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得很，在否认造成斯大林兵营社会主义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者之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深入探讨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实质，也不想从实际的具体社会学和具体经济学条件出发，谈谈有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眼下我们那些改革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这些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内在矛盾仍将充耳不闻，他们仍将成为我们的思维运动的阻力和实际民主的反对者。

的确，如果根据马克思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学说是怎么想的来判断马克思主义，那就不允许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模棱两可的和暧昧不明的评价。马克思本人大概以为他的体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实则并非如此。

马克思不仅在诸如对商品货币关系消亡前提的理解等细节上，而且在主要框架上，如历史观及对历史发展机制的理解上，都没有做到首尾一致。他的学说的唯物主义来源和唯心主义来源也没有在其世界观中融为一体，而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着的。

一方面，可以把马克思视为历史观上的唯物论者，视为唯意志论的反对者，即反对用外在的意志作用影响事件的自然进程。他明白，历史的果实必须等到它熟透以后才能采摘，没有成熟的青苹果谁也不会喜欢。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马克思是进化观点的拥护者。他确实多次强调过，只要旧事物还活着而寿数未尽，它就有权生存下去，而新事物则应是旧社会自然发展的自然结果。由此看来，新事物应当产生于生命过程本身之中，应当用自己当之无愧的生命，证明自己确有生存的权利。马克思宣称：“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3]因此他认为，“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4]。

众所周知，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之所以在事件的自然进程和资本主义自行长入社会主义上面大做文章，就是因为有马克思做靠山。而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有根据的。

须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写道，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看成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他们一开始从事理论活动就昭示了对历史的这种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断言：“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15]归根结底，改良主义策略还是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论据，例如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断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

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和历史观中，又有许多来自德国先验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来自下述信念：“自我”的自我意识能创建世界。这并不是我的杜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注意到了，在费希特关于“自我”、关于“推动力”的学说与共产主义学说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这种有机的联系。他们指责M.施蒂纳，说他没有看到，共产党人打算把这种“推动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个“推动力”（如果不局限于空洞词句的话）当然会变成极为复杂的和有多种规定性的“推动力”。

费希特的“推动力”及其关于富有创造力的自我意识的学说，变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变成了能创造新世界的暴力具有建设性的思想。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近代的众多思想家中，第一个出来号召哲学家们创造新世界，干预事件的自然进程。他的哲学信条是尽人皆知的，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不是借助于言辞和对人们的头脑的影响，而是借助于武器，即用暴力手段，迫使社会的一部分人接受他们所不同意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反自然的和强加于人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恰好是武器的更迭。马克思不是利用批判作为武器，而是号召对旧世界展开武器的批判。

“推动力”的思想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就其社会、政治和哲学实质讲，与社会形式自动的自我发展思想根本对立。改革世界就要把它在今天即在此刻还没有的东西带给它。即是说，要自觉地创造新的、生活中尚不存在的东西。马克思直言不讳地讲，无产阶级革命是创造新历史的过程。谁也没有阐明马克思世界观中的这种起积极作用的费希特因素，例如他在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那封著名的书信中，就曾强调指出了意识的即主观的因素在历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8]

正是马克思的这种信念，即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志和意识能够改变事件的自然进程，能加速历史的运动，使列宁完全有权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按照马克思学说行事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孟什维克对他说，他在俄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太仓促了，我国的资本主义未臻成熟，他的战略和策略背离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自行消亡的学说，他在捍卫自己的正确性的同时，号召人们求助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教导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就其本身来说，列宁是对的，他也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统派。既然我们有权并且有可能借助于革命来加速事件进程，那么为什么不能试试，借助于民众起义的力量，加速俄国由可恶的资本主义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到处充斥着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文和他们的号召——不要害怕使用暴力，不要害怕革命，要改变这个世界。列宁在这部著述中转到了革命民粹派的立场，民粹派不愿等待资本主义在俄国成熟，而列宁在这里则把赌注压在暴力上，他把暴力视为历史的基本因素。[19]列宁在号召人们用雅各宾派的方法即平民的镇压方法对付沙皇制度时，甚至也要引证马克思的话以加重号召的分量。“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那些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人，是否在什么时候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20]

布尔什维克列宁就这样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封住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和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孟什维克的嘴。

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竟然没有觉察出在他的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前提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

社会的自然的即自动的发展思想，必须以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本来的给定性为前提。只有在什么东西都不会妨碍给定程序（直至细枝末节）实现的时候，自动装置才会运转起来。须知，在程序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哪个发展中的细节是最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当资本主义还不曾开始崩溃，还没有暴露出其经济上的虚弱无力时，就不可能清楚它的潜力是否已经耗尽。

客体的自然发展原则和加速历史的思想水火不相容。不管是用外来的推动力，还是用敲打的办法以求加快自动洗衣机的运转，反正都一样。这样帮忙只会使机器损坏，以致你后来不得不睡脏被子，穿脏衣服。

缩短社会主义诞生期限的思想，要求以强行缩短资本主义的生存期限为前提，即必须破坏资产阶级文明自我发展的自然逻辑。以借助于武器迫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接受新生活[21]的可能性为前提的革命思想本身，是与新社会形态自然成熟的思想极端矛盾的。就其真正本质讲，革命思想的前提是唯意志论，即迫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多数人）接受他们所不适应的东西，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推行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的东西。

Г.李西奇金想让读者相信，暴力思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起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暴力仅限于履行给长成的胎儿剪断脐带的助产婆的职责，这会使读者误入歧途。[22]不，绝非如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暴力充当着新生命创造者的角色。

想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即刺刀来实现向普遍劳动义务的转变。未必能够证明，普遍劳动义务是资产阶级文明的自然结果。倒是更能证明它的直接对立物，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才是普遍劳动义务的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取消继承权，改变个人独立的生活习惯，解除家长养育子女的责任。未必能够证明，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客观逻辑本身，能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导致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家庭生活方式的消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暴力将一事无成，而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要想取消继承权和聚积财富的权利，恐怕只好求助于法令。

更难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文明的自然发展，会改变农民在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在自己的田里用自家劳力单独劳动的习惯。其实恩格斯十分清楚，个体农民无论如何也是不愿从事集体劳动的。他曾建议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给个体农民一段考虑的时间，不要立即驱使他们从事集体经营，这不是偶然的。如果小块土地上的农民在供他考虑的时限过后仍旧顽固不化，恩格斯又该怎么办，这一点的确不清楚。

革命的思想，减少一个社会诞生时的阵痛的思想，有意无意地激发了唯意志论，诱使人们尽快开始强制实行新的联合起来的生活。要知道，严格地讲，要想确切地和科学地制定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时刻，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事后才能清楚，资本主义的死期是何时到来的。然而，在此之前，即在资本主义还存在而且尚在发展的时候，要判断它的健康状态，那就难免犯错误。生产过剩的危机既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死期到来了，也可以证明它在努力向更高的和更完善的发展水平转化。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急不可待，热切地期望减少新社会诞生过程中的痛苦，所以从1848年革命起，他们一直倾向于搞无情的评价，而且总是犯错误。[23]其实在他们死后，他们的革命学说的俄国继承人在评价资本主义状况时也总是犯错误。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持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自我耗尽时，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问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能够借以确定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的标准。

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即先验主义成分之间的这种矛盾，毫无例外地贯穿于其学说的各个方面。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既有的、已形成的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时，他们能坚决彻底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能依据经验和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他们看世界时所持的进化观得到了科学的有力支持。

然而，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旦脱离现实的坚实土壤，一旦开始思考未来，思考他们认为理应所是的东西，他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两个人并开始用祈求、推测和期望之类的语言讲话。

甚至很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称作是科学的假说。该学说的基础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逻辑前提：既没有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生产所作的经济分析，也没有对各种人口学变动的分析，更没有分析人的基本需求发展的过程和趋势。

在这里，即在这一部分，一切都建筑在下述信念之上：“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24]恩格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他就是怀着未来的制度能够“无限提高生产力”的信念而生的。他也是怀着这个信念而死的。在他的巨著《反杜林论》中，他向后代人许诺说，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关系，已经达到的工艺真理才能真正实现，向联合生产过渡将使人们摆脱阶级社会特有的许多困难和障碍，可望取得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进步。

恩格斯的学说靠不住。他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令人费解的是，他凭什么能设想出，因资本主义竞争和追求利润而实现的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在一个联合起来的社会里也会保持其原来的高速度？而这个联合社会既无竞争，又不追求利润，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将发生根本变化。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恩格斯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也没看到高效率和高质量劳动的条件和动因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找不到他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壮丽画面，也描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25]然而，马克思仍旧只字未提这种众望所归的劳动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和机制。他请求他的读者相信，将来人的本性会改变，人已不再需要竞争、市场和经济上的强制劳动。马克思的论据是，18世纪的人的现实发展引起的竞争迟早会衰亡，人们的本性迟早会改变，因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6]。然而众所周知，相信人的本性迟早会变，对一个希图改变世界和亿万人命运的学说来讲，这个根据就太不牢靠了。假如人的本性没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改变，假如人的本性难移并长久需要竞争和角逐，那么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又将用什么来促进共产主义的进步？

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传统上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人，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过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就连在谈论马克思所仇视的私有制文明的矛盾和对抗时，能像一台马达一样运转的他的强大的辩证法头脑，在论及未来的联合社会时，也会变得软弱无力。这是令人惊讶的，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看到，在一国范围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会产生什么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他的全面集中制会带来什么明显的消极后果。马克思像轰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撵走了巴枯宁，拒绝了他对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专制的批评。

号召人们大胆思考和彻底认清真理的马克思，自己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至少是没有在其所写的东西里公开地讲过）最主要的东西，即关于人、人的心灵、人的**和人的隐秘的内心思想。他没有看到（莫如说是他不想看到），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都在装假骗人，都是自己的虚荣心的奴隶，都渴望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战胜别人；人，甚至最诚实、最有良心的人，也难以抗拒自己天生的利己主义、嫉妒之情和谄媚之心，也无法抗拒荣誉、权力和财富的**。

有更充足的根据严肃地和批判地对待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一样，他也曾生活在其时代的幻想和要求之中。他无法知道19世纪中叶不可能知道的人类命运。他和一切革命者一样，也是一个有偏好的人，他不仅仅效力于科学，他也沉湎于幻想。

（吴铮 译）

[1] 《斯大林选集》下，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选自《哲学译丛》，1989（5）。原文载《科学与生活》，1988（11，12）、1989（1，2）。

[3] 《列宁全集》第4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 《斯大林选集》下，218～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斯大林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名字。

[7] 《苏维埃文化报》，1988-02-04。

[8] 列宁格勒大学女教师，1988年3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篇来信，对当时改革的许多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9] 拉丁文：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译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选集》第1卷，317～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选自苏联《莫斯科大学学报》，1990（2）；《哲学译丛》，1991（3）。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 同上书，1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9] “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而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准备和组织这种力量，积极使用这种力量，不仅用它来防御，而且还用它来进攻。”（《列宁全集》第11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0] 同上书，40～41页。

[21]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参见Г.李西奇金：《神话与现实》，载《新世界》，1988（11）。

[23]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