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出现下述情况还值得大惊小怪吗：正是我国在实现纯粹社会主义的理想上注定要表现出最大的顽强性；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最终胜利的不是20世纪20年代倡导现实主义和主张同情可怜俄国农民的布哈林，而是号召不怕牺牲的斯大林！要知道，人人都想涉足未知领域，人人都准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只求尽速取得伟大的奇迹，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和成为纯粹的人。

绝对的、完整的、脱离俄国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俄国人的未来观，产生了如此之多模糊不清的观念，以致弄不清什么对于我国人民和我国社会来说才是好的。对未来的世界兄弟般的大团结抱有真诚信念，甚至打算使农村的鸡也学会过集体生活的M.纳古里诺夫们，在没有明白他们那光辉灿烂的浪漫主义理想是乌托邦之前，不知干了多少蠢事。根本就不清楚也讲不明白的未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能迷醉和激励人们，这是因为这种状态使人们分不清周围的东西和现在的情况。须知，当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曾经有过和现在所有的东西以及你周围的事物时，当你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特别是善于如实地看待人时，未来的神秘形象立刻就会解体，变成一堆细碎的、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既然在大多数人身上保留着骗人的乌托邦未来观，那么他们就根本不能从事深思熟虑的工作，不能创造清晰的，即富有生命力的现实。既然好坏不分，那么“教训”本身就会变成真理的标准，也就不清楚什么是取得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例如不符合国民经济价值规律的“新奇东西”的存在）。将目的神秘化，必然导致使生活改造过程本身以及与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绝对化。简单的变化，与已经建成的和过去已有的东西稍有不同，这些事实都会成为进步的证明，按照这种逻辑，甚至赔本的国有农场，其社会优点也比有效的资本主义农场强十倍。

破坏，这是对未来采取浪漫的即不现实的态度，为获得即使是生活在幻想家掌权、生活洪流汹涌澎湃的世界的权利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巴枯宁坚信，革命即是破坏。这种信仰不仅没有根绝，随着俄国社会的日益激进，反而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我们的同胞对生活诉诸暴力和进行破坏时的那种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

既然连皇家学院的教授们都准备赞同所谓革命者不应考虑牺牲，所谓“不幸的是历史上既没有过分宝贵的价值，也没有过分低廉的价值”，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左”倾激进主义怎么会不出现呢？写了这些话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关于暴力及其历史作用的想法，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位第二号领袖人物，如出一辙。这位路标转换派的主要思想家训诫道：“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要伴随着破坏。”总之，人类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经常遭到破坏又得到重新创造，像凤凰涅槃那样，被焚毁后又得到再生。

我看，在自由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上述观点和“左”派激进分子托洛茨基关于只有革命能造就人的著名论点之间，并没有世界观上的差异。

其实，革命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东西。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文化、艺术、思维和发达的宗教感情，才会造就个性。革命只能促使个人的感性高涨并得到表现，使个人的优点得到确认，同时消除个人在创造性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的障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革命本身毕竟什么也没有创造。而且要考虑到，这里所说的革命，其使命是将旧社会内部已经孕育成熟的胎儿取出，使之得到新鲜的空气。至于其他旨在单纯改变世界和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革命（例如创造“独具一格”的“非市民经济”），那么一切就要复杂得多了。在这类革命中必须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充分的保障，使你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如在宗法制的俄国农村建立巨大的粮食工厂），因此必须随时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分寸感，为人们的生命负责，作好退却和改变路线的精神准备，有勇气抛弃最诱人的和最美妙的理想，假如它不是推动建设而是变成了破坏力量的话。

如果革命者们确实没有丧失现实感而是按照人道主义的价值办事，而且确实为不幸的人们的苦难操心，那么这一切就是可能的。但问题全在于，“左”派激进分子们崇奉的信念，似乎仅是革命能造就人，这本身就使他们根本无法清醒过来。这种历史观会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而建起一个颠倒的价值体系，确切些说是反价值的世界。

这种历史观把对个人的注意，转向对革命和夺权过程的注意，因此不时改变目的及达到目的所可能采取的手段。归根结底，是要把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生产和家庭秩序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对“震**”的不懈追求，这已经是只有革命能造就人、能推动进程这个初衷所带来的后果了。

患有“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者已经不能停步不前了。因为如果“彻底改变旧世界”成了最终目的和生活的意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结果，而是改变和抛弃已有东西的过程本身了。

这里讲的已经不仅仅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和解放俄国人民，而且要解放所有劳动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世界王国。从这一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个人的生命及其利益就微不足道了。结果，现在活着的人和劳动群众，就成了未来和理想的牺牲品。只需谈一下“将个人融化在党的集体性之中”就行了。对阶级立场所作的类似解释，从一开始就在为对个别人的各种残酷做法作辩护。为阶级立场所作的这种解释，其本质在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的行为作辩护，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以及在法国人新的进攻中士兵不可避免的牺牲，如能换来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从而有可能使世界革命烈火尽快燃烧起来，那么这个代价就不算太大。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我曾要求，不要急于签订和约，纵然丧失些领土，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德国无产阶级赢得时间，以便他们能了解形势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的个性，而在于决定思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行为的那些社会思维模式。这些人坚信，由阶级斗争唤起的历史运动能够补偿一切。正如党的政论家B.斯塔尼舍夫斯基所写的那样，阶级立场“既不承认所谓的战争规律，也不理会人道的法则；不论老少妇孺，概不吝惜”。

很明显，因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这种对道德和生与死的“轻率”态度，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除干净。人的鲜血的气味不仅使手执武器捍卫新政权的人，而且使革命的领袖们长时间地失掉了精神平衡。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已嗜血成性。前者爱讲“血雾迷蒙的革命经验”，后者爱讲部分人的鲜血，例如“布哈拉人的血”。

从1928年起，斯大林如此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意识中灌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哪儿有阶级斗争，哪儿就失去了怜悯之心，就会对老少妇孺概不留情。

国内战争的后果和必不可免的生活混乱都表现出来了，一方面是真诚的信仰和热情，而另一方面却是情绪不稳、紧张、混乱、社会煽动和怀疑。当然，这是党的内在弱点使党陷入了窘境，而这些弱点又是党以前的长处的延续。这里指的是党在地下斗争条件下形成的铁的纪律和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的意志。被认为是正确的人，并不是实际上正确的人，而是得到多数支持的人。老布尔什维克З.涅姆佐娃说：“斯大林成功地赢得了多数，统计上的多数，他总能争取并得到多数。而老近卫军的特点又是众所周知的：必须服从多数，即使这个多数是错误的。民主集中制——最严酷的纪律。”

当生活正在变为等待未来的结果，变为服务于超前的、超越现在的“伟大目的”时，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避免不道德行为。伟大的目的如此之伟大，以致它能抵偿为之服务的一切。它的重荷正在摧毁脆弱的、好不容易建起的道德感情的构架；它的光辉则使思想迷蒙，使理智沉湎于梦幻之中。

想在几年内完全确立起被国内战争颠倒了的人类价值、善恶意识和生死观，看来是困难的。曾经一度生活在尸横遍野的环境中，对死亡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们，未必能被看成是精神健康的人。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愈远大，跃进未来的计划愈崇高，对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社会愈是急不可耐，亲身拖拽社会主义进步之舟的人们就愈加目无法纪，其权利和生活福利也愈加所剩无几。

我们越是急不可耐地想进入“大同世界”，我们就越是不能达到自己真正的民族目的。而且应当注意到，因“大跃进”而抛弃民族目的和道德这个规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所表现，如古巴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所有使未来凌驾于现在之上、使共产主义道德凌驾于全人类的道德之上、使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服从于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利益的尝试，除了导致斯大林主义，别无任何结果。

假如我们确实根据“没有罪行，只有饥饿的人”这一原则论事，那么这还是情有可原的，这个逻辑多少还有点意义。饥饿的人，这是现实，是可感知的。孩子们嗷嗷待哺，骨瘦如柴。眼看着人们饿死，每一个苏联人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为了拯救挨饿的人，人们干什么都可以。

可是要知道，我们往往越过了人类的道德规范，经常为了臆想，为了知识分子的幻梦而犯罪。我们曾经说：“不必害怕饥饿，不要怕犯罪，只要它们能推动我们前进，奔向无阶级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幸福，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都成了追求千篇一律神秘**的牺牲品。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粗俗平均主义和忌妒心理这样一些最低级的情感，往往能左右我们的行动。而且不仅是在全盘集体化年代，就是在很久以后，即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初，乃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如此。例如战后，当许多人生活在土窑里，食不果腹，因饥饿而浮肿、死亡时，是什么妨碍我们放松对农民的限制，扩大我们的自留地和给农庄更大的自主性呢？须知，国内战争后的破坏并不轻。但只过了三年，农村就得到复苏，治愈了创伤。而在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时期的八个年头却白白地过去了。因为当时实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对农民的镇压，加重了我国的农业危机。众所周知，只是到了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斯大林曾因农妇费多茜娅从农庄的田里给挨饿的孩子弄回去200克粮食，而打算处以无期徒刑，而且他根本不想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降低“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程度，即根本不想降低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以便从已经达到的阶级单一化指标上后退一步。

普通的道德情感的丧失、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造成的心灵麻木，大概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会导致健全理性的丧失。孰先孰后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心与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情迟钝会导致头脑糊涂，于是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

将伟大的历史目的——革命事业神化则更加危险，因为这会得出虚假的信仰，似乎未来本身会抵偿一切，会自行证明它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事实上，“伟大的历史任务”或“伟大的历史目的”，这都是假设一类的现象，一旦将其置于现实之上，那么不等未来的文化产生，先已毁灭了现在的文化，而“独具一格的”经济也将破坏世代形成的经济。托洛茨基深信，在革命的日子里，“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没有存在的余地；H.安德烈耶娃及与其观点相同者，都仇恨“伦理范畴的经院哲学”。这是同一种对未来的卑躬屈膝心理和对像历史启示录一样感受的不同表现。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必须讲得十分明确，俄国的工人运动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化。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一个革命者的基本信念”的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学，还有选择斗争道路的人们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知识。

基督教化的表现何在？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作乌托邦解释，还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信仰的象征。

马克思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精神，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怀疑精神，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不曾使任何人动心。人们感兴趣的仅仅是“结果”，即最终的结论，是用青铜铸成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精确公式。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给我们找了点麻烦的民粹派，而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己的领土上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人们并没有注意，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猜测（猜测就是猜测）的马克思，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写信，反对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学说的马克思之间，在对未来的联合社会的看法上，曾发生过一场革命。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信徒，特别是那些革命斗争的普通参加者，是否善于进行这样的革命，以掌握科学的、非宿命论的历史观呢？众所周知，像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们，既没上过大学，也没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历史观。甚至自认为有文化、能读完敖德萨实验中学、目空一切的托洛茨基也深信，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5世纪即已被更进步的封建关系所取代，当时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处在比罗马人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工人和农民，即武装起义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们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救世说和宿命论来接受的，就像基督徒们把未来的世界看作人间天国一样。而要证明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是否所有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中寻求真理，是否所有的人在选择生活道路时都是心地纯洁的？从我们对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整个生活道路和所做的一切的了解程度来看，我们对该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有些人大概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达到其功利目的适宜的手段。我个人倾向于赞同苏联社会学家З.法英堡的意见：“革命的运动就其成分和人物讲，是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投身革命的人，或者是思想高尚和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或者是在旧制度下生计无着、前途无望、希图时来运转的人。”

这位社会学家的确讲对了。像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斯大林——译注）这样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一个鞋匠的儿子，如果他按部就班地读完教会学校，他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荒僻教区的平平常常的神甫（要想到一个好些的教区去，就得找个大靠山，可他上哪儿去找啊），在这种选择的范围内，这是他的社会功名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功名利禄就完全不同了，这种功名当然和风险连在一起。但这个行当能使人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使人摆脱因无能而带来的种种缺陷，而有可能获得统治人民的无上权力。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动机，这种出人头地和引人注目的欲望，使托洛茨基投身革命，因为他是喜欢沽名钓誉的俄国革命者中最为好大喜功的一个。不过他自己并不隐瞒这些动机。在他的自白《我的一生》中，透露了他的革命积极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本性：至少也要当一个无产阶级世界的革命领袖，否则他是不干的。

无须证明，此类人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给它加上宗教的救世说色彩，将其变成关于伟大事业的学说。革命目的愈宏伟壮丽，愈遥远模糊，这类革命者就会愈加感到信心十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干的事愈多，自我表现的机会也愈多，愈能满足其虚荣心。

这些革命家需要的是预言家马克思及其远见。他们只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思想中汲取一种关于革命的历史悲剧的学说，通过这些历史悲剧，进步的精神在血海中发展，使之成为关于不可避免的世界命运的学说，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

那些幻想新的世界大难发生，像革命诗人兼学者A.加斯杰夫那样等待新的救世主、“奇迹和惨祸的使者”降临的人们，难道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别种理解吗？他们力求出现“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那时，“白天笼罩着夜的可怕阴影，房倒屋塌，山岳崩摧，狂风怒吼，陆地被海洋淹没，太阳从北方升起”。

我并不坚持认为，俄国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上的极端主义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绪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但我深信，历史上绝无不可避免的事件，即舍此无他的情况。“必然性”这一哲学概念，对于大量具体事件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是由人的无法预见的具体选择和行为促成的偶发事件，事件即是表现必然事物的时间、方式和运动形式，它主要依赖于历史进程的参加者们自身，依赖于他们的能动性，甚至依赖于其性格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偶然性如果在历史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会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

就哲学的这个方面讲，就连十月革命也是偶发事件，即是一种由于许多情况（其中包括对俄国历史进程来说是偶然性的情况）适宜的耦合而变成了现实的东西。

历史大爆发的“临界质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成分也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此人应善于预见看来似乎无法结合的一切终于结合起来的那一瞬间：此人还要有足够毅力在这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去旋转爆炸装置的旋钮。

1929年斯大林获胜，更是由于许多情况的耦合，特别是列宁的死。20世纪20年代对政治事件有影响的那些人缺乏毅力，不善于估量所作决定产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其原因。因此我认为，我在俄国“左”倾激进主义传统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种尝试是合理的。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有过去的事情，还有今天的情况。因为正是从“左”的方面否定今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被那些向改革进攻的人和妄图捍卫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利用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都必须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洞察“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和动机。不对许多价值作出某种重新评价，不说清什么是我们今天最危险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深入到批判革命极端主义及其利己主义基础的深度，必然收效甚微。而且我认为，今天再不能局限于对“左”的方面的否定进行简单的否定了。关于这些问题我下文再讲。

四、不应害怕真理

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和痛苦，是它的历史过失。

正是老近卫军创造了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和绝对独裁这个武器，以致后来斯大林能利用它谋其一己之私利，首先是用于消灭那些能看清他的人，乃至那些仅仅比他稍有头脑的人。归根结底，正是老近卫军尚在列宁在世时，就心甘情愿地把革命赢得的至高权力，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后来，即在1924年以后，也正是老近卫军急不可耐的“左”倾情绪，将国家推向了后来变成民族悲剧的大跃进。事情就是这样，既不用夸大，也无须缩小。

当然，在那些当时站在指挥位置并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的人们中间，谁也不会想到，事件的发展会具有这种性质。他们的动机是力图战胜邪恶，清除导致革命和引起工人阶级反抗的俄国旧秩序。在他们看来，至恶者莫过于欧洲资产阶级策动的大屠杀，而对新的、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却毫无抗拒的准备。稍后，革命的悲惨的一面即已展现在他们眼前，因此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罪过是下意识的。至少我们必须明确分清不善于预见其决定之后果的革命家的错误，和利用政治斗争以实现其天生野心的极端分子的罪行。

在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里，不仅应当看到某些人的弱点，还应看到预见革命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后果以及革命的悲剧成分的难处。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看，错误首先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脆弱无力。这里也有全部人类生存的某种根本思想：千万人的年华、技能和才干是创造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获得权力的小人，单凭鼠窃狗盗和阴谋诡计，就足以把这种劳动创造的一切化为灰烬。

斯大林主义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教训。然而是这样的教训，即我们对那些想青史留名的人，对那些用不负责任的决定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骗人的人，对那些认为通过破坏可以使我们生活轻松的人，必须提高警惕。而为了保持警惕，则首先必须研究作为“左”倾激进主义变种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从“左”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找出其弱点。正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弱点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凑到一块儿时，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至少，在谈到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时应当从分析党的组织原则及其信念和章程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崇拜的滋生。

当然，忠君思想、宗法制的残余、文化落后和满脸胡子的庄稼汉目不识丁，这一切都有助于斯大林专制的最终确立。不过这更像土壤，而种子却是在另一块“左”的田地里培育出来的。一个农民绝不会自己踏入20世纪30年代。宗法制的情绪和宗法制的愚昧本身不会导致任何革命。这些东西可能形成四处劫掠的匪帮，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充当巩固对沙皇、上帝或私有制的信仰的肥沃土壤。

再说，宗法制的落后性的祸害，丝毫也不能减轻“左”倾革命知识分子对其抉择所造成的恶果应负的责任。恰恰相反，我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越低，革命知识分子越应慎重思考，小心从事。

我想，当我们说斯大林主义是“左”倾急躁性和“左”倾极端主义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嫁祸于络腮胡子的农民。他们与此毫不相干。

不是他们这些来自农村的人，而是那些出生于城市的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才是我们大跃进的倡导者。早在斯大林获胜（1929）之前许久，即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有人基于革命唤起的热情浪潮，试图立刻马不停蹄地从资本主义的俄国迅速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俄国。我们不会丧失健全的理性。一个农民，一个乡下人，不可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的幻觉和空想。须知，若要进行虚构和幻想，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充裕的空闲时间。众所周知，农民实际上没有空闲时间。

请不要忘记，农民一直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农业纲领，不拥护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计划在公有土地上组织农业生产劳动的思想。假如俄国农民确实生来就有社会主义天性，那他们恐怕会如过江之鲫般蜂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了，因为在这个党的旗帜上写道：“在公有土地上从事共同劳作。”然而众所周知，不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在1913年以后，都不曾出现这种情况。斯大林不得不强制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早在斯大林成功地在广大因出身农民而“受辱”的新党员中普遍安插进“纯”无产阶级核心之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就幻想一步跨进既无富农又无个体农民的纯社会主义王国。

斯大林在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承认，党准备首先消灭富农，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俄罗斯农民有了选择的可能性时，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他们选择的是土地法令，该法令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分地扩大到几十俄亩，并能在土地上自由耕作。

请浏览一下列宁在国内战争期间的著述吧。他在革命初期这一阶段，经常提醒人们注意，十月革命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要我们还和整个农民阶级走在一起，我们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他看来，只有贫农委员会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

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秉公而论，那么我们俄国的农民绝不会自愿地加入集体的劳动组织，这是一点儿也不会令人意外的。假如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假如农民自觉自愿地、不用强迫就选中了集体农庄，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那块世代梦想的土地，那才是怪事。能如此贸然从事的只有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什么责任也不负的年轻人。甚至过去当过贫农委员的贫农，他们虽然随时准备瓜分发了家的邻居，但他们也不愿搞土地的集体耕作，而宁愿再搞到一匹马，因为他们一直买不起马。嫉妒本身永远不会导致社会主义。

而且，不仅农民，就连产业工人也不会自动走向社会主义。由于我们习惯了流行的宣传公式，习惯于不断把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美德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缺陷对立起来，于是就忘了关于无产阶级的这条真理。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1]

大多数工人的情绪和期望，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革命。的确，俄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成了我国革命的火车头，成了资本主义秩序和私有制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工人又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呢？不难证明，他们的想法和马克思那样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不一样。无产阶级对“把工厂交给工人”这个十月革命的口号的理解，实际上是将资本家的财产收归自己所有，并由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企业的集体来掌握。

这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是下述结论：只有具有学术的和抽象的未来观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他们认为，不论是在土地上的家庭劳动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是和国家必须的技术进步不相容的），才会成为“左”倾打算和意图的主要根源（即力图尽快超越农民和工人期望的范围）；也就是说，“左”倾极端主义的基本根源，过去是，今天仍然首先是能对未来进行理论认识的人。

当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劳动的全盘社会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学说本身，并不会导致“左”倾急躁病，更不会导致使用暴力。这里一切都依赖于在新的基础上从事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人的智慧、健全理性和责任感。但是毕竟缺乏起码的知识，即不知道如何和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因此有导致仓促上马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未来的一切就成了无法证明的和无法确定的东西了。因为很难一下子讲出，在向既定目标前进时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谁是居心叵测，一心想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草菅人命。而且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即在长期不计后果、不讲功利的情况下，这就更难讲清楚了。

很清楚，在涉及未来，即涉及无从验证的事物的观念领域时，一个极端主义者是最容易混下去的。但如何使其原形毕露并得到揭露呢？

关于当代“左”倾教条主义，关于当前用“左”的词句搞投机的情况，一直没有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至今还不习惯于批评“自己的”“左”倾极端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历史画卷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几次“左”倾冒进才始终是个“空白点”。

这甚至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因喜欢幻想所谓非经济的特殊发展标准的人和幻想所谓独特的共产主义前进速度的人，而吃这么多的苦头。

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十月革命这样深刻的伟大革命，在很长时间内都应当感到满足了。看来，列宁在我们的革命虚荣心和俄国薄弱的经济能力之间寻求妥协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十分认真”的肯定。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损失惨重，满目疮痍。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已经享受到了革命的实际利益：消灭了文盲、扩大了社会保障、发展并加强了学术机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然而，列宁逝世仅只一年，托洛茨基就急不可耐地想要报复，想要震惊世界。他写道：“战前时期，我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6%～7%。应当承认，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和现在工业的年增长率40%～50%比较起来，则是根本不值一提的。”1924～1925年工业生产增长48%，看来这应当使这位急不可耐的革命家满意了，然而托洛茨基对此还感到不过瘾。

再举一个较近时期的例子。1953年9月，党中央全会承认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彻底失败。命令主义和对农民进行政治强迫的政策使农村完全失去了活力，党放弃了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政策。现实主义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我国农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想震惊世界，想尽快出现“历史的节日”的**又占了上风。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向“理想”和“纯粹的共产主义”加速挺进，取消了“平淡无奇的”家庭副业；随之也就没有平淡无奇的奶和肉了，到1963年前，就连“平淡无奇”的面包也没有了。

1965年3月和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宣布了新的方针，没过三年，又涌现出一批为“纯粹社会主义”而斗争、反对经济标准和经济方法的勇猛斗士。他们向人们担保，只有“一般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自身发展”不受干扰，只有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所有制不停地向全民所有制运动，才能使我们攀上富裕的顶峰。同时，这些“斗士”似乎并没有看见，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觉悟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营私舞弊和渎职罪却以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跃进速度在增加。

改革时代把现实的和今天活着的人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看来在这种条件下再不会有“左”的教条主义轮番地伤害健全理性和进行各种社会神秘主义说教的土壤了。然而，我们今天开始赖以生活的一切，民主、合理性的标准，全人类的道德和善与仁爱的原则，却又一次（不知是第几次了）遭到了十分疯狂的进攻。今天的激进派打着与“陈腐观念”、“小资产阶级作风”、“知识分子习气”和“吹毛求疵做法”作斗争的幌子，再次涌上政治舞台，力图重新夺回驱赶人和支配人的劳动成果的权力。

毋庸置疑，假如1988年春天，即当舆论关注的中心还在H.安德烈耶娃的宣言的时候，我们不局限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而是继续前进，开始就斯大林之类的“左”倾分子蛊惑人心的幻想给我国、给大地、给自然、给人们的道德和心理带来何种损害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并揭露所有这些“共产主义长子继承权”的献身者们的本质及人性的本质，假如我们做了这件事，那么改革胜利的思想保证恐怕就会大些。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大放厥词的勇士们又披上了刀枪不入的教条主义甲胄，他们觉得自己是责难十九次党代会的英雄，因为大会只字不谈“我国的共产主义前景”，而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民主和公开性以及解决食品供应问题上。

而我们仍然沉默不语，观望等待，又一次容忍了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人们在听这些东西，而我们这些健全理性的拥护者对此却听之任之。是时候了，每一个了解事情的本质和问题重要性的人都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给那些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让我们的子女吃得好些、让孩子的母亲少排一会儿队、让他们的父亲少喝点酒并让我们那些饥饿的母牛不再向全世界哀号的人抹黑是不道德的。

假如社会主义革命的“头生子”苏联始终不能成为文明民主的国家，生活、生产、技术装备程度和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还达不到当代世界的中等水平，那么“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工人阶级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根本利益，就是让我国保留被共产主义幻想破坏了的农村，使我们能继续用我国异乎寻常的经营不善和蹩脚的工作令人类惊诧？

我不认为本文的宗旨是要揭露安德烈耶娃宣言的一切方法论错误和研究她的仇恨人类的观点（我看是这样）的各个方面。例如，我找不到其他语言来评价这种用阶级斗争来为剥夺富农的必要性辩护的企图，这是为斯大林蓄谋杀人的行为辩护，他杀了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农民子女，更不用说他们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林海雪原里死去的成年父母了。

今天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对这些显然虚假的思想和暴力方法进行如此大肆宣传的本质和动机问题，谈谈我们对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并随时准备反攻倒算的谬论所持的幼稚的和消极的态度。

我们对教条主义没有抵抗力，也不能作出高级的自卫反应，而教条主义则经常注意人们的生活，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利益，只要他们敢于称作“我国共产主义前景”的东西能保留下来就行。人们认为，从经典著作中引证的某句话，比与之相悖的实践，比与之不符的几百、几千件事实，具有更大的真理性，这种情况能说是正常的吗？要知道，斯大林主义就是从这类对教条的盲目崇拜和缺乏正当怀疑的环境中滋生起来的。

当然，可以提出许多导致对谬论失去抵抗力的客观原因。

遗憾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准许进入一般概念殿堂的年轻人土里土气的狂热，他们丧失了普通人的健全理性，又始终没有真正学者的怀疑精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坐而论道，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谈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转变，谈所谓一般共产主义因素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不愿难为自己去研究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

我国高等院校的哲学教程对心智的发展没什么帮助，但不知为什么却一定要向人灌输对个别“现象”和事实的不信任感，从而扭曲了人的意识。基于这种所谓的“根本立场”，不仅应当证明思维之可证实性的人，而且按常理应当要求对此加以证明的人，都没有这种要求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古怪，常使外国人感到震惊。究其原因，大概也不外乎我们以往的精神状态造成的结果。我们这个社会长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和非现实的现实之中，因此许多人始终学不会区分虚构的价值和真实的价值，区分观念和象征的世界与物质世界，这是毫不足怪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时，无疑将对已经揭示的明显真理与生活的普遍对立感到震惊，对我们不善于发现与我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最主要东西这一情况感到震惊。他们会对口称信仰唯物主义的、把科学知识捧得最高的几代人和与唯心主义斗争最积极的斗士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不能把思想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感到震惊；这些人竟然认为，重要的不是已有的和眼见的东西，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在我看来，即使是最狂热的神秘主义者，也不会像我们这些自诩的唯物主义者这样不讲实际，这样没有经济头脑。

不错，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产生了某种明显的必要性，即要人们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正在迅速到来，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注入一些日益接近的奇迹的征兆。斯大林觉察到了这种要求，开始从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宣传上，来加强这种希望的现实。于是，一个在地上地下、在天南地北创造各种纪录的时代就来到了。接踵而至的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气候方面的“纪录”，还有五花八门的李森科式的“发明”。人们对此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了，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人还相信赫鲁晓夫的话：“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大概他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也可能他只不过是觉得有必要以此增强人们的希望，因为他明白，人们已经不能继续长时间地等待许诺的奇迹了。

坦白地说，我们不愿抵制谬论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旧的习惯势力。对与反改革的安德烈耶娃宣言沆瀣一气的出版物常常持消极态度，是因为人们心有余悸。许多人仅仅是害怕与这些人争论，害怕充满革命词句的蛊惑宣传。对严肃的世界观之争缺乏准备，这也加重了恐惧心理，因此也就加强了玩弄共产主义辞藻的人和数十年来不断用“修正主义”、“违背原理”等可怕的帽子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的人的政治立场。

当我们听到安德烈耶娃大喊大叫，指责十九次党代会忽视了共产主义目标，认为今天的所有改革和民主创举都是在纵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我们的两条腿就发抖了。这时大家都明白，所谓我们正在向没有搬运工和建筑工、不用对劳动和消费进行监督的社会迈进的说法，在今天我国这种劳动素养注定落后和大家普遍不正经干事的情况下，纯粹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想避开就我们的真正问题所进行的严肃讨论。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恐吓知识分子和所有真正为我国的现在和将来担忧的人的十分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老早就非常熟悉的。因为老的“战无不胜的战略”至今仍在起作用，既不用去想，也不用考察研究，光说别人丧失了“共产主义目标”就行了，然后一告密（这种形式屡试不爽）就算大功告成了。

例如，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共产主义目标”，让我国和我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尽人皆知的。它使1965年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使为我国经济引进合理机制的一切尝试受阻，使谢金方法（шекинский метод）和作业队承包制刹车。它使我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使我国在科技进步领域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土壤贫瘠，使许多尚存的希望破灭。

我们知道为醉心于杜撰的理想而忽视现实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难道头脑健全的政治家，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的政治家，有权用革命词句的响亮程度，而不是用经济合理性和效率这样的标准，不是用人们的福利，来检验自己的经济步伐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强调指出：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新的集体主义社会的建设，同妨碍劳动人民今天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幸福的观念联系起来。列宁观点的实质也在于，力求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同提高工人农民生活水平的过程，同俄国如此缺乏的劳动素养的提高，同文明程度、合理性和效率的提高，同核算、思考、交易和计量本事的提高结合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对背离共产主义思想的蛊惑者们讲：不要把人们的头脑搞糊涂了，别妨碍他们思考和工作，不要没完没了地恫吓党和社会，这说到底也是一种犯罪。为什么我们不敢对这些人说，他们之所以还混得下去，不过是因为民众在政治上的无知，因为斯大林时代给人们造成的恐惧心理尚未克服；而他们极力塞给民众的理想，实质上也并非理想。

非商品生产、农民不再是农民、财产不再是财产而变成了无主的东西、人忘却了“自我”——谁会把这些东西当作理想和幸福？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人道主义在内的人道主义，其理想始终是摆脱了一切异化形式的、能享受人的一切幸福的公民。理想还包括人的尊严、个人的自主性（首先是精神自主）、发表意见的权利、犯错误的权利、选择职业和住地的自由、交际权、享受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的权利，即在改革条件下我们所重新获得的一切东西；一旦这些人道主义价值变成人们的血肉，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斯大林主义了。

必须学会鉴别，什么是作为对暴力、残忍和剥削的必然的和正当的反抗的革命性，什么是从人的虚荣心、醉心于标新立异或者干脆出于想对使你遭受屈辱的现实进行报复而产生的假革命性。

超革命性和“左”的教条主义把革命变成目的本身，这实际上扩大了暴力和不公。斯大林的“左”倾试验导致的民族自戕政策，除使生活基础破坏之外，别无其他。斯大林的国内社会政策没有丝毫建设性的因素。

如何鉴别为了正义、为了饥寒交迫备受压迫的人们的幸福而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怎样才能把他们和那些带来暴力和死亡的革命家区别开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是早已举世皆知的，即“请看他们的所作所为”。

列宁早就想给自己找一些标准，以此把假革命者、“左”倾激进分子同真正的革命者区别开来。通过对“可怕的革命性”和五花八门的幻想家的“急躁性”等原则的认真思考，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标准首先应是看其是否能“掌握理论”。促使一个人投身革命的动机不纯，必然很快表现出对理论的轻率态度。这类革命者不可能认真探索真理，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只想知道如何保证自己能投其所好，即参与颠倒生活。

可想而知，社会生活是不愿自行崩溃的。它往往很虚弱，没有自卫能力，但这未必能促使人们去毁掉自身生存的条件，导致这一结果的只能是蹩脚理论家的拙劣学问。

“蹩脚的空洞理论”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里产生出许多用暴力强制促成跃进的纲领。值得庆幸的是，并非其中的每一个纲领都得到了支持和贯彻实施。但是所有这些纲领都是脱离实际情况的，也脱离了人们赖以生存和期望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从发生大转折的1929年起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选择问题争论不休。许多人说，很难证明，除了斯大林所做的，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不知道，大概事后确实很难证明不曾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然而，同样很难证明，斯大林使农村破产，以农民的性命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战略有任何社会经济学上的科学根据。例如，斯大林断言，和小农经济相比，大农场能确保土地上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为加速工业化创造条件。但他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没有事实的证明。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过时了，这一点也没有经济上的佐证（如果这样，那怎么解释农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取得的惊人成就呢）。没有，也不可能有证据，证明工厂实行的命令式的劳动组织搬用到农村以后能确保粮食生产的跃进。众所周知，那时就有许多人发出过严厉的警告。斯大林驳斥他们的论点时称：“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列宁称“左”的教条主义为“左”派幼稚病，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愿意为所欲为，不可理喻，也不遵守日常生活的习惯逻辑。“左”的教条主义者对凡夫俗子所讲的道理和信仰的真理，生来就怀有恶感。

假使“左”的教条主义者对他们注定会使之受穷的农民的命运有一点点同情心，在宣布自己那些必然使亿万人民遭受苦难的规律之前，恐怕也应三思而后行。然而，人民和他们的幸福，并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这些“理论家”对人民根本没有丝毫责任感。套用普希金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两条腿的动物千千万，但它们的工具只一件”——即只有一个速朽的血肉之躯，历史的规律就是借助它们给自己开拓道路的。

“左”的极端分子有意识地诱发革命急躁情绪和社会对抗，在经济关系领域主张使用暴力。他们要求群众“听从历史的召唤”，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不论是国内战争期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抑或是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一直号召建立别具一格的经济，规定独特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号召清心寡欲和克制，似乎这样就能使我们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左”倾“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的特殊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丰衣足食。

对于一个大搞独特经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来说，没有比我国的现实生活更可怕的了。现实生活本身（首先是市场和农业部门的情况）会揭穿他，说明他的愿望是毫无根据的。

国内战争时期的“左”倾激进主义和力图在新的共产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生活秩序的做法，尚可用缺乏经验来解释。可是，“左”倾反对派分子和极端主义者斯大林已经知道余粮征集制导致了何种结果，却还要坚持实行这种制度并将其视为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普遍适用的共产主义方法，这又作何解释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叶的“左”倾“理论家”在缺肉少奶的情况下，继续和粮食生产的“非共产主义”方法展开积极斗争，砍掉了庄员的自留地，杀掉了他们的家畜，这又如何辩解？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光需要苏联人的幸福，更需要通过别具一格的共产主义方法创造的幸福，因为这种方法能日益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一般共产主义本性。

在安德烈耶娃的反改革宣言和后来在她的答南斯拉夫《消息报》问中，既没有一点唯物主义，甚至也没有一点分析我国经济经验的意思，更没有反映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迹象，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她为什么对下述的一切置若罔闻：今天的亿万苏联人靠什么生活，是什么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又是什么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人们“普遍失去常态”、对劳动不感兴趣、懒惰成性，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我国社会行家里手逐年减少，我们的商品制作得越来越糟，苏联作为一个生产者的威望日益降低，对这一切她都无动于衷。

可以证明，类似的思维方式是平均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旧病复发，就其本性来讲，这种社会主义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对他人财富实行再分配的问题，它甚至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组织生产问题。今天正在与改革作斗争的平均社会主义，不能为社会提供任何积极的发展纲领。

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充当工人阶级利益和苏联社会利益捍卫者的人物，正在自觉地将人们引入歧途，使人们看不到主要危险，看不到生产基础惨遭破坏的威胁。这已经不是作为蹩脚理论之表现的乌托邦，而是**裸的犬儒主义了。

这和教条主义者妄图以阶级斗争为据替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已经相去不远了。显然，只有无耻之徒才会为屠杀无辜辩解，而且还是用历史的规律为之辩护的。

冒充共产主义卫士的往往是些极端自私的人，他们心黑手辣，对人毫无同情之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比佯装捍卫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活基础的利己主义更为可怕的了。请想一想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哲学意义吧。人类史上可曾有过类似的情景：为了一个罪人的虚荣心和疯狂的权势欲，让这么多人的生命在人道主义的口号下成了牺牲品？大概没有。

“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和不同智力发展水平的革命激进主义分子，从来就不是集体主义者，即是说，他们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即不是关心普遍幸福的人。其利己主义动机当然各有不同，但他们从来没有帮助人和改善人的命运的愿望。这是毫无疑问的。

冷酷无情地破坏生活的基础，致使千百万人无谓的牺牲，这种人不应自称共产党员和争取人的幸福的斗士。共产党人和所有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沉溺于他那个时代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中。他和大家一样，无法确切知晓明天将如何，也无法预见其决定和行为的一切后果，但他无权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藐视常理。

“左”倾激进分子不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坚实土壤，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实生活使他感到枯燥无味。他无意于在细枝末节、实际事物和经济领域中耕耘，“他发疯似地寻觅急风暴雨”，他极力使社会政治生活保持动**的局面，因为这种时候刚好非常需要他这种人。

革命的教条主义和超革命性的基础，是人类史上已知的各种利己主义和人的兽性表现中最为危险的一种，这正是知识分子伪善的利己主义，即“力图把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世界”，强使世界接受他们关于人的价值观。这种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力图使革命和社会生活保持在对他这位“左”倾教条主义者适宜的状态，使之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使他能扬长避短。在这种情况下，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绝不在于追求获取更多的好处和生活的舒适。尽管所有一般共产主义生活观念的鼓吹者在革命后，都不无满足地享用着白银堆中供个人用的国家别墅。其动机首先是希望用自己的“左”的标准改造别人的生活，把自己的价值、善恶观和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强加于人。对超革命派来说，重要的是让人相信，他给生活的规律和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精确的，他的生活尺度才是真正适宜的生活尺度。

说不定，托洛茨基正是因为这个才追求不断革命的，因为没有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他就活不下去，他也很难想象，将来在政治上他能停止发号施令和不再摆布他人的命运。

遗憾的是，斯大林的秘密和他一起被埋葬掉了，以致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关于自己、关于党、关于世界和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这显然也是个损失，因为了解他在对人们、对阶级甚至民族判处死刑时想了些什么，恐怕是很有教益的。斯大林无缘无故搞起来的革命独裁，彻底地毁了他。但他所做的一切，则是对整个人类的抗议。是什么惹得他发火呢：可能是决心为自己的一切卑微地位进行报复的凡夫俗子的暴乱吧？

对“左”倾激进分子来说，保持群众“可怕的革命性”和对旧事物的毫不妥协精神，是极其重要的。日复一日的经营活动，斤斤计较怎么干活才有利可图，这些事实最使他恼火，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们使他想到，他在彻底肃清“过去的东西”和“经济主义思想”方面所作的努力白费了；也使他想起还存在着永恒的和不可战胜的经济规律，想起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受他的革命专制管束的。实干家和头脑清醒的专家们令他讨厌，因为他们经常揭露他的乌托邦、教条主义幻想和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揭露他不学无术、领导无方、马虎草率。因此他力图迫使大家在经济活动中拿感想当政策，力图让社会意识因贫富不均和因世上多有不公而长期处于愤愤不平的精神状态，一句话，是力图使社会永远为其早已在自己的著述中写下的口号所左右。

人们曾经觉得，不可能把“左”的教条同其社会基础、同被屈辱被损害的人的急躁情绪和冷酷无情分开。然而，今天的情况表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可以不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像一个由心理阴暗而又好斗的人们（常常是些功不成名不就的人）组成的小集团那样存在下去，而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面对生产和生活的新情况共有的恐惧心理，其中还有一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想把周围社会引向符合其劣根性的方向。他们力图证明，过穷日子、使生活失去常态、使人没有正常交往、告密出卖、仇恨和不满，也是一种生活准则；他们还想证明，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对路子，而所有其余的人都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罪恶的泥潭。

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许多神话被揭穿后，情况一下就清楚了，原来在为“共产主义纯洁性”而战的斗士中，即在过去用恐怖手段威吓我国社会思想的人中，很多都是受天生的伪善折磨的病人，他们之所以要虐待别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生都在因自己精神失常而受到折磨。斯大林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自虐的伪善者（正是这类人往往对他五体投地，这不是偶然的）。

认真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的“左”倾激进主义者的个人命运和精神气质，你就会看到，把他们这些人结合起来的，就是缺乏和世界的牢固联系。

我们那些反对经济刺激、反对人们过安定生活、散布对“个人利益”的仇视、对所谓“附加收入”和对“小安乐窝”的憎恶的斗士们，通常都已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希望和生活乐趣。他们的愤怒常常不过是一种麻醉剂，它能使他们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斗争”中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因此在“亿万人处在**中”的年代，抛家舍业的人都害了思乡病。一个人天赐的最大幸福，就是生命本身，是生命由小到老的平稳运动以及人的一切欢乐和忧愁，而“左”倾激进分子却把这看成是因循守旧、日常琐事，是一种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也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激进派一样，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倒退，是搞资本主义和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当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是在追求一律、贪大求全和什么都想管起来（其目的在于反对以前农民的自主性和反对继承传统）的浪潮中踏进我们的生活的。

既然大家心里明白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何以许多人至今仍回避认真谈论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是因为，使斯大林这个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人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革新浪潮，是和我们的几个基本“圣物”——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害怕，但愿对斯大林的批判不要在实际上“动摇了我们的理想”，不要给革命英雄们抹黑，不要亵渎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别让对“左”倾极端主义的批判变成对革命思想的批评；别使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怀疑。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今天又在自设赫鲁晓夫当年坠入的陷阱。我们首先为自己塑造一个现代人的虚假形象，好像他不能深刻体验到历史真实的全部戏剧性和革命的戏剧性，无力区分革命的真正价值和虚假价值，也不能区别错误和罪行。然后从对苏联人的这种不信任态度出发，从把苏联人从疑虑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出发，我们就歪曲自己的全部历史，在历史中塞进一些伪真理，然后再让这些伪真理像地雷一样炸毁我们。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完全不能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乖的民族？

我们曾因自欺欺人而受到过几次惩罚，因此好像一下饮干我国历史真相这杯苦酒要容易得多，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摆脱了谎言的人，最终干起正事来。可是不行，即使有了澄清真相的一切条件，许多人仍然宁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