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年）是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治下的著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公元前65年出生于意大利东南部的韦努西亚[1]，即今韦诺萨。他的父亲原来是奴隶，但在贺拉斯出生前已获得自由并小有资产，使他有机会在罗马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仅获得知识上的训练，而且在品德上也得到了砥砺。[2]这段生活，有利于他日后在上层社会的生活和对罗马社会的描绘。

公元前45年，贺拉斯去雅典最著名的哲学学校和罗德岛的修辞学学校接受教育，正像他在致佛洛儒斯的信中所说的，在柏拉图学园所在地的“阿卡德穆斯的园林中寻求真理”[3]。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共和制度，追随反对军事独裁者恺撒的布鲁图（约前85—前42年）。在罗马内战时期，和当时在雅典的罗马共和派青年们参加拥护布鲁图的一方，同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即日后的奥古斯都）一方作战。结果，公元前42年，布鲁图一方在马其顿腓力比战役中，败于屋大维。不久，贺拉斯由于罗马政府颁布赦令而重回意大利，其时，家产已被政府没收，生活陷于贫困。

贺拉斯于公元前39年左右，来到罗马任低级税务官吏。翌年，由当时罗马最著名的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年和杰出的史诗诗人瓦里乌斯（生卒年不详），介绍给奥古斯都的主要政治顾问之一的麦凯纳斯（生年不详，卒于前8年）。当贺拉斯的《讽刺诗集》第一卷于公元前23年出版后不久，麦凯纳斯赐给他萨维纳山区的一所舒适的庄园。从此，贺拉斯作为受麦凯纳斯庇护的文学团体的一名成员，得以安度宁静安逸的悠悠林下的田园生涯，安心从事创作，再也没有担任官职。其间往来于庄园和罗马之间，由于麦凯纳斯的关系引起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注意。后者不计前嫌，不因诗人曾参加其政敌布鲁图的军队而歧视他，盛情邀请诗人担任他的私人秘书。诗人借口健康欠佳而婉拒，奥古斯都不但不因此而忌恨他，彼此间的关系更形密切。贺拉斯对奥古斯都也深深爱戴。继维吉尔，在公元前20年左右，贺拉斯实际上成了当时罗马帝国最伟大的诗人。公元前17年，奉奥古斯都之命，为罗马每隔110年举行的世纪庆典创作《世纪之歌》，从而获得很高的荣誉。庇护贺拉斯的罗马权贵麦凯纳斯于公元前8年去世后不久，诗人也去世了。

贺拉斯一生撰有多种诗作：《讽刺诗集》两卷，第一卷发表于公元前34年，第二卷发表于公元前29年；《长短句集》，发表于公元前28年；《歌集》四卷，前三卷发表于公元前23年，第四卷发表于公元前13年；《世纪之歌》，发表于公元前17年。其中，对西方文学的创作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歌集》。这些诗歌的题材丰富多彩，表明诗人是希腊抒情诗的杰出继承者，主要是歌唱爱情、醇酒、大自然、友人、节制等，其中也有一些是谈到奥古斯都和麦凯纳斯的。

此外，对西方后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都有深远影响的，是由后人编集的三卷《书信集》。其中第一卷，包括致恩主麦凯纳斯以及佛洛儒斯等的十九封书信，以及跋。其中讲到，他由于年纪老迈，放弃抒情诗的写作转向其他领域，关注哲学和灵魂的疾病的治疗；提请青年通过荷马等的作品关注道德哲学；告诫青年女友要追求哲学而不要无视哲学；劝诫同时代的抒情诗人提比卢斯不要过于敏感和悲怆，邀其到他的庄园中来会晤他这个幸福的伊壁鸠鲁学派分子[4]；声称只有“处世不惊”，才能使人幸福[5]；向其恩主麦凯纳斯表明其独立的人格，为此可以奉还其所得的一切赏施[6]；满足于在庄园的田园生活[7]；强调人的幸福，不在于身居何处，而在于他的心灵的状态[8]；祝贺其友人在关心自己的事业之余，尚能研究恩培多克勒的自然哲学和斯多葛学派的辩证法[9]；声称真正的好人和聪明人，在于无所畏惧和人格上的独立[10]；为自己的创作模仿希腊诗人进行辩解[11]，等等。

《书信集》的第二卷，包括两封书信。其中第一封书信，就是被后世称为“古典主义的宣言”的《上奥古斯都书信》（也被称为《诗话》，本章以后提到它时，即以《诗话》名之）。根据古罗马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约69—约122年后）《名人传》的记载，这封书信写作的缘起是出于奥古斯都大帝的责难。[12]当后者读到贺拉斯的诗篇，其中未提到过他，因此而责难诗人。贺拉斯写此信进行辩解：

念陛下任肩艰巨，为国家日理万机，

设礼教整饬民风，建雄师保意大利，

立法律改革社会，我将耽误了国事，

如果我喋喋不休，把您的光阴浪费。[13]

接着就对古罗马的诗人们进行系统的赞美，称颂他们创建了不下于古希腊诗人的伟业。后人名之为“古典主义的宣言”，实质上它是以古罗马诗歌的成就为出发点，号召建立同希腊文化相竞的古罗马文化，以与古罗马帝国的文治武功相匹配的文艺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封书信具有超出古典主义宣言书之上的重大意义。此信，一般认为写作于公元前13年。第二卷书信中的第二封书信是《致佛洛儒斯》，主要是为其近来所以诗作不多进行辩解，声称他已青春不再时不吾待，而人们的趣味，有的喜欢长短句，有的喜欢讽刺诗，有的喜欢短诗。他自己在腓力比战役中尽丧资产，写诗当然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但他自己不屑汲汲于追求财富，他声称，坚持生命的快乐在于享受节制、得体的生活，无论是在大小船只上，都应幸福地航行于生命的海洋中。

至于另一封《致皮索书信》，是诗人写给罗马贵族皮索及其两个儿子的诗体书信，主要是漫谈诗的创作和诗人的修养等。有的编者，将这封信编为《书信集》的第三卷。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约35—约95年），在其主要著作《演说术原理》中，将这封书信定名为《诗艺》。[14]实质上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并未系统地探讨有关诗歌的理论，毋宁是一系列有关诗的创作、批评以及诗人的修养等不相连贯的告诫或箴言而已。

《致皮索书信》中，贺拉斯所讲的，尽管是有关诗的创作和诗人的修养等的不成体系的老生常谈，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17、18世纪新古典主义占到统治地位时期，起到了几乎是支配的作用。

无论是《诗话》、《诗艺》，还是诗人其他诗作，虽然贺拉斯侈谈哲学，但综览他的有关著作，根本谈不到提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观点或哲学理论，因此也谈不到他提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美学观点或美学理论。正因为这样，西方有代表性的美学史中，几乎都未将他列入进行讨论。[15]但是，这不等于他的诗作和书信中没有哲学观点。这点，正像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洛里哀所指出的那样：

（贺拉斯）他的全部作品里都包含着哲学。他具有一种稀有的诚挚性，又有一种完全的自由风，他最能适应人类变幻而矛盾的天性中的神感，故他在这一类的诗人中永远可居第一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