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古希腊历史的发展,经过文明起源时期之后的希腊文化思想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风时期希腊文化、古典希腊文化和晚期希腊文化(即希腊化文化)几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古希腊人在宗教神话、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对其后的西方文明乃至当今的世界文化思想发展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书将古风时期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思想合称为早期希腊文化思想。早期希腊文化思想成就的主要特点是奠定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基本框架。这一基本框架由神话、宗教、文学、哲学和历史等学科中形成的一些重要文化思想构成。
一、希腊神话的世俗性特点与神人同形同性观
古希腊神话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最生动感人的神话之一,它滥觞于远古时代,其内容多为自然崇拜或万物有灵观念之类。与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不同的是,希腊人虽然创造了神祇,但并未被他们创造的神所左右,他们的神话带有明显的世俗性,此特征在其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是古希腊神话异于其他民族神话的典型特征。因此,有学者指出:“早期希腊人的神只不过是大写的‘人’而已。”[9]
依据赫西俄德《神谱》中的记载,希腊众神的来源大致是这样的:最初宇宙一片混沌,天、地和水是连成一体的,后来混沌中生出了一种被视为抽象物的黑夜之神诺克斯(Nox,夜)以及黑暗之神厄瑞波斯(Erebus,死亡之地);接着这两种抽象物生出厄洛斯(Eros,爱),厄洛斯又先后生出艾特耳(Aether,光明)与赫墨拉(Hemera,白昼)、地母盖娅(Gaea)和天父乌拉诺斯(Ouranos);[10]乌拉诺斯和盖娅结合,生下12个提坦(Titans)诸神。这就是神的原始世代。在诸提坦巨神中,除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类并为人类偷来火种之外,其他多有杀父食子等荒诞暴虐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属于尚未建立秩序的旧的神界。希腊人信奉的新神是从宙斯开始的,他是乌拉诺斯的孙子,得以躲避其父克洛诺斯的吞食,推翻了巨人神的统治而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在北希腊)诸神的统治。奥林帕斯山有12主神:众神之父宙斯(雷电之神),宙斯之妻希拉(天空之神),海神波赛东,智慧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蒂密斯,爱与美之神阿弗洛狄忒,战神阿瑞斯,火神赫斐斯特,商旅神赫尔墨斯,农业神狄墨特尔,灶神赫斯提亚。
古希腊人相信神能主宰人间祸福,他们为了讨好神、祭奠神而举行各种庆节。每四年一次在南希腊奥林匹亚(伊里斯境内)举行的宙斯大祭最为隆重,届时有体育竞赛和文艺表演,得胜者在全希腊享有荣誉。据说宙斯大祭第一次举行是在公元前776年,古希腊人便以这一年作为纪年的开始。其他如对阿波罗神、雅典娜神、戴奥尼苏斯神(酒神)等的祭奠也相当盛行。
希腊神话世俗性的重要特点是它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在古希腊人看来,神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与人同一形象,同一性格,神与人的差别仅在于神的不朽和具有超人的能力。从此说出发,古代希腊人认为神与人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也不免于徇私护短、挟嫌报复等缺点。神性与人性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并且是相互辉映的,神是人的最高典型,在神的形象中可以想见人的智慧和美德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可以说,神话只是“人话”的艺术加工和再现,神的社会也只是希腊人的社会的一种反映而已。这样,希腊宗教中神的形象和神话故事都变得美丽动人,且具有生活气息,有助于表现宗教神话的文艺作品走向现实主义。
古代希腊宗教的这种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对希腊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希腊的宗教没有统一的经典或教义,也没有像其他多数宗教那样形成一个祭司或僧侣阶层,故没能造成对文化的垄断和束缚。第二,希腊的宗教和神话排斥权威,毫无禁忌,本身就开了思想自由之先河。排除了宗教禁区,希腊人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胆探索,驰骋想象,这使得希腊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化特点。第三,希腊的这种人神同形同性的宗教特点,消除了希腊人对自然物质世界的神秘感和畏惧感,有助于理性的发展和科学的产生。第四,古希腊丰富多彩和极为生动的神话传说为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肥沃的土壤。
二、悲剧精神的诞生
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戏剧。在古希腊戏剧中所产生的悲剧精神成为西方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元素,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之间,古希腊人在祭奠戴奥尼苏斯的活动中首先产生了悲剧。悲剧题材虽多为神话传说,但实际表现的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至公元前5世纪,雅典涌现出了3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悲剧作家,即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索福克利斯(约公元前496-前406)和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高峰。埃斯库罗斯是希腊悲剧的真正创立者,被称为“希腊悲剧之父”。
在古希腊悲剧中,融入了希腊人关心的种种现实问题,渗透了希腊人的命运、报应和妥协等方面的观念。其中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是常见的主题。按古希腊人的观念,命运是不可知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冥冥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人的行为与意志,常常处于与命运的悲剧性冲突之中。在这些戏剧中也形成了希腊人带有深厚沧桑感的悲剧精神。
三、喜剧与狂欢精神
喜剧的出现比悲剧晚,它起源于祭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后来狂欢游行的歌经过艺术加工,便形成一种新的文艺体裁--喜剧(“Comedy”本义为“狂欢队列之歌”)。喜剧的特色在于以轻松揶揄的手法,描写或触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它所关心的已不是神,而是人的世界,尤其是战争与和平、社会政治斗争等,而这些也正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的重要内容。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作家是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50-前385),他写过44部喜剧,传世的有11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和平》、《骑士》、《云》和《蛙》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既反映了当时的一切重大事件和现象,又表现了社会的不同阶层。因此,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十分巨大。古希腊喜剧表演中极度夸张的滑稽、揶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态度,通过狂欢的方式,显示出对现实的信心与达观。同悲剧精神形成了互补。
四、记叙体史学思想的产生
西方通常所用的“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其本意是“经调查研究的记事”。他们在史学上有非常伟大的创造,为后来的欧洲史学奠定了基础。希罗多德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叙述历史的学者,他的巨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他创立的以史事为中心的记叙体成为后来欧洲历史著作的正规体裁。因此,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古希腊最著名的史学家还有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和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他们在希腊史学发展中都有不同的创造性贡献。
五、编年体史学思想的产生
修昔底德出身雅典贵族,曾任将军,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指挥不力而被放逐国外多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搜集有关这次战争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共8卷,约50万字,但只叙述到公元前411年(未完成)。它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形成了编年体史学的体例。由于修昔底德是亲身参与这场战争的雅典方面的将军,他的书里没有像希罗多德《历史》中那种道听途说的间接材料,所以被认为是与近代“历史”一词的含义最为接近的一部古史。
继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著《希腊史》、《远征记》、《苏格拉底回忆录》等书。他曾师从苏格拉底,其《希腊史》共7卷,不但继修昔底德的著作写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写了战后的邦际关系,最后写了斯巴达的衰落。该书可算是一部记载希腊城邦由盛转衰全过程的重要史籍。色诺芬的作品虽明显地倾向斯巴达,有着浓厚的保守情绪,并且与修昔底德的作品不同,常以神意来解释历史事件,但《希腊史》一书,仍是研究这一阶段希腊历史的主要文献。
六、自然哲学观念的形成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其哲学是西方众多学科的基础。现今所用“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其本义为“爱好智慧之学”。古希腊早期和古典时期的哲学发展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可称为“自然哲学时期”,后期可称为“人文哲学时期”。
古希腊哲学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在工商业发展得较早的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率先产生了米利都学派及其哲学先驱。米利都学派也是古希腊第一个唯物论哲学派别,其代表人物有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7)、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6)和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585-前525)。他们既是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他们根据对自然界的观察,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泰勒斯是米利都学派的开山祖师,也是希腊哲学及自然科学的主要奠基者,他被尊为古希腊七贤之首。他认为万物起源于水并复归于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无限”本身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质,在“无限”中蕴藏着冷和热、湿和干对立的二元,并且以其固有的运动产生出世界万物。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空气。空气有稀散和凝聚这两种对立的运动,空气不断稀散和凝聚,自然界就不断地变化。米利都学派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打破了希腊人传统的神创世界的观念。
米利都派的自然哲学思想随后传播到了希腊各地,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少关于探讨世界万物本原及相关问题的哲学派别和哲学家。在南意大利的克罗顿城邦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是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他认为万物都是从“数”中产生出来的,毁灭后又回到“数”中去,只有“数”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中也含有某种辩证的因素。他们认为宇宙是由10组对立物组成的:火与气,一与多,左与右,阴与阳,静与动,直与曲,奇与偶等。
以弗所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约公元前535-前475)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旧火熄灭,新火燃烧,故而万物生生不息。赫拉克里特还指出,万物皆流,万物皆变,“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川流不息,当你再次踏入时,它已经不是第一次的流水了。赫拉克里特还朦胧地认识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对立面的斗争。
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人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认为,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组成,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它们结合时就形成物体,它们分离时,物体就消失。在这样的“原子”本原论基础上,德谟克利特在认识论上也有卓越的成就,他认为,人的感觉和思想是由外界事物影像的渗入而产生的,没有外在的影像,就不可能有人的感觉和思想。因此,他强调后天的学习。很明显,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肯定了人们的感觉和思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已包含了唯物反映论的合理成分。
七、人文哲学观念的产生
公元前5世纪中叶,正值雅典民主政治的高峰期,由于平民地位的提高和个人主义的成长,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产生了反对旧思想方法的运动。这场运动也被称为“智力革命”。此时的哲学家放弃了对物质世界的穷理析微,转而关心与人类自身更密切相关的问题,被称为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吉亚、安提丰等人。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倾向于怀疑现实,否定宗教并把人的地位置于中心位置。他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其至理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高吉亚认为,一切事物皆虚无,亦不可知,即便可知也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是古代的一种不可知论。智者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希腊人的思想已从对神秘浩渺的宇宙探索转向喧嚣的人类社会。正如西塞罗所说:“他们把哲学从天国带到了人寰。”虽然他们在某些观点上误入了歧途,但客观上开了古希腊人文哲学的先河。继他们之后,人与社会的问题便真正成为哲学首要关心的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三大人文哲学家,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是古希腊人文哲学的真正开创者。他认为,哲学的目的,既不像早期自然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像“诡辩学派”所做的那样,是对人与社会等抽象概念的探讨,而在于“认识自己”。在知识论方面,他认为“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就是“善”,而“善”就是“自知”和“自律”。因此,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哲学应从“自我认识”开始的人,也是第一个强调知识与行为有联系的人。换句话来说,他是后来作为西方哲学核心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奠基人。此外,在方法上,他善于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通过提问把辩论引到他所要达到的结果。这种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反诘法”,是后世“哲学辩证法”的前身。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8)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唯心论体系的哲学家。他汲取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最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在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并开办了著名的“阿卡得摩斯”(Academy)学园,从事讲学和著述。这个学园后来影响很大,几乎存在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在个别事物和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作为万物本原的实体,即永恒不变的“理念”。“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而个别事物则是“理念”的“影子”或者“摹本”。因此,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的感觉虽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感觉是以个别事物为对象的,所以不可能是真实的知识来源。真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理念”,而要获得“理念”,必须通过辩证思维“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逐步上升为绝对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这是宇宙最高的和最终的目的,也是一切知识和真理以至于一切存在的本源。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在进入肉体之前和理念住在一起的灵魂,本来是能够认识的,可当灵魂进入肉体之后因受到肉体的蒙蔽而暂时地愚钝了。因此,认识并不是获得新知识,而只是“回忆”忘掉的旧知识,似乎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了的;认识真理的过程也就是闭目塞听的灵魂“回忆”的过程。柏拉图将其唯心论哲学应用到社会政治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国”学说。由于柏拉图的“理念”与一神教的“上帝”观念颇为相近,再加上他晚期极力宣扬灵魂不朽的观点,所以他的哲学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影响很大。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登上了希腊的历史舞台。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写了大量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以及动物学等门类。据说亚里士多德喜好在林荫道上漫步讲学,所以他和他的弟子便有了“逍遥学派”之称。与其恩师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更注重具体和实际的东西,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柏拉图的观点。有人批评他有悖于师教,对此他回答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哲学观点上,亚里士多德有力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真正的“实体”不是理念而是具体事物,“脱离个别,事物就没有什么可以存在”,进而指出,认识也只能从外界相对产生。亚里士多德虽然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他认为物质只是一种消极的可能性,唯有形式才给予物质以积极的现实性。他在解释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时,承认它们都具有相对性,比如砖瓦,对房子来说是质料,对泥土来说却是形式;房子对砖瓦来说是形式,对整个一片房子来说却是质料。依此类推,一直推到最后,必然有某种纯形式,它将不包含任何质料,是运动的最后根源,不动的推动者,所谓“第一推动力”,那只能是神。因此,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后来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并不是偶然的。
在其“形式论”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建立了他的“四因说”理论。他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就必须在事物内部寻找原因,而决定事物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归结起来有4个,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就是构成事物的原始质料;形式因就是指事物的形式结构;动力因是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的形式结构的力量;目的因则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形式所追求的原因,也就是某一事物为何存在的“缘故”。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虽然在逻辑上不太严密,但它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关认识事物的完备学说,是一块坚实的认识论基石,后来西方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的种种学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上的。
基于“形式论”和“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社会学说和伦理思想。在他看来,贫富悬殊是引起社会动**不安的根源,只有“拥有适度财产的”中等奴隶主“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由他们执掌政权,建立一种能够照顾到贫富两方面利益的“共和政体”,方能使国家得以安定。亚里士多德这种政治主张与他“中庸”的伦理观是一致的。他一再强调,“中庸”即是毋过毋不及,即是平等或均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就有了社会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对西方后世学术界的影响特别大,他的哲学思想在中世纪被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作为理论依据加以阐释,并和基督教神学融合为一体,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统治欧洲精神文化达数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