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尤其是教学参考书）中被阐释为唯物主义哲学向社会生活观的推广。从历史和逻辑上讲唯物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前提，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唯心主义对自然界和认识的诠释是不相容的。但不应由此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唯物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内容是关于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实在的学说，这一实在在人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它现在也存在于人类之外。所谓社会，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那封著名信笺中的定义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是不存在的，现在也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特定社会现象上的客观实在的概念跟构成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点的那一客观实在的概念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同意列宁事实上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的原因。他这样写道：“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92]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基础和实质性内容是物质生产或物质财富的生产，新一代继承这一生产并发展它以便传给下一代。社会生产正是作为遗产，也就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所以是客观实在，不仅独立于人的意识和意志，甚至独立于继承该生产水平及其全部本质特征的那一代人的生产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客观实在”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生产（也相应地运用到社会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有条件的。这不是一种相对于人类生活的第一性的东西。这里说的是特殊的客观实在，它不属于唯物主义哲学乃关于自然界的学说这一范畴，该学说理解的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环境，而且是整个宇宙。

社会客观实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换句话说，是主—客体实在。这对矛盾的统一体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社会的客观性的产生是因为受制于社会生产的人的活动的客观化，而社会生产自身乃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又受制于之前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深刻揭示了这一主客观辩证法，这是他们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及其主要论点的地方，这些论点与唯心主义以及整个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都是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93]

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类历史与社会生产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给安年柯夫的信中直接宣称，人类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94]。

上述所引证明了，正因为有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造就了对决定社会现象的进程即历史必然性的全新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与历史宿命论抗衡，另一方面也与唯意志论相抗衡。[95]

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论证的是决定论原则，视之为反神学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因而常常偏向自然主义式的宿命论。从这一前提出发，即任何结果都是由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唯物主义就把因果关系和必然性等同起来。而必然性则是不可避免性，是排斥任何他择性的。唯物主义把必然性这一概念绝对化时，不承认社会现象之必然联系与人类行为出现之前的自然界的必然性之间的本质差别。意志自由、选择自由的思想遭到唯物主义者的排斥，因为他们认为人的每一意志活动都受到动机的制约，而分析这些动机他们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人这一生物事实上就没有被看作是能够发起各种进程的主体，而是被当作完全受制于自然界和他的生存条件的客体。

马克思证明了社会现象的必然联系、历史必然性是代代相传的人们自己创造的。这就是说，人自己创造了制约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但他们并非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造这些条件的，因为他们不能不根据之前的社会发展所创造的条件行事。马克思根据这一点得出了既消除了宿命论也同样排斥唯意志论的结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6]

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尽管有宿命论的必然性概念，仍然提出了对抗神学世界观的论点：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这一论题不能在这一唯物主义框架里得到论证，直到马克思主义以宣言的形式产生。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们的外部环境以及他们自身的自然都独立于他们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清楚明确的回答。根据这一学说，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人的自然都不能决定社会体制的性质和人类的历史。前者和后者都受到社会生产发展的制约，社会生产乃是双向历史进程：一方面，人们改变了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人的自然改变了，人得到发展。

只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领会到了社会生产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因而也是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本身的生产。[97]

还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定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它对人和社会的统计学理解使之与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迥异：“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8]

“生产力”这一概念是由英国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引入学术领域的，他们运用这一概念来界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必然结合。马克思没有局限于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他从生产力中一方面领会到了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发现了生产力发展的特殊形式，他称之为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从而把它们与劳动者之间在技术、工艺和职业等劳动分工之后形成的那些关系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人与生产资料关系的性质和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占有制、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都是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发现和研究奠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力的进步如何客观必然地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并最终用适合已经提高了的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取代陈旧的生产关系。这一过程是合理解决产生于新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旧的已经过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一矛盾在阶级对抗社会形成社会革命的基础，在阶级对抗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是对立（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这样，他们力求论证人类政治史上的经济必然性。承认这一必然性就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深刻动力，对这些动力的研究则意味着历史科学的大转折。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下面将作清晰叙述）不取决于是否承认革命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必然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受到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学说成为科学解释从封建（农奴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向形式上自由的劳动者和无产阶级雇佣劳动体系历史过渡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奴隶占有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被理解为与生产状况和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的法律规定，现在第一次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形式提出来。这样，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就为完整理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作为社会一员的人铺平了道路。马克思是这样定义这一结论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99]

这样，马克思没有仅仅局限于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生产力，而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就不能说明在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结合中、在活的劳动和物化劳动统一体中什么是主要的。与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是主要生产力，他即人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要财富。人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是人的能力的实现、客观化和物质化，是观念和物质的统一。但是，唯物主义这些无可辩驳的论点常常退居次要位置，被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和工艺决定论遮住并排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工业革命时代，即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并于19世纪在西欧国家得到发展的技术革命时代，创立并发展自己的学说的。显然，这一划时代事件使他们不顾自己关于人乃主要生产力的观点，而越来越经常地把技术推到首要位置并赋予其决定性意义。这样评价技术对于界定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如工业革命时期）的特征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赋予它普世意义就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违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导致的结果正是如此。这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确认道，社会发展水平受到技术进步水平的制约：“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0]这样来认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条件，客气地说，是片面的，无须多说。

上述引文引自马克思早期著作（1847），那时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没有发展成体系。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接下来的著作中常常强调，技术进步不仅在生产发展而且在整个社会机体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1856年，马克思批评1848年革命（用他的话说，这些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把它们和技术进步作比较：“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01]不应认为，马克思对这些积极参与1848年法国革命的革命家们持否定态度。当时的情形是在对比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错误地认为，后者没有给欧洲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影响。

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反映出他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们的期待不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而是比这大得多。现在马克思把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前景和生产力的汹涌发展联系起来，而技术进步在他看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指标。恩格斯在比较英国的工业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也发展了这一思想。“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102]

当然，不应怀疑，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而且改变了社会关系。主要劳动者——手工业者、小生产资料所有者——都变成了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则》中不无根据地指出，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样，工业革命就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社会经济的大转折。但值得注意的是，宏大的技术变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英国。在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都只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展开的。也就是说，事情不只是蒸汽机的发明（顺便说一句，它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在英国发明出来了）和纺织机床等的发明那么简单。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机器称为生产力。事实上，机器和其他任何劳动资料一样当然是生产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生产力还有与技术有着本质区别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讲。这里只适当地指出，20世纪下半叶，由于科技革命的卓越成就（整个社会面貌因此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技术及工艺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有此倾向）得到极大推广。同样，从技术—工艺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已经根本没有说服力了，证实这一点的正是当代历史经验（无论这显得多么让人吃惊）。

让我们援引不久前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事实。1961年发布的苏联共产党纲领非常坚决地确认道，资本主义束缚了科技革命，它只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完全开展。[103]今天的读者，无论其持何种世界观，都不必去弄清楚这一见解的谬误是多么致命，现实已经非常无情地让它出了丑。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规模前所未有的科技大变革之神赐的经济基础和强大推动力，这一科技大变革看来已经变成日益加速的不间断的科技革命。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一经济制度一点也没促进科技革命的展开，这也成为它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样，无论其社会影响如何显著，技术进步终究不是自足的、内在地发展的过程，它受到社会经济的制约，只能在历史决定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才能正确理解，而这些社会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促进技术进步，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阻碍之。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技术和工艺进步作为生产力决定性的实体内容的地方，就是他们事实上偏离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点的地方，就可以理解了。但是，为公正起见，应该承认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整个理论都有这类偏离。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过程的组织结构决定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04]这一论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尤其是在他对资本主义工场阶段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场的生产在技术上与手工业者干活没有区别，但由于有劳动过程的组织结构，它又与后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工场是有计划的劳动者联合体，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而生产过程是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的。这种联合体或协作不在于其劳动力数量，协作是一种总的劳动力，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工场企业所有劳动者产生劳动的简单总和。马克思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05]这种生产力实质上是不依赖其技术基础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因为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一定条件下代表生产力。社会生产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关相应的关系。这一联系就像黑格尔的辩证观点：“……内容不外是形式转化成的内容，而形式则是内容转化成的形式”。[106]

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接下来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是对科学和精神生产在生产劳动的发展、新产品和新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生产力主要是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结合的话，那么在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已完成的《资本论》手稿中首先关注的是他视为强大生产力的科学。马克思在说明机器、铁路、电报时总结道：“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07]很显然，这一论点又以新的方式揭示了生产力的概念，特别是它在近代，更准确些说是当代的发展，这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出精神生产部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的职业活动。

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所引述的论点未必可以接受。难道学者可以种粮食，养牲畜，炼金属，采石油和其他矿产，建房屋、道路、桥梁，造汽车飞机等吗？这些都是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的人做的。苏联时代的政治家们特别强调这一状况，他们常常评判物质财富生产者（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作为生产力起着首要作用这样的论点是明显贬低工人阶级的作用。但是，从日常生活经验获得的观点只是目光短浅地看到了劳动及整个生产的过程，特别是它的现代形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说出了上述所引论点，也许，他夸大了那个时候科学在生产中的作用，但是他的论断在我们今天就成为已经实现的预见和确定的事实。这些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但不妨再提一提。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谷物的收成提高了数倍，是因为农业生物学及其他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农业生产才使之成为可能的。其他传统的生产部门也一样，由于运用了科学的成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数倍，更不用说这些生产部门的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了。但最重要的直接反映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的作用的事实乃是产生了全新的生产部门，其基础就是有关自然界的卓越的科学发现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在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生产部门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不是生产决定科学的发展，而正是科学的发展引发各种生产部门的产生并决定它们后来的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论点应当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称知识、科学为直接生产力。这一论点需要更准确的说明。即使是实用科学的成果一般来说也不能直接运用于生产；要把这些成果运用到生产上，就必须探讨相应的工艺，还常常要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和条件等。基础科学是更间接的生产力，当今的事实已经证明，它们为一些新的生产部门和提高多倍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基础。但这一切都是通过无数的中间环节、新技术和新工艺流程才成为可能的，而创造这些条件都需要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实质上，马克思把科学定义为生产力也同样是正确的，因为他指的当然是在物质生产中得到实际体现的科学。当代科技革命ad oculos（拉丁语，显然）正在证实马克思对科学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理解的正确性。

马克思指出，多亏了科学，“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108]。从这个角度看，机器是“实现了的科学”。力求使生产带有科学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占优势的趋势，这就必然导致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09]劳动性质的这种根本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生产自动化日益增强，它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工人的体力劳动。生产参与者的精神能力的意义在这里无疑就增加了，而每个参与者都是自己那一小块工作的领导者。以前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疏离越来越发展为统一和相互渗透的关系。马克思强调，须知“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10]。

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力求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技术和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条件就不存在了。”[111]这一论点正确地指出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增大，也说明了一点：由于在这种状况下物质财富生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那么，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其用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不如用科学在技术和工艺上的应用水平来衡量。[112]但是，当然也不能同意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第一生产力依旧是人，他一方面创造了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把它们运用到社会生产过程中。

人创造了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哈贝马斯当然很清楚，但他对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的复杂多样及创造性显然认识不足。而且，正是生产越来越变成工艺的应用这种状况不仅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性质，也使之极大地复杂化了，对生产参与者的智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还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预见到了“个人得到充分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13]的时代。我认为，当代的科技革命就代表这一时代的形成。

科学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要弄清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作用，就有必要准确说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这些概念本身。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青年黑格尔派论战时叙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论点（青年黑格尔派论证过“意识哲学”，按照这一哲学，思想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物质生产、个体的物质生活、物质活动、物质实践等来与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对抗。[114]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论点的这一叙述方式自然会引来反对意见。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只是物质过程，因为人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实在，而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界赋予的东西时，“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15]。从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这一界定中可以得出，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物质和精神（或智力）过程的统一和相互渗透。劳动活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必须先计划要进行的过程，考虑清楚并事先估算其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看到的“物质活动”这一用语，可以说，是有条件的，它不能用作生产以及所有实践活动的积极定义。

“物质生产力”这一用语也同样有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因为说的是人的力量、能力、技能，而不是技术，而技术也同样不只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物化的知识，因而是观念和物质的统一。恩格斯公正地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16]不言自明，这也跟社会生产和其他人类活动有关系。

对“生产力”这样一个囊括了人们的创造活动方方面面的唯物主义中心概念进行总结，不能不同意美国社会学家博斯科夫对马克思学说中这一概念的评说：“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未明确界定‘生产力’这一术语。但重要的是，把社会关系诠释为生产力说明了非物质因素在经济结构中是存在的且有意义的。”[117]这一论点对“生产力”概念的科学意义的评价没有丝毫错误。更准确地说，博斯科夫指出了进一步研究论证这一概念可能更准确的定义的必要性。如上所述，这样的定义不能是片面的，哪怕只是因为它具有客体的统一——精神的和物质的及主观的和客观的。在这方面问题自身就凸显出来了：当说到科学即生产力时，是否指的只是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应用科学，还是已经合理地涵盖了所有科学知识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答案已经包含在“生产力”这个概念本身里面了。须知，人本身就是主要的生产力，他创造了劳动资料，掌握它们并控制生产过程。为此仅仅只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培训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在成为社会生产参与者即主要生产力之前，人作为一个个体必须成熟，经过并不轻松的培养和至少中学教育的磨炼，学会了让自己的意愿和情感冲动服从理性的监督，简言之，成为一个理性的实在，他不是天生的，尽管人被叫做homo sapiens（拉丁语，有思想的人）。在个人发展的这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人文科学，另一方面是个体间的交往，交往形式包括家庭、学校和其他许多种类。这样，有理由从人这一词汇的最广义角度来说人的生产力问题。因此，不仅教育工作者和医生的工作，而且画家、作家和演员的活动，甚至其他任何促成人的个性形成的活动都应该被看作是生产力。这样，生产力的概念就不像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中那样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生产领域。不仅精神生产，而且其他人类活动形式都必须先有自己特有的生产力。

讲到人文科学在人的发展以及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应该特别指出经济科学的意义，它直接参与生产的组织和计划，保证生产的最佳效果。没有仅仅是应用经济学科之一的会计学，即使一间不大的生产企业也不可能正常运转。应用经济科学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是管理理论，即管理生产组织和人们共同劳动的其他组织的理论。彼得·德鲁克作为这一科学的主要代表确认道：“现在，美国人口统计局所说的‘管理与专业人员’已成为劳动力中最大的一个团体，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118]因此，管理人员不仅是各种组织的重要领袖，他也是人们任何一种共同活动的组织者，哪怕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小组。管理的任务是——“使人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119]。管理理论和实践明确地证明了人文科学在生产发展和人们所有共同活动及组织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结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人口的增长也纳入到社会生产的概念时忽略了这一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总体上讲述的关于社会生产的观点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得到了系统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120]

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论点与前阶级社会的氏族制度的分析直接相关联，在该制度下社会生产关系是血亲关系。因此，恩格斯在上述引用的论点之后强调：“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21]不能不同意这一得到无数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确认的论点。但不能因此得出恩格斯确定的适用于所有历史时代的结论，根据他的结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人类“种的蕃衍”。历史经验从未在任何程度上证明，人口的增长与生产力的进步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经济落后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人口迅猛增长，这不仅没有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却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延缓了这一进程。而在高度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增长根本不显著，甚至在一些国家没有任何增长，但生产力却在继续高速发展。

这样，两种生产决定社会发展的论点乃是错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陷入其中看来是因为他们抽象而宽泛地诠释了一个完全正确的论题：人乃主要的生产力。由此似乎自然可以得出：能参与生产的人越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但人口数量的增长与生产力的进步不是社会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人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没有得到进一步阐述，这就是产生上述错觉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9世纪创立并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20世纪他们的追随者并没有用真正新的论点来丰富这一学说。而且，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只需要指出一个还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充分思考的事实就够了：当今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从事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人只占不超过20%的劳动人口，同时，其余部分从事的是所谓的服务业，而该行业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是处于物质财富生产之外的。这是否意味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了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具体化：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社会生活唯一的决定性基础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是片面的。看来，说到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基础，所指应该是总体上的社会生产，即服务的生产、知识的生产等，而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此外，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决定性基础这一概念也包含了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即使非社会生产关系也多多少少与社会经济结构有关系。这样来回答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有论点作了一定的修正。

（伍宇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