬低上帝和基督。自己作为一名神学教授不应对赎罪券事件保持沉默，有义务澄清真相。他先要求马德堡大主教出面干涉，大主教对他置之不理。台彻尔得知路德对他的非议后扬言要处之以火刑。为展开公正的学术辩论，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把表明自己观点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万圣教堂的门上。论纲的主要论点是对赎罪券效能的批判：

（1）赎罪券只能是对教规法惩罚的宽恕；教会只可以赦免教会施加的惩罚，不能赦免上帝施加的惩罚；神的惩罚只有上帝才能赦免。

（2）赎罪券永远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也无力做到这一点。

（3）赎罪券不可能达及炼狱中的灵魂。

（4）真正悔悟的基督徒无需赎罪券便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

（5）真正意义上的“善功圣库”应是上帝的恩典。

路德的观点和做法道出了德国人的心声。他的学生把《论纲》从拉丁文译为德文付印，人们争相购阅，两个星期传遍德国。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路德的《论纲》取消了罗马教皇垄断《圣经》解释的特权。教会的精神特权一旦被取消，神职人员高于一般教徒的等级特权、教皇召集教会的行政特权也就随之取消，保护罗马的“三道围墙”被推翻了。依照路德的观点，教会不再是拦在个人和上帝之间的障碍，而变成了支持个人和上帝直接交往的后盾。

路德的本意是与其他神学家展开神学辩论，在基督教会和个人虔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反对教皇。他贴出《论纲》之后，感到此举涉及教会的政策，因而跪在家中祈祷上帝的宽恕。在罗马教廷看来，攻击赎罪券就是攻击教皇的权力，教皇代表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是全世界的教会，反对教皇就是反对整个教会。路德最初的善良愿望在以上逻辑中被彻底击碎，教廷和教会要召路德到罗马受审。在萨克森选侯的周旋下，路德与教皇的代表于1518年10月在奥尔斯堡进行公开辩论。路德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宗教会议的决议也可能是错误的，从而否定了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威。1519年6月，路德再次与教皇的代表在莱比锡展开辩论，他指出《圣经》才是真正的权威，教皇和教会会议的行动和法令只有与《圣经》一致时，人们才有必要服从。路德在辩论时慷慨陈词，天主教神学家厄克的秘书为路德的思想折服，舍弃旧教。路德的思想触怒了教皇利奥十世，1520年6月15日教皇颁布了《斥马丁·路德谕》，要求路德两个月内到罗马公开忏悔，否则开除教籍。路德逐渐认识到欲使罗马教皇自行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他当众烧毁了教皇的敕令。同年8月到10月间，路德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3本小册子，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宗教思想和政治主张。路德新宗教的要义可以归结为：（1）因信称义。人们不必念经、斋戒，不必施舍、朝圣、购买赎罪券，依靠自己的信仰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一个有信的人自然会流露出善行，信心会改变一个人，使他结出义的果。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不禁善行，而是赞许善行。他强调的是一个人是否行善以及行善的多少与“称义”无关，他提醒人们不要执着于善行，不要把善行当作“称义”的阶梯或向上帝讨价还价的筹码。（2）确立《圣经》的权威。《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最高权威，个人在阅读、解释、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为义人。在《圣经》面前人人平等，教皇并不比普通信徒优越。教皇和教士无权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强加于他人。放松教义的控制，准许个人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对人类的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3）信徒皆为祭司。俗人和僧侣之间的区分由此消除，每一个人都可以和上帝发生关系，上帝和人的灵魂之间不需要中介，俗人和教士有机会以“信”直接接近上帝，他们都有在自己的同胞中推进上帝之国的责任。

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害怕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危及帝国命运，1521年4月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胁迫路德收回其观点，否则予以严惩。在路德被通缉的危急时刻，萨克森选侯把路德“劫持”，使其隐居起来，自1521年至1534年，路德精心将《圣经》译成德国人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德文。

路德派对罗马教会的激烈批判引起了人文主义温和派的反对。埃拉斯莫于1524年写出了反驳路德拯救观的文章《论自由意志》，路德以《论奴役意志》作答。埃拉斯莫又写出了《反路德被奴役的意志的奢望》。路德与埃拉斯莫的争论涉及人性、道德的基础等重大问题：人如果不能自由选择善恶，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行动承担道德责任？上帝惩恶扬善有什么公正性？人的拯救有什么伦理价值？路德认为自由的反面不是必然性，而是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追求。埃拉斯莫把自由理解为人类意志的一种力量，使人决定做趋向或背离拯救任何事情。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信仰的确定性与理性怀疑精神的差别。

宗教改革推动了德国的农民运动。1524年，分散的农民运动汇聚成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农民运动领袖闵采尔依据基督教提出了“千年帝国”理论。[1]他主张消除人民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废除一切阶级、一切暴君、徭役和整个旧社会，平均分配财产，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千年帝国。路德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依然坚持依靠国内的封建主驱逐罗马教皇势力在德国的扩张。1525年，农民革命被镇压。1529年，德意志帝国会议在斯拜伊尔召开，反对路德教派的旧教诸侯占据优势，路德派诸侯联合发表《奥格斯堡信纲》重申路德神学思想，指出罗马教会的弊端。教廷强烈反对，勒令其收回《信纲》。此时，路德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应该把暴力是否正当的问题留给法学家去解决。[2]1555年，查理五世与新教诸侯谈判，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路德派取得了合法地位。

路德去世之后，对宗教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是符腾堡大学希腊语教授菲利普·梅兰希顿，他对哲学和人文学科造诣深厚，自1526年起他就开始着手建立新教的教育体系，消解路德宗与人文主义的隔阂。梅兰希顿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应该得到尊重，他对《伦理学》的评注赋予了路德关于信仰、内疚、自由权和先定理论更多的伦理意义和理性色彩，从而开创了新教亚里士多德主义。梅兰希顿的学说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灵魂对上帝的认识、灵魂不朽、尸身复活当作心理学事实，建立了一个包括对人的身体、感觉、自由和感情进行生理学、认识论、伦理学和修辞学全面研究的理论。梅兰希顿的人文主义倾向和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创造性解读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以知识阶层和政治家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了路德神学。

（二）茨温利与宗教改革的发展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全境发展起来之后，瑞士也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是乌尔德里希·茨温利，他出生于瑞士东部圣加仑州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在维也纳和伯尔尼接受人文教育，直接受到埃拉斯莫等人的影响。他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把早期基督教的情形与现实的宗教生活相对照，努力追求“基督教真理”的来源。

茨温利和路德一样认为《圣经》是圣道唯一的、充足的源泉；信仰是明晰、简单的；《圣经》是上帝意志的启示和记忆。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内在的启示对《圣经》的意义作出自我解释。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能充当人与圣道之间的中介。因为任何中介都会把个人和上帝分开，降低灵魂的追求，减少上帝的荣耀。这是对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圣经》是唯一信仰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一个人所获得的内在启示给予他获救的确信。内在的道是“内部导师”，具有再造内部存在的力量。只有这种内部的力量开始工作时，外在的文字、符号才开始显现意义，人在《圣经》中获得慰藉、信心和确认。获救是灵魂的体验，不在于理性的思辨和语言表达。茨温利的思想比路德更富有理性和哲学论证。他曾与路德就圣餐的意义问题展开辩论。路德认为应按照字面意义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茨温利则认为文字只是圣道的外在标记，应按照象征意义理解这句话，圣餐的意义在于内在的启示，而不在于基督身体的意象。

1524年，茨温利在市民掌权的市政当局的支持下，对苏黎世的天主教会进行了全面改革。他取消了圣像、圣物，以简单的仪式代替弥撒，用民族的语言礼拜，废除了许多无《圣经》根据的教规和仪式。茨温利主张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否认赎罪券的功效，他还在苏黎世出版《圣经》向市民宣讲，用没收的教产作经费开办医院、学校和济贫院。茨温利的一系列改革遭到了天主教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1531年，茨温利在卡佩尔战役中身亡，瑞士的宗教改革从此衰落。但茨温利教派仍在德国南部、波兰、匈牙利等地流行，为新教激进派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三）加尔文与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茨温利之后瑞士宗教改革的领袖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加尔文出生在法国北部皮卡迪省，1523年他考入巴黎大学，与人文主义者尼古拉·柯普交往甚密。1528年他考入奥尔良法学院研习罗马法，并将其与神学和伦理学相结合。为了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原文，他于1531年又回到巴黎，专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研究神学的过程中，他被路德的新教思想所吸引，开始参加巴黎的新教教会，完成了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的转变。改信新教的加尔文因宣扬路德的宗教思想被指控为宗教异端，不得不流亡瑞士。到巴塞尔之后，加尔文为探索适应法国的宗教改革学说，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早期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和马丁·路德的著作，于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先定论。这种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上帝对人的拯救也是预先安排好的。因此，就不需要再相信罗马教会的旧教义，从而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加尔文宗把神圣和世俗融合为一体，在法国、英国、荷兰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加尔文宗教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派”。

宗教改革在法国引起的反应与德国不同。天主教是法国的国教，教会从属于国王，支持天主教就是支持王权。在法国传播最早的新教是路德派，后来是加尔文派，法兰西斯一世最初对新教比较宽容，因为他在意大利战争中急需德国新教诸侯的支持。1534年以后，他改变政策，开始迫害新教徒。尽管国王采取各种迫害手段，新教徒仍然有增无减，加尔文教派在法国南部广为流传。

从16世纪40年开始，特别是50年代，许多高级贵族改信加尔文派。企图借此要挟国王，夺取权力，以恢复往日的独立地位。北部的封建贵族以“保卫王权，保卫天主教”为口号，同南部对抗。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路经瓦西镇，正值胡格诺教徒举行礼拜，吉斯率军袭击教堂，死伤200余人。该事件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战争持续30多年，共历10役，史称“胡格诺战争”。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节之夜，天主教徒在王室的支持下大肆屠杀巴黎的胡格诺教徒，南北矛盾更加激化，法国处于分裂状态。1573年，胡格诺教派组成了联邦共和国。1576年，北方的天主教贵族成立了“天主教同盟”。1584年，亨利三世的兄弟安茹公爵病死，因王位继承权问题，战争演化为瓦洛亚、波旁、吉斯3个家族争夺王位的战争。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身亡，胡格诺派的领袖波旁家族的亨利继位，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1590年，亨利四世进军巴黎受阻；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围攻卢昂。为了摆脱困境，亨利四世不顾胡格诺教徒的反对，改信天主教，声言“为了巴黎是值得作弥撒的”。1593年，亨利四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1594年3月他进入巴黎，成为公认的国王，三十年战争从此结束。为平复天主教会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和胡格诺派郁结的愤懑，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礼拜，把以前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天主教会；胡格诺教徒享有信仰自由，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在国家公职中享有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承认新教信仰自由，是欧洲第一个宗教宽容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