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考察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困境时，我们已经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的道德判断缺乏伦理的基础。现代道德的内省化与普遍化使它不能成为共同体交往的基础。现代的政治道德，所谓建立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其抽象化使它不能适用于具体情境中的道德与政治判断。因此，政治伦理问题不能在现代道德与法律中寻找理论基础，而必须超越现代性的视角，与古老的政治传统重新对话。

阿伦特提出的判断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在《精神生活》关于思考、意志与判断力的三部曲中，阿伦特对判断力的评价最高。在她看来，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是消极的，它只能指出不要去作恶，却不能告诉人们如何辨别具体的善恶；意志激发人们的行动，但是意志的自我斗争完全可以消耗自己，而不是使人继续行动；判断力是积极的能力，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好，怎样在具体的情境中实现好。[1]由此来看，判断力运用于政治，有希望从反普遍主义的视角，站在现代政治与道德的规则论之外来克服我们上述的困境。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如此复杂。非常遗憾的是，1975年阿伦特刚刚写下判断力的题目和短短几行引语，就猝然逝世。我们所能依据的文本只有阿伦特关于康德政治哲学13讲的讲课稿。该文本是对康德著作的分析，并不系统，有许多重复，且真正涉及判断力的只有最后几节。这当然不能代表阿伦特对判断力的完整看法。除此之外，在一些文章和讨论中，阿伦特也零散提到关于判断力的想法。

在此，我们并不想去探讨思考、意志与判断力的关系，也不是要从哲学上分析判断力如何构成。我们的问题集中在政治伦理的问题上，即判断力如何克服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如何使思考、行动与世界发生关联？这个问题还体现在，判断力如何克服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冲突，如何使政治与伦理在世界的意义上得到统一。

我们的探讨首先从阿伦特研究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入手，分析政治美学与主体间的交往理论。然后探讨阿伦特之后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指出康德的判断力理论作为政治判断力思想资源的局限。在此之后，我们力图发掘阿伦特思想中散见的关于政治判断力的其他论述，从古罗马的人文教化传统和古希腊的伦理政治传统的角度，阐释政治、判断力与伦理的关系。政治判断力的问题最终是政治趣味的问题。与世界相关的教化伦理学的重建，关注的就是政治趣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