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即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转折关头，若想认清苏联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若想为净化我国的精神环境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就要重新探讨下述问题：什么是哲学？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它可能和应当如何发展？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哲学（至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科学。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而且不只是在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2]。而且这些规律被理解成和物理、化学或生物学规律十分类似的规律，尽管哲学所研究的规律和具体科学规律有所不同，但它们却被说成有更大的共性，或如人们所说，有更大的普遍性：“哲学的对象是‘世界——人’系统中最普遍的东西。”[3]就像具体科学能揭示某一现象领域的客观规律一样，哲学也能发现对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一切领域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绝大多数苏联哲学家的头脑中，在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是在各级领导者的意识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而哲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主要就取决于这些领导者。

哲学研究机构被纳入科学院系统，它们的工作制度也依照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动准则来加以制定。……哲学家们的工作到现在为止都组织得与科学工作十分相似。例如，他们这样表述研究的题目或问题：说明善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科学理性的本质，等等。划拨资金，规划出必要的时间并等待获得相应的“成果”。大概每个哲学家都明白，这样做是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都不会获得的。最后是出版一本例行公事式的、毫无特色令人乏味的书，而这本书不论是对科学还是对哲学，都没有任何价值。

把我们的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我认为会给哲学带来不小的损失。例如，要求苏联哲学家只讲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柏格森或别尔嘉耶夫，海德格尔或波普尔却可以发表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要出版他们的著作，虽然书中的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哲学家，并不想被人们称为科学家。而我们则是“科学家”，因此，如果我们当中有谁提出某种见解，那么它就应该是真理，是得到集体、学术委员会、各级领导乃至编辑赞同的真理，否则就不予发表。当然，如果谁在科学上发现了雪是白的或发现2加2等于4，那是很容易得到大家赞同的。因为这是真理，而真理是没有民族的、阶级的或任何其他界限的。但这能和哲学观点同日而语吗？其实，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而这些规律又早已被黑格尔（或者说被马克思）“发现”了，那么苏联哲学家就只有宣传这些杰出的科学成果的份儿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只能用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为他们还没有落入唯一的“真正科学的”真理的圈套。

我不再赘述将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所造成的各种有害后果。我只想说，这些后果正迫使我们认真思考下述问题：哲学是科学吗？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尽管这里无疑会有各种各样的保留，例如说这是“特殊的”科学，这不仅仅是科学等。但是一般的观点始终不变。我则想作出相反的回答：“不！”并对此加以论证。哲学过去从来不是，现在不是，而且我希望将来也永远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

关于划界标准。对“相同”所作的规定大概可以一直追溯到莱布尼茨，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有两个事物，其中之一的全部属性同时又是另一个事物的属性，反之亦然，那么它们就是相同的。我想指出，哲学不具备科学的某些特点，因此科学和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即探索一些标准，以便将科学、科学知识和非科学、伪科学、意识形态及哲学（对我们来说，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哲学）区分开来。换言之，这里讲的是科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凡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该问题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看来按照现在的样子它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我认为，不同的作者阐述的标准已经指出了科学的某些特点和特征。它们足以将科学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形式区分开来，其中也包括哲学。下面让我们谈谈其中的几个特点。

关于证实标准（维也纳学派、新实证主义）：科学力图借助于经验材料来肯定自己的假说、规律和理论。例如，一位学者断言所有乌鸦都是黑的，于是他就努力寻找一只乌鸦并指给人看：“看，那儿蹲着一只乌鸦，请注意，它是黑的，所以我的见解是正确的。”许多科学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凡属科学的结论，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或应当得到事实、观察和实验的证实。

但在我看来，哲学对证据是不感兴趣的。当然，我们也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并且倾向于把这一点看成是对我们的哲学见解的证明。但是第一，这根本不是科学所追求的经验证明。第二，苏联哲学家与，比如说，相对论、遗传学、控制论和社会学的长期斗争证明，对我们来说，与科学、与科学成果、与科学的规律和事实一致，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对哲学来说，永远没有重要的东西。贝克莱反对牛顿力学、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理论，马赫不承认量子理论，还有我们自己不久前对科学还抱有的意识形态教师爷的立场，都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科学力图用事实确证自己的原理，而哲学则不需要这样。

关于证伪标准（波普尔）：科学观点可以用经验方法加以检验，原则上似乎也可以通过试验予以推翻。即使检验具有间接性，即使比波普尔本人认为的更难驳倒，但试验、事实和经验材料终究能限制一下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幻想，有时甚至能推翻他们的理论。经验的可检验性是科学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和几乎得到公认的标准之一。

在我看来，哲学观点是不能用经验方法加以检验和驳倒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责怪波普尔，说按照他的证伪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科学，他们试图设想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被驳倒的情形，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这类事实和实验！事实上，如何能验证或驳倒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呢？又如何验证或驳倒诸如自然界发展的基础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一切发展都是按辩证法的规律实现的，实体是自然界和神的统一，等等呢？当П. T.夏尔丹断言，物体的每个微粒都赋有某种类似精神的东西时，难道路上的一块绝无生命力的石头会使他难堪？当然不会。科学与之打交道的事实，至少从古希腊罗马时起，对哲学来说就一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哲学通常想说的都是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如关于世界的本质，关于善恶、良心和自由等。

即以我和你们为例，在解决这样或那样一些哲学问题时，难道会注意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以期证明或推翻我们的答案吗？从来不会！即使现实用亿万个嗓音高呼：“否！”哲学家还是要无动于衷地坚持他那个“是”。在这方面，研究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这些人在最近25年的时间里一再重申，我们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向共产主义前进，以达到民主的极盛时期；他们随处都可找到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公有制等的“萌芽”或“成片的树林”，尽管国家当时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停滞的泥潭。

关于范式标准（T.库恩）：每一门科学都有一种（有时几种）基本理论，即大多数学者在一定时期所遵循的范式。退一步说，就算范式这个概念不明确，但仍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一门科学总有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承认的成果。同时，对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哲学从来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哲学的特点就是派别林立，三教九流都有（库恩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到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事实上，每个多少有些独立性的思想家，都在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内，虽有相当严格的外部限制，实际上在一切问题上，仍然存在五花八门的见解和论断。哲学家都知道，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要想在同行中找到一个同意你的答案的人，何其难哉！当我们连简单的相互理解都做不到时，又何谈一致！

关于方法。科学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和实验的方法。它经常进行归纳，依靠归纳总结。科学力求引进数量概念，努力运用数学方法。它广泛运用假说，以获取新知。所有这些都是哲学所没有的或者几乎是没有的：哲学家不作观察，不进行实验，不收集事实；他只坐在图书馆里闭门读书。令人奇怪，不过在哲学中显然连假说都没有，因此，如果说科学运用的是假说—演绎方法，那么哲学使用的就是类似数学的方法，即更加公理系统化的方法。而且哲学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公理，正像数学理论的公设一样，是无须以经验为根据的。

关于问题。科学中永远存在一大堆悬而未决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所有学者都想知道，原子的构造如何，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存在，金星的表面温度是多少，等等。学者们在寻求自己的问题的答案，一旦找到答案，未必有人会想到再去解决这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哲学显然没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感兴趣的问题，在另一个哲学家或别的哲学流派看来，可能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看来，这里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总有答案，甚至不止一个，而是几个。然而哲学家却还在继续寻找新的答案，来回答那些早已阐述过的问题。

关于语言。每一门具体科学都有一套专门的语言，都力求使自己的概念越来越精确。这种语言是公认的，它能为该领域学者之间的交往和为表述科学成果服务。而掌握这种专门语言，恰恰是培养未来学者的重要环节。一本汇集了一个学科的全部成果的教科书，能够系统而准确地展示该具体学科的概念。因此，未来的专家在掌握教科书时，也就领会了自己这门科学的世界观，掌握了其成果和获取成果的方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有一种专门的哲学语言。众所周知，作家、诗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有时用文学语言或习惯的日常用语表述饶有趣味而又含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一整套世界观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哲学的语言都是含糊不清的和捉摸不定的。每位哲学家都可以在哲学概念中注入自己的特定内容和含义。例如，试比较一下近代大哲学家对下列概念的使用情况：“实体”、“物质”、“精神”、“经验”、“运动”，你会发现，他们对上述概念的解释相距有多远。因此，不可能有一本类似力学或化学教科书那样的哲学教科书，教育未来的哲学家只能依靠原著。

科学的发展也和哲学的发展情况大相径庭。人们认为，在科学里，我们是从不甚深刻和不甚充分的真理，向更为深刻和更为充分的真理运动；或是从较少经验内容的理论，向具有更多经验内容的理论运动，如此等等。因此，新的理论在汲取了旧理论中的一切最优秀成果之后，也就使旧理论成了无用的、多余的或者至少是被大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的东西。在哲学中，一个新观念的出现，根本不会使以前形成的观念或派别失去意义。例如，黑格尔并没有使我们抛弃康德，费尔巴哈也不曾使黑格尔和叔本华失去什么，克尔凯郭尔只是到了20世纪才为人们所关心并显得重要起来。在这方面，哲学的发展更像文学艺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现并没有使莎士比亚失去意义，雷诺阿的艺术也不会使我们忘掉拉斐尔。哲学的发展是不折不扣的累积性发展：每个新的哲学观念都只能是对大量早已形成的观念的补充，使五花八门的世界观体系更加花样翻新。只要有人，就会有哲学，哲学永远是人的精神仓库中的合适储物。

哲学和科学还有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区别，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到。

关于哲学与真理。我们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科学能给我们提供经典意义上的真理，即通过科学规律和理论的形式充分地反映现实。但哲学是否能给予我们这种意义上的真理呢？经典的真理概念是否适用于哲学的见解和观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适于进行真值评价的科学语句有哪些特点。根据形式逻辑，只有能理解的陈述句，才有真伪之分。不难看出，陈述句具有描述性，它们描述自己的客体，以及它有哪些属性和关系。像“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火星上没有生命”、“机体表现出的特点是由其基因决定的”等这样一些陈述，讲的是某些超语言的客体及其相互关系。而像“到这儿来”或“他什么时候来”这样一些句子，讲的也是某些外在客体，但它们不描述任何东西，因此真理概念对它们是不适用的。

显然，能得到真值评价的句子还应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下述意义上它应是可以解答的：必须有一种检查这个句子的主体际检验方式，以便确定它是真还是假。实际上，如果以经典形式出现的真值评价适用于某一句子，那么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用以确定该句子是否与客体相符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检验方式（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么真值评价也就失去了意义。经典的真理观的基本问题，始终是标准的问题，即如何确定我们的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为什么还非要真理概念不可呢？可见，对那些根本无法验证的句子来说，真值评价是不适用的。[4]检验方法必须是主体际的方法，即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检验并确信某个句子为真或为假。

最后，可作真值评价的句子的主体际可验性，可使它们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一点应从下述意义上去理解，即如果某个句子被认定为真或假，那么每一个人，不管其民族出身、阶级属性、思想和政治倾向等如何，都不能不同意这个评价。像“等体积的铅重于铁”、“电路上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鲸是哺乳动物”这样一些真理，每一个理解其意义和懂得其检验方法的人都不能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这个为真的句子——是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光蛋，是玻尔还是罗马教皇——根本无关宏旨。因此，真理是无主体的：真理是谁讲出来的，这没有什么意义，它将被接受；假言是谁讲的，也没有意义，它将被驳倒。真理的客观性就表现在为真的句子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无主体性上：既然思想与客体是否一致完全取决于客体，那么思想主体在这里也就完全无所谓了。所以，我们在讲一些正确见解时，实际上从不引证权威或史料，也就是说，我们不讲：“哥白尼认为，地球围着太阳转。”或者说：“达尔文认为，马吃的是燕麦和草。”

因此，在我们考察一些在科学上得到真值评价的语句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语句是描述性的、可以进行主体际检验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鉴于上述属性存在内在联系，所以即使是缺少其中的一种属性，也会使其他两种属性的存在受到怀疑，从而破坏语句的真值评价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些属性也是科学语句的体系——理论所固有的。真理的主体际可检验性和普适性，表现了科学的国际性，即各个国家的学者都承认同样的科学成果。

哲学观点是否具有足以成为运用真值评价之前提的上述属性呢？人们立刻会发现，哲学见解是不可检验的。任何一个哲学主张都不能与事件和经验材料进行对比，从而肯定或推翻它。这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不错，在苏联的出版物中有时的确可以碰到这样的说法，即哲学观点和观念可以得到实践的检验，从而证明一些哲学观念较之另一些更好，更有成效。如果说这种说法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也可以用下述方式使之得到更确切的表述：人们即人的群体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哲学观点的指导下行动，其活动又可成为其哲学观点的试金石。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他们的哲学观点就是真理；如果遭到失败，则证明其哲学观点是谬误。人们立即可以看到，以这种形式诉诸实践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常常会得出富有成效的技术和实践上的副产品，医学史、蒸汽机创造史、炼金术史等就是证明。因此，实践成就尚不能充当真值评价的标准。第二，社会生活中的成就往往不是决定于哲学观点，而是决定于社会组织。正如一个深谙社会生活动因的人，却常常会在眼睛盯着外在和眼前因素的随波逐流盛行的地方遭到失败一样！不，对于检验哲学观点，实践是用不上的。

但是，如果哲学观点和观念不能经受检验，那么它们也就不能被认为是描述性的。波普尔在一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的见解是描述现实的，那么它们就可能受到检验，因为永远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现实并非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哲学见解不能经受检验，不可能被驳倒，也不能和现实发生冲突，那么所有这些也就意味着，不能指望用它们来描述现实。有人可能觉得这不尽正确，因为在哲学体系中，除了规范的评价观点外，还会遇到描述性见解，例如“存在即是无”或“质变是通过飞跃实现的”。然而，如果我们更认真地探讨一下这类见解，那么就会确信，这根本不是描述，毋宁说是一种定义或使用术语的一种契约和这些契约的结果。例如，您翻开一本经典的哲学著作——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该书的优点是，作者尽量清楚明确地表述其体系的全部根据。我们在该书的头几页里会发现什么？会发现一些定义和公理，作者正是在它们所表现的意义上使用他的最重要哲学术语的，如上帝、实体、本质属性、样态等。然后从这些基本约定出发，作者演绎出定理，它们实质上是原始定义和公理的引申和展开。斯宾诺莎在其著作的五个部分里都是这样写的。他不理睬事实，他什么也不检验，他只作演绎。因此，整个体系就是概念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关于术语使用的各种约定的大杂烩。而这正是一切哲学体系的一个根本特点。

正是由于哲学论断不是在主体际可以验证的描述，所以它们不具有普遍意义，即理解其意义的人并不一定同意它们。既然某一见解无从检验且不描述任何东西，那就毫无理由让我们赞同这个见解。我们之所以不得不接受真理，那是由于客观情况使然：我们无法驳倒真理，迫使我们接受它的是外在的必然性。可是，迫使我们接受哲学论点的又是什么呢？只能是主观的、民族的、阶级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偏爱，而人又是各有偏爱的。因此，不同的人将接受不同的哲学观点和哲学体系。这就足以证明，真理这个概念对哲学论点是不适用的。真值评价仅对那些主体际可验证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描述的论点才有意义。哲学论断不是这种东西。因此，对它们不能作真或假的评价。

归根结底，这个结论是简单明确但看来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论证的直接结果。从经验上可以确定，哲学的体系、流派和观念的多元论是无法克服的，这就证明，哲学论断与世界不存在真值关系。如果在哲学领域里能谈到真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多元论了；那就早已找到哲学的真理体系了，即找到一个能把各国的大多数哲学家联合在自己周围的范式了，而哲学的发展恐怕也就和具体科学的发展过程完全一样了。然而，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非但如此，恰恰是在20世纪，即在科学取得巨大成就并向人类一切活动领域扩展的时代，五花八门的哲学体系和流派反而急剧增多。这就是说，哲学中无真理可言，起码是没有作经典意义理解的真理。

关于哲学的特点。那好啊，一个被这些陈腐之见搞得厌倦了的读者会说，就算哲学不是科学，那又怎么样？我们哲学家接近科学，在解决问题上模仿科学，从科学中汲取智慧，又不背离科学大搞非科学的投机取巧，这不是很好吗？

也许很好。不过今天，当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昏睡中唤醒，必须将之提高到当前需要的水平，能认识到这一精神活动领域的特点是很重要的。人们把出自普列汉诺夫的和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经典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打扮成唯一正确的和真正科学的学说塞给我们，这已经太久了。在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以后，就迫使它脱离了日新月异的世界哲学思想洪流，割断了它同其他哲学流派乃至生活本身的联系。一旦宣布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真理，谁再想对它稍加改动和完善，立时就会被认定是反对真理，即被认定是某种显而易见的反动货色。既然真理只有一个，它又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垄断，那么其他一切哲学思想和观念，实际上就都成了谎言或阶级敌人谰言的体现。我想，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部分地成了消灭我国精神文化中的一切异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形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一种十分粗俗的和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迷信。

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世界观，即人们对世界、对社会，以及对自己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的种种看法的体系。世界观的特点是，除了关于世界的种种看法外，世界观还包括对该世界的态度及从某些理想出发对其所作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态度会贯穿于我们的所有世界观之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看法。正因为如此，哲学论断即使具有描述形式，也都带有双重性，即兼具描述和评价性质。科学知识没有评价成分，它是纯粹的描述。我们肯定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或水在常压下在100℃沸腾，此时我们并不考虑这是好还是不好，是善还是恶，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5]但在一位哲学家谈论世界时，始终要表达其对世界的态度，始终要对其进行评价。

世界观态度和评价永远是主观性的，它们决定于世界观体现者的特点、他的社会地位及其利益等。因此，哲学永远是有个性的。科学知识无个性，它是主体际的。哲学是主观的和个性化的。即便是两个人，如果他们的性格特点、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利益和对世界及社会的态度各不相同，他们就会有不同的世界观，因此当他们要通过系统的和明确的形式表述其世界观时，他们必定会成为不同哲学流派的拥护者。科学成果一般是无个性的。科学通常不保留取得成果的个人的任何痕迹。尽管科学规律也常常冠以发现它们的学者的名字，但这只不过表示后人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激之情。例如，今天谁也不会根据惠更斯、牛顿、菲涅耳或托马斯·杨的著作去研究光学，因为光学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讲述得要更加出色，更加全面和精确。而在哲学著作上却永远留有哲学家个人的印迹。取消了这个印迹，你也就消灭了这部著作，因此，任何改编的作品都不能代替原著。在这方面，哲学近似于艺术。例如，许多艺术家都画过**画，但如果从世界绘画艺术中拿走雷诺阿的《出浴》或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则任何复制品和任何论述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哲学也是如此。谁也写不出第二部柏拉图的对话、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或黑格尔的《逻辑学》。

由此可见，每位哲学家都应把明确表述自己个人的世界观，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而一个哲学研究组织也完全应受这种目的所支配。不重复尽人皆知的陈词滥调，不探索普遍承认的真理，而是形成并表述自己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及其对世界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哲学家的最高职责。哲学著作上留下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印迹，恰恰是一部哲学著作的主要价值；而我们在讨论中或在编辑改稿时，却总是轻率地按照习惯抹煞掉这种印迹，以使哲学作品变成貌似科学的，即无个性的东西。亿万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他们终日为生活琐事奔忙，因此既无条件也无能力省悟自己的世界观原则并清楚地表述出来。作家和学者有时这样做，但对哲学家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专业。一个哲学家应当自觉地提炼和表述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世界的态度、自己对世界和社会的评价。既然他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社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用自己的哲学观点，来表现某些社会阶层和集团（即那些世界观与他相近的人）的世界观。历史向我们表明，每一个重要的哲学体系，实际上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世界观特点。假如一个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强加给他的一种哲学体系，那么他的活动就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对社会有害的。与其那样，还不如让他去种饲料！哲学体系、思想和意见数量繁多，这并不是危机和衰败的征兆，相反，这证明哲学家们在尽职尽责——他们在创立世界观体系，以反映日益增多的不同社会集团的情绪和感受。今天对我们来说，思想和意见多种多样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社会正需要一个今后发展的各种模式的广泛谱系，以供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和我国最适用的一种模式。

同时，由此还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不能把一个人的哲学世界观归咎于他自己。世界观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的是一个人的个性特点、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社会地位等。这些东西往往不取决于个人，正像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身量和发色一样。正如追究一个人何以是黑发而不是黄发毫无意义一样，指责一个人是唯心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而不是存在主义者，是基督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也是毫无意义的。这看来好像完全是陈腐之见，但我们是多么容易把对这些思想观点的憎恶转移到拥护这些观点的人身上啊！哲学体系不是对现实作各种描述（其中只有一种描述是真，余皆非真），而是反映不同的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明白这一点将成为宽容的基础，而我们则习惯于对宽容加以鄙视和辱骂。

最后再说几句。人们可能对我说：就算哲学见解不是真理，就算它们不属于科学，但您的见解不也当如此对待吗？既然我的观点也没有科学真理权威的灵光，不这样看待它们又能怎样呢？随您的便吧。我作为一个哲学家并不希图讲出科学的真理。您喜欢刚刚谈到的这些见解吗？它们符合您关于哲学、科学和真理的观点吗？如果是，如果它们令您信服，那您就可以相信它们是对的。如果您所读到的这些言论会引起您的反感和鄙视，您就丢开它们好了，而不必去想它们可能是对的。莫迪利亚尼所画的妇女都是红砖色，而且五官不正。可是，假如一个人喜爱莫迪利亚尼的画，那么向他证明，这样的女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这种画歪曲了现实，这是毫无意义的。“这关现实什么事？”——他会问。

是啊，这关现实什么事？

（舒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