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基督教思想全面发展并逐渐取得精神与世俗统治地位的时期。基督教思想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汲取了营养，从而使基督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哲理化，更加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中世纪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经院哲学的发达，商业的繁荣，都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全面发展并兴起了近代的大学教育。在封建主与贵族的利益博弈过程中，近代形式的议会政治的雏形也开始出现。

一、基督教文化思想的繁荣

基督教早在公元1世纪诞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故土--巴勒斯坦。据传创始人为耶稣。公元2世纪中期，在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有基督教的追随者。最初的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宗派，它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压迫的结果。在罗马帝国初期，巴勒斯坦并入罗马版图，随之传入了在犹太人中间一直流传的弥赛亚（救世主）的传说。耶稣的使徒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弥赛亚（救世主），这些信仰者被称作基督徒，他们的宗教团体也被称为基督教。

基督教继承希伯来圣经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主要教义有“三位一体”、“原罪”、“因信称义”、“信救赎”、“信天国”、“永罚”、“信末世”等。所谓“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基本信条之一，即相信上帝唯一，但有三个“位格”：“圣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圣子”--“基督耶稣”，上帝之子，受上帝之遣，通过童贞女玛丽亚降生为人，道成肉身，并“受死”、“复活”、“升天”，为全人类作了救赎，必将再来，审判世人；“圣灵”--“上帝圣灵”。三者是一个本体，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所谓“原罪”是基督教伦理道德观的基础。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因偷食禁果犯的罪传给了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生来就有这种原罪，此外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的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原罪”说日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方“罪感文化”，对欧美人的心理及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基督教还提出，人类凭借信仰就可得救，而且这是在上帝面前成为所谓“义人”[2]的必要条件。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基督徒们一直遭受着各种形式的宗教迫害，但是这种折磨并没有消灭基督教，反而使它更为强大了。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的影响已势不可挡，罗马帝国内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已达到600万，包括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许多上层人士都被吸引，纷纷皈依其下，基督教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信仰，开始走向全面的文化繁荣。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李锡乌斯在米兰会晤，发表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宣布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政策，使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基督教从此得到了长足发展。

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又颁布法令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禁止罗马国内其他一切宗教，使基督教成为唯一合法的宗教，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从此，它一统天下，左右逢源，决定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整个文化生活。罗马帝国分裂以后，文化全面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在几个世纪里对欧洲所有的国家和部落来说始终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制度。教会不仅是统摄整个欧洲的政治制度，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它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形成、仁爱的社会生活准则等都对中世纪欧洲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基督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形成

中世纪是信仰的世纪，似乎一切都在为信仰服务，就连哲学也未能幸免。哲学与神学在内涵上本属两个范畴，但在中世纪西欧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却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连体。神学以哲学的面目登台，哲学以论证神学作为主要的存在方式。正是这一时期造就了西方哲学的另一个传统--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哲学在西欧中世纪时期曾先后经历过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为教父哲学，后期为经院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官方正统的宗教哲学，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期准备和基础，经院哲学是在新形势下对教父哲学的发扬光大。

（一）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学思想

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奥古斯丁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以神为中心，启示为基本，而哲学则为神学的使女；他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多了解真理，但信仰至上，“如果要明白，就应当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不能明白”。奥古斯丁是继古希腊哲学之后出现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天才，在他的思想中，正在日益上升的基督教文化首次获得了高度的哲学表达。在5-6世纪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不渗透着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也是整个中世纪的重要思想遗产。

在历史上，创立并论证基督教教义和教条的教会人士被尊称为“教父”，由他们创建的哲学与神学的混合体则被称为教父哲学。教父哲学产生于公元2世纪末，繁荣于西罗马帝国行将崩溃的4世纪末5世纪初。教父哲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尔图良、奥里金和奥古斯丁等。奥古斯丁在创立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基督教哲学标志着教父哲学的顶峰和终结。

1.上帝神性论

奥古斯丁从各个方面论证上帝的神性。第一，上帝是不变的：作为最终实在的上帝是圆满无缺的，故没有理由让之变化。第二，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创世既不需要材料，也不需要工具，甚至连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他仅凭语言就足以产生出整个世界。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写道：“你创造天地，不是在天上，也不在地上，不在空中，也不在水中，因为这些都在六合之中；你也不在宇宙之中创造宇宙，因为在造成宇宙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的场所。你也不是手中拿着什么工具来创造天地，因为这种不由你创造而你借以创造其他的工具又从哪里得来的呢？哪一样存在的东西，不是凭借你的实在而存在？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第三，上帝是永恒的：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存在于时间之外，不受时间流变的影响和制约。第四，上帝是全善的：每一件事物之所以是善，只是因为它是实在的，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实在，所以上帝是全善。

2.双城论

奥古斯丁竭力宣扬双城论。他的《上帝之城》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他将世界分为“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尘世之城指的是末日审判后恶人所居留的地狱和人们现世栖息生活的世界，上帝之城指的是上天之中永恒的幸福和现实生活中的基督教会。他由此认为，教会的权力应当高于世俗的权力，只有如此，尘世之城才能得到救赎，而成为上帝之城的组成部分。

3.三位一体论

与《忏悔录》和《上帝之城》相比，《三位一体论》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它侧重于从上帝“三位一体”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神与人的关系，因此，在这三部著作中，《三位一体论》被公认是理论水平最深的一部，代表了奥古斯丁神哲学的巅峰，也可以说是整个教父哲学的理论巅峰。在本书中，奥古斯丁强调一神真理，认为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虽有别，但他们的本质相同，位格相依而不离散。他说：“存在的却非三个上帝，或三个善者，或三个全能者，而是一个上帝，又善又全能，即三位一体自身。”[3]奥氏宣扬：“圣父”、“圣子”、“圣灵”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在“三位一体”中没有先后及高低的分别。奥古斯丁以神的本性作为讨论三一神的基础，他的正统三一论是以圣经为本，发展出神是绝对存在，单一不可分的观念。

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反映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人们由于失望所产生的虚幻理想，他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整个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时期乃至近代的宗教神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10世纪，教父哲学逐渐让位于经院哲学，11世纪时完全被经院哲学所取代。

（二）经院哲学思想的演变

如果说，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思潮是从理性走向神秘信仰，那么，经院哲学的形成则标志着理性的重新兴起，因为经院哲学的基础，就是尽可能把信仰和理性结合起来。

经院哲学最初起源于9世纪前后兴起的各种宫廷学校、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这些学校均以《圣经》和教父哲学中的教条为主要研读对象，被称为经院。那些把哲学作为外壳、以《圣经》及各种教条为研究对象并采用玄虚繁琐的论证方法的教会学者被称作经院哲学家，其思想体系便被称为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的发展和成熟，与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当社会生活逐渐安定，人们有了自信心，便开始相信自己的理性；同时，这也与12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欧的复兴分不开。由于十字军东侵，在西方失传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物理学》、《灵魂论》陆续被译成拉丁文，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等人的注释也随之在西欧流传。面对当时无与伦比的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基督教会先是怕，继而禁，随之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对基督教的天启观念与亚里士多德思想关系的处理，经院哲学逐渐成熟。

1.安瑟尔谟--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瑟尔谟（旧译安瑟仑，1033-1109），在西方思想史上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独白篇》、《宣讲篇》和《神何以成人》等。安瑟尔谟是典型的信仰主义者，竭力肯定宗教信条的绝对权威。他认为，理性必须服从信仰，信仰必须先行，没有信仰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先信仰，后理解”。安瑟尔谟的这种观点也代表了经院哲学家的鲜明立场。安瑟尔谟并不贬抑理性，恰恰相反，他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必然的真理。因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不需要借助有限的经验事实，只需要借助先验的逻辑力量，仅仅从概念就可以推演出上帝的存在，这就是使安瑟尔谟闻名于世的“本体论的证明”：“如果说那种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只在心中存在，那么，凡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和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就是相同的了。但是，这明明是不可能的。所以，毫无疑问，某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是既存在于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4]实际上，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提出了一个三段论式理论：上帝的概念是最完善的概念；而最完善的东西必然包括存在，不然就不能说是最完善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安瑟尔谟的证明其实处处充满矛盾，他在世时，就受到了隐修士高尼罗的激烈攻击，因此需要发明证明上帝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即经验的方式。这一任务后来由基督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

2.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存在的5种证明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一生共写有18部著作，重要的有《反异教大全》、《哲学大全》、《神学大全》等，其中以《神学大全》最为著名。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论证基督教神学，把信仰和理性、圣经和科学结合起来，从而建立了庞大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在托马斯看来，上帝的本质已经包含着存在，但这只是一个信仰的事实，对于理性来说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对此必须加以证明。在《神学大全》里，托马斯按顺序列举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5种理由：“首先，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事物的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推论下去，最后必然追溯到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上帝。第二，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任何事物都以另一事物为动力因，因此，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第三，从可能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由此推论下去，必定有一种东西，它自身就是必然的，同时又能赋予其他事物以必然性和存在的理由。第四，从事物中发现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真实的东西，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一种最高贵的东西，由此可以推论，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第五，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和谐的，有秩序的，仿佛是有目的安排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受到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这个存在者就是上帝。”[5]托马斯经院哲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重视理性，重视逻辑推理，而不相信感官和经验，认为感官不能达到“最高真理”--圣经。这样，托马斯的亚里士多德神学体系就取代了过时的奥古斯丁的柏拉图神学体系，给沉闷僵化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和生命活力。时至今天，西方天主教会仍崇奉其学说思想，罗马教廷下属的所有大学都有专门研修托马斯学说的课程，可见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3.罗吉尔·培根的科学实验思想

随着欧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经院哲学的衰落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还在托马斯时代，罗吉尔·培根（1214-1292）就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时代。在培根看来，所有问题都应该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也就是通过观察和借助试验询问大自然。培根主张大自然是一切真理的源泉。他不仅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攻击，而且还使整个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受到了震动，从而为中世纪末期欧洲思想向近代的转折准备了条件。培根嘲笑经院哲学家们缺乏对大哲学家们所用语言知识的了解，如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培根指责经院哲学家们缺乏足够的数学知识，培根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培根批评经院哲学家们一切以权威（《圣经》、亚里士多德、教父）为依据，并试图通过逻辑推理解决问题。

4.邓斯·司各脱神学与理性的对立观念

培根之后的英国方济各修会僧侣邓斯·司各脱（1270-1308）从另一个方面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在托马斯那里似乎已经达成的神学和哲学之间的和解又一次破裂了。司各脱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异教哲学家与基督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可能达成像托马斯认为的那样完美的统一。我们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一切本质的本质，所以理性不能证明上帝。因此，只能信仰上帝，不能通过理性认识上帝。邓斯·司各脱让理性与信仰分离，客观上为哲学摆脱神学束缚创造了条件。

5.奥卡姆的威廉与“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思想

与前两位思想家的影响相比，奥卡姆的威廉（约1285-1349）所实施的唯名论的革新对于经院哲学的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奥卡姆的威廉批判了唯实论者从共相出发推论出个体存在的思想方法，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是一种设想出来的东西，在物之后，是存在于理智中的一般概念，是符号，现实中没有与这种符号相应的实在的对象。现实中没有独立的联系，只有相互联系的事物。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之外设定一个联系，在多的事物之外设定一个多，只能使科学毫无意义地复杂化。这是违背逻辑和一切科学的基本原理的。在此基础上，奥卡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能以较少者去完成的事情，若以较多者去做，便是徒劳。”后人把它概括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从这一原则出发，他认为像“实体形式”、“隐蔽的质”、“影像”之类都是多余的东西，都应当加以抛弃。[6]奥卡姆的威廉的这一思想被形象地称为“奥卡姆剃刀”，这个定律在14世纪的欧洲，剃秃了几百年间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使科学、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6.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从经院哲学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就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斗争。唯名论认为，个别事物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概念只是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是事物的名称，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出现的。唯实论（又译实在论）认为，一般概念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先的某种精神实在。唯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伦加尔、阿伯拉尔和罗吉尔·培根。唯实论代表人物有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可以看出，两派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共相（即一般）与殊相（即个别）的关系问题。唯实论者把一般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东西，而把个别事物看作是第二性的东西，属客观唯心主义。唯名论则相反，强调个别事物的真实性，因此一般来说，它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是，唯名论并没有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而且否定一般概念的客观内容，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给主观唯心主义提供可乘之机。事实上，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场纯思辨的争论，它是封建政治斗争在宗教哲学领域里的反映，是以王权与教权之争作为其政治背景的，曲折地体现了两种政治势力所主张的不同的政治发展方向。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分野，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毕竟还是经院哲学内部的矛盾，它们对罗马教会基本教义的态度仍然是保持一致的。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上14世纪由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衰落和解体。总的来看，经院哲学并不十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成长，因为它强调内部的实在，不相信感性和经验，转移了人们对具体事物的实际细节和情况的注意力；但另一方面，经院哲学也奠定了随后欧洲思想赖以建立的基础，它使欧洲人养成极其严格而精细的作风，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它要求训练有素的思维，它使世界不损于推理，不怕去推理，正因为如此，西欧近代初期才能出现像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理性哲学大师。对于现代人来说，经院哲学所留下来的最大启示就是：人需要理性，也需要信仰，理性和信仰不能相互冲突。

三、中世纪的文化教育思想

与中世纪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此时的文化教育也呈现出等级性、宗教性等明显特征。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教会，在思想领域也同样占据着统治地位，文化教育中渗透着神学思想。

（一）教会教育

在中世纪早期，文化教育几乎全部为教会所垄断，罗马帝国时期的拉丁学校全被取缔，教会学校是唯一的教育机关。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学校按等级分为僧院学校、大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教会学校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神学是全部学科的“王冠”。僧院学校和大主教学校虽也教授“七艺”，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并赋之以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但客观上，七艺教育还是起到了普及基本知识的作用，为后来西欧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骑士教育

除教会教育外，中世纪还存在骑士教育。骑士教育是世俗封建主的教育，它是封建制庄园经济和封建等级政治的产物。当时，封建混战频繁，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培养骁勇善战的骑士成为各个封建主阶层的共同需要，骑士教育逐渐形成。

骑士教育产生于9世纪的后半期，至12世纪十字军东侵时发展到高峰，14世纪开始衰落，到16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笨重骑士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减弱等等原因，骑士教育完全消失。骑士教育大体可分为家庭教育、侍童教育、护卫阶段以及骑士阶段。骑士教育以军事知识技术为主，轻视文化知识的学习，骑士教育的直接结果就是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了尚武精神有余而文化知识不足的武夫，为封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它也为西欧人培养了乐观的现实主义人生观、爱情观及以后所谓的绅士精神。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骑士教育都带有鲜明的宗教性和等级性，这正反映了它们为封建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实质。

（三）大学的兴起

大学也是中世纪欧洲留给人类的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大学”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义是指会社、社团、协会或行会。至14世纪中叶以后，该词才成为特指高等学府即大学的专有名词。在中世纪初期几个世纪所形成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使社会对与政治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世俗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再加上11世纪时，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和医学均已达到较高水平，他们保存的大量的古希腊哲学、自然科学及医学方面的文献著作均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传播到西欧各地，扩大了西欧人的视野，为西欧大学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12世纪，欧洲首先出现了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据统计，至1500年时，欧洲实际存在的大学总共有79所。在中世纪早期大学中，还形成了今天学位制度的雏形。从长远角度看，学位制度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了解一个人所掌握的专门知识的程度和质量。以后，学位制度几经演变终于流传下来，至今仍被广泛采用。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是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大学不仅培育了哥白尼、伽利略等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学者，活跃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生活，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提供了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而且，栖息于大学中的许多时代杰出人物还直接参与社会改革，对西欧中世纪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四、议会政治思想的出现

议会政治，是指国会或类似的代议机构在一国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议会政治又称代议政治，表现形式是统治者与社会上层或社会各重要阶层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其实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了政治上的契约关系。中世纪是西方议会政治雏形出现的时期，它的出现是西方封建贵族和君主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与专制政治不同的是，议会政治下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要受到制约和平衡；专制政治之下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和不受制约的。

英国是中世纪西欧实行封建议会政治的典型国家，它的议会政治起源于《大宪章》和《牛津条例》的制定。历史上，英国是欧洲第一个迈向君主制的国家，王权不断加强。1215年，为维护封建贵族和大领主的权利，英国贵族联合部分主教和中产阶级人士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限制王权肆虐的封建文件，后世称为《大宪章》。《大宪章》规定：未经王国地方全体会议（即贵族议事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收任何兵税；未经与其地位相同者和法律审判，国王不得惩罚任何人；任何自由民都不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等。《大宪章》虽然并不是一部权利法案，也不是自由宪章，它在当时不过是关于贵族特权的记录，一份规定了君臣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历史文件，但它确定的有限政府的原则和国王要接受法律约束的思想，是议会制在英国确立的标志，也为西方社会17世纪出现的真正的议会制奠定了思想和法律基础。1258年，英国大贵族们在牛津开会，通过了进一步限制王权的决议--《牛津条例》，条例规定：由15个大贵族组成委员会，实际掌握国家政权；同时，由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贵族和另外选出的12名贵族组成国会，每年开会3次，讨论重大国事。尽管此后的国王和他的后继者们并没有遵守此项约定，但《牛津条例》初步提出了组成国会管理国家的思想。1265年，英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国会，英国政治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由封建贵族、教士、市民等共同组成的新型议会（即下议院的雏形）。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为筹集军费召开国会，出席会议的社会成员成分与1265年会议完全一样，被称为“模范国会”，以后国会经常召开。至此，等级代表会议与国王相结合的统治形式在英国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法国形成三级会议这一等级代表会议制度。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为了抗衡教皇权威和解决社会问题，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会议代表由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三级会议不定期地召开，其职能包括：国王要征收新税，事先须经其同意；监督赋税的开支；国家有关和战重大问题以及对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等。尽管议会政治在当时的作用根本无法与今日议会相提并论，但它在不同时期一直是抗议政治奴役的场所，是维护限制君王权力思想的场所，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7]议会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样式已经出现，一旦发育成熟，作用将是不可低估的。

纵观整个中世纪，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宗教思想所笼罩，宗教所具有的阴暗面和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使社会进步缓慢。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中世纪对于以西欧为主体的西方社会而言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欧洲大陆历史的真正起始，欧洲大陆在中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原始农耕状态发展到城市文明，从部落散居到近代国家雏形的形成，西欧各国的疆域和民族格局也在中世纪得到大致划分，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被称为“欧罗巴”的独特文化特征，并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主导形式。不仅如此，中世纪对于古典文明而言，不仅有破坏，更有继承和发展。对于日耳曼等北欧诸民族而言，中世纪则是他们步入文明的重要时代，是中世纪使他们成为一个拥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成为推动西方文明进程的中坚力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艺复兴的产生不能脱离中世纪在各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没有经历中世纪，很难想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会那样钟情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会要一心一意复兴“旧时”文明。总而言之，中世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一个造就欧洲社会和民族的时代。

[1] 参见［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上），董仲瑜等译，272页。

[2] 义人，《圣经》对因为信神而遵守神的律法者的称谓。

[3]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弛译，2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41~242页。

[5]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61~264页。

[6] 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166~167页。

[7] 徐新主编：《西方文化史》，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