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要的恐怕还不在这里。从这个角度出发，还不能使斯大林借以为其国内政策辩护的所有原理和所有政治思想都受到批判。这里讲的还是那个问题，即革命胜利后保持党的政治领导稳定性的途径和价值问题，是否允许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先下手为强，用暴力反对可能存在的权力觊觎者，以及所有不愿按斯大林拼凑的政治局的意见思考的人。

为了弄清这一切，首先必须注意列宁逝世后争夺党内统治权的那些人的政治思维特点，舍此则无法理解党解除精神武装的机制，因为这个党曾让一个虐待狂不受惩罚地杀害了千百万人；舍此也不能理解他新建立的全面破坏人性的种种机制。

在“强者彻底胜利”之前，曾经长时间地大声疾呼，号召镇压党内被打垮的反对派运动领导人。例如，早在1924年，П.Б.加米涅夫就曾坚持要求惩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的。我们还记得，仅在此前几年，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曾经讲过，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千百万人。这是在用质朴的群众语言，传达他那个时代的情绪。而经济学家П.克里茨曼在他的《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一书中（该书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暴力的颂歌）提出，应该用牺牲者的数量、破坏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多少和消灭非无产阶级的情况，来衡量革命的道德水平。该书断言，“残酷无情的阶级特性，从社会上消灭剥削者阶级，是发扬崇高道德的源泉，是无产者和一切被剥削者热情澎湃的源泉”。又说，“属于剥削者的阶级烙印，只能开辟通往集中营、监狱之路，再好也不过是让他们住进迁往高楼大厦的无产阶级丢下的破茅舍”。

瞧，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之源。这就是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许多代表人物容忍斯大林罪行的原因。当然，谁也无法给斯大林洗刷罪孽，不过很多东西是错在那个时代的信念上，即认为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律令。这里边就存在着悲剧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矛盾，即革命的进步性和革命暴力之间的矛盾。

回忆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宜的：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已被置于法律和民主的传统观念之上，被置于道德规范之上。例如，Г.В.普列汉诺夫说过：“对现有的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就其本身作抽象的考虑，而必须参照可称之为民主的基本原则的‘Salus Populi Suprema Lex’[9]原则。如果翻译成革命者的语言，这就表示：革命的成功就是最高的法律。假如为了革命的成功而需要暂时限制一下某一条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遇到这种限制就停滞不前便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等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等阶级曾经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如果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民众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我们就应当极力使之成为长久的议会；而如果选举实际上并不成功，我们就必须努力解散它，而且不要经过两年，最好是过两周就解散。”

这样，远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条特殊的革命法规，即特殊的道德，它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一切之上。

托洛茨基只不过向前多迈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人民的主权之上，即置于大多数人的主权之上，而且正如他写的那样，也将其置于全人类的规范道德的各项原则之上。遵循这一原则——“革命的成功高于一切”——他论证了镇压不放弃夺权斗争的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和使用先发制人手段事先捍卫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1918年，托洛茨基首次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这是指镇压我们今天称之为联合党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妄图掌权。托洛茨基在解释促使他不顾K.蔡特金和欧洲其他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全被告性命的请求，而坚持处决“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动机时写道：“革命时期的这种镇压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人道的一般地位就应退避三舍。这是一场直接夺权的斗争，是一场生死之争——革命就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希望几周之内掌权而把现执政者投入监狱并消灭的人来说，监禁又有什么意义？从个人的所谓绝对价值的角度来看，革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其实战争和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如此。然而，为使个人这个概念本身变成实在的东西，为使‘群众’这个带点贬义的概念不再是哲学上享有特权的‘个人’一词的对立面，必须使作为革命（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的群众自身，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规范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而且我承认，对此我也不感兴趣。但我确实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新了解的唯一方法。”

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多迈的这一步，已经使社会意识开始感受到，惩办失败了的政敌是绝对正常的做法。如果说镇压那些不幸一出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孩子们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镇压手段用于曾经和沙皇制度斗争的同志，既然他们威胁着革命？如果说可以镇压对十月革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者，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镇压坚持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看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成功确实是最高法则，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牺牲和滥施暴力，怎样才能避免领袖专政呢？

对历史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如果专心致志地研究例如工人和农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党内的比例问题，那当然很容易避开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深入思考革命的本质——关于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他就不要装模作样，想找出什么所谓俄国启示录的根源。如果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理解内战是民族的悲剧，而人民又不能找到其他少流血的办法，以克服其内部的对抗，也不能找到改革使其厌恶的生活的途径，因此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应当装模作样，说我们与20世纪30年代赞成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那些人不同了，思维方式也变了。

总而言之，如何看待国内战争这场悲剧，这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尺度。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这种大屠杀和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一样令人厌恶，这里没有任何令人高兴和值得赞美的东西，一个阶级欢欣鼓舞地去消灭另一个阶级，兄弟之间相互厮杀，这里无任何教益可言。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局面，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正如马克思早就描述过的，悲剧就在于，为捍卫自己神圣的真理而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正义的。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打算撰写的一部描绘革命和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书名叫《没有错者》，这不是偶然的。

这并不像斗争的参加者想象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或政党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状态之间的斗争，即该民族的过去和其未来之间的斗争。例如在俄国，其中旧的制度不仅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过去。马克思指出，当事物作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同刚刚诞生的世界作斗争时，站在旧制度一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世界历史的迷误。因此，旧制度的死亡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恰恰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说明谁拥有真理。

无法给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恐怖行动作论证，正如无法论证此前在内战时期实行的恐怖一样。因为任何恐怖都不是多少尚可加以辩护的对手执武器的敌人的残酷，因为那是以残酷对残酷。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在1919年所搞的“红色恐怖”是枪毙人质，引用的是阶级或阶层集体负责的原则，即起码要杀掉一大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屠杀沙皇军队的军官，仅仅因为他们是军官；而屠杀神甫，也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甫。

恐怖永远是丧失理智的、破坏阻止人类兽性发作之堤的东西。革命不可能发挥道德功能，相反，只有当革命是道德的继续，只有当它捍卫道德的利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利益时，它才是正当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厌弃暴力的立场出发，从任何人都无心伤害另一个人的性命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判断斯大林的行为。这样就无由争吵了。令人费解的只有一点，即许多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的人，都不愿作出原则性的结论，而只想从我国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个别结论。

下面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当作一个观点体系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关于农民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公理，形象地说，是一根至今没从我们的意识中拔出的“刺”。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身上存在的那个“斯大林分子”在作怪。反农民情绪，对出自农村分散劳动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心理，恰恰是这些东西经常冲刷掉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们之间的界限。斯大林所接受的“富农的危险”这个命题，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党有小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命题，如出一辙。顺便说说，今天的改革反对者们正在用斯大林的命题，为斯大林在农村使用暴力作辩护。

对个体农民完全不信任，这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不信任农民是斯大林所固有的本性，而是因为这和健全的理性相左。这种不信任是反常的，其背后隐藏的仅仅是对另一个更纯洁的世界的幻想，那里将不存在似乎是粗鲁愚昧的农民。

对农民也和对生产者及私有者一样持否定态度，出自于可能建立纯粹非商品、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在那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将排挤掉其他一切劳动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简单化态度和狭隘偏执性的表现，即幼稚地希望消除一切不符合都市化了的人的理想的东西。

正如П.卡尔宾斯基确切指明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全在于农民必然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教条。他的一些基本论点，包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阶级斗争也必然激化的原理，都是与这个教条有着内在联系的。从这个教条引申出许多公理，如市场和价值规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一切国家的东西都优于集体的东西，阶级利益高于全人类的价值，等等。

在斯大林那里也和在许多老近卫军的代表人物那里一样，市场这个概念和资本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市场和自由贸易所承担的一切事情，首先是自由的农民——小商贩、手艺人，都被看作是政治传染病，是通向纯粹社会主义王国路上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对付的障碍。因此，斯大林和所有“左”翼反对派根本不愿谈论俄国农民，不认为他们也是有家庭和子女的人，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被指责为民粹主义，不善于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把农民看作人，认为他们大都很贫困，衣不蔽体，勉强糊口，一生中除了干活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左”派领袖们顽固地认为，农民只能是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力量，它妨碍拯救整个人类的事业——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因此断言，一切不符合他们所期望的向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而只不过是某种不真实的、虚假的，即是说，是这块土地上的暂时现象。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这毕竟很像典型的宗教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根本不把异教徒当人看待，认为对异教徒不必讲什么道德。正因为如此，所以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不被当作人看待，对待他们——农民户主、私营企业主、商人、神职人员，稍后还有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办合作社的人、单干户，总之，对待构成俄国居民80%的人，不必讲什么良心和道德。

今天我们明白了，阶级观点就其真正本性来讲是片面的，它使人们对一个人的那些为解决革命任务所需的品质大感兴趣。与此同时，它必然会对人的从事创造活动所必需的品质不感兴趣。因此，从阶级观点去培养人参加革命斗争，要重于培养人从事有效的和有理性的劳动。

在革命爆发时，判断一个人首先是根据他的社会出身，根据他是否相信建立工农王国和实现共产主义平等的可能性，根据他是否准备为这神圣目的服务。

这样一来，对个人的内在的深层结构，对最复杂的一般人类存在问题，对罪恶，对生与死的良心，对爱和恨、犯罪与悔罪等问题，就都不由自主地失掉了兴趣。

现在可以想象得出，当我国80%的居民被当成通往理想之路上的障碍时，这种阶级观点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是多么可怕。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党的领导人必然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之中，与其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市场、商品和农民的世界之中。还由于他们明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也不打算接受新秩序。

斯大林不是一个幼稚的人，他并不相信俄国农民有“社会主义天性”的童话。尽管他仇恨农民，但他关于农村居民具有聪明才智的见解，毕竟比今天的某些所谓进步和民主之友高明些。因为他明白，农民绝不会自愿给自己套上生产合作制的枷锁，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斯大林讲必须“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在这种感到被包围的心理中（顺便说说，这种心理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前提之一），大概需要找到我们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孩子们》这部长篇小说中遇到的问题的答案。这里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流放制度异常残酷，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政治流放犯所处的条件则是可以忍受的。顺便说说，就连托洛茨基都对革命前如此姑息政治流放犯感到十分惊讶。他本人在第一次被流放时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当过县报的记者，后来是乡的文书，能如数收到富有的双亲寄来的汇款。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俄国贯彻阶级观点时的残酷程度，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俄国的传统来说，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将在历史上自行消亡的思想，在我国的条件下被篡改成了“痛打富农”的口号，而后又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不幸的是，在我国，不仅成年人，就连孩子们都相信这类口号，因为孩子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国内战争残酷场面的摧残，他们也来模仿成年人的过火行为。例如，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的中篇小说《地沟》中写道，失掉理性的娜斯金卡认为，一定要杀死富农。文学家A. K.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他说：“如果一位先进工作者钳工的两个孩子，把他们的一个同学推到电车下边，理由就是这个同学的父亲是医生，因此也就是阶级敌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家庭里，大吵大闹起来，远非出于人的本性。”

关于农民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公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种精神和政治形势下，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而后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这就是可以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之一的公理。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这位领袖对不可动摇的社会法则的蔑视，是他的极端主义和下述信念：可以迫使人们去干不可能的、从未做过的事。与此有内在联系的，是藐视和否定过去，特别是关于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公理。

关于后边这个公理，人们已经讲了和写了很多了，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和政策，派生出了迄今依然存在的禁绝风，助长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幻想，好像把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封闭起来，破坏掉旧文化的残余，这同时也就是建设，因此是十分有益的，甚至是件伟大的工作。

下面就何谓否定过去（这对斯大林主义来说是十分突出的）略谈几句。这是相信似乎可以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相信历史会向理想的无矛盾状态运动，而在那里，旧生活的污秽将**然无存，人的精神和肉体也将纯洁无瑕，未来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和旧事物毫无共同之处。正如B.弗罗洛夫在《别无选择》这本文集中所写的，苏联社会接受的教育是，相信人的纯洁性，接受的是人类圣贤先哲阐明的原理，然而，整个社会对一小撮争权夺利的狂人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又听之任之，看来，这当中并无任何矛盾之处。

相反，相信人是纯洁的思想，恰恰使我们人民受了骗，使这种信念变成了民族自裁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人民所受的地狱之苦，只好用某种特殊的**来抵偿，如说我们创造了别人从未有过的东西等。既然作家A.普列汉诺夫和化学家H.安德烈耶娃至今还相信，我们的穷困、我们的混乱、我们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我们那些糟糕的医院和蹩脚的计算机，都是为发展我国“独具一格的经济力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且讲得郑重其事，那么为什么确实成就了丰功伟业——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人们不该相信有美好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纯洁的新人呢？历史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就在这里。人们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生来是为了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为了创造奇迹，为了使“童话变成现实”。而斯大林则巧妙地利用了完成革命奇迹的人们的这种信念和这种自负的心理。

识别斯大林主义并与之作斗争，其复杂性大概也在于此，因为就其本性讲，斯大林主义是有其政治积极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修养等最深刻的政治动因的。为什么我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不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样容易迁就斯大林加诸农民的暴力，而对剥夺富农的惨状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馑毫无反应？为什么他们竟相信人民生活得很好？看来，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一切当成了为使未来社会纯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相信我国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斯大林之所以合乎民众的心意，正是因为他追求新的东西，他相信能够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在那里将不再有富人、农民、小老板和小市民。

我斗胆断言，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比号召学习做买卖赚钱的列宁，更合乎大多数党的积极分子和大多数新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心意。因为列宁逝世前已经放弃了建设纯社会主义的幼稚信念，这样就使得党的大多数理论家大失所望。正是列宁说明了这种最不切实际地追求新东西（这种东西新得没有一点旧的东西）的做法，是革命意识的典型错误。

而斯大林则相反，他至死不同意任何妥协。他号召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为生，而是为死，进行“谁战胜谁”的斗争。但列宁对关于纯社会主义的那些幼稚的和浪漫主义的观念的批判，却被党的大多数当成了耳边风，联合各种“人民力量”、无产阶级要联合合作化了的农民的思想本身，也没有为党的积极分子所认识。这大概可以说明，斯大林何以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党所喜爱的布哈林。布哈林的悲剧在于，他是少数认真对待列宁关于“用非共产党人之手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号召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布哈林）中的一个。

其实，许多人都想，一定要用纯洁的手建设他们那纯洁而又光辉的未来——对此不应惊异。要知道，即使在今天，即在关于纯粹无产阶级的、“非市侩的”、“非商业性的”和“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启示录之后，我国知识分子中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代表人物仍然坚信，在没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农民残余之前，我们是建不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

既相信有纯洁的人，又恶意地对待不能摆脱陈规陋习的人，对待陷入自己的家庭事务、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人，这并不是新现象。作家阿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讲，我们惯于从共产主义个性的理想高度，去品评苏联人、农民和劳动者，这常常是不公正的。这些人是国家的支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顽强地从事劳动。我们不去提高这些人，而是有意识地贬低他们。俄国哲学家C. H.布尔加科夫早就警告说，相信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奇迹，可能导致“精神贵族的特殊变种，他们目空一切地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这位思想家写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动摇于两种极端之间——对人民顶礼膜拜或充当精神贵族。要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民崇拜（赫尔岑开创的旧民粹派形式，其基础是相信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或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把这些特点赋予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出自知识分子信仰的基础本身。但从这种信仰中又必然产生其对立物——对人民持傲慢态度，把人民视为拯救的对象，视为需要保姆教其‘觉悟’的未成年人，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人。”

假如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间，不曾传播关于纯洁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就永远不会成功地进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也不能那么快地破坏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年，愈是受到关于人的浪漫主义观点（顺便说说，这些观点与卢梭的思想很相近）的教育，愈是受到有关未来和有关社会主义乌托邦观点的教育，斯大林的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也就愈巩固和愈雄厚，对这个落后的、仍然“不纯”的民族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愈加容易辩护。

关于新人的信念加强了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民族的东西的恶感，这只能加剧对健全理性及生命采取的“左”倾过火行动和暴力。这个信念曾经鼓励过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助长了人们对斯大林建立新奇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企图所持的热情的、因此也是非批判的态度。

总之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共产党人（而且不仅是我国的）中间流行的是卢梭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须知，受启蒙思想教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始终是辩证法家。他们和卢梭不同，他们都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看作是其因素、感情和本能充满矛盾的人。恩格斯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0]

这样看待人，并不是重复原罪思想，不过这种看法也和基督教一样，能促使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清醒的评价，认识到道德教育问题的尖锐性，让人们珍惜文明在抑制人的自私天性上所学会的一切。由此会得出另一种比我们更严重的看待人类道德和普通道德规范的教条主义观点，由此也就会明白，道德领域的本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我们忽视人的本性和人的矛盾的本质，这就使我们不能在认识人的因素的同时，严肃地解决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刺激问题，也使我们无法认清各种政权的本性。美化人的本性，不仅不能加强社会的道德，反而会破坏它，因为这会忽略自然的克制机制，而使蛊惑人心的人和伪君子能够践踏普通的圣经规范，能够嘲弄那些提到良心、正派和礼貌规矩的人们。例如，我们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Г.马尔科夫曾在《文学报》上写道：“贬低社会主义的东西，将其贬低到全人类（就该词的旧的、有限的含义讲）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人的评价过低。”不应忘记，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就连停滞年代，也都是对人的本性评价“过高”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末斯大林分子的反攻倒算，在哲学上就表现为，对人类的道德发起肆无忌惮的攻讦，特别是从思想上“揭露”那些在自己伦理学著作中肯定良心和善的首要意义的人。借口“不能放弃原则”而向改革发起的进攻，仍然伴随着对所谓“伦理学范畴的经院哲学”的攻讦。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是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知识和科学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人有无限的能力。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也就是这种人的思维：他野心勃勃，自信无所不能——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和左右时空。

怀有这种人的知识具有无限能力的人，首先会坚信，可以完全用自觉的东西取代自发的东西，用必然的东西取代偶然的东西；坚信能够使社会的一切经济联系完全服从于计划，能够使国家对社会上的劳动积极性的各种表现进行监督。

所有写到斯大林和科学界的关系的人都会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是多么容易受虚幻的、根本就无法实现的思想的引诱。这不仅说明他缺乏知识和外行，而且说明他坚信科学无所不能，说明他对一切假科学之名而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缺乏合理的怀疑。

作家П.拉兹贡在他的《并非虚构》中讲到一个例子，说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和领导在当时是何等养尊处优。该研究所的组织者们当然不是骗子，但他们的学术思想竟如此投合上司的意图和愿望，以致使他们能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他们的理论折服了高尔基，后来又使斯大林本人心醉神迷。

这些医生认为，他们似乎很快就能在人的身体里找到“一种东西”，对其略施小技，即可迅速治好各种疾病，特别是战胜最有害的衰老症。这个效果不仅极有**力，而且十分符合时代精神；当时还难以征服时间和空间，应当对未知的和无法支配的东西一一声明，加以控制。这位作家最后分析道：“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他不能容忍他统治不了的东西的存在。”

作为一个包含各种观点的成体系的斯大林主义，不仅是一部社会主义史、俄国史，而且是一部欧洲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扩张主义文化的亲生子。因此，即使是我国革命的错误和悲剧，对人类，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其重大意义，因为这些措施和悲剧能使人们发现许多看来颇为诱人的社会思想的真正意义，能使人们看到关于“纯洁的人”和“纯洁的社会”的信念会把人引向何种精神堕落的深渊。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具有的这种全人类意义，早在战时共产主义——布哈林在1918年 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的发言中，称其为“尽快”和“立即”实现人类最美好理想的首次尝试——之后不久就被人看到了。关于这一点，即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对全人类的文明所具有的意义，甚至连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都谈到了。这些人大都不接受革命，但却认为分担自己祖国的命运是他们的义务。哲学家A.C.伊兹格耶夫在1922年1月写道：“不管这场革命对俄国人民来说结局如何，单就其使全人类有可能通过俄国这个活的机体检验百年来欧洲革命思想赖以存在的主要观念这一点来说，它就已经称得上是世界性的伟大革命了。试图将该思想用于实践，这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检验方式。直至1917年，外国和俄国的革命家还只是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有勇气使之付诸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用别的方式检验这些关于纯洁的人、关于自觉性和计划性的王国的思想，而只能借助于斯大林的实践，通过不必要的畸变和造成可怕的损失？难道不能作别种理解，即自发性并非永远是恶，不必把农民变成工人，不必把反对剥削发展为扼杀主动精神和进取精神，最后，并非一切新东西都比旧东西好？

三、幻想家们的利己主义

要想创立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就必须重视人们对没有一点旧东西的新事物的无法遏止的热情和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愿望，用史学家H.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说，那时将是“幻想家统治世界”，而“过现实生活的人”则被抛弃和践踏，并逐渐陷入幻想的王国。那一天早晚会到来，届时，历史仿佛突然厌弃了健全的理性、现实的政策、节奏单调的和按部就班的前进过程，而历史自身也开始幻想、虚构和杜撰起来。

这里只能注意到，这个难熬的历史节日在不同民族那里是以不同的方式度过的。向陈规旧俗、向已为人们厌恶的东西挥舞的力量的大小，不仅决定于政治和经济对抗的尖锐程度，而且取决于挥舞者的心理及其洞悉旧世界和“小事”的程度。

欧洲各民族对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的自然追求和闯入未知世界的愿望总能得到克制，因为它们天生害怕失掉已有的东西。要知道，新事物预示的只不过是可能的利益，它可能满足希望，也可能使希望落空。而旧事物尽管缺陷很多，但它毕竟是已有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

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由于存在克制机制，所以西欧国家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具备了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但却始终不想认真尝试这种新东西。而与此同时，恰恰是在俄国，当向纯洁的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客观前提尚处在“半生不熟”状态时，就开始接连几次进行闯入未知世界的尝试。

发展社会关系或克服已被厌弃的东西的客观要求是相同的，但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却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在我们俄国，倾向既有的力量，对迷醉于浪漫主义幻想的克制力量，并不像资本主义世界受过清醒的现实主义教育的各民族中那样强大。列宁所讲的“不文明”（азиатчина。殖民主义者污蔑亚洲人时的用语——译注）大概不仅包括大多数人知识欠缺，没有文化，劳动训练不足，而且包括缺乏抑制极端性和过**绪的动因。“不文明”还包括放纵本能，恣意破坏，喜欢蛮干。

列宁称俄国是介乎于文明国家和东方国家即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国家，一方面准备接受西方最激进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由于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而没有条件对这些思想作出客观评价。

正如赫尔岑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的那样，结果就产生了“光幻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西方科学的成果，而取得该成果之前所做的一切及与该成果矛盾和不一致的东西，他就很少感兴趣了。可是在西方，“现代科学”和与之对立的“冥顽不灵的”民族保守性，是一个整体，是彼此争吵不休、互相竞争的两半。在那里，俄国学生所感兴趣的那些“结果”，“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就像一个活人的脑袋，当脖子把它和躯体连在一起时，它可以胡思乱想，一旦离开躯体，脑袋不过徒具形式”。

幻想恰恰表现在，我们仅从一个方面看到了西方进步的新思想，但视野不广，不足以构成其全貌。当西方的社会思想在俄国付诸实现的条件日渐成熟的时候，我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这些思想时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更加暴露无遗了。哲学家C.布尔加科夫再次提醒我国知识分子，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西方的社会思想成果；欧洲文明不仅有其五光十色的果实和数不尽的枝杈，而且有其滋养大树的根须，它们能用自己那富有营养的汁液，确保思想的自然平衡。布尔加科夫进一步发挥道：因此，即使是否定的（革命的）学说，因处于其故乡的其他许多与之抗衡的强大思想流派之中，所以其心理的和历史的意义，较之它们在俄国这片文化荒漠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在这里，它们竭力充当首屈一指的学说，成为俄国教育和文明的基础。

对此大概只能作如下补充，即出自西方的激进的和革命的学说，不仅要从外部，而且要从内部加以平衡。这些学说牢牢地生长在布尔加科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上，即思维的实证性和对生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内在的均衡性也是卢梭主义的特点，而它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的确，马克思的学说在欧洲思想史上是一个最激进和最革命的流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还不曾有人想到历史进程有根本改变的可能，人类以前的历史有转变为另一种真正历史的可能。年轻的马克思所梦想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使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有新的时空观，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人类存在的一切对立，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之间的争论。对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答案，这答案也晓得，它即是这答案。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对过去如此大胆的恐吓和对未来如此苛刻的要求。在这里，未来之纯洁几乎带有实验室的性质。甚至连耶稣基督也不能许诺，把未来的冥府生活中的矛盾解决得如此干净利索。

然而，一旦深入到事情的本质并开始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纯洁的未来同什么东西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纯洁的未来中还有许许多多来自现在和过去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迄今仍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或称之为“庸俗的”经济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标志的东西。这个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那里将组织有效的和合理的生产，将确保与大自然进行花费最小的物质交换，将创造“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条件，维护个人的自主权，保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文明的一切福利，归根结底是指人理当享受的幸福。是的，是幸福，而且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许多斯大林主义批评者所憎恨的小资产阶级的幸福。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理想是极其现实的，未来是和现在紧密相连的。关于这一点，他们谈起来总是那么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理想，不是心态，而是改变无产阶级无法忍受的状况的一种运动。

建设社会主义和明显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健全的理性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已经为采取我们今天所讲的阶级立场或阶级观点规定了界限和条件。

革命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也要捍卫个人发展的条件。但这里所说的应当是今天还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捍卫真正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健全的前提。

因此，对于一个欧洲的激进分子来说，即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要他的思维是健全的，是遵循实证论的，并且是符合其文化的逻辑和价值的，那么因历史的喜庆日子而产生的“未来”计划的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就不算是什么大的危险。“未来”既不会给他带来富足，也不会给他个人自主权，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会立即抛弃这个未来，就像抛弃幻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立刻断定，虽然不尽完善但却实实在在的现在，要比虽然妙不可言但却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强得多。

但在俄国，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却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抗衡“左”的激进主义和在幻想世界中生活的愿望——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正如人们信以为真的那样，在那里，童话将变成现实。斯拉夫派认为是我们的民族之长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不幸。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和反实证精神，使我们倒了大霉。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和其他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在民众生活的土壤里扎根，他们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又无一技之长，因此从来就缺乏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的经济的素养。

当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性和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也是有用的。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类幻想家，恐怕也不会有十月革命。但是，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去完成革命奇迹的人，大多数对革命的建设目的和经济目的并无充分的认识，也缺乏进行建设性思维的素养。他们不习惯于考察他们所完成的改造活动的经济后果，他们也不能始终都顾及平民百姓所关心的是什么。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脱离劳动群众日常关心的事情的危险。早在1894年他就在其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强烈反对把社会理想神秘化。

然而，所有这些意在把理想和“狭隘的”、“琐碎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都没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扎下根来。社会民主党和民粹运动一样，也患有同样的病症：极端忽视民众的利益。甚至在1919年的饥荒年代，许多革命者更关心的是让大家同吃同劳动，不是关心人们赖以糊口的面包，不是关心有没有牛、羊、鸡。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许多人来说，最吸引人的是“形式”的美丽和新奇。只有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才能克服达到富足的任务和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之间的旧有的对立，而这种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则是我们所颂扬的“反资产阶级性”、“反小市民习气”和“反消费至上主义”。

我想，假如没有我们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对我们至今鄙夷不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的东西的藐视，斯大林也就不会使党相信推翻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相信可舍弃一切生活享受而空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

对恩格斯来说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东西（这里是指保障一个人的福利），对他的许多俄国后继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变成了可鄙的小市民习气。一个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在于，他不能在他身边的生活洪流中，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东西。

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市侩及其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怀有满腔的仇恨，而对我们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及其缓慢节奏和沉闷气氛，也愤愤不满。所以他很难将自己关于不同凡响的、独具一格的未来的理想，同某种积极的、可靠的和现实的东西挂起钩来。

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地下工作者更加感到，他和现实生活，和充满生活琐事、人的日常责任和忧虑的世界，无法协调一致。蹲过监狱、被流放过、在单身囚室里生活过的人们，已经很难重新接受有节奏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和规范。他们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深谙别人不可企及的生活奥秘。然而，一个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认为是规范和楷模的东西（例如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应如何生活的观点），实际上却是荒诞不经和有悖常理的。请想一想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革命信念”和他们关于弃绝私利的说教吧。“革命者是命中注定了的。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事情、感情和爱好……甚至没有名字。他的一切都服从统一的特殊利益、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他严于律己，也必须严以待人。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等一切缠绵的感情，在他身上都应受到革命事业共同的冷酷**所压抑……他在冷漠地和不倦地追求这一目的时，必须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将妨碍这一目的实现的所有人置于死地。”

俄语中的“мещанин”（“小市民”）或“обыватель”（“市侩”）一词，刚好体现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鄙视态度（请对比一下，在波兰语中，“обыватель”一词是公民的意思，即社会的基础；在德语中，市民也是公民的意思；而在我们这里，市侩和小市民则是阻碍生活进步和精神发展的人）。使我们今天感到苦恼的一切，其根源就在于藐视人的日常需要和关心的东西，藐视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

对未来加以神圣化，必然导致以怀疑态度对待现在和对待今天的人赖以生存的东西。早在19世纪，当巴格宁和特卡乔夫还在统治知识分子头脑的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如果不仇视日常生活，不仇视人的生活中的一切固定不变的和经常重复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我们在俄国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可找到表示仇恨稳定的和习惯的生活的誓言。说到这里，托洛茨基的思想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阅读他的著述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到上面已经引证过的他的自传的时候，人们会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在他的全部丰富多彩的和积极的革命活动中，令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这种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成果和经济成果，不如说是改变和捣毁现存事物的可能性本身，赋予革命以经常性和世界性的可能性本身，以及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本身。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就在于这种内在的信念，即业已形成的生活平衡，其本身就是一种恶，而不管人们对其感受如何以及它能给人们什么具体的东西，因此，除了经常不断地、不遗余力地破坏业已习惯的正常秩序之外，别无更崇高的任务。

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托洛茨基就曾痛斥过平衡，说它是人类生活最不体面的存在方式。他坚持说，社会应当“不断换毛”：“一个改造阶段紧接另一个改造阶段……经济、技术、知识、家庭、日常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这样才不致使社会达到平衡。”问题不仅仅限于根本改变贫困状况并变贫穷为富足，激发起他的革命**的主要东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物质的东西。例如，革命前丰裕富足的西伯利亚。假如能相信托洛茨基的回忆录，那么，正是“带着炸鸡、乳猪、一瓶瓶牛奶和一堆堆烤面包到车站去的魁伟的西伯利亚人”使他坚信，必须彻底砸碎旧世界，应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我们那些“爱国派”作家和托洛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消费主义”，对他们所谓的“恬淡的小市民幸福”，都怀有刻骨的仇恨。托洛茨基同样坚信，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是历史上的万恶之首，因此他更喜欢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食不果腹的穷工人的团结。他还认为，一旦人们不再挨饿，革命的道德即会消亡，因此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因饥饿而死，在道德方面要比千百万工人农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温饱生活高尚得多。

一些文学家试图让俄国人相信，他们是在30年前开始堕落的，那时由于赫鲁晓夫放纵农民，俄国人民已不再挨饿了，但同时也用五层的单元楼和小康生活等这样一些“粗俗的生存力量”，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不过，这些文学家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在重复谁的思想。

不久前，即在十九次党代会召开期间，我同两个来自卡卢加的大学生有过一次谈话。他们是来向我寻求帮助的。他们要找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帮助他们组织所谓恢复青年生产消费公社拥护者全苏会议。出于好奇，我开始询问在公社里他们如何生活和工作。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公社。

这两个年轻人向我解释道，在创建什么之前，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行动纲领。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制定出青年人生活和劳动自愿公社化的明确的、分阶段的纲领和与消费主义作斗争的纲领。

当时我完全搞错了。我和他们谈了自己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个人显然有权获得自己个人的幸福。我说，除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自己生活的权利外，还必须维护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获得我们通常称作公民个人幸福的权利。这两位年轻人没想到我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一书的作者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们那目光炯炯的蓝眼睛开始闪烁出刚毅冷峻的光芒和冷酷无情的神色。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告别时他们对我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同消费主义和市侩习气作斗争。”

不！救世说，将未来或某种伟大的思想神化，与其说是一种癖好或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对人和对自己的民族犯了滔天大罪。对生活中的陈规旧俗的仇视，也就是对生活的仇视，这是用任何崇高的意图都无法加以辩解的。因为没有所谓的陈规旧俗，即如果不每日每时都为用以糊口的面包、栖身之所和孩子的温饱操心，那也就没有生活了。

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所谓对小市民的仇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智慧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意志。当然，在个别的和具体的场合，这种仇恨能抵御“肮脏的环境”，以求洁身自好。但是，这种仇恨基本上是肯定了一种幻想，即可以建设一种没有陈规旧俗、没有这些无聊的琐事、没有讨厌的做人的责任的生活；可以不理会所谓的“粗俗的生存力量”而去干事情；可以一劳永逸地从生活中排除“物质利益”和自私自利之心。

顺便说说，我们的“左”派反对派就都是靠这种幻想过日子的。正像今天的某些作者批评经济改革用生活的稳定和富足引诱人走上邪路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小市民苟且偷安的表现”。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俄国整部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同专制制度所作的斗争和革命事业的英雄们所受的苦难，非但无助于克服老爷和贵族对日常琐事的鄙视态度，反而使这种缺乏现实感、缺乏与人类生存的具体内容的牢固联系的情况加剧了。

在抨击小市民习气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流毒及其消费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就间接地为我们不善于工作、不会做买卖、不会组织合理的日常生活以达到富足和幸福，作了辩解。同所谓资产阶级思维中的原始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正好帮助我们为我们传统上的不擅算计、分析和预见作了开脱。

经济改革的反对派最为操心的是什么？是如何使俄国人别学会算计，别吃饱，别富起来，别具有正常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不使俄国人变得像西方人那样（但愿反对派不会得逞）。他们深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贫困和在生产优质商品方面的无能，较之西方安逸的市民生活，具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而且他们还妄图证明，经受挨饿和长期的物质短缺的考验，较之经受经济核算、租赁、家庭承包、有趣的工作、妥善的经营和高工资的考验，对民族的精神健康具有较小的危险性。

而我们的许多美好的创举，恰恰就是在超革命意识借以将未来和现在分开的深渊里被葬送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是万恶之源。

当代研究俄国革命意识特点的哲学家Э.巴塔洛夫认为，这种自鸣得意的心理、对未来的空想、几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和获得了社会创造的无限自由的感觉、对自身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和谐所作的过高评价，都产生于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之中。

大概这种状况通常是真实的。不过，我国毕竟有许多革命者是例外。将未来神化，主张极端主义，曾经是我国革命的和信仰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

列宁曾经讽刺地说，在从理论上论证和实行“任何最伟大的世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惊人的“胆量”。

最后，在我看来，Ф.Б.沙里亚宾以一个旁观者从国外所作的观察，最为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革命意识的弱点。他写道：“我还不至于如此盲目和偏颇，以致看不到，布尔什维克运动最深刻的基础是力图在更公正（正像列宁和他的其他一些战友认为的那样）的基础上实际改造生活……不幸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按照理智的、符合人性的计划去设计一座普通的、给人住的大厦，而一定要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巴比伦塔！……他们不会满足于像一个人上班和下班回家那样用普普通通的、正常的步伐安详地走路，他们一定要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冲向未来……‘我们将摒弃旧世界’——于是今天就得一点不留地彻底铲除旧世界。主要的是，我们俄国的聪明人无所不晓，令人吃惊。他们知道如何将一个驼背的鞋匠变成贝尔维德尔宫的阿波罗；知道如何教会一只兔子划着火柴；知道这只兔子为了幸福需要什么……”

只是沙里亚宾不曾发现（奇怪的是，党的许多领袖也没有发现），列宁曾试图将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拉回到地面上来。列宁曾提醒人们注意性急的害处，他说，假如没有吃饱肚子的工人和农民，那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普遍平等的世界王国了。为了公正还必须提到，就连斯大林也曾一度支持布哈林，而后者曾试图证明，没有吃饱了的工人和吃饱了的农民，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是空想了。斯大林这个俄国几百年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的作者兼导演，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曾批评托洛茨基，说他割裂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的立场拿来和列宁关于‘好的收成是国家的救星’的说法对比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完全错误的。”

但使我们不幸的是，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始终没有下到这罪恶的地面上来。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强大的。托洛茨基最终还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无须任何收成，而只需要“能够成为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的东西”。他的思想十分牢固地扎根于我们的意识之中，以致不久前它们还在我们党的政论文中时常出现，政论号召同“某些妄图通过副业劳动以求个人致富的同志”作斗争。

总的来说，这种对未来顶礼膜拜的心理还是非常顽固的。

今天当我们在A.普列汉诺夫那里读到，我们不必追赶西方，学他们善于制造器具、研究社会舆论和指导生产，也不必担心“我们苏联的医院比西方医疗水平差”，苏联的计算机计算速度慢，苏联的农田产量低，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新奇的东西”。我们在这一大堆奇谈怪论中看到的是我们民族意识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过分的狂妄自大。不单要赶上其他民族，不单是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而且要为人之所不能为，为人之所不敢为。

这种意识很容易被人操纵。这种人被沽名钓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总想令世界大吃一惊，想教会人类怎样真正地生活，即按计划工作和生活；这种人从不怀疑自己，而是坚信“全世界都在撒谎，只有他们在讲真理”（果戈理语），他们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深渊。对这些人的确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对于欧洲的关于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说，没有比这更肥沃的扎根土壤了，因为我们正急切地想使世界震惊，想充当追求永远摆脱地狱之苦的其他民族的首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摧毁农民私有者、破坏土地上的传统家庭劳动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尝试，能比1918年夏秋之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赢得更多的支持的原因。大概，新经济政策及其喂饱了的城市、司空见惯的俄国市场繁荣及其有条不紊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安定，已经不能满足体味到历史节日的快感的人们那种虚荣心了。因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酷似旧东西的地方太多了，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

看来，获得土地的农民吃饱肚子并能安心劳动，并不能补偿国内战争的震**和极大的牺牲。至于平等带来的种种好处，人们对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就像他们习惯于没有可恶的沙皇一样。

推翻专制制度，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政治自由和政权，这的确是伟大的事业，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在向往另一次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业。

这是令人惊奇的。不仅是胜利者，就连移居国外的失败者，也在继续幻想“新奇的东西”。甚至那些好像为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性、灵活性和明智性感到高兴的新路标派分子，也号召搞些更重大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因此，为了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成就“伟大的事业”，他们坚决主张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和解。侨居国外的Ю.克留奇尼科夫写道：“若没有布尔什维克，那么革命不过是一场政变、暴乱、浩劫和无政府状态，不会导向未来，而是前途无望。”

从这位路标转换派分子的角度来看，革命后俄国人民实际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或者向未来突飞猛进，以证明自己伟大；或者承受可怕罪孽的恶果。

“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遭到今年这个灾年的无数牺牲之后不能以其代价换取伟大的、能抵偿一切的成果，那他们得受什么样的苦啊？以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承受自责和其他民族的责难的重负？他们是否能继续头脑清醒地生活，意识到自己不是酒鬼和狂人而是罪犯、恶棍和白痴？因为他们破坏了一切而又无以补偿，绝无补偿！”——1921年，克留奇尼科夫问道。他自己回答说：“不，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或者我们大家，所有的俄国人都成为罪人；或者我们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假如我们仅仅玷污和毒害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以使其故态复萌，或是只为得到一丁点儿新东西，那我们就是罪人。如果因我们的牺牲而使革命之神得胜，我们就是伟大的。”

可是，如果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个远离革命的人，有如此强烈的渴求奇迹和希望“闯进未来”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那些名副其实地为革命流过血，为能生活在独一无二的社会而流过血的人，想创造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的心情又当如何！试想，要用另一次跃进引诱这些人，打着使其永远不再有任何牺牲的旗号劝说他们作出新的牺牲，该是何等容易。

关于伟大事业的思想，使我们的民族意识如醉如痴，为此我们确实可以无所不为。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与其说是轻率地诉诸暴力的态度——这早晚是可以克服的，不如说是相信未来的牢固程度取决于破坏力的大小，否则光靠巨大的牺牲则成不了任何大事这样一种虚假的信念。有时人们甚至觉得，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贵的不是本身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而是需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东西。这个旧框框妨碍我们清醒地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慨叹：既然为集体化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怎么能说它不好呢？在对如何通向伟业之途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在俄国的职业革命家和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之间，同样很难找到本质的差别。

布哈林1918年在党的十二大上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牺牲千百万工人。”这时的布哈林要比A.勃洛克更加嗜血成性。1918年年初，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满腔热情讴歌革命引起的破坏、革命的气势和追求，并命令大家“把一切都变成新的”。他不同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中庸之道”，因为这有“更多旧东西”，这是“暴乱”、“造反”、“政变”，而不是“革命”。他写道：革命是“急风暴雨，大雪狂飙，它总能带来新的和出其不意的东西。革命不仅会愚弄人，它还会使好东西在其旋涡中遭到摧残，它还常使沉渣泛起，但这些只是革命的局部情况，这既不会改变这股洪流的大方向，也不会改变这股洪流发出的威严可怕震耳欲聋的轰鸣。不管怎么说，这永远是为伟大的事业发出的轰鸣。”