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贺拉斯为代表的诗学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发端于罗马诗歌的黄金时代的产物。

在罗马历史的初期，罗马人很少投向文学，以致直到公元前1世纪为止也没有创作出堪称重要的作品。但是，随即却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它起自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些年代和罗马帝国的初期，即以西塞罗时代闻名于世的共和国辉煌的最后时期（指前80—前42年），和以奥古斯都时代闻名于世的甚至更为灿烂的帝国开创年代（指前42—14年）。它相当于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要是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文艺理论是伯里克利时代的文艺创作的理论总结，那么，贺拉斯和朗吉弩斯的诗学是罗马文艺的黄金时代的文艺创作的理论总结。当然，朗吉弩斯所涉及的时代和领域，较贺拉斯广阔得多。

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不仅有这个黄金时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的依据，还有其思想理论的渊源。贺拉斯在其有关诗作中，不只一次提到“哲学”这个名称，但其含义，绝然不同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那种希腊古典意义上的理性的、思辨的哲学，而是流行于罗马社会的那种通俗哲学而已。

当时流行于罗马的以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不只吸引了一般的学者，并且影响及一般政界人物。以致，像奥古斯都大帝那样的皇帝，都曾著书以提倡哲学。其他诸如史学家、诗人、律师、艺术评论家等也无不研究哲学，无怪乎几乎与贺拉斯同时代的卢克莱修写下长篇的哲理诗。有些人竟至终身从事哲学研究，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或则教育子弟，将一种严格的有法则的教训施诸贵族子弟，或则以哲学磨练自己的行为和感情，以期达到实践生活上的至善。[17]集中体现为出于实用目的的追求所谓的“哲人”理想。

当时，无论是作为臣属于罗马帝国的异邦的公民，还是正在君临奴役其他亚欧国家的罗马公民及其统治者们，都在重新思考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各自所倡导的“哲人”的理想，正符合了这种现实的需要。

德谟克里特率先提出，幸福不在于感官的快乐，而在于节制和适度，在于沉毅恬静，在于心中的和平安宁。这种观点，无疑地影响了伊壁鸠鲁，他所追求的最高幸福是，肉体无痛苦和精神得安宁，心灵的“宁静”是最大的善，是哲人的理想境界。但选择达到这种宁静的途径则是消极的：“哲人不关心国家大事，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18]斯多葛学派则认为，要以一种“不动心”顺从自然（本性）的方式生活才能达到幸福。但所采取的途径，则是与伊壁鸠鲁学派截然相反的：“哲人要关心国家大事，除非有什么情况阻碍他。”[19]贺拉斯在特定条件下，同时采纳了这两派异途同归的哲人理想。

就文艺理论的哲学思想来源而言，贺拉斯在其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至于柏拉图也只是在其讽刺诗中，从某一个狂妄自大的对话人卡提乌斯的口中讲到“博学的柏拉图”。此外，也根本没有谈到什么实质性的哲学理论或哲学观点。

学者们更多地肯定贺拉斯在哲学上受到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塔塔科维兹不只一次将他列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贺拉斯和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贺拉斯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20]。从贺拉斯早期发表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当代罗马杰出的伊壁鸠鲁学派代表人物卢克莱修的影响。苏格兰古典学者塞拉斯（1825—1890年）等认为，贺拉斯兼受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他的哲学是结合了已经与斯多葛主义更其相似的一种实用的伊壁鸠鲁主义模式。”[21]这一论断无疑是深刻的。的确，随着贺拉斯与罗马宫廷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诗论日益倾向于为罗马帝国的文化服务，“为皇帝总的计划效劳”[22]。

庸俗化了的伊壁鸠鲁学派的哲人理想，的确占据了贺拉斯在获赠的萨维纳山区庄园宁静的生涯。他在这里躲开生活的风暴，在宁静中锤炼艺术，沉思默想，享用美酒，将宁静看得高于一切。这种宁静观也反映在他的诗歌中：

航海人祈求天神赐给他平安和宁静的海洋，

当风暴在爱琴海上掀起，乌云遮住了月亮，

水手们再也找不到和平时

空中闪耀着星星的光芒；

无论是被战争逼疯的色雷斯人，

还是慓悍的带漆花箭筒的帕提亚人，

人人都企求和平——那无价之宝，

却难以买到，

……

穷人家安居乐业，

晶莹的盐碟点缀着粗茶淡饭，

一枕清梦，悠然自得，

既无畏惧，也无贪念。[23]

要是说贺拉斯一方面消极地追求“处世不惊”的宁静淡泊的生活的话；另一方面可能是更多地追求享乐了。他在《书信集》第一卷第一封书信中，对他的恩主麦凯纳斯讲到，他现在放下诗歌的创作，全心全意转向哲学，但并不专一追随哪一个特殊的学派，有时像一个真正斯多葛学派分子那样介入“公民生活的潮流”[24]，但现在则皈依古希腊昔勒尼学派创始人亚里斯提卜（约前435—约前360年）：

现在我不声不响地潜回进亚里斯提卜，

使这个世界转向我自己，

而不是使我自己转向这个世界。[25]

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伊壁鸠鲁的快乐说正是受这位亚里斯提卜影响的[26]，但前者更多地追求“精神的快乐”[27]。亚里斯提卜则更多地追求物质的快乐，曾沉溺于一切形式的外在奢侈生活，但依然认为在享受时要控制自己，人不应该成为享乐的奴隶，把合理的享乐看作是最高的幸福。上引书信中贺拉斯的自白也足以说明他在追求“宁静”生涯的同时，也还致力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在热爱山区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喜欢到处是“人烟、财富和喧嚣”的罗马。他在许多长短句抒情诗中，曾向城市和它的权贵人物致意，其中有目空一切的暴发户，“拖着三码宽的袍褂在神圣大道上昂首而过”[28]。

但是由于贺拉斯和以皇帝奥古斯都为首的权贵们有密切的关系，并又受知于他们，加之他自己又有高扬罗马民族的使命感，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和诗论更多地渗透斯多葛学派的精神，而这个学派正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特别是其政治理论是为这个帝国的扩张政策作论证的。因此，他的诗论确是贯彻着斯多葛学派的“哲人”的理想：“哲人要关心国家大事。”这点正是我们接着要讨论的他的古典主义原则之一。

贺拉斯的文艺理论体现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初期文艺理论的特色。希腊化时期文艺理论的最大特征是，放弃[29]对文学本身的探讨，其主要任务是转向对诗的创作的技巧进行系统的探讨。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涅俄普托勒摩斯（约前3世纪），他是希腊诗人和文艺批评理论家，出生于黑海地区原希腊殖民城邦帕利乌姆，以静止的观点来探讨文学，将古希腊荷马、赫西奥德、品达罗斯、埃斯库罗斯等为代表的诗歌形式，看作是固定不变的风格、体裁、模式，他们又各有独特的形式上的特征。着眼于探讨诗人的创作取决于天赋还是取决于技巧的训练，探讨诗的本质取决于思想还是取决于形式，诗人的目的是进行教导还是使人们愉悦。涅俄普托勒摩斯在哲学上追随早期漫步学派传统，但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漫步学派。另一名代表人物是卡利马库斯（约前305—前240年），他是希腊诗人、学者、亚历山大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更强调在文艺理论批评与原先的古典传统分道扬镳，强调写作技巧上精致的苦心经营的极端重要性。以涅俄普托勒摩斯和卡利马库斯为代表的文艺理论批评传统，对贺拉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研究，贺拉斯的《诗艺》等深受涅俄普托勒摩斯的《诗学》的影响。看来这种论断是有根据的。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伽达拉的菲洛德谟（约前110—约前40或35年）的记载，上述已佚的《诗学》，对诗歌纳入下列三种模式进行研究：（1）诗意论，讨论诗的内容和原理；（2）诗法论，讨论诗的体裁和技巧；（3）诗人论，讨论诗人的修养和任务等。贺拉斯的《诗艺》，同样也有着相应的三部分：（1）诗意论（第1—37行）；（2）诗法论（第38—294行）；（3）诗人论（第295—476行）。以卡利马库斯为代表的亚历山大诗派的影响，同样也是显而易见，贺拉斯同样也强调创作的技巧和精心的润饰。

古罗马的拉丁文学批评理论，深受希腊、特别是希腊化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卢齐利乌斯（约前180—约前103／102年），他是罗马讽刺文学的首创者，出身罗马名门，受过良好教育，崇尚希腊文化，和希腊哲学家们相交往，除了讽刺诗还写有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生前撰有三十种著作，已佚，但被保存下来不下于1300行残篇。根据基霍里乌斯和菲斯克就贺拉斯的《诗艺》和卢齐利乌斯的残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卢齐利乌斯的文艺批评理论“遵循同样的修辞学模式，并实质上处在同样的修辞学影响下制定的……正像贺拉斯的《诗艺》那样”[30]。

下面讨论体现在贺拉斯文学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古典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