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汇合东西方文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综合性文化。以后，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大体上把这种文化继承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罗马因素，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以变化了的形态维持下来，以致在罗马帝国治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性文化。

希腊化文化，是通过各种渠道到达罗马的。首先是来自希腊化的城市，以及原希腊人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其次是通过希腊教育的传播，进入罗马统治阶级上层，这些体现在政治制度、立法等方面；再次是通过原希腊化国家中的居民，被罗马征服后作为俘虏和士兵带入罗马地中海地区；最后是通过工商业和贸易的接触等进入的。希腊化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是持久的和全面的，不只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这样，我们把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帝国时期文化，放在一起讨论，这点对理解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必要的。

一 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国际性

从现象形态上来看，这个时期文化的共同特征是：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和国际性。

第一，文化生活的公共性。

这是由当时的教育制度所奠定的。希腊化国家最早是在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的城市中，推行一种三级学校制度：（1）初级学校，由当地政府负责管理，教师的费用由城市支付。7～14岁的学生在其中接受识字、写作、音乐、运动等教育。（2）文法学校，由父母付费，15～17岁的青少年在其中接受荷马、欧里庇得斯等希腊诗人的史诗和悲剧等的教育，或者到体育馆接受一到两年的训练。（3）修辞学学校和哲学学校，一般设在雅典、帕加马、亚历山大里亚、罗德岛等大城市，要收费。只有少数青年在完成体育训练后再接受修辞学教育，时间长达五年之久，结业后再继续接受担任公职的职业训练。哲学学校则是修辞学学校的强劲的竞争对手。

修辞学在这整个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希腊的修辞学教师开始定居罗马，到帝国初期，修辞学教育成为罗马社会普遍接受的高等教育形式，用希腊语和拉丁语进行传授，成为担任政府高级公职和其他显要职务所必需的神学院教育。后来，基督教会也承认它是担任教会官职的训练之一。

此外，希腊古典诗人们的著作到处可以听到、看到、上演，剧场、音乐厅和讲演厅对一般公众都是开放的，造型艺术公开陈列于公共场所，这点由罗马继承了下来。但是，后来基督徒及其教会出于狭隘的宗派目的，破坏了这个原则[39]，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和多米提安则相继从罗马驱逐过哲学家。

第二，文化生活的国际性。

尽管希腊化世界分成若干个独立的王国和一些半独立的城邦，它的文化生活却是统一的、国际性的，在政治上被置于罗马的统治下并被统一了起来，希腊化文化就演变为当时的世界性的文化。希腊教育的影响，已经超出希腊化国家的范围，罗马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就处在它的影响下。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族性已彻底消亡了，而是彼此融合到一起，结晶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具有各种民族性特征的传统文化，对希腊化的世界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到处体现在手工艺品的制作、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国王们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强有力地推动当地的传统文化。

这种国际性的文化，在理论上主要是由斯多葛学派体现的。他们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大城邦，其中来自各民族的居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各民族的神祇，代表同一个神圣的天命；并认为所有民族的道德伦理原则，都不应该承认种族或社会地位的差别。无怪乎斯多葛主义成为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并深深地影响了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因为，它们都是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

二 语言

随着希腊化国家的建立，希腊—马其顿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统治地位，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官方语言。而希腊语本身，在发展中也演变为一种共同的“古希腊共同语”，它的基础主要是雅典方言，在东方与原先波斯帝国通用的阿拉姆语竞争中获胜，成了希腊化世界通用的混合语言。以后，它还继续是罗马帝国时期通用的一种共同语言。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不少著名作家的著作，都是用这种“古希腊共同语”写作的。如著名的史学家波利比阿（前200—前118年）和狄奥多罗·西库卢（约前1世纪），即将讨论的美学思想家普卢塔克、马可·奥勒留和普洛丁，以及犹太史学家约瑟福斯（出生于37—38年）、著名的讽刺作家琉善（出生于约120年）等，都是用这种“古希腊共同语”写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中的希腊护教学者、教父的著作，而且连基督教的经典《新约》，也是用这种希腊语写的。直到20世纪初，学者们还称这种语言为“圣经希腊语”。有的作者甚至认为，连《七十子希腊语本》（即《旧约》）也是用这种“古希腊共同语翻译的”[40]。

三 自然科学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一系列希腊化国家的建立，不仅一般的文化的中心，而且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也从雅典等地转移到东方，特别是转移到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希腊化时期的前半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贝尔纳在其有关科学史的著作中曾指出：

希腊科学对于后来科学的伟大贡献中的最大部分，的确导自早期希腊化时代，或称亚历山大时代（前380—前200年）里的工作，而且，大都就在继承亚历山大的历代托勒密的新帝国里最重要的希腊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城本身中。[41]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当时希腊化国家开拓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度、广度、速度和彻底性，那是人类自青铜时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新兴城市在几乎所有希腊化国家蓬勃兴建起来，飞速发展的商品生产在原波斯帝国境内迅猛展开。这种经济活动的扩张，基本上与公元前7世纪爱琴海地区兴起的扩张相类似，但是在规模上要大得多。出于军事上以及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

当时，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尔后的希腊化国家的君主，都积极推动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亚历山大在征战中，随军带着工程师、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他们搜集和记录了大量有关天文、气象、地理、生物、自然史等方面的观察资料。托勒密一世本人和亚历山大一样，曾经师事过亚里士多德，后来又请漫步学派的斯特拉通（约前270—前268年间去世）教授他的儿子。历代托勒密又处心积虑，有意识地组织并资助科学事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繁荣局面的出现，又是原先古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相接触的结果。“东方的各种影响，具有持久的和深刻的作用。”[42]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征服，吸收了巴比伦等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的成果。而且，如托勒密王室等又积极组织博学院，使原来只熟悉希腊的科学的学者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亚洲各种文化的一些问题以及技术和科学，不只限于埃及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还多少包括印度文化在内。[43]结果，除了雅典，在希腊化国家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安条克等地相继出现新的科学研究中心。

数学和力学。最杰出的代表是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年）和西西里岛叙拉古的阿基米得（前287—前212年）。公元前300年前后，欧几里得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几何原本》，从少数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按照逻辑原理，推演出一系列命题，形成根据公理进行演绎的整个结构。因此，后世称他是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学派的奠基人。[44]阿基米得的青年时代也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受的教育，是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数学的代表。[45]他发现圆锥体容积和它的内接球体的容积的比例，证明了圆周与直径之比的π值，即3.1408和3.1428之间（目今测定约是3.1416）[46]。这个时期物理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力学方面。正是阿基米得奠定了静力学这门科学的基础，又是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此外，又发现了阿基米得原理（即浮体定律）和杠杆定律等。

天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大体活动于前3世纪），这个被恩格斯誉为“古代的哥白尼”的天文学家，著有《论太阳和月球的体积和距离》。他预言了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认为太阳在宇宙中心，与恒星一样都静止不动，地球则绕太阳运动，同时又绕轴自转。此外，他还测定了月、地和日、地之间的距离。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喜帕恰斯（约前190—前125年）是方位天文学的创始人。

地理学。曾经担任过亚历山大里亚博学院院长、北非居勒尼的埃拉托色尼（前275—前194年），是第一个伟大的自然地理学家，认为地球是自转的椭圆体，求得它的圆周值是24700英里，与实际误差仅250英里。他认为印度洋和大西洋是相通的，欧亚非三洲原来是一个岛屿。

语言学。希腊化时期中，语言学才第一次成为科学，尤其是在语法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斯多葛学派推动了这项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有若干代的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萨摩色雷斯的阿利斯塔克（前217／215—前145／143年），继阿波罗尼奥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在语法学、词源学、正字学、版本学等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所创立的学派，一直存在到罗马帝国时期。他的学生、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修斯，把他的研究成果编成《语法手册》，成了当时的标准读物。

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性的研究，到公元前1世纪，基本上就告一段落。整个罗马帝国时期，自然科学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停滞的。数学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发现；天文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狄乌·托勒密（90—128年）撰写了一部《天文学大成》，总结了古代天文学的成就。但托勒密制定的地心体系，长期来妨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医学方面则达到了新的高度。公元2世纪初，爱非斯的鲁富斯，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受过教育，对内科学的进展作出了显著贡献。鲁富斯同时代的同乡索拉努斯，发表了有关妇女和婴儿护理方面的著作，代表着这方面的古代最高成就。罗马帝国时期医学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帕加马的伽伦（129—199年），他的大量著作是建立在医学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上的。他把解剖学和医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并把一些分裂的医学学派统一起来，但是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他的学说中有不少神秘主义的成分。伽伦的成就，直到中世纪结束，仍是医学方面的权威，他不仅代表古代医学，而且代表古代科学的最后**。

整个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自然科学逐渐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束缚，并逐渐分化和形成各门独立的科学；但也由于在相当程度上，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成为这个时期哲学和美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宗教

宗教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的世界观的核心。罗斯托夫采夫在谈到一般的宗教图景时是这样认为的：希腊化时期，出现新神的概念和崇拜新神。这个时期的宗教，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着的，组织起了新的崇拜，出现了新的宗教思想形态，崇拜新的神灵，其中有许多是异国的神灵。新爆发的宗教感席卷希腊化世界，在城市生活的危机时期，相传祖先的神的显灵，希腊资产阶级（即新兴的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引者）对泛希腊和城市神祇的崇拜。[47]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也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并愈来愈在希腊化世界中占到重要地位。

实际情况远比罗斯托夫采夫这里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处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总的世界主义、混合主义思潮中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可以说是贯彻整个时期，最后由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集其大成。

这个时期的宗教的一般特征：

第一，政治和宗教、政权和神权、君王和神灵的统一，提倡统治者崇拜。

统治阶级致力于把传统的宗教崇拜和君主制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极权统治。埃伦伯格在谈到希腊化时期宗教和政治的统一时，曾这样指出过：

在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和国家关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情是，我们看到，为区域性国家创造一种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新联合，迈出了最初的步伐。[48]

的确，这股政治和宗教联合的势头，随着历史的步伐，愈加明显。另一个史学家在谈到罗马帝国时期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奥古斯都氏王朝所有皇帝都迫切地感到需要巩固他们的权力，需要在单纯的法律基础以外替他们的权力寻找更多的基础……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卡利古拉和尼禄，一再努力倡导对皇帝的崇拜并使之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其道理就在于此……这些办法的目的正是要把帝国国民的宗教感情同在世的皇帝本身联系起来。[49]

正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宗教在维护和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的措施。就埃及来讲，整个僧侣祭司等级有史以来就是被组织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的强大力量，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后，自始至终都得到原先这个僧侣祭司等级的承认和支持。统治者为了防止当地民众反抗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大力推行狂热的宗教崇拜和兴建庙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除了崇奉埃及的神灵和笼络僧侣祭司等级外，还注意牵制祭司们的权力，特别是庙宇在经济和管理上要服从政府。

这种帝王统治者崇拜，在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在斯多葛学派哲学中就宣扬王权在人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宙斯神在天上所起的作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中，塞涅卡的《论仁慈》是献给尼禄帝的，普林尼的《帕涅古里库斯》和狄奥·克律索斯托姆的《论王权》，则是献给图拉真大帝的。这些著作，都是为“统治者崇拜”辩护的。

第二，占星术、巫术和祭仪宗教的盛行。

尽管塞琉西王国统治时期（前312—前64年）的天文学家们拒绝接受星象崇拜，但占星术在巴比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体系。他们认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人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行星，可以决定人们的行动。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对应体，人的灵魂，只不过是天上星球内燃烧着的火的一点火花。结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产生了巴比伦人的可怕的命运观，认为不仅是人，而且连星宿和神都是受命运支配的。[50]

公元前2世纪自然科学开始衰落时，占星术就像瘟疫一样，在希腊化国家里传播开来。其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波塞多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就开始接受这种占星术。区别在于，巴比伦人把与星象有关的命运，看作是一种非道德的力量，而斯多葛学派，则把这种命运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天命。

巫术，它是与占星术密切相关联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认识不足，无法用这些客观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巫术是历来就存在的，在希腊的奥菲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中，也已有所反映。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原在亚述、巴比伦、小亚细亚、波斯、巴勒斯坦流行的巫术，汇集在埃及这个“接受器”中，一个新的巫术浪潮就席卷了希腊化国家。巫术使人们认为：使用某种特定手段，就可以迫使神灵改变人们的命运，巫术可以起到控制自然、天神、星宿的作用。结果，巫术几乎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制度。[51]巫术之所以在希腊化后期盛行起来，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巫术比一般的传统宗教更加迷人。即便是当时哲学家中有些人，也放弃了提供政治教育的职责，转而研究自然、宇宙、灵魂和来世。一再大肆宣扬占星术能揭示人的命运和星体之间的关系，于是，巫术和占星术结成联盟，企图让人相信，要是人类的命运是取决于星体的，要是善或恶的神灵总是在于预人间事务的，那么，巫术倒能迫使神灵屈从人的利益，为战胜命运的支配作出贡献。

祭仪宗教（也有异译为“礼仪宗教”的）在整个希腊化时期的宗教信仰活动中，远比占星术和巫术重要得多。在罗马帝国时期依然是这样，以致学者们认为：“可以恰当地把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称作是祭仪宗教的时代。”[52]在爱琴海世界传播的所有祭仪宗教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祭仪宗教。它是建立在史前期的模仿和通神仪式基础上的，大体上是想通过保护神附身人体而得救，甚至认为可以使人死而复生。这种宗教信仰形态，在希腊原先就有，后来随着奥林匹斯神话和地方性神灵在希腊化时期世界主义气氛中的崩溃，它又盛行起来了。从公元前2世纪起到基督教兴起以前，人们的宗教需要，大体是依靠种种祭仪宗教来满足的。直到罗马帝国时期的秘传宗教密特拉斯（它原是上古印度—伊朗神祇之一，约始于前2000年，见于《梨俱吠陀》）公元前67年传入罗马，以密特拉斯为主神而形成密特拉教，成为罗马国家官方崇拜的神灵。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密特拉教才开始衰退。

祭仪宗教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和当时流行的典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密切相关。当时，人们相信宇宙有它的神圣的秩序，而人类却不能充分分享这种秩序。因为，人被羁绊在感官知觉、物质、混乱、死亡之中，受制于命运的力量。可是，人类的灵魂有可能分享这个神圣世界，各种力量和神灵可以起到拯救作用。而这种拯救，不可能在可见世界里进行，只有通过信仰存在于可见世界以外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受时间威胁的那种更大的和更和谐的秩序。由于这种祭仪宗教被认为能克服物质、死亡、命运的威胁，并能提供分享神圣力量的途径，所以很快受到人们的迷信。它不仅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在知识界中也拥有信徒，例如西塞罗就信仰厄琉西斯秘密祭典（Eleusinianmysteries）。总之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纷纷出现：

自然崇拜、神秘思想、深远的泛神教、《圣经》的文本、《默示录》（即《启示录》——引者）的福音、哲学家的独断说、象征的解释、对于星象的幻想等，杂糅纵错，成为一团混沌内中的元素，也有神的，也有人类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超自然的、有自然的，统统都烹在一个兼有光明和黑暗的炉里。[53]

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各种祭仪宗教逐渐衰落了。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各种宗教及其教义，最后，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演变成一种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即基督教。塔恩在概括希腊化宗教和基督教的联系时，就曾这样指出：

希腊化宗教中有趣的情况是，他们描绘了这个世界，基督教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这个世界不仅为基督教在其中传播开来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媒介，在某种意义上，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人们正在寻找不同神灵及对不同神灵崇拜背后必然存在的那种统一性，恰恰正是亚历山大把全人类都称作一个父亲的儿子，而罗马内战的可怕的大动乱，极度地强化了这股已经存在的追求救世主的强烈愿望，许多人，已经在人类范围以外去寻求这个救世主。[54]

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化—罗马哲学，特别是犹太哲学家斐洛、斯多葛学派，以及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学派，则从理论上推进了这个进程。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这正如英国学者汤姆逊所指出的那样：

基督教在当时，作为犹太教和希腊化——地中海世界两种最突出的、彼此在许多方面互相对立、因而互相补充的文化——的混合物，是古代文明整个过程中的当然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后来，主要从希腊的哲学和修辞学方面，它又吸收了许多它原先所没有的思想观点。[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