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绝不是古典学术、艺术的简单恢复。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所谓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古典文化为借鉴，在继承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以适应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导演出历史新场面的需要。文艺复兴本质上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的。正如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伏尔泰（1694-1778）指出的，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文艺复兴的这种创造是从文化基础上对旧时代的革新。

一、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兴起

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个时代的话，那么人文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它不仅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伟大的文化建设。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来源于拉丁文“Humanus”（意为人类的）或“Humanitas”（意为人性），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有两方面：一是指与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文学科，即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等；二是指关于“人”的学说。

（一）从“神”到“人”的回归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人文主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如何摆正“人”的位置，提高“人”的地位，始终是不同阶段人文主义者共同思考的主要问题和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教会把上帝视为一切思想的核心，神一直是人们颂扬的唯一对象，神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最高造物，是尘世的最高目的。虽然尘世的一切都以人为中心，但与上帝相比，人的地位是卑贱的，人一出生就已经成为罪人，人的一生与赎罪联系在一起，作为上帝的奴婢，人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在现世克制自己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限制欲望的满足，神学家们宣扬只有来世或彼岸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中世纪的神学严重压抑了人性，人的价值和创造作用受到藐视，整个社会也因此失去活力，陷入停滞状态。基于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厌恶，人们的目光开始由神转向了人，在文艺复兴早期，这一转向大多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此期间，出现了词句优美、以反映市民生活和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小说以及具有现实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在被誉为“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文学三杰”的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充满了对人的尊严、人生价值、人的权利、人的现世生活、人的真实情感和欲望的热情歌颂，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腐败、虚伪、扼杀人性的激烈批判。人文主义之父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就够了。”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主人公之口热情赞美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

虽然人文主义对教会的批判并没有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但人文主义者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变了神人主从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文艺复兴时期，不少人文主义者写了论人的尊严和赞美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使人摆脱神和教会的控制，还其历史主人的本来面目。米朗多拉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学说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理论发展的顶峰。他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的始祖说：“人是不能被赋予任何固有的东西的……我们不给你固定的地位，固有的面貌和任何一个特殊的职守，以便你按照你的志愿，按照你的意见，取得和占有完全出于你的自愿的那种地位、那种面貌和职守……而我们却给你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你的天性。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意和看到那里的一切。”[2]在这里，人的自主性被充分肯定，上帝创造人的说教淡化了。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认为人是自己的主人，对命运要敢于斗争，人有能力去抑制命运女神。

（二）理性和科学

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欧处于独尊地位，思想文化领域笼罩着蒙昧主义的迷雾，理性屈服于宗教信仰。对中世纪持否定态度的人文主义者，对社会和人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颂扬人，把自由地、全面地发展人的个性的理想放在首位。不少人文主义者对神职人员、宗教组织乃至宗教信仰持否定态度。圭查尔狄尼认为“信仰也就是对非理性的现象的坚定意见或确信”。他把宗教看成是迷信，认为上帝只是“对头脑糊涂的人有特别大的威力”[3]，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已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虽然圭查尔狄尼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彻底否定天主教的存在，但在他看来，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已是高于宗教信仰了。这种关于人的理性的深刻发现，给宗教神学造成了沉重打击。在理性面前，上帝失去了奴役人的权力。人在摆脱上帝的羁绊之后，获得了理性的力量，恢复了价值、尊严以及个性自由发展的能力。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得拉克致力于发掘被遗忘的拉丁文手稿，号召复兴古典文化，最早提出以“人学”（人文学科）对抗“神学”。在人文主义者的言行中，古典文化成为反对蒙昧主义、反对中世纪官方哲学--经院哲学的锐利武器。

（三）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

人文主义对人和人性的强调自然而然提出了对人的美德和知识培养的问题。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呼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们认为人文知识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美德和增加人的知识的最佳途径，人的潜能、人的智慧必须靠人文主义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他们创作关于教育的论文，根据自己的观念开办学校，对教学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并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教育纲领。文艺复兴之后，人文学科成为社会教育体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求知欲极强的青年们聚集在拥有古典名著手稿并具有解释这些手稿的知识和能力的学者周围，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直到今天人文学科仍然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者们的改革要求和实践，比起中世纪的僧侣主义教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的最大功绩是使千百年来被中世纪僧侣视为异端的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在课程中取得了合法的优势地位，经院主义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动。除了注重人文学科教育外，人文主义者们还注意到舞蹈、音乐、绘画等技能的学习，并开设了体育或军事课程。人文主义教育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启迪人的心智，传播新知识，培养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才，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

二、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革新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在古典文化重新被发掘和研究的前提下，产生了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学和新艺术，标志着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

（一）文学三杰

这个时期的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被后人称为“文艺复兴文学三杰”。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是这个时代的先驱，他因其文学成就被视为与莎士比亚、歌德齐名的西方文学史上的三大天才巨匠之一。但丁的文学著作主要有《新生》、《论俗语》、《神曲》等。长篇史诗《神曲》用意大利的押韵韵文写成，全长14000多行，分为《地狱》、《炼狱》（又译《净界》）、《天堂》3部分，每部分33歌，加上序曲，共100歌。作品讲述了但丁在梦境中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界的经过。在游历过程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政治、伦理、社会、生活、人生的看法，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对生活在其中的中世纪作了完整的总结，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神曲》中的“地狱”是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天堂”是人类的理想和希望，“炼狱”则是我们人类从现实到理想中须经过的苦难历程。但丁希望人们认识罪恶，悔过自新，去认识最高真理，达到最理想的境界。但丁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显示了人文主义的萌芽，也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彼得拉克（1303-1374），毕生致力于搜集古典著作，研究古代文化，认为古典著作可以完善人们的智力，使行为文明化。他号召复兴古典文化，以“人学”（即人文学科）对抗“神学”，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主要著作有《阿非利加》、《歌集》、《意大利颂》和《名人列传》等。《歌集》是他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代表诗作，共366首，其中十四行诗317首，抒情诗29首，六行诗9首，叙事诗7首，短诗4首。全部诗集分上、下两部分：《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与但丁笔下那种隐喻性、象征化、哲理化的爱情不同，《歌集》主要歌颂了现实人生的爱情、幸福和快乐。通过长期探索和创作，彼得拉克使十四行诗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展成为一种新诗体，即“彼得拉克诗体”，为欧洲抒情诗开创了道路。英国的乔叟和莎士比亚均模仿了他的诗体。

薄伽丘（1313-1375）一生著述颇丰，包括叙事诗、十四行诗、长篇小说、论文等。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西方第一部用散文体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小说叙述了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瘟疫，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所别墅里住了14天，其中的10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故称《十日谈》。书中的100个故事取材广泛，分别来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逸闻趣事、法国寓言、东方民间故事等，共同构成了一幅反映当时市民阶层及社会生活的画卷。全书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情节离奇曲折，语言生动诙谐，处处流露出作者的人文主义倾向，用写实主义手法赞美人和现实生活，对西方文学的发展方向给予重大影响，薄伽丘本人也成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二）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1547-1616）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被誉为欧洲“近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全名为《匪夷所思的拉曼查绅士堂吉诃德》，共分2卷，讽刺了已不合时宜的中世纪骑士精神，给骑士小说致命一击。自从这部作品问世以后，西班牙再没有骑士小说出现。小说揭露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正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荒**腐朽，展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斗争，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抨击。小说成功塑造了可笑、可敬、可悲的堂吉诃德和既求实胆小又聪明公正的农民桑丘这两个世界文学中的著名典型人物，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朴实无华的生活真实，也有滑稽夸张的虚构情节，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上，在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堂吉诃德》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先后被译成100多种语言，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18、19世纪的狄德罗、巴尔扎克、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等。

（三）威廉·莎士比亚

被称作“英国戏剧之父”的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中出现的一位最伟大的巨人。莎士比亚一生一共写了2部长篇叙事诗、37个剧本、154首十四行诗和一些杂诗。他的代表作有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四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和《理查二世》等。在这些作品中，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处于封建和资本主义交替历史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述，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莎士比亚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将真实的人性展现给世人，揭示出人的尊严与价值，融入了他对人文主义的深刻理解。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本·琼生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和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为“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上演。

三、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代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二是发现了自然。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对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一系列航海活动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使人们更为清楚地了解了地球上海洋与陆地的分布情况，并可以更为精确地确定地球的形状与体积，欧、美、非、亚四大洲被真正连接起来，世界在这一过程中终于第一次成为一体。随着欧洲人脚步的拓展，人们看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植物和动物品种，对世界各大洋的科学勘察活动的增多，也造就了欧洲生物学的重大成就。“地理大发现”推动了人们的科学思维，当人们用感性的、实验的眼光重新审视自然时，它们便展露出新的面貌，随之而来的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一）天文学的成就

近代自然科学是以天文学的革命为开端的，在这一领域首先向教会权威和神学世界观挑战的是波兰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

1.哥白尼的“日心说”

在中世纪中晚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总体上仍受到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的影响：地球是宇宙的中央，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运行。由于15世纪时人们对行星运动轨迹的测量日渐精确，托勒密体系的正确性受到了怀疑。哥白尼经过30多年对日、月、星辰运动的观察与计算，提出“太阳中心说”，并写成《天体运行论》一书。全书共分6卷，在第2至6卷中，哥白尼分别叙述了其他行星运动与地球运动的关系，指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围绕太阳运行并能自转的一颗普通行星而已。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人类对自然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天文学革命的重大变革，也意味着人对自然理解的重大变革。在人们的思想仍然受到宗教神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左右的情况下，哥白尼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使天文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后经由布鲁诺、第谷、开普勒、笛卡儿直至牛顿等众多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由他开始的天文学革命，发表《天体运行论》的1543年也被当作近代科学的开端。著名诗人歌德充分肯定哥白尼的功绩：“哥白尼地动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可与之比。”“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天翻地覆地把人类的意识倒转过来。因为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相信伊甸的乐园，赞美诗的歌颂，宗教的故事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研究用来宣布其独立”的重要依托物“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这一著作问世后，“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4]

2.开普勒定律

开普勒（1571-1630）是德国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开普勒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即“开普勒定律”。其内容是：每一个行星沿一个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也称行星运动第一定律或轨道定律）；在相等的时间内，行星和太阳的连线所扫过的面积相等（又称面积定律）；行星绕太阳一圈的时间的平方和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又称调和定律）。“开普勒定律”否定了以往学者（包括哥白尼）有关一切天体运动都是圆周运动的成见，他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宇宙天文学体系，而且为整个天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学基础，为牛顿后来发现万有引力铺平了道路。

3.伽利略的贡献

当开普勒正在孜孜以求地计算行星轨道、进行天文学理论的改造之时，在意大利，另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2）也正在从事天文学研究。1609年，伽利略自制了用以观察天空的第一架望远镜，通过这个放大率可达30倍的望远镜，伽利略观察到月球表面的高山、深谷并发现了木星的4颗卫星，他将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成果汇聚成《星的使者》一书。为证实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提供更多的支持，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再次震动了学术界和思想界。《对话》以3个朋友谈话的形式围绕着哥白尼学说和托勒密学说的真伪展开辩论，明白无误地传递了哥白尼“日心说”的信息，宣告了“地心说”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破产。

天文学研究打开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革命的突破口，破除了人们长期迷信的并带有宗教灵光的权威观点，树立起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一整套观察、实验与思考的方法，由此为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血液循环说与医学的突破

中世纪时，教会将古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创立的有关人体的“三位一体”说视为神圣“信条”，认为人的肝脏、肺与大脑分别产生“自然”、“生命”、“智慧”3种灵气混入人体而构成生命，将虚幻的“灵气”看成生命之本以符合基督教“上帝造人”说的需要。然而，当中世纪的黑暗渐渐消退的时候，比利时的生理解剖家维萨里（1515-1564）通过认真、系统的解剖工作，对人体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人体构造》一书，大胆纠正了盖伦著作中的200多处错误，对传统医学提出挑战，揭开了医学领域革命的序幕。该书与《天体运行论》同时出版，维萨里和哥白尼也被人们誉为科学革命的两面旗帜。此后，维萨里在巴黎大学学习时的同学，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1511-1553）提出了血液从右心室通过肺流入左心室的小循环学说，为发现人体全身的血液循环铺平了道路。血液大循环是由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最终完成的。哈维通过解剖，考察了血液循环的大部分进程，公开批判盖伦的观点。1616年，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1628年，出版了他的著名医学著作《心血运动论》，对血液运动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不仅科学地描述人体的血液循环动力，解释了生命现象的生理基础，而且扫除了传统的盖伦的“肝为血液循环中心说”，使生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他被后人誉为近代“生理学之父”。

通过不断探索，医学家们终于将教会鼓吹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且笼罩在神意光环下的人，作为物质的人与生理的人来加以审视和考察，并揭示了人体构造的某些客观物质规律。于是，中世纪神权也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神圣的理论依据。

（三）数学的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数学不仅是应用科学，也是理论科学。这一时期数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几何透视法、代数学和三角学方面。

艺术家们把描述现实世界作为绘画的目标，研究如何把三维的现实世界绘制在二维的画布上。他们研究绘画的数学理论，建立了早期的数学透视法思想，这些工作成为18世纪射影几何的起点。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达·芬奇、阿尔贝蒂、弗朗西斯卡，德国的丢勒等。

代数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最杰出的成果是意大利学者所建立的三、四次方程的解法。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1501-1576）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这一公式的发现实应归功于另一学者塔尔塔利亚（1500-1557）。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1522-1565）第一个推导出一元四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稍后，邦贝利在他的唯一一部数学著作--《代数学》中系统总结了代数方程理论，阐述了三次方程不可约的情形，并使用了虚数，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代数符号。被尊称为“代数学之父”的16世纪著名的法国数学家韦达（1540-1603）最终确立了符号代数学。他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于1591年出版了名著《分析方法入门》，对代数学加以系统的整理，并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字母来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使代数学的形式更抽象，应用更广泛。韦达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中，改进了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还建立了二次和三次方程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

在文艺复兴时期，三角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1476）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于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书中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有很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哥白尼的学生奥地利天文学家、数学家雷蒂库斯（1514-1574）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展示了它的进步：物理学（力学、光学、水力学）以自己出类拔萃的代表伽利略而骄傲；化学的知识正在积累；生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成绩斐然。总之，这一时期，欧洲的自然科学经历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进军，当它接管了科学王国的宝座后，它就再没有让出过它的王位。

四、哲学思想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15、16世纪的哲学，开始借助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来说明世界，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它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为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尼古拉·库萨的自然哲学思想

德国的尼古拉·库萨（1401-1464）是发挥了新柏拉图主义和泛神论传统的第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库萨思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问题，即有限的人类理智如何认识和把握无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库萨继承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些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上帝是“极大”、是“对立面的一致”，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库萨是近代第一个提出著名的“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者，并用数学对这种观点作了证明，直接影响了以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成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驱。库萨深刻揭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论证了精神的无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为哲学的最高主题。

（二）乔尔丹诺·布鲁诺--上帝与自然一体思想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是意大利天文学家和唯物论者，又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子、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布鲁诺认为宇宙是个能动的、无限的统一体。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受到库萨的较大影响，他吸收了尼古拉·库萨“对立面的一致”的观点，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在描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时，布鲁诺采取了与基督教不同的方式，他否认上帝从外部主宰世界，认为上帝只存在于宇宙之内，作为一种能够赋予万物生命的自然原则，上帝既活动于世界整体中，也活动于世界的每个部分中，上帝和自然是一回事。他在继承和发展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文艺复兴时期先进哲学和自然科学成果，再次用泛神论的形式阐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证了辩证法思想，开近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先河。布鲁诺的思想在笛卡儿的理性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现。

（三）弗兰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培根的著作主要有：《论学术的进展》（又名《论科学的价值和进展》，中译本名为《崇学论》）、《新工具》、《论原则和本原》、《论古代人的智慧》、《政治和伦理论说文集》和《新大西岛》。

培根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科学的伟大复兴，而科学的进步及其实际应用就是要人类征服自然。培根尖锐地揭露和抨击经院哲学极端蔑视自然的态度，主张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自然，他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征服自然。但是，人要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去认识自然，遵循科学研究所得出的自然规律。针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为了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为哲学和科学争取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他还提出“二重真理说”，即知识可以分成神学和哲学两类，科学与宗教可以互不干扰。培根认为对于古代以来关于知识可靠性的问题，必须诉诸经验。但是，假象经常使人们无法正确地认识真理，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复兴。培根根据这些错误的不同来源把假象分为4类：“族类的假象”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人类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5]。培根认为，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洞穴的假象”是培根借用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说明由于每个人天性、教育、交往、阅读的书籍以及崇拜的权威的不同，从而产生一些成见和偏见。“市场的假象”是人们在彼此接触和交往中由于语词使用不当而产生的错误。“剧场的假象”来源于哲学家们遗留下来的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假象”虽然危害很大，却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培根认为运用经验归纳法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假象”，获得可靠的知识。培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打破了各种偏见并指出，经验是一切自然知识的源泉，他提出的方法与近代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是大致相同的，他的经验论的基本原则成为后来英国经验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四）勒奈·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与主体性的觉醒

和培根一样，笛卡儿是欧洲哲学史上另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勒奈·笛卡儿（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对现代数学、物理学均有很深的研究，他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在哲学方面，他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提出了近代哲学的基本原则即主体性原则，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的主要著作有《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和《哲学原理》等。

笛卡儿认为，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必须具有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特征，为此，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但是，虽然人人都有理性，仅有理性却是不够的。“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均等的。因此，我们的意见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由于一些人所拥有的理性比另一些人更多，而只是由于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运用我们的思想，以及考察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单有良好的心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应用它。”[6]在笛卡儿那里，方法问题成为了哲学的首要问题。他提出4条方法论规则：“第一条是：决不能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用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间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要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7]这4条方法论原则灌注了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和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在此基础上，笛卡儿建立了他的“理性演绎法”。人要发挥“理性”的权威，清除谬误，就必须对以往接受的一切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以此寻找无可置疑的真理，确立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建立知识大厦的基石。由此，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并以此当作他“所研究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或整个体系的基石，即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是起作用的，而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所以，思想是“我”的本性。笛卡儿的“我思”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近代哲学奠定了反思性、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等基本特征，因而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对笛卡儿赞誉有加：“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多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8]从“第一原理”出发，笛卡儿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概念是无限完满的，而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实体--上帝存在。接着，笛卡儿还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存在。这样，从普遍怀疑出发，笛卡儿确立了心灵、上帝和物体3种实体的存在，并把这3种实体的确立看作他的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部分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在三者中，上帝是绝对的实体，是最高理性，心灵和物质都来自于上帝，它们各自独立，平行存在，互不影响，这就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典型的二元论。

五、政治学思想的发展

（一）尼可洛·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思想

尼可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代表作有《君主论》（又称《霸主》）、《论李维的前十卷书》（又称《罗马史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等，其中的《君主论》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论述政治权力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主要论述了如何获取、维持和扩张政治权力以便重新恢复和建设他所生活时代的秩序。他的政治理论摆脱了中世纪政治理论家们基督教神权政治理论的藩篱，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从人和人的经验出发，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反对教皇和教会干预世俗政治，否定了中世纪世俗政权依从于教会政权的主张，结束了教权与君权的长期争论。马基雅维里还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离。他主张，国家的根本问题就是统治权，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国家的庄严、强大和安全，国家的利益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法则，因此，衡量统治者的政治标准只有一个：亦即他所从事的增强、扩大和保持国家权力的政治手段是否成功。“国家利益”是政治伦理的唯一行为准则。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法律思想全部建筑在对人类现实的本性的理解之上，马克思评价他“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9]，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他不仅向一向被神学笼罩的政治学领域投下了一束理性之光，更把一向与道德捆在一起，且隶属于道德的政治学解放出来。和他的中世纪前辈们相比，马基雅维里在考察政治权术时无疑要现实得多。

（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516年，他完成了一部著名而又颇具争议的作品--《乌托邦》，全名《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乌有之乡”。在书中，莫尔批判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了一个废除了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贫富对立，人人参加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各取所需，存在着绝对的宗教宽容的理想社会。比起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莫尔并没有将当时社会的弊病归因于人的愚蠢、缺乏道德心和对宗教的不虔诚，而是直指私有财产制度。在《乌托邦》中，他这样写道：“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仍然保留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愤重负下。”莫尔第一个明确地表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原理，他的政治思想对以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乌托邦结合了柏拉图古典完美社会的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古罗马修辞策略，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另一代表人物是康帕内拉。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杰出的思想家。康帕内拉一生一直在思索改造社会的计划，寻找拯救人类的出路，幻想建立幸福的社会。经过多年的构思，1601年康帕内拉在狱中完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在他虚构的新型理想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生产和消费由社会统一组织安排，产品按公民需要分配，儿童由国家抚养和教育，教育与生产相联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受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乌托邦》的深刻影响，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它反映了意大利早期无产者和贫苦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是一个转型时期，它见证了始于中世纪盛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延续。同时，作为一场运动，它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期，西方近代文化正是在文艺复兴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学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体现了人性的觉醒，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1] ［俄］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14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

[2]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3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82~8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3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下卷，3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361~362页。

[7] 同上书，364页。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