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对罗马帝国开创后出现的新时代，或多或少是有所意识的。随着内战的结束，罗马帝国的建立，奥古斯都根据罗马从奴隶制城邦发展成庞大奴隶制帝国这一基本变化，对原有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顺乎形势的内外政策，开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一定条件，从而使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臻于鼎盛。诗人在致这位皇帝的书信中，不是毫无根据地颂扬他的治理胜过希腊：

但陛下圣寿无疆，普天下万民敬畏，

用您的令名宣誓，立宗庙馨香顶礼，

承认古往今来谁也不能同您媲美。

您的臣民在这方面可谓聪明正直，

尊您为万民之主，远胜希腊的揆席。[31]

诗人这样颂扬奥古斯都的功绩，不能说是纯粹出于谄媚，因为从贺拉斯毕生的言行来看，他还是坚持个人人格的相对独立和自尊的。他确是意识到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国家创造了超过古希腊的业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在其他方面流行的崇古非今，崇希腊非罗马的“准尺”表示强烈的不满：

但是在其他方面却用不同的准尺：

除了过往的光华，一去不返的东西，

今日的一切成就，他们都弃如敝屣，

怀抱着吊古热情，迷恋于断碣颓碑。[32]

特别表示愤慨的是，有人甚至将罗马古老的十二铜表法、宗教法典、文艺作品等文化创制，归结为来自古希腊的诗神的启示：“硬说是诗神缪斯在阿尔斑山岗上的启示。”[33]正是基于这种要求，他着眼于制定与罗马帝国文治武功相配的独立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理论，诗人探讨了古和今、希腊和罗马、传统和继承、继承和创新间的关系。

一 传统和创新

诗人的这项讨论，既有上述宏观上的时代背景，又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当时有人指责他的《长短句集》和《歌集》缺乏创造性，仅仅是希腊范本的模仿时，他在有关的书信中进行申辩，声称：他的诗作不是粗鄙和奴隶般的模仿，而是遵循伟大希腊诗人们运用的准则。[34]

的确，贺拉斯的诗歌虽然继承了希腊的传统，但也不是机械的模仿，具有他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就其讽刺诗来讲，是对当代罗马社会进行温文尔雅和娱人的讽刺，试图以斯文的笑声而不是激烈的谴责，以推动对罗马社会种种陋习进行改革，充满魅力和温和的人情味。他从而成为罗马讽刺诗的创始人，这类讽刺因而得名为“贺拉斯式讽刺”。就其颂歌体诗歌来讲，也有其独特的特色。内容往往是写给友人的，专谈友谊、爱情。在把早期希腊抒情诗介绍到拉丁诗歌中的同时，改动希腊诗的格律使之适应拉丁语，成为正规的格律，并用它写出罗马化的诗篇，尽管所用的格律不大自然，不大超脱，但却仍能给人以优美和庄重之感。他告诫拉丁语作家，不要试图去仿效古希腊诗人品达罗斯。贺拉斯的《歌集》每节两到四行，现已普遍称之为“颂歌”，同品达罗斯那种热情充沛和才华横溢的颂歌根本不同。贺拉斯的格调通常是严肃和冷静的，往往带有讽刺和感伤的味道，有时也还带有一点文雅的幽默。他的合理的享乐主义和个人魅力，以及用格言表达的哲理和经过精心构思的完美，使他成为继维吉尔以后最重要的古罗马诗人。后来，当人们重视措词的贴切更甚于想象和自发性时，贺拉斯的诗歌就受到珍视和模仿。17世纪法国布瓦洛和拉封丹就保持了贺拉斯的这种传统。英国新古典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德莱顿（1631—1700年）在他的《抒情诗与田园诗》（1606年）中，就承认他得益于贺拉斯。其他英国的本·琼森（1572—1637年）等、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1798—1837年）等又恢复起贺拉斯的这种诗风。直到浪漫主义兴起时期，诗人们才又转去模仿古希腊品达罗斯的颂歌风格。

贺拉斯正是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以及罗马诗人长期以来取得的成果，强调要学习希腊和继承希腊的传统：

朋友，请你日日夜夜揣摩希腊典籍。[35]

你应该遵循传统，创新要贯彻始终。

如果你描写阿喀琉斯这著名英雄，

要写他的性情急躁，暴戾，刚愎，猛勇，

不受法律的约束，动辄以武力行动：

美狄亚刚强狠心，伊诺则泪满愁容，

伊康背信，伊娥流浪，奥瑞斯提沉痛。[36]

也就是说，罗马诗人创作时要遵从古希腊诗人创作的情节内容、人物性格类型等，这正是贺拉斯保守的一面。他还进一步劝诫人们，由于创新是困难的，还是遵循传统为佳：

写凡庸主题而独运匠心是件难事；

把伊利昂之歌编成一部剧就胜似

独创一个无人知无人歌咏的主题。

稗史的公共遗产，你个人也有权益。[37]

与其费尽心机另行选择新的主题，还是依据荷马的希腊人攻打伊利昂城（即特洛亚城）的史诗，另行编成悲剧，何况诸如有关伊利昂城故事等都是人所共知的文学题材，诗人们可以在这种范围内体现独创。诗人在强调遵循以古希腊为代表的传统，但也反对刻板的模仿，以致亦步亦趋陷入陷阱：

只要你不留恋于平平无奇的园地，

只要你不是食古不化逐字去迻译，

只要你模仿古人时不自投陷阱里，

胆怯和清规使得你不敢稍越雷池。

不要效法古代稗史诗人写的序诗：

“我将歌唱普里阿摩斯命运和著名战事”[38]。

他声称，刻板的模仿，就会误入陷阱，因为有的希腊史诗诗人，将整个希腊英雄攻打伊利昂城的全部事迹，从头到尾都包括进去。所以不要模仿写作这种大而无当的史诗，而是应该学习荷马那样选择全部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即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集中描写那第十年里的五十一天的事情。

二 古和今、希腊和罗马

贺拉斯在《诗艺》中，一方面关注继承传统和创新间的关系，强调继承古希腊以荷马为代表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探讨古和今、希腊和罗马诗歌间的相互关系，旗帜鲜明地反对厚古薄今，反对过分崇尚希腊鄙薄罗马，高扬民族精神，创新民族文化，以与正在步入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罗马帝国的文治武功相适应。这点，他在《诗艺》第二章“诗法篇”的结束语中，就强调罗马诗人要讴歌祖国的丰功伟绩：

没有一种诗体罗马诗人不曾试过，

敢于不步希腊的后尘是值得称可；

他们不论用悲剧或喜剧劝善惩恶，

总是把祖国的丰功伟绩颂赞讴歌。

拉丁姆的文艺不会比它武功不若。[39]

强调罗马诗人并未亦步亦趋追随，而是有创造的，它的文艺要与它光辉的军威武功相匹配。

在《诗话》中，诗人的这一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诗人既反对厚古薄今、崇古非今，也反对崇希腊薄罗马；在他的措词中，古今和希罗之辩是交织在一起的。首先是反对崇古派，认为古人已达到无以超越的顶峰，那是极端错误的：

罗马观众毕竟有时聪明有时胡涂，

他们吹捧古代作家却是十分错误，

仿佛古人业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40]

恰恰相反，古人的作品是有缺点的，如用字奇僻，或佶屈聱牙，或平淡无奇。因此，如果说古人的作品“天衣无缝或白璧无瑕”，“堪称古今的绝响”，那就是令人“不胜惊讶”。但也并不是抹杀古人的成就，例如罗马悲剧诗人李维（生年不详，卒年前204年）[41]的作品就是“绝妙词章”。如果将古人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盲目推崇为冠绝古今的“绝响”，唯古是从崇古非今，那是极端错误的：

我愤恨人们指摘一首诗不问精粗，

不问风格之美丑，而只说它不够古，

……

他们只会把今人的作品视若粪土。[42]

要是我们今天也像过去的希腊人那样“非今重古”，“说诗愈古愈精华”，也是无济于事的，以此来推崇希腊的文学胜过今日的罗马，同样是错误的，驳倒这种主张也是不难的，它与厚古非今那样，都是错误，今日的罗马在各方面都已胜似希腊：

今日罗马国运兴隆胜似当年希腊，

我们已经能文又能武，能诗又能画。

……

如果只赞美死神赏识的古代作家，

我不难驳倒这种厚古薄今的废话。[43]

紧接着他就列举罗马文学的光辉成果，以此来辨明崇希腊非罗马的不当。他声称，被后世称为罗马文学之父的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年）“英明勇敢，堪称第二荷马”[44]。颂扬早期拉丁史诗诗人奈维乌斯（约前270—约前199或202／204年）的作品不下于古人，令他心折：

吟哦奈维乌斯的诗如聆昨日的余音，

一切古人的佳作都莫不先得我心。[45]

至于罗马喜剧诗人普劳图斯（约前254—前184年）的喜剧作品，已经胜过古希腊西西岛喜剧诗人埃庇卡摩斯（约前530—约前440年）。其他还有一批罗马诗人也各有特色，如悲剧诗人帕库维乌斯（约前200—约前130年）“学问渊博”；另一悲剧诗人阿克齐乌斯（前170—约前86年）则“聪明绝顶”；凯基利乌斯（约前219—前160年）的喜剧作品“庄严肃穆”，有巨大的道德力量；泰伦提乌斯（约前195—前159年）的喜剧作品，则以“技巧见长”。

也就是说，罗马诗人作出的贡献是可以与古希腊诗人的业绩相媲美的，因此“非今重古”，即非罗马重希腊，是不可取的，这些罗马诗人都是可以列入第一流大师名录的：

这些诗人都能感动罗马知音才郎，

自从李维时代直至今日的盛世，

他们的大名在点鬼簿上首屈一指。[46]

但是，贺拉斯的目的远不止于申述厚古（希腊）薄今（罗马）之非，其更深层次的用意在于，颂扬当今以维吉尔等为代表的诗人，在世界范围内，远播以奥古斯都大帝为代表的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

他们深受皇恩而使您扬名于远近，

诗人歌颂英雄人物的风度和精神，

比起古铜的铸像还要动人而逼真。

我的《闲谈》的诗篇只能匍匐于泥尘。

他们的英雄史诗都巍然直迫云汉，

歌咏窎远的国度，天涯海南的河山，

蛮邦异族的领域，孤峰绝岭的危关，

讴歌皇恩浩**，使干戈偃息于一旦，

和平神殿门洞开，万民膜拜于祭坛，

罗马在您的治下使帕提亚人丧胆。[47]

而诗人自己也要像维吉尔等那样为罗马帝国效劳，“但愿我有这样能力操纵我的笔端”[48]，像他们那样不辜负帝皇的赏赐，“没有辜负您的赏识和您的赠品”[49]。

总之，《诗话》不仅仅是“古典主义的宣言书”，实质上，贺拉斯通过对“厚古（希腊）薄今（罗马）”、“崇希非罗”的批驳，以确立罗马文学的独立的崇高地位，使之服务罗马帝国政治—军事需要。这正是斯多葛学派世界国家学说，在文艺理论领域里的具体体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