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对《哲学科学》杂志编辑部和所有参加讨论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编辑部就《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的问题组织了讨论，感谢参加讨论的人的关心、批评和支持。这类讨论的结果，通常并不是参加讨论的人握手言欢，取得一致意见，而是对存在的分歧有更深入的思考，能够更仔细地推敲最初的看法。我很希望取得这样的结果。因此，我愿意利用为我提供的再次发表意见的机会，更深入地谈谈上面提出的问题，揭示一下参加讨论的人未曾明言的意向。

为什么“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兴趣，引起这么多哲学家的关注？难道大家对衡量哲学的科学性的标准和哲学对象的定义都这么感兴趣了？显然并非如此。只不过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在苏联社会所处的这个转折时代，上面提到的问题才获得了额外的深度和始料不及的特殊意义。难怪所有参加讨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实际上都能指出最深刻和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呢？

应当承认，我对所提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该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性，取决于我们关于哲学的各种概念。但这些概念又是相当模糊的，并且在历史上不断变化；而在每个具体的时期，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约定的。明确科学性的各种标准和分界线是有益的，但是希图一劳永逸地确定它们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些标准和界线处在经常变化之中。我同意，我们历数的表示科学和哲学之间区别的那些特点，并不足以把哲学和科学完全区分开来。我也准备承认，在哲学研究的广大范围里，确有很像科学的理论部分的领域。不过，为这个如此陈腐的结论而挑起争论，似乎太不值得了。因此要讲最新见解。根据哲学家中广为流行的观点，科学乃是人的精神发展的巅峰，社会意识或人的活动的任何形式都只能向着科学“攀登”。因此，哲学不是科学这一论断，就被他们解释为力图把哲学推离巅峰，力图损害哲学的威信。这种立场与实证主义观点很接近；这是康德的智能发展之阶段法则的遥远回声。我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说，我至少想当一个哲学家，在度量我的偏好的标尺上，哲学所处的位置要比科学高得多。在哲学的各种美好的比照物中，它更近似于崇高的艺术。而对我来说，把哲学看成是科学，这无异于抹煞哲学中最宝贵的东西。

正像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间接地涉及了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许多反对我的人都是按下述模式发表议论的：如果赞同我的论据，那么不仅哲学，而且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成其为科学了，但这是不对的；因而即使对哲学来说，我的论据也不正确。但是，又何必这样驳斥我的论据，能否认真想想社会科学的地位呢？当我们说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是科学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都“认为”它们是科学，这是事实，然而，一个哲学家的责任恰恰在于论证该事实，即提出理论论据以证明一般看法的正确性。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哲学问题。当代的科学认识方法论通常是在自然科学材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科学理论的结构进行描述，对科学说明的公式加以解释，说明验证理论的程序，研究科学事实的性质，对几种理论进行比较，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依赖力学、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材料。今天，哲学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制订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成果适用于各门社会科学的程度如何。

不错，我们依据的的确是自然科学方法论总结出来的科学性标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其他任何科学。从这些标准的角度看，不仅哲学的科学地位，就连所有社会科学门类的科学地位，都是值得怀疑的。除了客观性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外，这些社会科学还包含主观的、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和阶级的成分，而这样一些成分往往是无法消除的。无条件地称社会科学学科为科学，我们也就赋予它们的意识形态成分以客观科学知识的地位了。这不仅对于各门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的命运，都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譬如我们的历史科学，特别是我国20世纪的历史。数十年来，史学家们从事研究，答辩论文，撰写专著，而今天才弄明白，原来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差不多还都是空白！在已经写成的历史著作里，有大量意识形态性质的解释、评价、未尽之言和直接歪曲。难道能把这样的历史称作科学吗？！谈到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不久前才取得合法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会产生同样的疑问。我决不想说，这一切似乎只是我们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的社会科学门类才具有的特点（尽管在这里社会科学的影响表现得特别突出，因为可以把意识形态公式和政治公式强加于人）。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的社会科学都包含主观解释、主观评价和意识形态成分。因此，从现有的科学性标准来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地位始终都会引起怀疑。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应当确定自己的科学性标准，阐明该领域特有的理论、事实、规律、说明公式和预言公式。K.亨普尔和Y.格雷就科学说明的性质和结构问题展开的那场争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争论中逐渐阐明了，社会科学中的说明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其特殊的性质。可见，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如何，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第二个，也是更深刻的含义。

但这毕竟还不是最主要的。对我们苏联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我国现实生活的许多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根本问题不仅会使我们在公共厨房里彼此发生冲突，而且会使我们在广场上相互争吵起来。

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生活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南。无神论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光辉未来等思想，就是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借以“剪裁”和一再“改制”其生活的依据。这些思想被描述成科学的最高成就，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积累的全部思想和实践经验的体现。

在我国，仍有不少人（其中也包括哲学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高的科学，他们不愿牺牲原则，不愿心存疑虑，或许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的提法本身也会感到明显的不快。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反哲学”的恶魔们对神圣的东西的亵渎和嘲弄；他们要毫不犹豫地抛弃一切合理的论据，而不愿（或者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实质性的研究。这种表现在我们的讨论中也曾有过。

但编委会接到的来稿证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大部分苏联哲学家认为，造成我们的不幸和失败的原因，在于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提出这种被阉割掉精髓和被漫画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这是完全合理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明确的：这种东西当然不是科学！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科学。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清除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积层”之后，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正思想上来。真正的马列主义还将长时期充当我们在建设新社会——具有人的面目的社会主义的复杂过程中的指路明灯。

这种立场是相当合乎情理的，因而便于对其进行讨论。我发现在它面前至少有两个重大难题。严格地讲，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的经典作家们不曾关心如何严谨而系统地阐明自己的世界观。他们的观点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因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伯恩施坦和列宁都可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对该学说作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里，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引证他们学说的原文或根据其“精神”，证明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在我看来，斯大林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根据也不比别人少。我看不出有什么足以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解释的理论标准，从而证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确实是修正主义者，而列宁不是发展了，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则是篡改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我想，今天试图寻找“真正的”马列主义，其结果必然徒劳无功。

上述立场的第二个难题在于，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因素。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一直居于世界观领域的垄断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从来没有竞争者，而可供选择的哲学学说，事实上已在被禁绝之列。在我看来，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还没有意识到精神氛围的变化，他们还天真地以为，马克思主义似乎仍会像以前那样唯我独尊。然而，在马克思主义里已经出现了竞争，而且十分激烈。俄国的（完全是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复兴。19至20世纪杰出俄国哲学家的著作问世的越来越多，人们翘首以待，争相阅读，俄国的哲学传统死而复苏，正在赢得拥护，变成日益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正在摆脱极权主义国家压迫的宗教也在大喊大叫。请看，神职人员正通过大众信息手段发表多么精彩的演说，他们的演讲多么真诚感人；与“哲学工作者们”那些枯燥的行话相比，这些演说使人感到多么深刻有力！俄国的哲学传统和宗教在影响人们头脑和心灵方面，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竞争。即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就能在这场竞争中稳操胜券？

在评价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时，必须说明一点，在我看来，恢复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的”学说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在理论上就是不合适的。而且，就算我们成功地阐释了这个学说，看来它也很难在与新的精神力量的竞争中取胜。

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时代为前提的。当时的社会的确被分裂成许多对抗的阶级，因过度劳动和非人的生存条件而死的工人对现存秩序充满仇恨。阶级仇怨的幽灵确实曾在欧洲游**。正是被压迫阶层的这种仇恨和欲望使社会更趋人道的意向，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对象。这种哲学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情绪。然而，工人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长逾百年的斗争，已经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状况。资本主义也早已不再是19世纪初时的样子。缩短劳动日、累进税、反垄断法、民主自由、社会保险等，工人阶级所取得这一切成就，最终改变了资本主义，而今天又能确保发达国家大多数公民正常地生活。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内容以各种形式融入所谓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观点、社会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他们表达的感情已经失去锋芒，它所倚重的那些居民阶层已经变成少数甚或完全消失。

假如我们想让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获得在理论和实践上吸引广大居民阶层的魅力，使它能通过与可供选择的各种思想流派的竞争而赢得胜利，我们就必须彻底改变它：抛弃陈腐过时的东西，保留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人道主义**，并用新的内容充实它。当今的哲学理论必须考虑20世纪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成果，注意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巨大社会变化，汲取近百年哲学思想发展的丰富经验。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不应重走老路——回到19世纪思想家的“真正的”思想上去，而应当向未来跃进，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具有当代的崭新形态。

在我看来，我们在关于哲学的科学性的辩论中，暗中争论的正是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这场辩论才显得那么饶有兴味和激动人心。

（安启念 译）

[1] 选自《哲学科学》，1989（6）。

[2] 参见《哲学百科词典》，俄文版，159页，莫斯科，1983。

[3] П.B.阿列克谢耶夫、A.B.帕宁：《辩证唯物主义》，俄文版，12页，莫斯科，1987。

[4] 一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举出了《圣经》和个人神秘体验的例子。但我们这里只涉及科学真理。

[5] 严格地讲，这是不尽正确的。近来开始阐明、评价也渗入到科学描述之中。但科学的价值与哲学的价值根本不同，因此科学知识包含评价并不影响上述论断。

[6] 选自《哲学科学》，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