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伦特《精神生活》发表之后，政治判断力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继阿伦特之后的研究者或多或少受阿伦特的影响，从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判断力。当然他们并非在阿伦特的立场上探讨这个问题。概而言之，他们的理论体现两种趋势：一种是判断力的反思与规范性，其代表者是佛阿特、贝纳和本哈比；另一种是判断力的无规范与解构性，其代表者是利奥塔。

一、反思与规范的政治判断力

佛阿特是阿伦特的朋友，也是阿伦特最权威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经和阿伦特讨论过判断力的问题。1977年他出版《政治判断力的重建》一书，在前言中他表明自己受阿伦特的影响很大，但是思路和阿伦特并不一致。佛阿特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行动与判断力的关系。在批评政治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之后，他认为政治理论应当体现行动的开创性和现象性。政治知识不是客观理论，而是由政治判断力带来的。在他看来，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力自身是政治的，它体现共通性、公共性与自由。但是，佛阿特将判断力与行动都置于形式的目的理性的约束下，这种目的理性不是康德的先验理性，而是建立共和国的法律。行动必须遵循有助于维护共和国的目的理性。因此，他的政治判断力理论在现实中关注的是制度性的权力分立和法制国家中行动的规范性。[37]

贝纳是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的编者，1983年他出版《政治判断力》一书。贝纳的核心问题是判断力与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参与。他呼吁公民社会中公民的积极参与。他把政治判断力看作交往与商谈的政治，而不是暴力与统治的政治。贝纳认为应该将康德的观照者的判断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者的判断结合起来，前者体现判断的空间性，判断需要相隔一定距离，后者体现判断的时间性，判断需要在当下的情境中做出。[38]

本哈比在《汉娜·阿伦特的勉强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判断力需要认知的基础，扩展性想象力应该在理性认知和道德的层面理解。她批评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运用的哲学人类学的方法缺少规范的基础。尽管阿伦特的思想中蕴含主体间的交往和复数性的思想，但她的政治概念却与道德和制度分开。这样政治就成为抽象的理想。当阿伦特援引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力时，她试图从中引出主体间的交往伦理。本哈比认为，不应该在尼采和后现代思想的意义上，而应该更多在康德的思想中理解阿伦特。换言之，应该为阿伦特的思想奠定规范的基础。本哈比从阿伦特走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民主社会中寻求规范的基础，诸如社会正义、商谈理性、主权与宪政等。[39]

以上三者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是在康德的规范基础上阐释判断力。这与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不同。阿伦特站在反规范的美学立场上，她的判断力和公共空间带有强烈的美学色彩。她的理论基础位于现代规范与制度之外。判断力需要客观的伦理基础，但是这种伦理基础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制度的肯定。任何规范的基础都是普遍主义思考，都意味着用普遍的规范评判所有特殊的事件。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这样的普遍规范。这些政治判断力理论都对现代制度的框架缺少反思。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表明位于规范下的判断力如何可能，但却缺少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无法回答这些普遍有效的规范从何而来。他们甚至对现代制度本身缺少批判。佛阿特没有考察共和国的法律为何能够成为形式理性。如果不是法律的抽象性使现代政治出现重重危机，个人的判断力就不会显得如此重要。贝纳将康德的判断力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结合起来，也过于简单。他没有解释二者结合的关节点在何处。当然这是阿伦特判断力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哈比将政治判断力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但她却在现代道德中寻找规范的基础。将判断力置于普遍的规范下，这本身就违背了判断力的实质。当代规范的政治判断力理论把康德的先验的形式理性直接放到现代社会制度中，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既缺少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也缺少康德判断力理论本身的前瞻性。对于阿伦特的判断力问题，他们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深化。

二、无规范与解构的政治判断力

与规范的政治判断力相比，后现代思想则将康德的判断力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这集中体现在利奥塔的思想中。在《纷争》一书中，利奥塔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出发，认为在语言系统的中介中不存在普遍的规则。这种特殊性与政治的特殊性一样。在利奥塔看来，政治并非某种谈话方式，而是关于人的不幸的遭遇。当代政治总是要将不同的谈话方式联系起来，但是怎样实现？利奥塔在康德的判断力中找到共通感作为“不确定的形式”，个体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普遍的规则为基础做出判断。

利奥塔在康德思想中发现的第二个要点是崇高感。康德认为自然的崇高没有形式，利奥塔将其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政治革命是人的历史自然中无形式的展现。革命不是在伦理的意义上理解，而是打断人类机械运动的事件。崇高感没有形式，因此各种政治乌托邦式的途径都归于失败。[40]

但是，利奥塔理解的共通感完全是个体内在的愉悦感，它并非与历史或社会共同体相关。“声音”是共通感的重要体现，这就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所谓共通感只是一种假设，美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康德看来是先验的，它只是体现一种可能性。这种共通感否定了现实社会中的公共性与共通性，否定了公共领域的可能。共通感否定了社会中的交往，它完全是个体的感觉，是可能的理想。

显然，利奥塔的政治判断力思想是在尼采的背景下阐释康德的判断力。它否定了现代社会产生伦理的可能性，而是将判断力诉诸个体的生存美学，美学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这种解释完全是对共通感和交往的解构，政治成为美学意义上的革命。问题是这种个体美学的生活方式如何面对现代伦理的困境呢？没有复数性的交往，政治与社会如何得以维持？后现代的美学判断力使极端的主体思想登峰造极，在其中没有正义的社会价值，而只有游戏性的生存。

阿伦特的判断力思想与后现代的差别很明显。尽管她否定了判断力在普遍规范的条件下运用，但她并没有否定判断力在历史和政治交往中的可能性。相反，她的方向是致力于历史判断和政治交往中的判断。尽管判断力属于个体的能力，但离开历史与政治的存在，判断力完全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因此，阿伦特之后的政治判断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走向了歧路。或者是对现代制度作为规范本身不加反思，或者是完全肯定现代社会中孤独的人的生存方式。这实际上也表明以康德的判断力理论为基础重建政治判断力的失败。以上考察再一次印证了上一节的结论，与教化和研习相关的政治判断力，不能在现代政治美学中找到思想资源，而必须回到古典政治的修辞政治和政治伦理的传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